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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上旬，北京的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和横批“基本如此”传到我校，引起争论。根据共产党以往“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政策，我是不同意这幅对联的。11日，“附中红卫兵”成立（见下图）。12日晚上，一场关于“对联”的大辩论在运动场展开。发言的上主席台，正反两方数百人围在主席台下面。初三有同学回忆当时的情形：大辩论中赞成对联的多，反对的少，更有些激进的同学为了革命，为了进步，对自己已经成为革命对象的父母（走资派、学术权威、反动文人）心生怨恨，跳上台自称混蛋，竟获得全场一片掌声。主席台成了宣传血统论的讲坛。听到“鬼见愁”的发言，望着群情激昂的两派，想起自己父亲此时正被执信女中一些学生贴大字报，我的心情更加沉重。

血统论的盛行，使得原来因为“路线”、“观点”分歧的同学进一步分裂，甚至发生“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子弟批斗出身“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黑帮）同学的现象。我就看见过我们高一某班一些学生强逼方同学站在课桌上接受“批斗”。我也听说过有女生用军用皮带“抽”过某男生。那个时候，出身好的同学往往凭着“自来红”“盛气凌人”，而出身不好的同学在班里一般“抬不起头”。红卫兵的组织发展以“出身划线”，只有“红五类”子弟可以参加。昔日乒乓球友国光加入了“附中红卫兵”，看见我闷闷不乐，就安慰我：“穗东，你先参加红外围（指“红卫星”）吧。”这话虽然没有实现，这话在一些人看来好似笑话，但是，当时却使我在“心灰意冷”时感到一丝温暖。

考虑到自己出身不好，但还是能争取做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就和同班的家健（下图：2013年家健参加中华英豪学校校庆）到学校斜对面的石牌村访贫问苦，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我俩找到一位生产队长，向他说明来意。这位年约四十多岁、强壮的男子汉微笑地对我俩说，可以啊！你们嚟到依度就唔使怕啦（你们来到这里就不用害怕啦）！他让我们天天跟他（有时是一位农民青年）到菜地劳动：淋菜、“车水”（通过水车将低处的水提到高地）、松土、割菜等等。真没有想到，他们对我们这样和蔼，使我在学校原来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要知道，附中有一段时间跟石牌村的关系不好，我们学生路过生产队的菜地时，农民会用泥块砸我们。

8月下旬开始，广州到处开展“破四旧，立四新”（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见下图）。附中另一个红卫兵组织——“南海红卫兵”（该组织反对血统论，因此吸引很多学生参加）去华侨新村“破四旧”，我也跟着去了。那时的华侨新村只有归国华侨的别墅，旧的、洋的、“封资修”的东西不少。在村里集合时，“南海红卫兵”的头头一再强调我们必须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注意华侨政策，然后解散分组分头到几家“破四旧”。我跟的这个小组去的是时任副省长黄洁的住处。记得我们进屋后先向主人说明来意，说明我们只是清除“四旧”的东西，其它物品一概不动。然后逐个厅房检查有没有“封资修”的东西，搜到的物品就集中，让主人确认后我们登记带走。翻查过的书画报碟叠好，检查过的雕塑瓷具复原，搜查过的衣柜抽屉复位……。我们的行动还是比较讲政策的。当时听说有一个学生偷偷拿走几张邮票被发现，遭到开除。我们结束对黄洁家的“破四旧”后一段日子，报纸刊登了黄洁病故的讣告。看到这消息，我当时惊呆了——难道是被我们“破四旧”吓死的？后来才得知是一天晚上，某中学一帮初中的红卫兵拿着皮带、单车链条敲开黄洁的家门，抬手就抽人，吓得黄洁倒地不起……。

后来，我跟随一些“南海红卫兵”到附中对面暨南大学的男生宿舍“破四旧”，被拒进；又去位于瘦狗岭的华侨补校（即后来的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男生宿舍，依然按照纪律要求地没收“封资修”的东西。我记得自己搜到上交了几个印有裸女的肥皂盒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