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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是人类历史上哲学的拓荒者、杰出的思想家。他的著作《道》和《德》,后人合称为《老子》或《道德经》,仅五千余字,其所阐述的思想,却如永不消逝的怪影,游荡在人间。虽有人试图疏远它,摆脱它,却总是无法离开它。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然而.老子主张“不自见”,不自我显扬,具有“光而 不耀”的“成功遂事不名有”的为人品性,往往是做成了事而不为世人所知,因此他的生平事迹为史所载者极少。以至产生了个历史大悬案: 老子的后半生到底去了哪里,做了些什么? '''一《老子》中的流露''' 老子思想体系的主旨是“尊道而贵德”。 “道”,首先是指客观的自然秩序(“恒道”);老子认定它是可以认知的,是可以说得出来的,称为“可道”;论说成理,则成道理,这道理已成为人的观念,是自然秩序的反映,却不是自然秩序本身,故称之为“非恒道”。所以“道是客观和主观的统一,是存在与意识的统一。“道”并非超物质与精神的,而是物质与精神的整合。其中既有物质性(“恒道”——自然秩序),又有精神性(“非恒道”—道 理)。它们是通过“可道”为媒介而整合的。 “德”是在识道的基础上,按道理行事,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尊道”与“贵德”总是联系着的,若尊道而不贵德,绝不是老子心目中的“道者”。这样强调“贵德”的思想家,竟然隐居避世,此说断然不可信。司马迁说老子是“隐君子”,说的是“光而不耀”之“隐”,并非避世隐居之“隐”。避世者,不以奉天下为己任,非君子也。 《老子》第13段①说:“贵为身于为天下,若可寄(立足于)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拓(开拓)天下。” 既然认定作为一个人,只有“为天下”才能在天下有立足之地(寄天下),又怎么可能避世隐居?既然认定只有投身于“为天下”的事业,才可开拓天下的新局面,他离周而去,自然是要去做他那开拓新天下的事业了。 老子分析他所处的周之天下时说:“其政阂阂,其民屯屯;其政察察,其邦夬夬。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方而不割,兼而不刺,直而不绁,光而不耀。”(第58段) 此可见老子认定:周王朝的贵族分封制(“其政阂阂”)必然造成诸侯争霸和民众的灾难,也必然引起民众的抗争(“其邦夬夬”),这是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实质的问题,在于本应是管理社会的行善之人,变成了造孽人间的贵族妖怪。而且人们的这种迷误,已有很长时间,到了非矫正不可的地 步,这就是老子几次提到的“正天下”。 从根本上矫正那被扭曲了的天下,就是分邦而不分封(“方而不割”);统一而不伤害百姓(“兼而不刺”);从上到下不搞层层束缚(“直而不绁”);作为社会管理者为公办事而不显扬(“光而不耀”),应该是“功遂身退”,“退其身而身先”。总之一句话,就是“以道立天下”。(第60段) 老子又看到:“吾言甚易知也,甚易行也;而人莫之能知也,而莫之能行也。”侯王贵族是不可能理解他的主张而实行的。“言有宗,事有君”,他只能把实现其主张的希望,寄托于百姓。他认定“道” 是“善人之宝”。但这些善人却又多是没有“道”的知识,还不识其宝,“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因此,他希望得道真人,要身穿平民的粗短衣(“被褐”), 怀抱“以道立天下”的大理想(“怀玉”),向老百姓广布道理。② 老子把向老百姓广泛地传播道理,看成是社会改革的必要准备。《老子》第59段说:“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是谓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邦。有邦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也。” 这就是说,管理人间事,祁求天保佑,不如不作此浪费。不作此浪费,实际上也是为“行以大道”作准备。预先准备,就是注重积德。注重积德便能攻无不克。攻无不克,则说明其无穷的力量。有此无穷力量,便可创造大道之邦。有了大道之邦作根基,就可作长远打算,逐步矫正天下了。这是具有根本性和深远性的道理。 在那天命禁锢着人们思想的年代,以道理破天命,从而鼓励人们尊道贵德,去实现大道制度,并首先建立大道制度的“邦之母”,作为“以道立天下”的 、 “深根固柢”的战略基地,这是老子“正天下”战略的第一步。 有了“邦之母”作战略基地,则可“长生久视”,进入第二个战略步骤:“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大(第35段),就是说:树立大道制的“邦之母”在人们心目中的伟大形象,往天下推广,则可使天下安乐、均平、大同。为什么?据老子说:“乐与饵,过客止。故道之出言也,曰:淡呵其无味也,视之不足见也,听之不足闻也,用之不可既(尽)也。”(第35段),总之,大道之邦必须给人们以实惠(“乐与饵”),大道制度才能为人们乐于接受和推行。只讲空话,老百姓是不会相信的。 由此可见,老子西行传道与孔子周游列国不一样。孔子是为说服诸侯“复礼”而周游;老子西行,是为传道,且要选择条件较好的地方,建立他那 “正天下”的“邦之母”。 所谓条件较好的地方,按老子的说法,是“其未兆也易谋,其脆也易判”(第64段)。周天子的这个不宵臣民,毫不含糊地宣告:“天下皆谓我大 大而不宵,夫唯不宵故能大,若宵久矣,其细也夫。”(第69段)继续做忠君宵臣,实在太渺小了,必须分化瓦解周之天下。“其脆也易判”,具体说,即较脆弱的邦社容易分化。 对此,《老子》在第67段作了详细的论述,此段译文如下: 削小其邦而减少其民。使其繁礼饰乐的工具没有用处。教民众重死而远徙,不再为贵族卖命而远离去。所有周朝的豪华车无人再去乘它,有铠甲兵器不能再显赫,使民众改变兵器捆而作他用;让民众吃得甘香,穿得美丽,住得安适,过得快乐。新旧之邦相邻可以比较,鸡鸣犬吠异象可以辨闻。教百姓与老贵族断绝关系—“老死不相往来”。③ 这一段,是把如何建立“正天下”的“邦之母”与如何对待老贵族,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来论述的。一方面,是教民众不再为贵族当兵卖命(“重死”)而是实行有计划的革命迁徙,从而削小贵族之邦,减少贵族之民。让贵族们自吃其力,再不能坐着豪华车显威、征战;另方面,将远徙之民组织起来,建立新的邦社,让民众甘食、美服、安居、乐俗。旧的贵族之邦与新的大道之邦可形成鲜明对比(“邻邦相望”),新的邦社鸡鸣喔喔报太平;旧的邦社狗吠昂昂无安宁(“鸡犬之声相闻”)。日日“相望”——互相比较,夜夜“相闻”——互相影响、贵族之旧邦自然会逐渐消亡,大道之新邦自然会逐渐发展。让天下人“以家观家,以邦观邦, 以天下观天下”,人们自然会选择大道之邦了。 柔之胜刚也,弱之胜强也,天下莫弗知也,而莫能行也。”这可能是在建立大道制度“邦之母”过程的困难中总结出来的。但老子不因此而泄气,故接着说:“受邦之询,是谓社稷之主;受邦之不详,是谓天下王。”(第80段)能得到邦人的信赖,便称得上社稷的主人;能克服邦社的凶难,便可使天下归往。 这不过是哲人的美好理想,是难以实现的。但上述种种流露,可说明老子和他的弟子们不仅有美好的理想,而且为之奋斗,否则是说不出这些与实践结合得如此密切的、有血有肉的话来的。 '''二、《庄子》中的描述''' 《庄子》几次提到老子建立大道之邦的事,其中较具休的是《庚桑楚》,描述了老子的弟子们通过传道、积德,准备建立“邦之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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