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押过的中南局书记和广东省的领导们

作者：孙东海

　　我敢说，我作为中南局子弟以解放军战士的身份，曾经看押过几位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和广东省领导们的经历，在中南局子弟中是绝无仅有的。
　　1969年12月我入伍到了广东省军区独立五团，这是一支驻守粤北地区的警卫部队。1971年5月我从团宣传队被临时调到一个新建的看押点上去锻炼，同时被任命为全团最小的官——副班长。别看我官小，我将去看押一些很大的官。

新建的看押点
　　这个新建的看押点于1970年下半年建成，位于乐昌县东北方向六公里处的中山农场（劳改农场）的中心，一个叫“西瓜地”的附近。该劳改场由我们一个连看守。围绕着这个新建的看押点，这个连有两圈十几个执勤点。这些执勤点主要是看押劳改犯在监仓外劳动，同时又可监控着这个新看押点的一举一动，晚上则宵禁戒严。劳改农场附近的公社还有一个武装基干民兵营，随时待命围捕逃犯。
　　新看押点驻有一个排，看守着用两人多高的墙围着的两排平房，前排和后排平房的两端都与围墙相连，两排房相距六米，前排房相距围墙大门则有十二米，形成了前后两个院子。前排房有十几间，它是办理专案的“广州军区三十一号办公室” 部分专案人员的办公室、审讯室、宿舍及生活设施用房，它仅有一扇反锁着的审讯室的铁门通向后院，还有一个供被关押人员打饭的小窗口。后排平房有十个单间及两间公厕和一大间公用洗漱冲凉房，每个单间各关着一个“叛徒”、“特务”以及其它被安有各种“罪名”的人。单间内没有厕所和洗漱设施。该看押点的大门口和前排平房的审讯室旁各设了一个固定哨，后排平房的走廊上则设了一个游动哨。这种里三层，外三层的重兵把守，更使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里面到底关押的是什么人。
　　我第一天上游动哨时，带岗的班长给我挨个简单介绍了在押人员的情况。这一介绍可把我惊呆了！他们竟然是：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李一清、金明；书记处侯补书记（兼组织部长）王德；中南局常委李尔重；广东省委书记尹林平；广东省副省长兼中山大学校长李嘉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兼党组书记周楠等。其他关押在单间里的人经常是有进有出的，还有几个老前辈我记不清了。我父亲孙毅与中南局这几位老前辈都挺熟。特别是与李一清、李尔重，1956年在武汉时，他们三人就认识了，后来又都调入了中南局。我最后一次见到李尔重前辈是在1968年年初，我去他家找他的二儿子李新民（绰号：老土）玩。李尔重的记性很好，他肯定还认得我。
　　这是怎么回事？以前这些我十分敬重的前辈们怎么现在都成了“叛徒”和“特务”了？而且还成了我看押的阶下囚！如果部队和“三十一号办公室”知道我是中南局子弟又与他们认识，还会派我到这里来吗？我迷茫了，我不知道今后应该怎样对待他们。

王德前辈征服了我

　　两天后我又上了游动哨，王德大声喊着要上厕所。于是我给他打开了反锁的门，可是他并没有出来，我斜靠着门边等着他。
　　“你是刚调来的班长吧？”王德看我背着冲锋枪很和蔼地轻声问我，看来他是怕他的说话被前排平房里的办案人员听到。
　　我没有回答他，只是轻轻地点了下头。
　　“你从哪里入伍的？”
　　“北方的”。
　　“北方哪个省的？”
　　“河北的。”我的籍贯是河北的，但是我并不是从那里入伍的，我只是想搪塞他一下。
　　“不对，你们广东省军区这几年没有河北兵源，你是广州兵吧？”
　　哎呀！我心中一愣。心想：他怎么知道我是广州兵，肯定是李尔重前辈认出了我，向他通报了情况。我直怪自己忽略了他以前在任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时，就曾兼任广州警备区第一政委（广州警备区属广东省军区管辖），他对广东省军区的部队情况了如指掌。完了！我在他面前一下子就成了一个透明人。
　　“听你讲的普通话跟我的孩子们讲得是一个味，我就知道你是从广州来的。”王德的判断毋庸置疑。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这种一眼就能把人看穿的人，我立刻被他镇住，愣在那里不敢说话了。心想：王德你真厉害呀！你真不愧为中南局的组织部长，在延安时毛主席就特别赞赏他的观察能力和组织能力，曾经委他以重任，是当时中央组织部长陈云的得力助手。
　　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我连忙岔开话题，大声对他说：“你要上厕所就快去吧。” 王德也就此中断了话题，他知道哨兵是不能随便与他们长时间交谈的。可是他上完厕所回到了房间后仍不让我关门，显然他还有话要对我说。我警惕地观察了一下前排专案组的房子，审讯室的铁门和几扇带铁栏杆、带窗帘的窗户都是紧关着的，里面的人只要不开门窗是既听不到我们说话也看不到后院的动静。我半掩着门依旧斜靠着门口等着王德发话 。此时王德又轻声地问我：“小孙呀，你看我们这些人像叛徒和特务吗？”
　　王德竟然还知道我的姓，那么他也一定知道我的父亲是谁了。这又把我吓了一跳！此时我只能老实地回答：“我刚来，不太了解你们的案情，但是我知道你是‘61个叛徒集团’里的人，可是这个案子早在延安整风时就澄清并结案了，你们是受中央命令而为的，应该不算叛徒。”
　　听我这么一说，王德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他说道：“不错，算你还知道这些。你爸爸是新中国刚成立时派到苏联留学的第一批留学生，前两年也无辜地挨过批斗，如果有人说你爸爸是苏修特务，你信吗？”
　　听他这么一说，我差点喊了出来：“那是诬陷！”
　　王德马上示意我别激动，他又说道：“同样道理，金明、李一清、李尔重的档案我都看过，他们的问题党组织早有结论，根本就不是什么‘叛徒’和‘特务’。那些不实之词都是些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突然，他话锋一转，用犀利的双眼盯着我说：“想必你也是共产党员吧，你会对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们开枪吗？”
　　哇！这么尖刻的问题，我从来都没敢想过。我无言以对，大脑顿时一片空白。此刻，我只觉得手中的枪特别沉重。
　　王德见状轻松地说：“你不用马上回答我，你回去好好想想吧。我相信，你知道应该怎样做的。”
　　谈到此，我如释重负地关上了他的房门，但我心灵的另一扇门却被打开了：王德前辈，我服了你啦！
　　下了岗，我细细啄磨着王德前辈的每一句话，我深知他的用意。
　　排长看我是团机关临时下连锻炼的，对我周末请假上县城经常网开一面。在以后关押那些老人们的日子里，我常常背着专案组到县城给他们换个眼镜片、买本书、买些小日用品什么的。每当他们为这些小事感谢我，却让我感到十分的不自在，而每每看到他们饱经苦难的脸上露出笑容时，我却真的想哭！
　　我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于是我常以副班长的身份对班里的战士们说，这些被看押的老人现在还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问题正在审查中，只要他们不违规，我们就应该给予他们一些生活上的方便。那时，提审、布置写交代材料是三十一办的专职，但老人们生活上的琐事却都由我们管理。每当我的兵对老人们做出些善举时，老人们笑了，我的心里也笑了。但那时强调“绷紧阶级斗争的弦”，有些兵认为对叛徒和特务就应严加管教，特别是对其他班的兵我鞭长莫及，每当他们做出一些刁难老人们的行为时，我也只能保持缄默，真的难受极了！后来我按照《管理在押犯人条例》中有关遵重犯人人权的规定向排长作了反映，排长制止了他们。这件亊也不知道怎么让王德前辈知道了，―天他对我竖起了拇指，我表面淡定，心里却乐开了花！

金明前辈的严正要求
　　1966年5月，陶铸调北京工作后，王任重任中南局第一书记。文革初期，那些老书记们一个个被批斗、审查或“靠边站”，王任重也被揪到北京批斗，整个中南局的日常工作暂由金明挑头。他精明强干又细致周到，每天夜以继日地工作。突然有一天，他也莫名其妙地被宣布为“叛徒”了。
　　金明前辈被关押在我们这个关押点，他是这十个人的“代言人”。当时，关押他们的房间每间只有八平方米，里面放一张小木床，一张可以放衣物和写字的桌子，一个没有靠背的方凳，就再也没有什么活动空间了。只有在提审、打饭、上厕所、洗漱时，通过哨兵的允许，他们才能出房间，其余时间都被反关在屋内面墙而立，不是反省写交待材料，或者就是按照专案组的要求背诵整本《毛主席语录》。为了使哨兵能通过门上的瞭望孔观察到屋内的动静，晚上不能关灯。无穷无尽的提审并没有击垮他们对党的信念；但无声无息流逝的岁月却慢慢催残着他们的肌体！那时，能走出关押房晒一晒太阳，活动一下筋骨，几乎成了他们最大的奢求。
　　 有一天，平时沉默寡言的金明突然问我：“你们部队还有看押像我们这样的人吗？”
　　“有啊，不过没有你们的官大。”
　　“他们有放风时间吗？”
　　“有啊，有的还能在哨兵的看押下参加户外劳动。”
　　“为什么我们这里没有放风？”
　　“我们没接到允许你们放风的命令。”
　　“当年我们打仗，抓到俘虏要优待，这是党的政策。”金明激动起来。“你告诉他们，我们现在还是共产党员，他们要是真共产党，就要按照党的政策办！” 说到这里，金明表情凝重起来。
　　过了两天，金明主动要求交涉。专案人员叫我把他交给了看守前排房审讯室的哨兵后，我退回了后院，哨兵便反锁了铁门。突然，平时总是紧闭着的审讯室的窗户被打开了。只听见金明大声地对办案人员说：“我们十个人强烈要求：每天必须给我们一定的放风时间！”他一字字铿锵有力的声音，有意是要让后排关押房里的人都能听到。 办案人员大声喝道：“你们的问题还在审查阶段，不能放风！”
　　“就算我们是犯人，也还是人。连国民党、日本人的监狱都能放风，你们连他们都不如吗？”“况且我们每个人所谓的‘问题’互相之间都没有任何关联，难道你们怕我们利用放风时串供吗？”
　　“你们这些人都是老奸巨滑的，谁知道你们会利用放风搞岀什么鬼名堂！”
　　“日本鬼子、国民党就曾对我们讲过这样的话，难道你们要像他们一样吗？”
　　“金明，请注意你的身份和说话方式！”
　　“我的身份是共—产—党—员！我的方式是正常交涉，我们的理由是正当合理的！”
　　这时被关押在后排房间的那九个人也都七嘴八舌地大声喊起来：“我们要求放风！”“放风是正当的要求！”“每天关在这里都快憋死了！”“不给放风就枪毙我们吧！”……
　　看到金明叔叔等人这种大义凌然的抗争，不觉在我眼前浮现出他们当年与日本人和国民党斗争时的情景，顿时让我打心底里佩服，甚至真想冲上去帮他们。
　　办案人员气急败坏地喊道：“不行就是不行，你们想怎么样？！”
　　“为什么其他监狱里的人都有放风，而我们却没有？！”金明毫不甘示弱地质问道：“我告诉你们：如果不答应放风，我们就拒绝提审！”
　　金明一言既出，另外九人齐声附和，强烈要求放风的声音回荡在看押点上空，不觉令人大有大战在即之感。我们站岗的战士没有见过这种阵势，顿时也都紧张起来。
　　哎哟！这完全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交涉行动。这些老人平时是不能互相交谈的，只有早晨洗漱和打饭时可互相照个面，打完饭就回自己房间去吃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监视之下，他们是怎样串连起来的？我们的哨兵怎么一点都没察觉出来？我不觉暗暗称赞，这些曾经坐过日本人和国民党监狱的老共产党员们真行！他们组织斗争有理、有据、有节，实在令人佩服！
　　一个办案人员命令我去阻止他们。我哪有什么办法能制止住他们对人身最基本的要求呢？最后，还是金明叫停了大家。他对办案人员扔下了一句冷冰冰的话：“你们看着办吧！”说完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
　　几天后，“三十一号办公室”终于同意了金明他们的放风要求，允许他们每天下午有一个小时的放风，并命令我们放风时在院子里要加派一名哨兵。放风的第一天他们十个人高兴极了，又是握手问好，又是伸腿弯腰，还时常小声说话，大声欢笑，俨然像打了场胜仗。
　　李一清见我们加派了岗哨，打趣地对我们说：“解放军同志，你们不用紧张，如果我们这些共产党员从共产党的监狱里逃跑了，那我们真的是叛徒了！”一席话引得老人们发出一阵透人心扉的欢笑。阳光洒在他们苍白的脸上，毫无血色的皮肤上开始泛起一丝光亮，以后每到放风时间就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光。他们谈笑风生，活动筋骨，拍打身体，有时还唱歌啍小曲。他们热爱生活渴望自由的心绪深深感染了我，每到我当班时，我会偷偷给他们延长一点时间。放风加派的另一个哨兵都是战士，他们自然也要听我这个副班长的调遣，尽量给这些老前辈们多一点的欢乐时光。
　　 半年以后我离开了看押点。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老人们能够在哨兵的看押下被允许到高墙外面干一些轻体力的劳动了。

尹林平前辈反审问
　　提审在押人员是专案组每天的工作，程序上都是“二对一”，既一个审问，一个记录。在前排房站固定哨的哨兵则站在审讯室的门外警卫。
　　尹林平前辈脾气较急燥，冤气也大，经常在提审时和专案人员争吵。有一天上午我在审讯室门外站岗，他又和专案人员吵了起来，而且声音很大。突然，我听见专案室里传出“啪”的一记大力拍桌子的响声。
　　一个专案人员大声喝道：“尹林平，你马上背《毛主席语录》第10页，第2条，背不出来就取消你今天下午的放风！”
　　尹林平强忍怒火只好暂停争执，马上流利地背了起来：“‘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们打倒。’……”他背的大声而且准确。
　　尹林平刚背完，突然他更大力地拍了一下桌子，指着一个专案人员的鼻子说：“你马上背《语录》第11页第3条，背不出来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专案人员被尹林平这一突然反击弄懵了，想了半天也不知道是哪条语录，于是下意识地想去翻看放在桌子上的语录本。 尹林平眼疾手快，立刻按住语录本，大声命令道：“你别磨蹭，快背！”
　　专案人员涨红了脸，心慌意乱，四目相对，却怎么也想不起是那条语录。
　　这时就听尹林平有板有眼地背诵起来：“‘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转而大声斥责道：“连这条语录都背不出来，你们还有什么资格来考我！”尹林平怒不可遏地说：“你们这帮人一天到晚就会拿毛主席的话来压人！老子告诉你，毛主席的主要著作我十几年前都反复精读过了，你们那时还不知道在哪呢！我要是叛徒，就请你们拿出证据，如属实，枪毙我都可以。别乱扣屎盆子，胡乱栽赃！”
　　恼羞成怒的专案人员说：“尹林平，现在是我们在审问你！”
　　尹林平毫不示弱地反驳：“你们连《毛主席语录》都背不出来，有什么资格审问我？你们如此让我背诵《毛主席语录》也叫审问吗？”
　　专案人员气得说不出话，命令我把尹林平交给了后院的哨兵带回了房间。

紧急集合
　　九一三事件后，在还没有传达中央文件之前，我们部队就突然进入了二级战备。那时我想，可能要和苏联开战了吧。
　　 有一天深夜，排长突然吹起了紧急集合哨，并命令全排全副武装立即进入关押点，原来彻夜不关的电灯也都关闭了。凭借着两束手电筒的光亮，我们进入了关押点。这时三十一号办公室的一位军官向我们全排发布了命令，于是我们十名战士迅速进入关押单间，各自带一位老人出来，另外五名战士则帮助专案组扛那些成箱成捆的专案材料，剩下半个排的兵力负责护卫警戒。 那位军官让我们在前院列队成三排后开口讲道：“现在战备形势紧张，今晚的紧急集合只是个演习，从现在起要做好随时转移的准备，今后一旦有情况要能立即转移。到时，就照今天这样做。”
　　队伍中有位老人发问道：“是真的要打仗了吗？”
　　“现在是演习，但要准备打仗！”军官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和谁打？”老人直截了当地问。
　　“和敌人。”军官答复道。
　　“要说打仗，我们这些老骨头都还是把好手！”
　　“我们不能拖累部队，信得过咱们，就发枪给我们吧。”
　　那位军官毫不含糊地说：“枪是肯定不会发给你们的！你们只要跟上大队，就算你们配合作战转移了。”
　　“谁熊包，谁好汉，咱们战场上见！”一听就知道是尹林平在喊。
　　我顿时觉得若能和这些身经百战的老兵们一起并肩作战，那肯定是光荣和壮烈的，我一定会用生命保护好他们的！这时，借着微弱的手电筒光，我看到有几位战友的脸上也露出了激动的表情。或许他们也在想：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叛徒”和“特务”啊！

李一清前辈和李尔重前辈比赛背诵《再版前言》
　　在粤北这个看押点，老人们是完全与世隔绝的。他们既不能往外通信，也不能收信。他们的家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被关押在这里，家属们只能在接到通知后通过专案组给他们送一些生活必需品。他们每天只能反复看着比当日晚两天的《人民日报》，靠他们敏锐的洞察力来了解高墙外的世界。此时的他们虽然身陷囹圄，却时刻关心着国家大事，盼望着能早日“解放”，重新为党工作。
　　九一三事件后，我们部队是以战备的名义进入紧急状态的。国庆节后的某天，我们部队也按照上级的统一安排，逐级分批传达了中央五十七号文件，通报了林彪外逃事件，这让我们受到极大地震撼和不解。当时中央规定要严肃组织纪律，严格保密制度，如有泄密必受处分！
　　在那些日子里，这些被关押的老人们也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当时，他们不可能从我们这些警卫战士或办案人员那里得到任何消息，但他们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革命，在政治上有极强的敏锐性！就在我们部队刚传达完九一三亊件的中央文件后，他们就从报纸上看出了端倪。
　　怎样证实他们的猜想呢？他们想出了一个测试我们的办法。有一天放风，金明和王德各拿一本《毛主席语录》，要李一清和李尔重两个人比赛背诵语录中林彪所作的《再版前言》，一人背一段，谁要是背错了就要在打饭时送对方一块猪肉。那时，每人每月限量一斤肉，每天伙食费五角钱，用猪肉打赌也是那种环境中的一种“奢侈” 的乐趣。在那个盛行个人崇拜的疯狂年代，背诵伟人语录是一切活动前必不可少的开场白，谁敢反对谁就是反革命。
　　李尔重曾留学日本，他博学多识，举止文雅，最大的嗜好就是读书和写作，曾被毛泽东赞誉为“我们的作家和才子”。在看押点，也不知道他怎么搞进来一套《资本论》，整天没日没夜地读着，要不然就昼夜不分地写着。好在关押室里彻夜灯火通明，这正中他意。有一次我问他，你有这么多检查可写吗？他诡异地笑了笑，没有回答我。后来我猜想，他的那部长篇小说《新战争与和平》很可能就是他在关押期间打好草稿的。他好像忘记了是来这里坐牢的，而把这堵高墙围城内的关押点当成高等学府，潜心读书，沉醉其中，难怪他一生著书能高达千万余字。
　　李尔重清了清嗓子，领头先背了《再版前言》，他背的又快又准，一字不差，让金明和王德都喝起了彩。在李尔重背诵的同时，他们还不时用余光观察我和另一个哨兵的表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能制止的，一旦制止，就间接证明林彪出事了；我们更不能赞扬，只能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站在那里。
　　李尔重见我们没有上钩，就督促李一清背下一段。李一清办事干练，脑子灵活，有灰谐也有牢骚，他经常对专案组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们枪毙我吧！”要不就是你问东他常常答西，搞得提审往往进行不下去。他对我们哨兵倒是经常开玩笑，总是说：“我们是不会跑的，在这里吃饱了就睡，睡醒来到‘课堂’（他对办案室的别称）里上课回答问题，总比在外面坐‘喷气式’（批斗场上被反翘两臂的姿势）好吧？” 轮到李一清背《再版前言》了，他可能是出于故意，背的咔咔啦啦的，还试探性地问我们这样背行吗？由于部队对此类情况已有保密预案，我只能不卑不亢地说，我们在执勤，请别干扰我们。
　　李一清和李尔重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两人干脆合起来一块背诵，但李尔重背的快，李一清背的慢，俩人总是不合拍。我和另一个哨兵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假装显得不耐烦，远远退到一边去。
　　我们的这一举动立刻被王德捕捉住了，他对李一清和李尔重说：“你俩别背了，解放军同志都不想听了。”
　　李一清故意对我们说：“不想听这可是立埸问题呀，这可是第二最高指示呀！” 我们俩个哨兵尴尬地站在一边，木讷地不知如何是好。
　　金明见状出来说话了：“老李，你们就不要再为难解放军同志了。现在我宣布，李尔重获胜，李一清输李尔重猪肉一块，同时还要输给我和王德两位裁判一人一块！”
　　李一清开始耍赖了：“不行，不行！那有一下子输三块肉的道理，你们也太狠心了吧，看我都瘦成‘搓衣板’（指两侧肋骨）了，你们就饶过我了吧，要不，你们就让解放军枪毙我吧。”
　　说到这里，老人们都开心地笑了。 第二天放风时，金明拿着有关国庆节茶话会消息的报纸对几位老人说：“你们看，国庆茶话会那个人（指林彪）和另外五个人（指黄、吴、叶、李、邱）都没出来，看来是真出大问题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三十一办终于对他们传达了九一三事件的中央文件。在此之后，对他们的提审也慢慢少了，老人们似乎觉得冬天即将过去，春天也就不远了。

李嘉人前辈指挥唱歌
　　有一天放风，博学多才文艺细胞甚多的李嘉人提议大伙唱歌。李嘉人在中山大学当校长时就经常指挥学生们唱歌。尤其是他啍起俄罗斯民歌来，时儿娓婉动听时儿忧郁悲伤，经常让我上岗时要留步在他房前静静地听着。他的提议立刻得到了老人们的同意，这样既可以活跃气氛又可以增加肺活量何乐而不为呢，有的人开始清嗓子了。 李嘉人说：“我们先唱一首《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怎么样？”
　　众人们立刻叫好，李嘉人起了个调，就像模像样地指挥大家高声唱起来了。歌声惊动了专案人员，有一个专案人员出来制止他们不许唱这首歌。
　　李嘉人说：“这可是《毛主席语录》歌啊，为什么不能唱呀？”
　　专案人员知道他们是用这首歌来为自己鼓劲打气，但又不能直说，只好说：“这首歌不适合你们唱，另外换一首。”
　　李嘉人说：“那好吧，就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随即，老人们群情激昂，没等李嘉人起调就唱了起来。他们唱的是那么和谐、那么深情！我被歌声震撼了：没有这些英勇奋战的老共产党员们哪有新中国啊！没有新中国哪有我们这一代的今天啊！于是，我在心里也跟着他们一起唱了起来。
　　就在这时，那位专案人员又出来制止了，说这首歌也不能唱。
　　李嘉人气愤地说：“为什么不给唱呀！打出新中国也有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的一份！”
　　又有一位老人接着话茬说：“我们现在还是共产党员！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专案人员不知如何是好，就命令我准备提前结束放风。
　　李嘉人一看，马上放缓了口气说：“好、好，这首歌咱们也唱了，但是现在放风时间还没结束，我们再唱一首短一点的儿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吧。” 于是，他们像老玩童一样唱起了这首耳熟能详的文革前的儿童歌曲。他们当中大部分的人虽然不会唱，但他们还是随着李嘉人的歌声认真地打着拍子，哼着调子。为演唱逼真，李嘉人随手扔了一分钱硬币在地上，李一清马上捡了起来送到专案人员手里，老人们都开心地笑了，弄得专案人员哭笑不得，只好命令我结朿了放风。李嘉人见状，于是一边走一边对专案人员唱了一句：“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接着，他还挥了挥手，老领导们也都欢笑着重复地唱了这最后一句。我看到这种情景，真是想笑又不敢笑。

周楠前辈理发
　　看押点里老人们的生活由部队管制，理发自然也包括在内。部队规定，官兵们每二十天至三十天必须理发一次，都是清一色的小平头。但我刚到看押点的时候，被看押的老人们已经有两个月没有理发了，原来剃的小平头已经可以梳成分头了。原因是我们连队的执勤点多面广，兼任连队理发的连部通讯员忙不过来。看到这种情况我告诉排长，我参军前就学会了理发，并在他面前比划了一阵子。于是排长马上就让我买了一套理发工具，由我负责全排及十位老人的理发工作。
　　六月的乐昌天气已经开始热了，地处群山环抱、地势低洼、高墙围困的看押所里显得格外闷热，老人们早就要求理发了。
　　那天，轮到周楠前辈理发了，哨兵把他带到前排房的审讯室里，在专案人员的监视下由我为他理发。
　　周楠刚坐下就不假思索地说：“天太热了，剃光头。”
　　于是我操起推子就从他的前额剃了过去。刚剃了几下，周楠突然大叫停止。我被他的喊声吓了一跳马上停了下来。
　　周楠立刻说道：“不剃光头了，赶快改成小平头，剃光了就真的跟囚犯一样了！”
　　周楠曾任广东省高级法院院长，对于见惯了剃光头的犯人们他有一种职业性的反应，如今他也剃成了光头，岂不是与他判监的犯人在发型上一样了？我想，这也许是他们的职业禁忌，此刻他一定在想：我不是犯人，我是共产党的法院院长，我不能剃光头！
　　我说：“哎呀，不行了，头顶已经剃成了朝阳沟，没法改了。”
　　周楠对着镜子一照，马上就着急了：“你怎么搞的嘛，应该先从后面剃起嘛，那样也好改，你怎么做事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啊？”话刚一出口，他又马上想到我是按照他的要求做的，头都剃成这样了也无法改了，于是他只好放缓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算了吧，光头就光头吧，但老子的光头绝不是犯人的光头！”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给他剃了个大光头，剃完后，我说他的头顶很浑圆，剃成光头还是蛮好看的。周楠嘴里没有说啥，摸了一下光溜溜的头，心里好像有了一丝安慰。 第二天放风时，尹林平看到周楠的光头打趣地说：“哎呀，我的周大院长啊，你怎么也剃成大秃瓢啦，和你判的犯人一样了。” 周楠立刻反击说：“尹大书记，你可别瞎说，我这光头和犯人的光头有着性质上的不同！”
　　尹林平说：“光头就光头嘛，有啥不同，难道你的光头比他们多几根毛？”
　　周楠自我解嘲地说：“剃光头又怎么样，凉快的很！你想剃光头还不一定有我的好看呢。”
　　尹林平略加思索地念起了打油诗：“光头光头真不赖，即方便来又凉快。你的脑袋你做主，我的平头比你帅，比你帅！”
　　周楠不服气地对我说：“小孙，以后都给我剃成光头，还要用剃刀刮亮，要刮得光彩照人。”
　　尹林平马上补上了一句：“对，把他的头刮得像灯泡一样又光又亮，给国家省点电。”
　　周楠前辈摸着自己的光头感慨地说：“在这场运动中，在这个大山沟的热天里剃个光头也是别有风味的。”
　　这时，在旁边老人们都意会地笑了。 后来，我把理发技能教给了另一位战士，以便在我离开这里时有人可以继续为战友和老人们理发。
　　1971年11月，我接到了调我回团部的命令，同时升为班长。在离别看押点的那天，我不敢向这些受尽磨难的老人们道别，我怕控制不住我的感情，只能隔着高大的围墙为他们默默地祈祷，保佑他们在里面少受点苦，早日“解放”！
　　班里的战友来送我。我对他们郑重地说了一句：“对那些老人好一些吧。” 战友们点了点头，我含着眼泪默默地走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关押在高墙里的老前辈们全部被平反了！后来金明出任了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李尔重出任了河北省省长，与金明由昔日的“难友”又成为了今日的搭档；王德、尹林平出任了广东省委书记(设有第一书记)；李一清出任了国家邮电部副部长(正职副用)；李嘉人仍是广东省副省长；周楠出任了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含冤罹祸，骨硬志坚。大彻大悟，换了人间！

2015年8月1日

注：此文已发表在《当代广东》杂志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