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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也有一定的认识，强调无著、破执，说是要"言以不住为端，心以无得为主"，破人我执、法执的结果是一切皆空，否认所有客观实在的事物。又如分析是认识事物的必要方法，佛教却利用分析法作为否认物质存在的手段。它用极其烦琐细碎的分类法，将所谓我与宇宙，如剥蕉叶，一一剥落，妄图说明实物只是色、受、想、行、识五蕴暂时的偶然的积聚而已，并无实我，亦无实宇宙。又如世界上任何一个现象，都不是彼此隔离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佛教对这些规律也有一定认识，却说成缘起（亦曰缘生），以为一切事物都由无明（愚、痴、惑）而生，《缘起圣道经》有这样一段怪论，说："无明灭故，行即随灭；由行灭故，识亦随灭；由识灭故，名色随灭；……由有灭故，生亦随灭；由生灭故，老死愁叹忧苦扰恼皆亦随灭，如是永灭纯大苦聚"。龙树《中论》说偈云"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佛教以寂灭为终极目的，即使偶有所见，结论都引到谬误上去。
佛是一种宗教，既是宗教就永远与真理背道而驰，只能做蠢国殃民的事，这里摘引晚唐文士杜牧所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记》，借以说明佛教罪恶的一斑。杜牧说："佛经说人死后，阴府就收死人的灵魂，考校他一生的行为加以罪福。受罪的刑狱皆极怪险，非人世所有。凡是生平曾经发生过的一些错误，都将入狱受罪。尤其惺险的是狱广大有千百万亿里，遍地大火焚烧，狱中人一日间凡千万次死去活来，接连亿万世无有间断，名为无间地狱或阿鼻地狱。"地狱刑罚的无比残虐，正反映佛教思想的极端恶毒和天竺社会阶级压迫制度的极端野蛮。统治阶级稍微采用一点阴问刑法，就成极大的暴君民贼，被统治阶级就无法活下去。杜牧又说：地狱刑罚的无比残虐，正反映佛教思想的极端恶毒和天竺社会阶级压迫制度的极端野蛮。统治阶级稍微采用一点阴问刑法，就成极大的暴君民贼，被统治阶级就无法活下去。 杜牧又说："佛寺夹殿上和走廊上，都画地狱情状，人初次看到，无不毛骨悚然，心神骇惧。佛经又说，我国（天竺）有阿阇世王，杀父篡位，依法当入无间狱，但阿阇世能求事佛，后生为天人，况其他罪！只要能事佛，就可免罪得福。世人误信谬说，做尽坏事以后，自知有罪，就捐出一些财物，奉佛以求救。过了若干时日，说，我罪不小，富贵如所求，足见佛能灭吾罪又能赐我福。有罪罪灭，无福福生，人之常情无非是避祸求福，现在权归于佛，买福卖罪，似乎拿着文契，当面交易。有些穷人穷到幼子啼号，不能给一饼，偶有百钱，却必召一僧吃斋，希望得佛助，有一无获福。这样下去，全国到处是寺是僧，不足为怪了。造寺惟恐不大不壮不高不多不珍奇瑰怪，无有人力可及而不为者。" 唐文宗曾对宰相说，古时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中吾民尤困于佛。文宗本想废佛，因佛教势力强大（僧徒与宦官勾结），不能发动。唐武宗继位，发怒说，使我民穷困的是佛。下诏废佛，光拆去山野招提和兰若（私立的僧居）四万所（李德裕《贺废毁诸寺德音表》作四万六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几达十万人。会昌五年（八四五年），规定西京留四寺，留僧十人（当是每一寺留十人），东京留二寺，天下所有节度观察所治州三十四处得留一寺，留僧照西京例。其他刺史所在州不得有寺。派遣御史四人巡行天下，督促实行。御史乘驿马还没有出关，天下寺连屋基都已经挖掉，足证佛寺恶贯满盈，民众对佛寺憎恶已极。凡废寺（朝廷赐名号的僧居）四千六百余所，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五百人（李《表》作还俗僧尼并奴婢共约四十一万余人），释放奴婢十五万人，良人被奴役的比僧尼加倍，约五十余万人（例如禅宗南宗始祖慧能投寺出家，被派为舂米行者）。没收良田数千万顷（杜牧及《会昌拆寺制》均作数千万顷，孪《表》作数千顷，疑是数十万顷）。奴婢每人给田百亩，编入农籍，其余被霸占的民财，一概没收充公。一个寺里管事僧（统治僧）不过数人。以不空遗嘱为例，有资格在遗嘱上署名的只有宜岁、典座、都维那、寺主、上座连不空本人共六名，假如一寺统治者六人，四千六百寺共二万七千六百人，这部分人占有奴婢十五万人，一个统治僧平均有奴婢五六人，再加被奴役的良人（农奴）五十余万人，一个统治僧占有奴婢和农奴在二十人以上。
显然，佛寺是行施大骗局的机关，所有奴婢。（例如梁武帝投佛寺为奴，算是功德）、行者（农叹）财产都是骗来或霸占来的。
这是多么卑劣的思想，僧徒都无耻地自以为是释迦贵种，不能屈居道后，誓死要力争首位，这是甘心做天竺僧奴仆的心理，给奴仆吃一顿棒是应该的。
唐高祖时，太史令傅奕上书主张减少寺塔，废僧尼，指出佛教流弊十一条。佛徒法琳作《破邪论》《辩正论》，狂骂傅奕，为佛教辩护，呶呶不休。表现的态度，不是一般的奴仆而是盛气凌人的豪奴恶仆，以法琳为代表的僧徒，中国人的气味已经消失得不留丝毫了。
唐太宗对待这个豪奴恶仆很合理，敕法琳说，“你著的《辩正论.信毁交报篇》里说，有念观音者，刀不能伤，现在给你七天去念观音，到期试刀，看是否不伤。”法琳的两论都是用大量谣言谎话构成的虚头把戏，最怕的是试验，这一下真难倒了法琳，他在狱中迫切哀求佛菩萨显灵保祐，当然哀求不出什么来。七日期满，法琳苦思救命之计，忽然想得一计，当敕使来问，“刑期已到，你念观音有灵否？”法琳答，“七日以来，我不念观音，只念陛下。”唐太宗使人问，“诏书令你念观音，为什么不念，却说只念陛下。”法琳答，“陛下功德巍巍，照经典说，陛下就是观音，所以只念陛下。”法琳说了一大套谄谀奉迎的话，豪奴的骄气黯然消失。唐太宗免法琳死罪，流放到远州僧寺，法琳在路上病死。
凡是天竺传来的宗派，都自以为是圣法如此，丝毫不容变通，属于本宗派的中国僧徒，也盲目顺从，甘心作天竺僧徒的奴仆，大僧如玄奘、义净等人，都不免有奴仆相，更不用说其他僧徒了。
儒家礼教向来是统治阶级维持政权的基本工具，任何佞佛的帝王，礼法刑政总得依据儒家，凡明经进士两科出身的官吏，多半算是儒家中人，他们谋富贵的主要途径——仕途，不愁僧徒来夺取，因之儒佛间的冲突比佛道两教间要和缓些。不过，儒佛双方在意识形态上，存在根本的矛盾，特别是对父母的关系大距离。儒家认为孝是“至德要道，百行之首”；是“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儒家谈孝道，深入人心，谁敢倡异议，必然要受到谴责。
反佛以后，反而佛教大盛，这是什么原因呢？首先因为佛教兴盛的社会基础，即阶级压迫并没有什么改变，而统治者之间又充满着矛盾和斗争。
隋文帝给智顗诏书里说，“往者周武毁弃佛法，朕曾发心立愿，必许护持。及受命于天，遂即兴复。”一个皇帝反佛，另一个谋篡夺的野心家，对佛许下弥天大愿，求佛保祐。又灭佛的皇帝，一般是不久即死，因为灭佛多信道，信道必吃长生药，吃药必死，野心家得以减少篡夺的阻力。及篡夺成功，以为佛真有灵，不吝重价还愿，反佛以后，佛教大兴，原因在此。隋文帝给智顗诏书里说，“往者周武毁弃佛法，朕曾发心立愿，必许护持。及受命于天，遂即兴复。”一个皇帝反佛，另一个谋篡夺的野心家，对佛许下弥天大愿，求佛保祐。又灭佛的皇帝，一般是不久即死，因为灭佛多信道，信道必吃长生药，吃药必死，野心家得以减少篡夺的阻力。及篡夺成功，以为佛真有灵，不吝重价还愿，反佛以后，佛教大兴，原因在此。拥护佛教的力量比反对佛教的力量大，封建时代要消除空虚蠹国殃民的宗教几乎是不可能的。 拥护佛教的力量比反对佛教的力量大，封建时代要消除空虚蠹国殃民的宗教几乎是不可能的。
北周武帝灭佛就是一个例证。周武帝灭北齐，召集齐境大僧五百余人到宫中，宣布废佛教，令僧徒还俗，并允许僧众辩论。一人名叫慧远的僧徒，与周武帝往返辩驳，最后理屈辞穷，拿出所谓阿鼻地狱这个法宝来恐吓论敌。周武帝灭佛坚决，回答说，“只要百姓得乐，我也愿意受地狱之苦。”僧徒的法宝失效，只好俯首服从法令。又一个僧徒任道琳上表要求辩论，周武帝召到御座前，令任道琳尽量提出兴佛教的理由，周武帝一一据理驳回。任道琳理屈，愿同义学僧（有学问的僧人）十人入通道观学道教。佛教是统治者的一种工具，当统治者根据当时需要，觉得放弃这种工具更为有利时，便失去骗人的力量。阿鼻地狱这个吓人法宝，有理智的人听来无非是一种玩笑，根本不值一听，在僧徒听到法宝失效，却似天崩地拆，真是一切皆空了，还有什么别的可说。
有一个名叫李节的小官僚在《送潭州道林疏言禅师太原取经诗》序里说：以儒为业的人，总喜欢排斥佛教，这种见解很粗浅。佛教本是衰乱之世的产物，人生在衰乱之世，找不到任何可乐的事情，如果没有佛教，精神将何听所寄托！议者只知道佛教因衰乱之世而生，不知衰乱之世需要佛教的解救，尤其不想佛教救世助化的大作用，却憎恨它雕镂营造的小花费，这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见解。
李节说出佛教的鸦片作用，由于他自己是个鸦片瘾者，所以赞美毒品有救世助化的大作用。南宗的禅法是中国自制的毒品，在口味上比天竺来的各宗派更适合中国士大夫的要求，因此大大发达起来。
禅宗自称是释迦教外别传的心法，所谓心法，是师弟子间在十分玄虚难以捉摸的某种动作或言语上相互默契，就算以心印心，师弟子心心不异，师心是佛心，弟子的心也是佛心了。相传释迦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众人都不懂得，只有大迦叶破颜微笑，表示会心，释迦承认佛心传给了大迦叶。
还有一些问题，禅师无法作答，只能说些怪话来逃避。如某僧问从谂，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从谂答：我在青州作一领布衫重七斤。
有僧问省念和尚，如何是佛心？答，镇州萝卜重三斤。
怀海建立新制度，各丛林普遍采用，禅寺开始离律寺而独立。天竺传来烦琐无比的大小乘律，被怀海推倒，这在反天竺宗派上是一个成就。禅宗谈一切皆空，摆脱拘束，本宗派有自然瓦解的趋势。怀海造新律加以遏阻，这是给猿猴颈上拴铁索，使跳跃有一定限度，势必溃散的宗派因此得继续保存，他教人说，“佛是无求人，以无着心应一切物，以无碍慧解一切缚”，他教人无求，自己却求保存宗派，即保存地主生活，所谓无求，只是欺人之谈而已！他改天竺式戒律为中国式戒律，大得儒生的赞赏，柳宗元《百丈碑铭》说：“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柳宗元认为清规合于儒家的礼法，说明佛教教义经禅宗改造已经中国化，佛教戒律经怀海改造也中国化了。
《百丈清规》以忠孝为思想内容，以家族为组织形式，使一群僧徒处于子孙的地位，受寺院主的族长统治。清规前四章标题是祝厘、报恩（以上说忠）、报本、尊祖（以上说孝），完全仿效儒家口吻，可是儒家说孝，首先要娶妻生子，禅宗绝不敢提夫妇一伦，因之禅宗谈的孝，在天竺佛教中是毫无根据的。在儒家学理中也是不伦不类的。
大概在《百丈清规》被各丛林采行以前，即唐中期后期及五代时期，禅宗僧徒的实际行动与世俗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下面举出若干事例，可以推知禅僧生活的一般情况。
【孝僧】——佛教自释迦创始时起，根本不存在有儒家所谓孝的概念。义净论佛律与儒礼不同时说，“读经念佛，具设香华，冀使亡魂托生善处，方成孝子，始是报恩，岂可泣血三年……不餐七日，始符酬恩者乎！斯乃重结尘劳，更婴枷锁……岂容弃释父之圣教，逐周公之俗礼，号咷数月，布服三年者哉！”
佛教因违反儒礼，遭受儒家的攻击，儒家并用孝道来决定对佛教的态度。柳宗元《送元暠师序》说得很清楚，因为元暠不敢忘孝，与儒礼合，所以接见他，作序送行，抬高他的社会地位。
某些禅信想从孝道取得声誉，居然出现以孝得名的和向。如希运禅师的弟子道纵，俗姓陈，织卖蒲鞋养母，时人号为陈蒲鞋。又如道丕乞食养母，与母匿岩穴中避乱。他立志为孝子，到战场认亡父遗骸。据道丕自称，群骨堆中忽有骷髅跳出，转到道丕面前，道丕负骨归家，这是荒诞无稽之谈，道丕却因此孝声大增。
原来佛教最重出家，俗尘爱网，一割两断，辞别父母，不愿再见，即使相见，也要父母对子礼拜，子拜父母便犯戒律，堕入轮回，禅僧敢于行李取声誉，对天竺佛教说来是一个重的打击。
【诗僧】——做诗是文士求名的途径，禅僧为了求名，多学作诗，《五代诗话》僧可朋条说：“南方浮屠，能诗者多矣”。禅宗南宗主要在南方流行，因此诗僧多是禅僧。诗僧奔走公卿之门，与进士求举无异。
唐德宗时诗僧皎然上书包佶（音吉jí）中丞，推荐越僧灵彻，书中有“伏冀中丞高鉴深重，其进诸乎！其舍诸乎！灵彻玄言道理，应接靡滞，风月之间，亦足以助君子之高兴也”等语。一个遁入空门的僧人，自认是个助兴者，求在大官门下陪侍助高兴，虽然品格很低，但与天竺式僧徒相比，似乎还比较知道些羞耻。天竺式僧徒，实际是统治者的助兴物，口头上却狂妄自大，自尊为人天师。
与灵彻同时有道标，也以诗驰名公卿问，宋《高僧传·道标传》中列举他的交游，有宰相李吉甫、中书舍人白居易、隋州刺史刘长卿等数十人。道标俗姓秦，是南朝大族，祖先都是儒生，有名乡里，道标广交当代名人，不仅用诗作媒介，世俗门第也可能是一种凭借。皎然诗名尤大。他出身在没落世族中，幼年出家，专心学诗，作《诗式》五卷，特别推崇他十世祖谢灵运。中年参谒诸禅师，得心地法门。他具备门第、诗篇、禅学三个条件，与朝中卿相及地方长官交游。他交结官府，说是借做诗来劝令信佛，其实愿与僧徒交往的官员，大抵早就信佛，无待再劝，皎然无非借诗求名。《因话录》说他工律诗，曾求见韦应物，恐诗体不合，在船中作古体诗十数篇送给韦应物，韦应物全不称赏，皎然很失望。次日，写旧制献上，韦应物大加叹美，对皎然说，你几乎丧失声名，为什么揣摩老夫的喜好，隐藏自己的长处。皎然求名迫切，无异进士向名公献书。皎然死后，有文集十卷，宰相于烦作序，唐德宗敕与其文集藏于秘阁，这样的遭遇，文士都觉得很光荣，皎然一生求名也就算是如愿以偿了。
【高艺僧】——唐代宗时长沙有僧怀素，以草书驰名当世。怀素历引颜真卿等名士称谀的辞句作自叙一篇，显然是好名的僧人。
贯休长于水墨画，曾为杭州众安桥张氏药店画罗汉一堂，奇形怪状，人不象人，与普通体制不同。唐德宗时长安庄严寺僧善本，弹琵琶其妙入神。长安慈恩寺老僧秘密培养深红牡丹，一丛有花数百朵。僧徒原是游手闲人，有一艺擅长，得免闲人的恶名，比空弄口舌的禅宗祖师光荣得多。
【茶酒僧】——《封氏闻见记》说，唐玄宗开元年间，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的方法主要是不睡，又不吃晚餐，只许饮茶。禅僧各自备茶叶，到处煎煮。从此饮茶成为风俗。自山东到长安，大小城市多开店铺卖茶供客，不问僧俗，投钱取饮。茶叶从江淮运来，色额甚多。
相传陆羽著《茶经》，首创煎茶法。照《闻见记》所说，开元时禅僧已盛行饮茶，陆羽是店德宗时人，又生长在僧寺中，《茶经》记载贵族式饮茶法，正反映闲居无事的禅僧，至少在饮茶一事上与高级地主过着同样的优闲生活。 饮酒是五戒之一，天竺僧律禁止甚严。禅宗废弃戒律多有酒僧，如《五代诗话》载诗僧可朋，自称醉髡，作诗千余篇，号《玉垒集》。又释法常酷嗜酒，整天沉醉熟睡。他经常劝人饮酒，说，“酒天虚无，酒地绵邈，酒国安恬，无君臣贵贱之拘，无财利之图，无刑罚之避，陶陶焉，荡荡焉，其乐可得而量也”。僧徒公然称颂饮酒，与魏晋玄言家有何区别？无非说明唐五代禅学与魏晋玄学都是腐朽社会的产物。
禅学是庄周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庄周怕死，无可奈何，只好勉强宽慰自己，听任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