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和他的那個時代:父親的那個時代
24、父亲的那个时代
在编辑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实在很难找到特区时期父亲单独的 痕迹。自改革开放始，相机普遍使用，而他却似乎只有在陪同北京来 人的时候才会留下照片。相片是生活外在的记录，更多的历史长卷只 留在当事人自己的脑海。一个人一辈子的生活，他自己不愿讲，也就 不容易追溯。我勉为其难，以自己所知的星星点点，完成了一幅拼图。 我知道这幅拼图拼得并不完整。譬如说，文革的日子，父亲被这儿关 几天，那儿关几天，我知道他曾被红卫兵抓了带上过北京，在北京他 逃了出来，到处去看大字报，看够了又回到了广州，我知道有这么一 件事，但具体的，抓他的是什么组织，为什么要把他带到北京去？在 北京的日子他是怎么过的？我一无所知。又譬如，我知道他曾经为潮 州的淡浮院的碑林的建设灌注过心血，但过程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还有些事情我是知道的，但知之不全。譬如说，文革父亲被解放 后被省革委会分配在封开县当办公室办事员。河南刘建勋*说，你们 不要我要。发函到广东将我父亲调到了河南，报到三天之后旋被河南 造反派再次打倒。又如，打倒四人帮前后，父亲协助韦国清*稳定广 东，处理广东的帮派问题，诸如此类。还有一些事件，譬如说，李一 哲*平反，大致过程我是知道的，最近，看到了一份亲历者给党史研 究刊物写的尚未刊出的文章，很有意思，相对而言，要我来写就苍白 了。 但是，我确信通过我的追索，我已经建立起父亲生活的主线索。 从中我看到了父亲那一代人的热血和奋斗，看到了父亲一路走来的率 真、飞扬、困惑、压抑、反思、幽默和狡黠。我也知道了当带头大哥 带错了路的时候，他的挣扎，他的选择和他豁出自己时的悲愤。 然而，我父亲的一生正如我父亲自己所说，“在一个急剧变革的 时代，我做的事也是成千上万的人都在做的事，除了创办深圳，算是 由我起的头，其它事都是大队伍的作业。” 因此，评价我父亲的基础是对这支队伍的评价。人们对一九四九 年之前这支队伍普遍认同，讨论可以省略，有争议的是一九四九年之 后的评价。 我对这些问题饶有兴趣，是因为这个党对自己历史的评价经历了 变化，也因为宣传对这支队伍的说法天花乱坠。这支队伍建立了这个 政权，掌握着这个政权，对这支队伍的评价天上有地下无实在是自然 而然的事情。然而，天花乱坠的颂扬固然悦目，但地板一旦抽去，有 些天花乱坠就变成了落花流水。我想用我的手去触摸这块地面，我想 说服自己相信自己触摸到的不是地板而是实实在在的土地。 历史是延续的。 我相信新中国最初的经济基础来源于土地改革。分田分地是历来 所有王朝代更迭之后的第一件事。改革土地制度更是转向大规模经济 建设的前提条件。 然而，如何进行土地改革并无一定之规，和平的，渐进的，赎买 的，激进的，以大规模群众运动形式的，把土地原来的拥有者作为一 个阶级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种种办法都可以进行一场土地改革。 土地政策的不同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第一次分裂的基本因素不说，我们 一直延续的解放后的土改政策过激，过左，造成数以百万人为基数的 伤害是其一；我们一直强调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创造性地实现从新民 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羞于提起历朝历代都做过的土改，是其二， 因此土改在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意义消失于无形了，沉淀了。 父亲说，“从世界各国的历史来看，从拿破仑的法国到战后的日 本都一定要经过土地改革，只不过是做法上猛烈些还是温和一些罢 了。” 以第三者的眼光从远处观察土改的必要性，似乎更清晰。曾当过 国民党军官的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博士在他的一系列历史研究中展 现了农村的改造于中国再生的必要性。他认为*，在革命情绪冲击的 背后，有经济的因素。土改规模之大，行动之彻底，其目的在给新体 制一个合理的出发点。但其意义远不止于此。土改够格称之为中国历 史的重大突破，因为经过了土改这个环节，中国有了一个全新的基层 架构，文化导向的社会转化成了可以在经济上管理的社会，是中国进 入现代社会的基础。 我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者，但是我相信这个课题将来会有 人去做，这个课题是可以找到切切实实的统计数字为支撑的。 再就是工业化的努力，父亲在《和毛主席面对面》这篇口述故事 里讲到，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毛主席从重庆回到延安不久，在中 央党校礼堂讲他在重庆和蒋介石*的谈判经过，毛主席讲了针锋相对， 讲到力量的重要性，还讲到具体的策略。在这个时候，毛主席就已经 讲到中国的革命要胜利，必须有自己的工业。没有工业，革命不会成 功。毛主席指出中国的工业在东北，在会上发出了全力夺取东北的号 召。父亲说，“毛主席真是一个高瞻远瞩的领袖，内战随时爆发，鹿 死谁手尚未可知，而他已经在考虑全国布局，考虑工业了。” 再从父亲讲的建国初年的故事，我知道党中央原来是有以城市为 中心的想法的，甚至连城乡管理体制以及干部配备都曾以这个想法为 基点。我查过，中央这一精神出自1949年3月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 西柏坡村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了将党的 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实行由城市领导乡村的工作方式。但后来 这个想法被冲掉了。但即使如此，苏联的帮助，第一个五年计划，第 二个五年计划，第三个五年计划工业化的布局和努力扎扎实实地开展 着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解放之后，我们的经济本来是进入了高速发展轨道的，五十年代 中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年16%的增速，而以毛泽东同志为 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创造性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 社会主义的转变，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 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党不失时机地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经 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所有这些天花乱坠的每一个具体，都对这个国家的经济造成了程 度不一的伤害，大的，如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的灾难和将中国 总体经济带到了悬崖边上的文化大革命，小一些的如公私合营，大炼 钢铁，全民动员消灭麻雀等等。因此，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建设是有成 绩的，只是如果中间没有那么多伟大，成绩就可能更大而已。 纵使山穷水尽，总有柳暗花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生了道路 的历史性转折。 从一九五三年如何推进经济建设开始的认识分歧，由于没有可以 承载探讨争论的平台，没有可以将认识分歧摆上桌面民主讨论的制度， 渐渐地演变成意气，演变出小圈子，产生出阶级斗争理论，演变成宗 派，演化出死伤无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在前面说过，在一个高压的社会，不到另一个潜伏者上台，现 行的政策不会改变。我又说过，只有潜伏者上台社会才会有方向性改 变是思想禁锢时代的必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正处在毛主席 去世，四人帮被打倒，新的领导班子上台的历史时刻。新的领导班子 想要转变党的中心工作，那个转折点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我在前面又讲过，历史前进的时候呼啸着的是一股裹挟的力量。 这种力量产生于人心，全党，全国人们的念想和意志。这种裹挟力量 左右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定的议题，将原本想走个形式将工作重点转 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会议，开成了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为天安门事件和文革中一系列重大冤案平反，讨论主席的对错，确认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会，拨乱返正，不拨乱，不能返正。 一旦会议进程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思维，党的工作重点转移 到经济工作上来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换言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将同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历 史分割成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因为有这么一个转折，历史的 表述需要思辨。新中国的成立承继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在当前 理论框架内的陈述只能说改革开放前的奋斗探索，是承接新民主主义 革命胜利成果而开始的新的伟大历史进军。事实上很多党的理论工作 者也真的是这么天花乱坠的，典型的陈述是：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 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人民建立和巩固人民 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创造性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 社会变革。党不失时机地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经过社会主义改造， 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但是事实是，如果我们把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 出发的原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所做的事情，包括农村问题的解决， 从计划经济走到市场经济等等没有一件不是回到土改之后的那个时 点重新接回新民主主义革命。换言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天花乱坠 的那个过程在实践中被完全否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拨乱返正 的大会，然而，既然讲到拨乱返正，那么返回的“正”是什么？是新 民主主义革命。什么叫改革？改革的本意是从原点出发，修正，调整， 使之更好。我们返正，重新出发的原点是什么？我们的原点是新民主 主义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所做的事情，包括农村问题的解决， 从计划经济走到市场经济等等没有一件不是回到土改之后的那个时 点重新接回新民主主义革命。 这一历史过程其实是辩证法可以解释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虔 诚信仰的辩证法超级简明有趣，超级有助于胡思乱想。辩证法讲对立 统一，那么，最伟大的事业必定伴随最深沉的黑暗。这话虽然一直以 来没人这么说过，但如果你相信对立统一，这表达就没错。不幸的是 这点却被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证明了，其中也包括了我们的历史， 否则反右上百万右派的遭遇，官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上千万人的枯骨， 文化革命死伤无数的迫害和冤案该如何解释？不息的时间是深沉的 助手，美丽的语言是黑暗的外在。然而，辩证法还讲物极必反，否定 之否定，打倒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以及我一再说明 的“重新接回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实践的证明，如此而已，岂有它 哉。 在我的脑海里，另外的一个层次的展现也同样清晰无比：在这片 古老的土地上承载着的人们，他们可能是农民，是工人，是科学工作 者，是战士，是教师，或者是溶化在他们中间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的 共产党人，他们的一切努力奋斗是这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他们负 重，他们被穿了鼻环，鼻环上系着绳子，然而他们依然前行。新民主 主义初步胜利所解放的生产力以及他们的努力尽管被后来那些犹如 暴风雨般的光辉迎面吹袭而抵消不少，甚至最后经济到了接近了崩溃 的边缘，然而，工业的基础在神州在这片大地上已经建立。一切过去 皆是序曲，改革开放后取得的经济成果离不开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基础 其实是一件自然不过的事情。
- 刘建勋（1913—1983）河北沧县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晋中特委副书记，
榆社、武乡县委书记，晋冀豫区党委委员，太行区党委委员，中共太行第三地委宣传部部长、 组织部部长、地委副书记，太行区党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党校校长、组织部副部长， 太行第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干部科科长，江汉区党委 书记兼江汉军区政治委员，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中共湖北省委第二副书记、第二书记，中 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中南局常委、中南局秘书长，中南局农村工作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 处第二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广西省委、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 兼广西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河南省军区第一政 治委员，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1966年8月至12月任华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 记处书记，河南省革委会主任，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河南 省军区政委，武汉军区政委、第二政委、政委、军区党委书记，河南省政协主席。是中共第 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第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出版 有《刘建勋纪念文集》。
- 韦国清（1913—1989）广西东兰县人，1928年夏参加农民自卫军，1929年加入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百色起义，历任连长、军事教员，中共红军大学总支书记，中央红 军干部团特科营营长，任红军大学特科团代理团长，红军教导师特科团团长，八路军总部随 营学校校长，抗日军政大学第6大队大队长，抗大第一分校训练部部长、副校长兼教育长， 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政治委员、八路军第5纵队第3支队政治委员，新四军第9 旅政治委员、旅长兼淮北军区第1分区司令员和中共淮北区第一地委书记、军区参谋长，新 四军第4师副师长，新四军第2纵队副司令员、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徐州执行小组中共首席 代表、山东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苏北兵团司令 员，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政治委员，福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中共福州市委书记和市 长，越南抗法军事顾问团团长，公安军副司令员，广西省长、中共广西省委副书记，广西壮 族自治区政府主席，中共广西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广西、广州军区 第一政治委员，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是上将，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候 补委员、中央委员，第九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至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届全 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四至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副 主席。
- 李一哲是1974年广州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
四位作者的共同笔名，郭鸿志（1929--1998），李正天（1942--），陈一阳（1947年--）， 王希哲（1948--）。四人在1977年3月2日同时被捕，1978年12月30日获释。
- 黄仁宇（1918--2000），湖南长沙人，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美籍华人，教授、学者，
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畅销书。
- 这段话应该是黄仁宇先生不知哪篇著作里的原话，读书的时候顺手抄在了纸上，用上
了，要写注，花了很长时间去找，却找不回出处了，谨此致歉。
- 蒋介石（1887－1975）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是近代中国著名政治人物及军
事家，历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军事 委员会委员长、中华民国特级上将、中国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第二次世界大 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华民国总统等职。蒋介石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关键人物， 他的政治生涯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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