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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汝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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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柏林是笔者不同级的中学同学。文革前一年，他随家北迁，转学到了北京清华附中。柏林有此大伙儿都极艳羡的“幸运”，多年后我们才得知，却是有赖于当时军内一次不大不小的人事地震。
而日记，只要是未经任何事后删改“润色”的原始文本，那么，它以自身固有的不可置疑的真实性优势，在还原历史真相的功能方面，在证实历史事件的可靠度方面，都是回忆录所望尘莫及的。笔者近年专注于文革史原貌的恢复工作，得知宋柏林竟然保存有这么一批自１９６３年以后四十多年间从未中断过的日记，大喜过望，征得其同意，将认为最有价值的涉及红卫兵前期史的一段加以适当注释，公开出版，以飨读者。
众所周知，“红卫兵”这一文化大革命的标志性符号，诞生自清华附中。故而，无论从狭义的抑或广义的概念上说，清华附中红卫兵这一群体都可以毫无疑问地称之为“红卫兵”及“红卫兵运动”的始创者。文革中“造反有理”的口号，首先由清华附中红卫兵呼喊出来，得到毛泽东首肯，迅速风靡全国。而文革中毛泽东唯一一封直接致红卫兵的支持信，也是写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的。
再例如，据１９６６年８月２日日记，宋这一天“跑了矿院、石油、人大等附中”，“从矿院附中得到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８月２日，不过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后的第二天，作为会议文件之二印发的毛的信已流传出来，这比一般所说的８月３日王任重将毛的信交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流行说法再提前了一天。日记证实了流传出来的管道不止一个，既有官方的（主管北京中学运动的王任重），也有非官方的（如宋柏林所得到的）。
（三）
清华附中红卫兵，是北京中学“老红卫兵”（“老兵”）的一分子。所谓“老红卫兵”，以笔者之见，即为１９６６年６月反校领导阶段已纷纷成立的，以革干子弟为骨干，“红五类”为主体的中学红卫兵。“老兵”此一群体，极有别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反“资反线”后才冲杀出来的“造反派红卫兵”。
回忆文字可以回避，日记却不能回避，除非你对其进行了事后的加工剪裁。本书将这一时期的日记原文照登，应能帮助日后的研究者以全方位的角度审视老红卫兵群体的全部所作所为。
１９６６年９月，宋柏林开始了他的第一次串联。“十一”期间，他继“八一八”之后又一次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惟与“八一八”相比，他的革命狂热已大部冷却，冷却速度之快，令人惊讶！有了第一次串联所见所闻的冲击，１０月中旬，他对学校的运动已很不感冒。日记忠实纪录了他的急速转变：“形势变化真快，思想变化更快。上午与刘泽鹏交谈了许久，已决意出走，去游尽祖国名山圣水，去大开眼界，看看中国到底有多大，有多美，什么叫生活，什么叫战斗”（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４日）。
上述书籍，相当一部分为人类精神文明的精华，文革中却大部列入“封资修”一类。在阅读这些书籍的过程中，宋柏林几乎每本都写下了详略不一的读书心得，部分读书心得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还颇有见地。宋柏林还写下了不少读书摘要，为保持日记的完整性，本书亦加以保留，从中亦可窥见他当年的关注所在。
日记此种文本在作为史料使用时，最主要的缺陷，恐怕就是记录者所处的位置及视野带来的局限性。如宋柏林，他在文革前期更多关注的，是自己内心世界的净化和修养，对身边以外、学校以外的宏大事件，反应和观察都是比较迟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