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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25日 (三) 08:21的版本

内参(學習筆記 24/3) 太和专报 太和智库 总第1321期 2020年3月22日

美精英学者探讨疫情可能对世界和美国的改变

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3月19日报道,美国34位人文社会学专家研究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正戏剧化地重构人类现实生活方式,改变人们与本国政府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会对社会、政治、卫生、经济、日常生活等诸多领域产生影响,永久性地改变世界。有关专家认为,未来几个月或几年中,一些变化可能让人感到陌生甚至不安,比如一些国家或将保持封闭状态。触摸他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禁忌、餐馆营业形式将会发生改变等;但危机也会带来机遇,比如更灵活地运用技术,降低社会极化(這可能是最值得留意,也是最有哲學意義的變化),重新认识户外活动及其他生活乐趣等。

有关专家的主要观点如下:

1.个体变得危险。美国乔治敦大学语言学教授坦嫩( Deborah Tannen)认为,疫情过后,人类的行为方式将会发生改变。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随意触摸东西、与他人长期共处一个封闭空间等行为可能有危险。这种意识对经历过疫情的人来说,可能永远不会完全消失。今后,人们在发生握手、触摸脸颊等行为后,可能增添马上洗手的新习惯。更进一步,有人陪伴的舒适感将变得低于独处的舒适感;人们以前怀疑一些事是否有必要在线完成,现在则质疑一些事是否有必要在现实中完成;无法轻松上网的人将在社会竞争中进一步处于不利地位。同时,在线交流的悖论会加剧,在线交流拉大了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但正因如此也变得更加安全,因此在线交流将会产生更多的联系。

2.美国新爱国主义。美国维拉诺瓦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施拉德( Mark Lawrence Schrad)表示,长期以来美国的爱国主义等同于军队,但在抗击疫情的战斗中,身处前线的不是军人,而是医生、护士、老师、公共事业服务人员、小企业主、雇员等。疫情结束后,人们将像对待军人一样向上述人员致敬,为医护人员树立雕像、提供各种优先便利等。美国人最终将重新定义爱国主义,其含义将是保障社区健康和生活方式,而不是炸毁别人的社区。美式爱国主义的非军事化,将是世界从这场疫情中获得的好处之一。(美國軍隊是摧毁、掠奪,而醫護是保衛,真能改變,是世界之大幸)

3.美国极化趋势减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科尔曼( Peter T. Coleman)认为,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可能使美国摆脱50年来不断加剧的政治和文化极化趋势,并促使美国改变现有格局,朝着更大程度的种族融合迈进。虽然这听起来很理想化,但有两个理由支持该观点:一是人们面对共同敌人时,会跨过分歧,团结起来。新冠病毒是人类面临的强大敌人,传染不分党派共同应对疫情可能为美国提供融合的动能。二是社会受到巨大冲击破坏后往往更易融合。在1816-1992年间发生的850场冲突中,有75%以上的冲突因巨大冲击后所出现的稳定状态而结束。考虑到美国社会的分化程度,现在应该是通过重大冲击改变社会的良好契机(機不可失,全世界智者都應該在不同層面、場合作出和應和配合,切不可反其道而行之)。

4.回归专业主义。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教授尼科尔斯( Tom Nichols)表示,近年来美国已变成一个没有专业精神的国家,这是由于在和平、富裕和技术发达的状态下,人们不必再考虑曾经非常关注的事。比如核战争、石油短缺、高失业率、利率飞涨等,恐怖主义也已成为一种名义上的威胁,人们甚至把真人秀明星选为总统。这是民粹主义对治理体系和专业主义的冲击,而这种冲击已经在大量政府日常工作中得到了体现。疫情危机可能通过两种方式改变这种状况。首先,从疫情到来前对专家的冷嘲热讽,再到现在听取医学专家的意见,人们开始重新相信专业知识的重要性。其次,疫情可能让美国人重新变得严肃,至少重拾“政府应由专业人士执掌”的观念。特朗普政府厩不能保证美国人的健康,也不能减缓经济崩溃。这足以让公众重拾旧观念,并且意识到政府应该能够提供重要的公共服务,而不仅仅是帮助人们宣泄情绪。

5.个人主义被弱化。美国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克林伯格( Eric Klinenberg)认为,这场疫情标志着人们与市场经济社会和超个人主义“浪漫关系”的终结,美国可能转向“专制主义”。试想特朗普可能借机宣布暂停11月的总统选举或是因疫情实施军事管制,这些事情并非完全不可能。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基于市场经济的社会模式已经失败。这是灾难性的,人们都奉行极致的利己主义,使危机变得更加危险。疫情结東后美国人或将调整政治方向,并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进行大量新的投资。人们将能够更好地理解,每个人的命运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比如,顾客能在餐馆吃到便宜的汉堡,是因为餐馆为降低成本拒绝给员工带薪病假,而他们带病工作又使顾客更容易被感染。如果政府不能保证数百万在经济严重衰退中失业的工人获得收入,美国经济及其所支撑的社会秩序将崩溃;如果政府不减少或取消学生债务,美国年轻人将无法提升自己使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降低。疫情将迫使美国人重新思考自己是谁,应该重视什么(這段說明了文明的價值。文明不能完全基於市場經濟,還有諸如對理想的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對繁𧗠和未來的承擔等许多其他因素。有必要從不同的角度完全開放地共同探討。)。

6.新形式的改革。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劳赫( Jonathan Rauch)认为,当初艾滋病疫情揭示了美国医疗保健系统中的致命缺陷,使人们意识到同性恋群体的权利,也意识到需要保护传统婚姻,并导致美国社会里程碑式的改革。同样,新冠肺炎疫情过后,美国人将回归社区并重新认识到相互依存的重要性。同时,美国人肯定会要求对卫生保健系统甚至政府进行重大改革。

7.在线エ具监管壁垒将减少。美国《理性》杂志( Reason)主编曼古-沃德( KatherineMangu-Ward)表示,疫情将消除此前许多对在线工具设置的人为障碍。强大的传统产业一度降低了人们对许多领域在线工具的使用率。如果不是因为这次危机,监管机构对远程医疗结算軟件网络会议通信软件等的限制还会很多,教师工会及政客也会抵制在线学习软件。疫情过后,上述領域将出现巨大变革和大量创新机会。此外一旦解决了远程办公的技术问题,很多企业将被迫允许员工在家办公而不是花很长通勤时间去办公室。

8.更健康的数字生活方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与技术社会学教授特克尔( Sherry Turkle)认为,疫情使人们思考能够用手中的工具创建什么样的网络社区。在疫情要求社会隔离时,发生了一件鼓舞人心的事,大提琴家马友友每天都会搞一个线上音乐会,演奏一首曲子,并将视频分享到网络上。与此前让人沉溺其中的虚拟游戏不同,现在电子屏幕正成为展示人类慷慨大度和同情心的媒介。人们在询问:“我能真正提供什么?其他人需要什么?”照此发展,电子设备将能更好地体现人本关怀,而这将是此次疫情最重要的一笔“遗产”。(能改變美國一貫的文化霸權嗎?)

9.远程医疗兴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伦理与健康政策系主任埃策基尔・艾曼纽( Ezekiel.. Emanuel)表示,疫情将改变医疗机构提供服务的传统模式,远程医疗即将兴起。多年来,远程医泞仅作为辅助手段存在,用于成本控制和提升便利。现在,传统护理环境受到疫情成胁,远程诊疗可能成为主流。这种转变还有利于在未来控制疫情的蔓廷。患者可以在家中进行视頻诊疗,从而避免使用公交系统,减少与其他病毒携带者的接触机会。

10.政府成为大型制药公司。美国罗斯福研究所副总裁斯特林( Steph Sterling)表示,此次疫情暴露岀美国在开发、研究和生产药品和疫苗上的问题,即现行市场体系昂贵且低效,私管制药公司在确保盈利之前,根本不会考虑为未来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需要去研发疫苗或制定对策而当需要疫苗和药物防止大规模疫情时为时晚。此外,原料药供应链脆弱,加上公众对药物专利滥用的愤怒,限制了新疗法的开发。这将促使美国两党达成新的共识,即公共部门必须对药品研发和生产负有更积极和直接的责任;政府将釆取更有效、更具弹性的市场激励措施,替代过去40年失败的做法,以满足国家的基本卫生需求。

11,国会虚拟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艺术与科学实践副教授扎克曼( Ethan Zuckerman)认为,疫情迫使许多实体杌构虚拟化,美国国会将极大地受益于这一变革。随着两名国会议员感染新冠病毒,在众议院开会已不是明智之举,这是国会议员永久返回其选区并开始虚拟立法的好时机。此举不仅在疫情防控上是必要的,而且还能让议员更接近其所代表的选民,更便于获取当地居民的观点和问题;虚拟国会将难以游说,游说者无休止地在华盛顿举行政党会、招待会的现象将不复存在;由于不在一处,党派对议员的控制也可能放松。从长远来看,虚拟化国会还可能有助于解决当代众议院存在的重大问题,即议员名额的重新分配与扩大。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众议院的规模就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这意味着,一名众议员所代表的选民达77万人,而不是建国时要求的3万人。如果国会确实能够使用21世纪的技术更好地完成工作,那么也许美国可以将议员比例恢复到华盛顿所规定的30000:1(如若逃離了游說及財團的控制,西方選舉制度又進了一步。或許從另一個途徑走向理想的目標,這個趨勢要認真研究,姑勿論美國可否做到,中囯有借鉴的地方嗎?香港呢?) 12,政府重拾声望。美国马里兰大学科利奇帕克分校政府和政治学副教授梅森( Lilliana Mason)认为,疫情出现后,里根时代所形成的政府负面形象将不再被广泛接受。这次疫情表明,运转良好的政府对于健康的社会至关重要。美国人再听到“我来自政府,为您提供帮助”这句话时,不会再觉得恐惧。实际上,这是大多数人现在迫切希望听到的。为政府工作而产生的爱国荣誉感将会重生。(無論說什麼,善治是政府存在的唯一合法依據,否則自信只是自欺而己)

13,恢复传统治理方式(中國幾千年專業治理的智慧可以借鑒,互相融合)。美国《纽约时报》前首席评论家角谷美智子( Michiko Kakutani)表示,此次疫情说明,特朗普一直攻击的政府体制和价值判断对民主运作和有效应对危机至关重要。人们会认识到,政府机构必须配备专家而不是政治效忠者;需要通过合理的政策流程以基础科学、历史、地缘政治等为基础做出决定而不是靠特朗普式的“另类事实”、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或胡言乱语、奇思妙想、幻觉及耍混蛋来决策。美国需要抛弃“美国优先”,重返多边外交,并认识到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传染病等全球性问题时,与盟国及对手共同合作的必要性。最重要的是,公众信任对于治理至关重要,而信任取决于说实话。正如历史学家巴里( John V.Bary)在《大流感》一书中所写,1918年大流感的主要教训是:当权者必须取得公众信任,做到这一点的方法是不扭曲任何事物,而是不为虚假的权威装腔作势,也不试图操纵任何人(這是底線了)。

14.大政府卷土重来。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学教授奥玛拉( Margaret O'mara)认为,与疫情的斗争使得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在民众中的曝光率大大超过以往,大政府在人们生活和健康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同时还可以看到,40年来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减少以及公共专业知识的流失带来了致命后果。美国政府日前迅速通过了庞大的经济救助计划,这不仅反映出美国需要大政府来摆脱这场危机,而且疫情过后,美国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明智的大政府。

15.期待新的“政治起义”。美国算法公司ORCAA”创始人、CEO奥尼尔( Cathy ONeil)表示,此次疫情带来的后果可能是一场新的“政治起义占领华尔街2.0”运动,这次起义的规模更大,参与者会更愤怒。(預備香港的動亂再起吧,因為深層矛盾一個都沒有解決)一旦突发卫生事件结束,人们将看到,富裕、有政商关系和资源丰富的社区将受到很好的照顾,而贫困和被污名化的社区将被彻底摧毁。此外,人们将质疑数万亿美元的救助资金和项目是否被公平分配。疫情可以让人们充分认识到长期被忽视的资源分配不平等问题。(萬川歸源,美國精英都認識到這是一切麻煩的最後根源。只不過他們不講,不追究,因為他們的制度不易解決這個問題。所以他們尋求一點一點地解決,積累量變,也許是對的。身處異境,也很難體會到別人的苦衷。如果爆發式的改變不可能,存量改革也好。關鍵是要有一個互相影響的量,如果另一體制也是貧富懸殊,互相拉扯,只能墮下深淵。真正有一個清明的社會主義社會,解決了這個社會癌症,才可以吸引另一個體制向好。各方有智慧之人聯合起來,世界明天才會更好。但願不是痴人說夢)大多数人的需求不仅长期得不到照管,而且还因政治需要而被驳回,这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16.产生更强大的美国国内产业链。美国罗斯福研究所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塔克(TodN.Tucker)认为,2018年,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全球范围的进口钢材征收关税,此举受到专家批评。当时特朗普发推文称:“如果没有钢铁,就没有国家!”但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对美国盟友额外加征关税是荒谬的,毕竟即使美国完全失去国内钢铁业,仍可以获得来自北美和欧洲盟国的补给。而本周美国开始考虑对边境实施实质性限制,包括关闭港口和限制出ロ。尽管没有迹象表明病毒本身是通过商业途径传播的但这场风暴所导致的严重经济衰退和不断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将限制美国进入正常的产业链。由于缺乏本土生产各种产品的能力,美国政府灵活应对威胁的能力被劇弱。未来几年,预计两党政客、学者和外交官会支持以下观点,即政府在建立国内产业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甚至能够抵抗国外的贸易冲击,这将是一次重大的重新定位。

17.美国不平等差距扩大。美国哈佛大学政府和社会学教授斯考切波( Theda Skocpol)表示在美国,关于不平等问题的讨论主题通常是,占人ロ比例1%的极富人群与占人ロ99%的其他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但疫情将进一步拉大最富有的20%的人和其余80%的人之间的差距。(疫情的兩面性)最近几十年,最富有的20%的美国人的收入增长高于其他人。他们通常受过高等教育,属于高薪专业人士或管理人员,夫妇共同居住,生活在可上网、可远程办公的房屋中,孩子有自己的卧室,不会对在家办公产生干扰。在这场疫情危机中,他们大多数人仍有稳定收入,可以依靠网络让必需品送到家中。而其余80%的人,面对疫情缺乏经济缓冲能力,许多人会因失业和家庭负担加重而苦苦挣扎。他们更有可能是单亲或单收入家庭,在家远程工作能力较弱,或是在服务部门工作面临与病毒接触的更大危险。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孩子无法在家接受教育,家庭可能也因位于偏远地区而没有高速互联网接入。

评析:

上述人文社会学者大多属于美国国内的自由派,其想法带有一定主观色彩。但即便如此这些美国精英知识分子洞若观火的分析,依然能够给予我们良多启示。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判断是,美国可能会在疫情过后起步构建起更加专业化的大政府治理模式。出于抗击疫情的需要,美国社会必须实现某种程度的集中。这在思想上要求个体对此前所奉行的传统个人主义观念进行相应调整,并更多地让渡个人权利;而在经济上,则要求那些控制着产业链和市场规则的商业资本,部分放弃此前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获取的既得利益。尽管这一过程中难免会有冲突,但在政治大框架保持稳定不变的前提下亦会有妥协。而作为权利让渡和利造牺牲的回报,民众和私人资本也将要求政府组建更加专业化的行政团队、形成更具领导力的决策层。

短期看,今年底的美国总统选举肯定会受到疫情及其所引发的观念变化的冲击和影响。如果选举投票时疫情还未结東,多数美国人可能更加倾向于确保现政府的稳定,以便更好地应对危机,甚至有可能会同意推迟投票。如果疫情在七、八月前结東,美国民众很可能以疫情应对为参照重新審视特朗普的执政能力和现有体制的问题,并在医疗、医保、教育、分配等方面提出需求或不满,而且大概率不会再支持特朗普连任。如果美国在选举投票前不久宣布疫情结束,而特朗普的表现又不是太糟糕,那么美国选民的态度将可能产生巨大的分岐。

长期看,如果美国真的朝着“专业化的大政府治理模式”的方向发展,那么它将成为一个更为可怕的对手。理想情况下,美国将重新出现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拥有一支更加庞大而专业的治理团队,对制造业产业链和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投入也将更大、更快,并会创造出更多以高技术创新为引领的商业机会。同时,这样的美国,也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更可靠的合作伙伴。它会试图改良全球化机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由一群保守、顽固、自大的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者带领自不量力地试图颜覆既有全球化格局。

对中国而言,短期内应密切观察美国疫情发展,并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当美国疫情严重但尚可控时,美国保守派一定会对中国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攻势,让中国成为疫情全球蔓延的“替罪羊”;另ー方面,如果美国疫情失控,那么反倒有可能为中美关系缓和提供新机遇。当下,中国切忌被自身疫情的和与美国暂时的被动所迷惑,甚至是自我膨胀。对于美国转移国内矛盾的言行要予以坚决斗争,同时在实际操作中留有一定余地,等待并敏锐捕捉能够促使双方关系缓和的时机。毕竟中美博弈态势转变的拐点远未到来,任何期待通过一场疫情便可改变中美关系格局和实力对比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且十分危险的虚妄之念。长期看,面对美国这样一个令人敬畏且强大的对手,中国必须抛掉所有的虚浮与幻想,凝神聚气,踏踏实实地充实自身实力。特别是在此次疫情过后,中国亟需进一步把准世界变化的趋势脉搏,对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方向作出客观而清醒的判断,并结合此次疫情应对中所暴露的问题,制定与实施符合自身国情和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政治、经济改革措施,以共识构建发展基础,以发展化解各类矛盾。

(無論如何,美國是一个令人敬畏且强大的对手,疫情之後,更加是。強手對奕,才可以推動地球前進。中國的智者實在不少,即使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的時代,他們都能保持清醒的頭腦,值得草民好好學習,并以微力踐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