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香平: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学习活动及其经验启示
作者：王香平
2014年05月04日15:02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国共产党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就必须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努力成为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这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对全体党员提出的时代要求。重视学习，勤于学习，善于学习，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一部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也可以说是在不断学习中与时俱进、开拓前行的历史。回顾和总结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不同历史时期推动开展的三次大规模学习活动及其成功经验，有助于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对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建设工作，也有重要启示。
一、延安时期：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领导开展的学习运动，是从毛泽东1938年10月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开始的。这是一场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全党第一次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并成功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运动。
（一）延安时期为什么要开展学习运动
延安时期开展学习运动，主要有两个出发点。
一是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以总结历史经验的需要。我们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但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党在早期并没有解决好，从而在土地革命时期出现了大的挫折。从指导思想上讲，主要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即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左”倾错误思想。鉴此，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旗帜鲜明地提出：“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同时强调：“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此成为延安学习运动的主要出发点。
二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适应抗战形势的现实需要。抗战爆发后，党员队伍迅速发展，到1938年底全国党员从4万多发展到50余万。大批新党员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基本认识，对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和大是大非问题缺乏了解。同时，全民族抗战的新形势、新任务，对党的建设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建设一个能够领导全民族战争的政党，成为一个鲜明的时代课题摆在了全党面前。正是基于增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确保党能够在全民族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这样的战略考虑，党中央在抗战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在延安领导开展了学习运动。
（二）学习运动的主要内容及其基本特点
从1938年到1945年，延安学习运动历经近7年时间，基本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学习运动兴起阶段（1938年10月—1940年6月），学习运动深入开展阶段（1940年6月—1941年5月），学习运动改革完善和学习与整风相结合的阶段（1941年5月—1945年4月）。整风运动使全党的学习运动走向深入并达到高潮。
关于学习内容，毛泽东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研究理论、历史和国情是延安学习运动的主要内容。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全党学习的重点，主要包括马列原著、党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以及包括22个文件的《整风文献》》等。
延安学习运动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把在职干部教育放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的首位。1942年2月党中央在《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版，第347页。]毛泽东高度肯定在职干部教育制度，认为这是“无期大学”，“天下第一”，“延安独创”，全党同志“都要进这个无期大学”。[《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3、185页。]二是领导干部在学习运动中发挥表率作用。毛泽东在学习运动伊始曾提出，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学习，“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高级干部率先垂范学理论、读历史、作报告、搞调研，全党由此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三是建立健全科学的学习机制和组织领导机制。为加强对学习运动的指导、规范、监督和检查等，党中央先后出台了30多个重要文件。从组织领导看，专门成立了干部教育部、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等；从运行机制看，坚持每天2小时学习制度，建立学习小组制等。这一套机制和方法，为保障学习活动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学习运动取得了四方面主要成效。
一是政治上，澄清是非，统一思想和认识，加强了党的团结。通过学习，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认识，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尤其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成与通过，标志着全党在政治上的成熟。二是学风上，提高了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陆定一1957年在纪念延安整风学习运动15周年的讲话中说，延安学习运动使“许多干部进一步地掌握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这一个思想方法上的收获给后来的革命运动带来了说不尽的好处”[《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39—540页。]。曾参加延安中央学习组学习讨论的薄一波说：“学习体会最深的，还是毛主席关于实事求是的论述。……几十年来它一直成为指导我们工作的极其重要的原则。”[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79页。]三是组织上，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延安时期，党中央不仅大力创办了30多所专门干部学校，同时深入开展在职干部教育学习，形成了干部学校教育和在职教育相结合的大规模干部学习格局。党员干部不仅学到了理论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确立了重视学习的理念，养成了善于学习的习惯，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储备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人才队伍。四是理论上，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通过深入学习，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深切认识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理论和实践才是体现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标志着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正面临着建设新中国的复杂任务”，全党必须“有系统地学习”
1949年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推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我们党所处的地位和面临的形势任务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是从局部执政转变为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执政；二是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三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如何适应新的形势要求并切实承担起建设新中国的战略任务，党中央领导广大干部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学习活动。
（一）干部学习是新中国成立后党治国理政的一项基本方针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号召要为建设新中国而学习，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为提高党的理论水平，会议指定了12本干部必读书。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强调：“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1481页。]具有新中国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加强干部学习的指示、决定、通知和规定等。1951年中央发布的《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指出：“党正面临着建设新中国的复杂任务，全党有系统地学习理论，比较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更好的条件，也更加迫切需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页。]1953年中央发布的《关于加强干部文化教育工作的指示》开宗明义提出：“大量培养与提拔工农干部，和有计划地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业务水平，使他们成为各项建设事业中的骨干，乃是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84页。]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把干部学习作为治国理政的一项基本方针和施政纲领摆在了重要位置。
（二）为适应大规模建设需要，干部学习从多层面、多渠道展开
一是加强理论学习。中央在《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中明确指出：加强理论教育是提高干部、改进工作的根本方法。《草案》把理论学习分为三级：第一级，学习政治常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常识）；第二级，学习理论常识（社会发展史、中共党史、马、恩、列、斯、毛的生平常识）；第三级，学习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为适应全党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的需要，1953年中央专门发出《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要求“全党主要干部都能有系统地了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以便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正确地利用苏联的经验”[《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141页。]。
二是补习文化知识。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一半以上干部没有达到初中文化程度，一些工农出身的老干部在工作中遇到了极大困难，不少干部“不怕枪，不怕炮，就怕写报告”。1950年12月政务院发出《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到1955年底，全国共有业余文化学校3546所，在校人数131万，干部文化学校265所，在校人数8.4万余人。
三是掌握专业技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强调，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教授、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理论家队伍。1953年，中央在《关于统一调配干部，团结、改造原有技术人员及大量培养、训练干部的决定》中指出：“如果我们不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来训练大量的工业建设干部，不积极从工人队伍和革命青年知识分子中培养大批新的技术人员和专家，我们就将不能前进。”[《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571页。]干部学习专业知识主要有两种渠道：一是由中央各部委、地方专业部门按专业系统建立专业干部学校和举办专业短训班，如中央政法委建立了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等；二是借助普通高校进行干部专业知识教育。据统计，1951—1954年，全国各高等院校共培养专业干部2.2万人，几年内全国共有120多万干部接受了种类不同的专业知识教育。
（三）初步建立和形成干部学习常规化的体制机制
一是为促进干部学习规范化，党中央发布一系列指示、决定、通知、规定等，且分门别类，各成系统。中央不仅要求全国各地各级干部都要抓紧学习，还对不同系统干部学习发出专文专件。如1950年8月，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以文化学习为中心的学习活动迅速在全军展开。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1950年政务院颁布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这些文件对干部学习的目标、内容、方法和考核等都作了详细规定，为干部学习的顺利开展和正规化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是建立并形成了包括专门干部学校、普通高等学校、军事院校、少数民族干部院校以及各级党校在内的干部学习机构网。如，党校方面，到1955年全国已初步形成由高级党校、中级党校、初级党校、城市夜党校和新党员训练班构成的党校教育梯级网。民族学校方面，1951—1952年先后成立了中央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学院等7个少数民族干部院校。逐步完备并趋专业化、系统化的干部教育体制机制基本上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学习“无确定进度、无程度差别、无固定教员的混乱状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文献选编》第9卷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
新中国成立初期将干部学习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来抓，迅速改变了党的干部队伍的文化结构，提高了干部队伍的文化素质和领导水平，使党的领导干部基本实现了从熟习革命和战争到懂得执政和建设的转变。邓小平说：“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重新学习。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
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读书学习
1956年八大的圆满召开，标志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始，也意味着党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开始。由于形势发展太快，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基本问题并没有深入研讨，加上急于求成的主观驱动，在大规模经济建设伊始就遭遇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严重失误。为了使领导干部真正懂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些规律，毛泽东反复提出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认真阅读政治经济学著作，由此在全党掀起了一场理论学习活动。
（一）毛泽东六次倡导领导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
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61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先后六次建议和倡导领导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致信中央、省、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建议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强调“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2页。]。随后，在12月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重申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必要性：为了我们自己的事业、当前的工作，来研究这个经济理论问题，比较平素我们离开实际专门看书要好得多，容易看懂。在目前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1959年6月拟定庐山会议需要讨论的问题时，列在第一位的是干部读书，“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8月15日庐山会议结束前夕，毛泽东又建议大家读苏联出版的《哲学小辞典》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目的是“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46页。]。1960年1月上海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毛泽东号召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都要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读书小组。1961年五六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为了促使条例的贯彻执行，毛泽东在会议行将结束时再次建议大家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二）领导干部组织读书小组深入研讨，从理论上对经济建设的失误进行反思和总结
为响应毛泽东关于读书的号召，中央各部委党组、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挂帅，纷纷组织读书小组，研读政治经济学。1959年11月，刘少奇在海南率先组织了读书小组，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薛暮桥等参加。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组织读书小组，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参加。1960年2月，周恩来到广东从化组织读书小组，李富春、陶铸、宋任穷等参加。通过集中研讨，在对“左”的错误进行反思的同时，中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如，社会主义不是短期内就能建成的，社会主义还要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不能废除商品交换，应该重视价值规律等。至今保存下来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就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艰苦探索的理论思考。这些理论思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触摸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本质问题，关键在于对全党纠正当时“左”的错误发挥了理论说服、教育和引导的积极作用。
（三）全党分期分批学习，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
面对国民经济出现的严重困难，1960年底至1961年初，毛泽东先后三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央主要领导广泛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中国的建设实际，对党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毛泽东在1961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全党开展一次新的学习运动，重新教育干部。为此，1961年9月中央作出《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决定对全党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地进行一次轮训”，“帮助干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08页。]。学习内容主要包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关于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两个文件和两个摘编材料《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和《关于党的生活的几个问题》，前者主要包括三个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几个问题和加强学习，克服主观主义；后者主要包括巩固执政党地位、遵守民主集中制、密切党群关系等。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两个材料，亲自审阅、批改，使其具有更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
1962年12月30日，中宣部、中组部在总结一年来干部学习情况的报告中说，至1962年10月，参加学习的党员干部达11万余人，其中县以上干部9.7万人，地、县委第一书记30%左右参加过学习，中央国家机关正、副部长级干部60%以上参加过学习。干部学习成效显著：第一，对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起了重要作用；第二，对于帮助干部正确认识几年来工作中发生错误的性质和原因起了显著作用；第三，对于帮助干部克服主观主义、分散主义，改进工作作风起了很大作用。[ 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125页。]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对纠正“左”的错误并促使国民经济走上相对健康发展的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三次学习活动的经验启示
（一）越是在党的事业发展的重大历史关头，越要重视和抓紧学习。党领导的三次大规模学习活动，分别是全民族抗战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遇挫折时期，一个是艰苦的战争年代，一个是全新的执政考验，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艰辛探索，这些都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转折关头。在这种历史的紧要处和关节点上，党中央号召全党开展学习，或者是澄清是非、统一思想，或者是蓄势待发、整装前进，或者是寻找思路、解决问题。实践证明，通过扎扎实实的学习活动，往往能够推动党的事业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共领导人深刻地懂得，“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毛泽东语）,“学习是前进的基础”[《老一辈革命家手迹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1页。]（邓小平语）。越是在党的事业发展的重大历史关头，越要高度重视学习、抓紧学习，通过学习克服困难、开拓前进。诚如江泽民所总结的：“在每一个重大转折的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中央都要号召全党同志加强学习。而每次这样的学习热潮，都会推动我们的事业出现大变化、大发展。这是我们党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282页。]
（二）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和领导水平，是历次学习活动的出发点。坚持读书学习，对一个肩负重大历史使命的政党来说，首要目的是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毛泽东曾说：“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1页。]邓小平强调：“在不断出现的新问题面前，我们党总是要学，我们共产党人总是要学。”[《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0页。]三次学习活动，对保证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真正发挥中流砥柱的战略作用，对党领导新中国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并顺利实现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对领导干部提高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都发挥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基于此，胡锦涛在2002年12月26日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中央要求领导干部加强学习，根本目的是要提高我们党执政兴国的本领，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提高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本领。”[ 2002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
（三）学习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历次学习活动的重点。我们党历来重视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武装全党并指导革命和建设。为了普遍深入地进行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延安学习运动中不仅学习马列原著，党的各种文献以及领导人讲话、报告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成为必读书。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指定了12本干部必读的马列著作，而且为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习，1951—1953年又先后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1—3卷）。全党掀起学习“毛选”的热潮，对确立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贯的内在要求，自然也是每次学习活动中摆在首位的重点内容，因为“无论对党还是对党的干部来说，理论上成熟都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页。]。
（四）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学习，成为历次学习活动的主导。“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学习，是促成党内良好学风形成的重要基础，也是党的战斗力、凝聚力提升的根本保证。纵观三次学习活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读书、学习、讲演、调研、著述，他们不仅是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表率，也构成了学习活动的主导和中坚。领导干部的学风影响着全党的学风，全党的学风又影响着全社会的学风，“全社会的学习风气大大加强了，中华民族就大有希望”[《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309页。]。因此，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江泽民提出：“全党同志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必须以对党、对人民、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加强学习。”[《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284页。]胡锦涛进一步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努力在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中走在前列”[《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73页。 ]。
（五）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着力点，是历次学习活动的基本要求。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学风最显著的标志。毛泽东曾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页。]延安学习运动中，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革命和党的历史与现状，才澄清是非，统一思想和认识，并形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新中国成立初期，要求广大干部学理论、学文化、学技术，为了开展国家建设而学习，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纠“左”时期学习，首先是为解决经济建设中遇到的问题，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一个典型例子。毛泽东并没有全盘肯定斯大林这本书，然而他抓住其中科学的、对我国有用的理论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出现的一些混乱认识问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才能学得生动、学得深入、学得有效。
（六）在学习中总结经验、解放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创新，是历次学习活动的理论追求。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就在于它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延安学习运动中，中央在1941年发出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学习研究马列主义就是要达到“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延安时期，中共领导人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产生了《矛盾论》、《实践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正是这些中国化的理论创造最终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展开了初步探索，《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即是这一时期探索的理论结晶。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9页。]学习马克思主义，关键在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创新，否则，就不能解决前进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使命与历史责任，1978年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逐步创立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非学无以立党兴党，非学无以治国安邦。每一个重要历史关头，加强学习都是我们党应对挑战、夺取胜利的法宝；每一次学习活动，又都推动着我们的事业取得进步和发展。90载春华秋实，中国站在了一个新的国际舞台，中国共产党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如何继续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好地完成执政兴国的历史使命，是我们党面临的时代课题。实践证明，只有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历史主动精神，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才能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确保我们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