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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课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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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工作组进校，提出要恢复秩序，要“复课”，要求在有秩序的条件下开展文化大革命。记得要回到正轨的时候，我们高一6班也在五山公路对面小农场种上了蔬菜。当时不知道哪个班的地种了南方没有的小麦和棉花，可能做试验田吧。不过，来小农场劳动的同学日渐减少，最后，只有昭武和我（下图：2017年我俩合照）还是天天来提水淋菜。水是从地里一个小水塘提上来的。那段日子，天热得很，好久没有下雨，最后小水塘的水被我俩舀干了，塘底露出青墨色的淤泥。昭武发现好像有鱼，双手插进泥里一抓，抓出一条给我看，说是泥鳅，把它放进水桶里。我第一次认识泥鳅，看着昭武一次又一次“抓活的”。水桶里的捕获物有十几、二十条，怎么处理？考虑到不可能拿回宿舍煮吃，也无法带回家烹饪，最后昭武把泥鳅又倒回塘里。累了，我俩顾不得手脚沾满泥巴坐在水塘边休息，四周没有一个人影。初中的时候，小农场西面山岗有解放军一个探照灯的防空班，探照灯的镜面直径近2米。后来，这个防空班撤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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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的一天上午，好像是全校吧，在大饭堂召开批判王屏山大会（王屏山，1948年——1951年在岭南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并任助教；1949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广州“地下学联”，195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岭南大学附中副主任；1952年任华南师院附中副校长兼团委书记，1958年起任华南师院附中校长、党支部书记）。当年，附中的大饭堂只摆饭桌，开大会的时候就把饭桌搬旁边集中，学生从课室带凳子来坐。这次批判大会，主席台上方挂着大横额，王校长就站在讲台的右边低头接受批判，会场上口号此起彼伏。我听上台的师生发言，主要是批判 “高考第一”、“白专道路”、“培养‘5分加绵羊’（我记得这时有的同学一改过去的循规蹈矩，进课室都不走门口，而是从窗口跳进来，显示其‘敢作敢为’）”的内容。我只参加过一次批判大会，后来听王校长的儿子王磊讲：父亲在“文革”期间被关进“牛棚”三年多，大小“批斗”100多场。1969年，王屏山校长恢复工作。1978年再次任华南师院附中校长、党支部书记，1979年后先后任华南师院党委常委、副书记和副院长、党委书记。1983年任广东省副省长。1988年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1993年离休后任广东省教育促进会会长。其中，“拨乱反正”后恢复高考，王校长任广州师范学院筹办组组长。1978年，我考上了这所学院（我班同学考上广州师院的还有化学系的友泰、物理系的汉明、政史系的国永、生物系的任致，而1977年考上中文系的秀怡，则成了我的师姐）。
话又回到1966年的附中。自6月份以后，大字报的揭发批判主要对象包括学校贯彻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学校的“当权派”、“有问题”的教职工和进校的工作组（队）。据有关资料统计6月23日至25日三天，附中全校教师108人就有87个被贴了大字报，56个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8月12日学校私设“‘牛鬼蛇神’劳改队”，前后“劳改”了27人）。这个时候，我也写了两张大字报，都是关于我们班主任陈老师的。其中一张批判她的“升学率第一”：我们初三5班正在复习备考升学试，一天，陈老师（时任我班的俄语教师）突然冲进教室，紧紧张张地对我们宣布，教育厅调整了政治课的复习范围，大家赶紧记一记……这就是不相信我们基础和实力，这就是应试导向！我的大字报虽然没有骂人，但是上纲上线，在那“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群众运动中，肯定给陈老师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文革后想起，我深感内疚。当1989年我们与陈老师恢复联系后，我多次登门探望她，表示自己的心意（见下图）。陈老师见到我们总是满心高兴，就像从没有发生过不快的事情一样。当我离婚后情绪低落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得知情况的她又主动为我介绍对象。现在，每当我想到陈老师，总忘不了她对我的热情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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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上旬，北京的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和横批“基本如此”传到我校，引起争论。根据共产党以往“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政策，我是不同意这幅对联的。11日，“附中红卫兵”成立（见下图）。12日晚上，一场关于“对联”的大辩论在运动场展开。发言的上主席台，正反两方数百人围在主席台下面。初三有同学回忆当时的情形：大辩论中赞成对联的多，反对的少，更有些激进的同学为了革命，为了进步，对自己已经成为革命对象的父母（走资派、学术权威、反动文人）心生怨恨，跳上台自称混蛋，竟获得全场一片掌声。主席台成了宣传血统论的讲坛。听到“鬼见愁”的发言，望着群情激昂的两派，想起自己父亲此时正被执信女中一些学生贴大字报，我的心情更加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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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统论的盛行，使得原来因为“路线”、“观点”分歧的同学进一步分裂，甚至发生“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子弟批斗出身“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黑帮）同学的现象。我就看见过我们高一某班一些学生强逼方同学站在课桌上接受“批斗”。我也听说过有女生用军用皮带“抽”过某男生。那个时候，出身好的同学往往凭着“自来红”“盛气凌人”，而出身不好的同学在班里一般“抬不起头”。红卫兵的组织发展以“出身划线”，只有“红五类”子弟可以参加。昔日乒乓球友国光加入了“附中红卫兵”，看见我闷闷不乐，就安慰我：“穗东，你先参加红外围（指“红卫星”）吧。”这话虽然没有实现，这话在一些人看来好似笑话，但是，当时却使我在“心灰意冷”时感到一丝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