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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胡一声（1905.10-1990.3.19），原名胡水庭，曾化名蔡若愚、何家烈、陈一新、胡春华、细月、古月、高松、高原等，广东梅县梅南罗田上村人。1926 年 6 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 9 月转为中共党员。
1926 年冬，胡一声与郑天保返回家乡，共同筹办梅南中学，建立中共梅南区党支部。1927 年 4.15 广州反革命大屠杀后，在中共东江特委指示下，1927 年 10 月在梅县和丰顺县举行秋收起义，创建九龙嶂革命根据地， 成立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团，郑天保任团长，胡一声任党代表。根据地失守后，于 1928 年秋奉东江特委命令，先到新加坡接上共产国际关系， 派往印尼、新加坡从事华侨教学和宣传出版工作。曾因“胡春华”（化名），被荷印当局通缉未果。1932 年 2 月创办加影华侨中学，1934 年秋赴日本留学，他以“中华留日同学会”名义，创办《国际教育论坛社》，出版进步刊物，曾因“陈一新”（化名）被日帝通缉未果。1936 年夏毕业后，曾在上海任“引擎出版社”社长，出版《现世界》半月刊。之后，重返马来亚，复任加影华侨中学校长。因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40 年 10 月被马来亚政府驱逐出境，回到香港参加党内学习小组小三查，确认 1926 年以来的党籍。
1941 年 1 月，他与乔冠华创办“香港中国通讯社”（现中国新闻社前身），出任主编。1941 年 12 月香港沦陷。在粤东参与部分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撤离香港的接送工作。1943 年，在韶关参加国民党第七战区编纂委员会工作， 出版《新建设》月刊等。1944 年参与创建中国民主同盟南方组织，任民盟南方总支部宣传部长、1946 年 1 月在广州创立民盟广东省委员会任主任委员。解放战争开始后，1946 年 8 月重返新加坡、马来亚。在新、马建立民盟组织，曾任民盟马来亚支部常委兼新加坡分部主席。1948 年 7 月初，重返香港，受周恩来副主席指派负责筹建《南方论坛社》。1949 年 3 月，受周 恩来副主席点名随民主人士北上，抵达北平，参加政协筹备工作，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949 月，受周恩来副主席点名随民主人士北上，抵达北平，参加政协筹备工作，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任民盟中央委员，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人大代表，是第二、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常委。曾任北京师大附中校长、北京工农速成学校校长，负责创办一〇一中学。1955 年 7 月，任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兼广州归国华侨补习学校校长、1958 年暨南大学复办筹备领导小组组员。1958 年 6 月被定为“右派分子”，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降薪五级等处理。1959 年调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研室主任。1979 年 4 月 10 日由广东省委发出通知，撤销 1958 年错划为极右派分子的决定和处分，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共产党党籍，恢复原工资待遇。1979 年 6 月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同年 9 月，任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副厅级）。1980 月，任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副厅级）。1980 年 1 月被选为民盟广东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等。1982 年 12月 12月 30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文，恢复胡一声 1926 年至 1948 年中国共产党党籍和革命工龄。1983 年，胡一声以大革命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老干部荣誉离休。
胡一声十八岁时曾写下诗句，“安得大同新世界，定将热血洒乾坤。”并以门联写在“安定书室”门上公示于众。诗言志，是心声。
1947 年 9 月，我出生在马来西亚，是 1949 年的归国难侨。
我母亲鈡秀英，曾经参加中共的马共党员。（1928 年在梅县东山中学读书时第一次被捕，押解途中逃脱；第二次被捕坐牢是 1930 年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时，发现学校被軍警包围，她紧急敲响警鐘，通知进步师生及時逃走， 自己被军警抓捕入苏州反省院，坐牢 3 个月，由胡一声以侨领代表营救出獄。）1948 个月，由胡一声以侨领代表营救出獄。）1948 年 6 月 21 日，英帝殖民政府颁布紧急法令，大举围捕全马各地的马共和教员学生进步人士达万余人之多。6 月 20 日，颁布紧急法令的前夜，大批军警包围了加影华侨中学，所有暑期留校的师生和董事在睡梦中被捕。当时我才九个月大也不能幸免。先被关警察局，后被押解到半山巴监狱， 再后来是关押在居銮集中营。关押母亲的罪名是：加影华侨中学专门宣传民主革命，培养教育青年，回国内参加抗日和参加当地的革命活动。第二，母亲是副校长专门聘用共产党人当教员。第三，在我母亲的床底下搜出了大批 的红旗报。关押达 再后来是关押在居銮集中营。关押母亲的罪名是：加影华侨中学专门宣传民主革命，培养教育青年，回国内参加抗日和参加当地的革命活动。第二，母亲是副校长专门聘用共产党人当教员。第三，在我母亲的床底下搜出了大批的红旗报。关押达 14 个月（母亲第三次被捕坐牢）。
1949 年 8 月，母亲和外婆抱着我，被英国殖民政府军警押送出境，回到香港。（当时我的大姐在国内参加了游击队，我上面还有五个兄姐，都已经不在人世）。广州还没有解放，我的父亲已经在北京参加筹备第一届全国政协成立大会。因此，我们母女三人在地下党的帮助下，辗转回到了北京， 结束了颠破流离的生活，亲历了国庆大典盛况。
我成长在红旗下，只能片段的听到父母和亲朋前辈，讲述父亲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的斗争事迹以及幼年丧父、贫苦至极、乡亲资助、帮老师煮饭、改作业免交学费念书的故事，也不乏来自乡间、革命同志长辈间，给与父亲和祖母极高威信的评价。另一方面，却是我懂事以后，才体验到的父亲不得不承受的长期逆境，在曾经的 1948 年，因方方急需派父亲出使马来西亚筹集资金，却找不到丢失的组织档案，无法满足侨党的组织程序，乔冠华和连贯立即介绍父亲重新入党，并承诺以后再恢复父亲 年，因方方急需派父亲出使马来西亚筹集资金，却找不到丢失的组织档案，无法满足侨党的组织程序，乔冠华和连贯立即介绍父亲重新入党，并承诺以后再恢复父亲 1926 年以来的党龄。果然不出父亲所料，回到新加坡后，英帝颁布紧急法令，父亲无功而返。给父亲的承诺也遭到失信，不幸地开启了他连年不断申诉的漫长征程。更甚者，时间延续到了1958 年反右斗争结束后的反右扩大化，不需要知道自己的“罪行”，不需要签字就被打成极右分子，交党费时，才知道连党籍都被开除了，只有申诉申诉再申诉。在父母身旁的我和弟妹，是在“父亲 胡一声是老右派”的骂名声中长大，1966 年反右斗争结束后的反右扩大化，不需要知道自己的“罪行”，不需要签字就被打成极右分子，交党费时，才知道连党籍都被开除了，只有申诉申诉再申诉。在父母身旁的我和弟妹，是在“父亲胡一声是老右派”的骂名声中长大，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更升级为极致。有一张 1978 年 12 月 29 日中共暨南大学核心小组，发布的文革平反的红头文件为证。
父亲对我说过“天塌下来当被盖。”正是这种坚强的好汉气势，他顶过来了，一生可敬的凌然正气，给世人树立了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真正共产党人形象，对父亲的信念我们从没有动摇过。
从发布这份平反文件开始的系列拨乱反正进程加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