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东北大鼠疫
自1910年10月始，肆虐东北半年之久的大鼠疫，死亡人数达6万之多。清政府直接、间接经济损失多达5万两白银。以此次防治鼠疫为契机，中国的近代防疫体制开始起步，以伍连德为首的中国医务工作者在防疫中的专业表现，让世界医学界为之惊叹。
一百年前中国东北爆发了20世纪以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鼠疫，其传播及影响的范围遍及我国东北三省、内蒙、山东、北京、河北、湖北等地，几乎横扫半个中国。
严重疫情
此次东北大鼠疫最早发生于1910年9月，而疫源地则在俄罗斯境内，传染源为皮毛珍贵的旱濑。因俄罗斯当时招募大批华工在西伯利亚境内捕猎旱濑，导致部分劳工感染鼠疫。出于对自身的保护，俄国把大量疑似染病的中国劳工驱逐回国。劳工们带着病毒，沿铁道一路向南,才使鼠疫由俄境向中国东北境内传播开来，以致席卷半个中国。
最早在东北发现鼠疫病例是从满洲里开始。1910年10月12日，边境市镇满洲里发现了第一个病例，病人不久前食用过猎捕的旱獭，随后便吐血而亡。鼠疫在满洲里出现后，惊恐不安的大批猎人、工人、农民四散奔逃，沿着交通要道向关内方向移动，恐慌也随之蔓延。10月27日哈尔滨出现疫情，10月31日蔓延至长春。1911年1月2日，沈阳发现了第一例死于鼠疫的患者。当时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近乎于零，哈尔滨这个边陲的新兴城市，甚至连一名华人西医都没有。尽管在大疫之初，官府也做了一些防疫工作，但设备落后、缺乏科学知识，使得这些努力在汹涌的疫情面前无异于杯水车薪。
时疫情沿铁路一路南下迅速传播，当时从农村到城市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一时间，人心畏惧，从关外到关内，甚至在上海都出现了社会恐慌。“荤毅风云接三辅，关塞萧条断行旅，居民避鼠如避兵，朝廷防疫如防虎。”这首当时流传甚广的民谣真实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当时火车上、客栈里、野外的小窝棚、闹市的商店、妓院，都成了鼠疫杆菌的传播地。从满洲里开始，由点成线，再由线成面，仅仅几天时间，就迅速蔓延到齐齐哈尔、长春、哈尔滨、吉林、沈阳各地，最后形成了以哈尔滨傅家甸子为中心的鼠疫大流行。满洲里一地，几天之中死亡300余人，赶造棺木不及，有的一个棺木中殓收三、四具尸体。
哈尔滨市疫情最烈时，连续数日，每天死亡二三百人，仅傅家甸一隅，一天之内就死亡200余人，尸体掩埋不及，有的就抛到江边。长春市发现鼠疫后，死者日有所闻。北门外商埠区聚集着从满洲里和哈尔滨辗转逃来的劳工不下3000人，百余家客栈伙房寄居的劳工当以万计，鼠疫传来之初，一天就死亡十数人。该次疫情爆发之时恰逢岁末，在关外的数万名劳工纷纷返乡，疫病也就沿着交通线随之扩散到关内，其中较严重的正是“闯关东”的劳工人数最多的山东、直隶两地。而天津疫情爆发则是由一名染疫商人由哈尔滨返津未及时隔离，而至大范围传染。正如当时东三省总督锡良形容的那样，疫情“如水泻地，似火燎原”。疫情的迅猛传播、人口的大量死亡，大有“如江河一泻千里，不可遏绝”之势。
面临着巨大的死亡压力和恐慌，人们纷纷力求自保，各种迷信活动盛行，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黄巾教，又名黄天道教，到处煽动愚民入教。入教者发给黄布一幅，缠在头上，声称人教既可避免瘟疫。民间还广泛流传《鼠瘟宝卷》之类的投机性的迷信宣传品。当时德国皇太子计划来中国访问，也因疫情严重而取消了行程。
有效防治
面对严重的疫情，1910年12月初，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收到了俄日两国的照会，俄国和日本以清政府无力控制疫情为名，要求独立主持北满防疫事宜，试图进一步控制中国东北。面对列强的逼迫和日益严重的疫情，施肇基决定邀请曾在剑桥大学留学的医学博士伍连德来主持东北防疫工作。伍连德临危受命，出任大清防疫总医官，赶赴哈尔滨全面主持东北三省的防疫工作。伍连德来到当时疫情最严重的傅家甸考察，为找出真正的死因，决定解剖尸体，这大概是东北乃至全中国境内第一次尸体解剖。经过化验，伍连德在死者的血样中发现了鼠疫杆菌，它可以通过飞沫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清政府还在全国征集医生和看护前往东北，要组织一批不怕死的“敢死队”，并明确规定，“凡以医往者，给装资300两，到差后月薪200两，6个月为期，事后照军功例褒奖”，如不幸染疫身亡，则按新定恤典给予抚恤。面对如此恶疾，各地抽调所能调动的陆军军医学堂、北洋医学堂和协和医学院的医护人员以及直隶、山东等地方的学生、医生共50余人先后奔赴疫区，由伍连德统一指挥。
时在伍连德率防治人员到达哈尔滨后，疫情最重的傅家甸被分为四个区，开始检查疫情，并设置隔离所。为了保证检疫严密，不遗漏患者，以巡警为主，会同医官、绅商，编成病者搜索队，分段逐街逐户进行清查。一经发现患者，立即送院，并将住地按规定封锁、消毒。对于客栈、戏院、妓院等人员密集之处检查尤为严格。同时，伍连德全权接手了哈尔滨防疫局。防疫局下设检疫所、隔离所、诊病院、庇寒所、防疫执行处、消毒所等部门。按照收治病人的病情，诊病院分为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几种。搜寻患者，封锁疫区，需要大量军警。哈尔滨当地军警人力不足，又火速从长春调来兵勇1000名，集中用于围守傅家甸疫情最盛地区，取得了明显效果。傅家甸的防疫措施为整个东北做了一个表率，后哈尔滨俄人居住区、奉天、长春、黑龙江全省纷纷仿照傅家甸的模式建立起防疫体系。
与此同时，清政府于1911年初下令在山海关一带设卡严防，完全断绝至关内外的铁路交通。清政府还在山海关设立检验所，将陆路南下的旅客留住5日，以防鼠疫蔓延。在实行隔离的同时，许多地方开展了奖励捕鼠的活动。在北京、天津、汉口等疫情波及城市，捕鼠活动也如火如荼的展开。东北三省更是把奖金提高至活鼠毙鼠每个铜币七枚。据统计，仅奉天省处置的老鼠就有80972只之多。而公共卫生也第一次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重视。吉林各关检疫分所于城瓮内设机器药水，见人消毒。在奉天铁岭，政府向当地民众发送10000多只呼吸囊，勒令人民尽带呼吸囊；屠宰行业每日必须消毒一次，内脏必须当场清洗干净，装在专用的板箱内，不准暴露。
鼠疫斗士
东北进入隆冬之后地面冰冻，掘地困难，导致尸横遍地。伍连德意识到这些尸体如果得不到彻底处理，一旦天暖雪化，将会造成来年春天鼠疫更大规模的流行。1911年1月30日，伍连德在征得清政府的同意后，雇用200多名夫役,将哈尔滨的二千余具尸体浇上煤油实行火化，再将骨灰埋入土坑中。长春市也在此后不久，火化了4600余具鼠疫患者的尸体。此时中国政府允准的首次集团火葬，对于控制东北的疫情意义重大，但在守旧的普通百姓心目中不免投下阴影。为了冲淡人群中的恐慌与悲观情绪，伍连德要求百姓在元旦时于屋内燃放爆竹以庆新年。这一做法意在使鞭炮爆炸后散发的琉磺气味对屋舍消毒杀菌。由此开始，哈尔滨的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从1月底起，傅家甸疫势日渐低减，死亡率亦日趋下落，到3月初竟完全停止。其他地区随着进入春季气候转暖，疾病传染力下降，哈尔滨、长春、沈阳连续多天没有鼠疫死亡者。3月22日，伍连德偕夫人及其他鼠疫防治人员数人由哈尔滨回到北京，施肇基到前门火车站迎接，东北防疫工作基本告一段落。同年4月底，鼠疫亦告肃清。
肆虐东北半年之久的大鼠疫，对当时东北社会带来了深远影响。根据《一九一一年四月奉天万国防疫会议报告》和伍连德编写、国联出版的《肺炎疫论》的统计，此次瘟疫死亡人数计为52426人，其中黑龙江省15295人，吉林省包括哈尔滨27476人，奉天省5259人，京奉铁路沿线1693人，京汉铁路沿线173人，津浦铁路沿线928人，山东省1526人，如果加上其他未及统计的人数可能达到6万之多。除了6万多人死亡外，清政府直接、间接经济损失也多达5万两白银。
更为重要的是，以此次防治鼠疫为契机，中国的近代防疫体制开始起步。东北鼠疫完全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被成功遏制，特别是伍连德为首的中国医务工作者在防疫中采取的措施之科学，又让世界医学界惊叹。
为总结鼠疫防治经验，清政府于1911年4月3日在奉天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来自英、美、日、德、俄等12个国家的专家参加了会议。作为消灭东北大鼠疫的第一功臣，伍连德被委任为会议主席。万国鼠疫研究会是在中国举行的第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专家们不但对东北鼠疫的成因、发展和防治方法做了研讨；而且还肯定了伍连德“肺鼠疫”的理论。伍连德也因在东北大鼠疫防治中的杰出贡献，被授予“鼠疫斗士”的称号。一场数百年不遇的大瘟疫，被一支小小的防疫队在4个月之内扑灭了，在当时的医疗环境条件下，的确为一个奇迹。
（来源：团结报2013年2月21日文史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