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华师附中初中回忆”的版本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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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华师附中初中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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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附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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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7月,我从华南师院实验学校考入华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附中就在广州郊区石牌的岗顶(见下图),是一所住宿学校。住校头一个月,每逢周一至周五的傍晚,当我从饭堂捧着晚饭出来,听到广播喇叭响彻全校的熟悉声音——张悦楷的《杨家将》,就想家,想起在家里帮助母亲准备晚餐。
 
1962年7月,我从华南师院实验学校考入华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附中就在广州郊区石牌的岗顶(见下图),是一所住宿学校。住校头一个月,每逢周一至周五的傍晚,当我从饭堂捧着晚饭出来,听到广播喇叭响彻全校的熟悉声音——张悦楷的《杨家将》,就想家,想起在家里帮助母亲准备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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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到初三下学期。我们就要毕业了。学校一向对学生提出“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要求。毕业后能否考上高中?考不上要下乡怎么办?须做些什么准备?考虑到这些问题,我报名参加了课外活动的电工小组,打算学些电工知识和技能(记得小学毕业前,自己生怕考不上初中要去做工而学会了骑单车)。懂得这些,以后于己于公都会有用处。电工小组的师傅人称侠叔,约四十岁。小组成员只有我一个。下课后去报到,师傅指着地上一堆涂满红油漆的木质电工箱说:你在每个箱的底板上钻两个洞。没有木工钻孔常用的弓钻,更没有现在的手摇钻和电钻,只有12mm的带把钻子。而杂木做的底板又硬又厚,全靠手力钻孔是很费劲的。要不是师傅给我手套,没有钻穿一个洞,我的手就已起泡了。
 
时间来到初三下学期。我们就要毕业了。学校一向对学生提出“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要求。毕业后能否考上高中?考不上要下乡怎么办?须做些什么准备?考虑到这些问题,我报名参加了课外活动的电工小组,打算学些电工知识和技能(记得小学毕业前,自己生怕考不上初中要去做工而学会了骑单车)。懂得这些,以后于己于公都会有用处。电工小组的师傅人称侠叔,约四十岁。小组成员只有我一个。下课后去报到,师傅指着地上一堆涂满红油漆的木质电工箱说:你在每个箱的底板上钻两个洞。没有木工钻孔常用的弓钻,更没有现在的手摇钻和电钻,只有12mm的带把钻子。而杂木做的底板又硬又厚,全靠手力钻孔是很费劲的。要不是师傅给我手套,没有钻穿一个洞,我的手就已起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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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毕业照
 
图:毕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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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试放榜了,我考上附中的高一。我班共52人,有6男7女高中考回本校。过了一周,副班主任赵老师交给任致(也被附中录取)和我一个任务——动员班上没有考上学校的男生服从安排下乡。这可是一项难做的工作!学校就这么放手将工作交给学生做!怎么动员?考不上的同学个个心情难过,我俩能对他们说些什么?真是伤脑筋!赵老师把4位男生的家庭地址给了我们。我俩先后去了卫良和伟权的家,把他们叫出屋外,说学校希望他们能够服从安排,愉快地下乡。还好!他们两个都表示愿意下乡。可到了务良家,我俩就被轰出来了。他的父亲说:务良唔晌屋企!你地唔走就攞刀嚟斩你地!(务良不在家!你们不出去就拿刀砍你们!)任致和我只好怏怏退出。我们最后做志光的下乡工作也很顺利。1965年8月31日,学校举办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务农欢送会(见下图),我班8位同学到从化九里步农场务农。50年后,即2015年,附中65届初中毕业生举办毕业纪念聚会,我再见到伟权。我对他说:当年上你家动员你下乡,给了你压力,对不起了。伟权笑着答:我愿意去呀!
 
升学试放榜了,我考上附中的高一。我班共52人,有6男7女高中考回本校。过了一周,副班主任赵老师交给任致(也被附中录取)和我一个任务——动员班上没有考上学校的男生服从安排下乡。这可是一项难做的工作!学校就这么放手将工作交给学生做!怎么动员?考不上的同学个个心情难过,我俩能对他们说些什么?真是伤脑筋!赵老师把4位男生的家庭地址给了我们。我俩先后去了卫良和伟权的家,把他们叫出屋外,说学校希望他们能够服从安排,愉快地下乡。还好!他们两个都表示愿意下乡。可到了务良家,我俩就被轰出来了。他的父亲说:务良唔晌屋企!你地唔走就攞刀嚟斩你地!(务良不在家!你们不出去就拿刀砍你们!)任致和我只好怏怏退出。我们最后做志光的下乡工作也很顺利。1965年8月31日,学校举办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务农欢送会(见下图),我班8位同学到从化九里步农场务农。50年后,即2015年,附中65届初中毕业生举办毕业纪念聚会,我再见到伟权。我对他说:当年上你家动员你下乡,给了你压力,对不起了。伟权笑着答:我愿意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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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班虽然毕业离开附中了五十多年,但是同学友情、师生情谊依然深厚,我们年年相聚叙旧。下图是毕业后我们首次回母校在当年的毕业楼旁合照,时间是1989年8月13日。
 
现在,我班虽然毕业离开附中了五十多年,但是同学友情、师生情谊依然深厚,我们年年相聚叙旧。下图是毕业后我们首次回母校在当年的毕业楼旁合照,时间是1989年8月13日。

2023年3月18日 (六) 02:16的最新版本

华附初中
李穗东
1962年7月,我从华南师院实验学校考入华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附中就在广州郊区石牌的岗顶(见下图),是一所住宿学校。住校头一个月,每逢周一至周五的傍晚,当我从饭堂捧着晚饭出来,听到广播喇叭响彻全校的熟悉声音——张悦楷的《杨家将》,就想家,想起在家里帮助母亲准备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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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在1959年高考一举夺取全省第一,从此保持领先优势,成为全国一流中学。我入读的时候,学校的办学理念是“课堂打基础,课外出人才”,也就是课堂内和课堂外都要教书育人,对学生的思想品德、知识才能全面培养。学校坚持开展“革命风 劳动风 读书风”三风教育,取得明显成效。
附中要求学生关心时事政治,各班都有组织读报,学校广播喇叭天天定时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记得当时听到《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长篇报道到时候,全校的肃静);号召向英雄人物学习,积极开展学雷锋活动(清明节,我们班组织过步行到银河公墓扫墓,向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崔俊燊的父亲献花圈);采取各种形式声援越南抗美、亚非拉人民革命斗争的活动(例如学校师生数次步行到黄埔港外轮停泊的码头示威游行);组织革命传统教育,这里其中有一项颇有意义,就是附中日的火炬传递。附中日,即校友日,我们在读的学生,很少参加。所以自己在附中读书的4年只是听说没有参加过(另有两年停课搞文化大革命,没有附中日活动)。2008年12月28日我回校参加附中大庆,第一次目睹火炬传递的全过程,“火炬”(文革前好像是真火炬,燃着灼红烈火)从1952届的老校友开始,传到了2006届的年轻的校友手中,年龄跨越50岁,意为传承母校精神而接力(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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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是国庆15周年,广州组织各种的庆祝活动。对此,学校十分重视,在运动场召开隆重的庆祝大会(中央专门搭了一个底部直径20米、高达14米的巨大花坛);又挑选了约百名女生组成彩球队,进行严格的排练,参加广州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大会(见下图)和巡游;组织了红领巾合唱团参加沙河地区庆祝国庆的文艺汇演。红领巾合唱团演唱的歌曲是《祖国颂歌》。这歌,我回家(住执信女中)听多了,所以音乐老师还没有教我们班,自己已经会唱。可能教音乐的区主任觉得我唱得大声,就叫我参加了红领巾合唱团。那一次演唱,“歌声震荡着万里山河,山河也唱起快乐的歌,这支歌献给亲爱的党,献给我亲爱的祖国……”。我们新七级(当时附中试行十年一贯制教育)的学生,几乎都是1949年出生的,即共和国的同龄人。这首歌,唱出了我们共同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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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校园里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蔚然成风:衣着简朴,破了,“缝缝补补又一年”;光脚为常,周末不见有小车接送,很多同学步行到市区、回家;同学间和睦相处,不分贫富贵贱。我在5班,后来听说赵紫阳的儿子从广雅转学到6班,自己一看,他也跟大家“并无两样”。附中跟其他学校相比,还有“一异”,就是学生食堂的饭桌上不见有掉下的饭粒,因为“不浪费一粒米饭”已成为大家“不成文的校规”。
为了培养热爱劳动的习惯,附中采取了有效的措施:校内建有化工厂(主要制作化学试剂)、机械厂(主要生产滚珠轴承)、木工厂和小农场,又在龙洞建了一个农场;组织下厂(先后去过广州的轴承厂、柴油机厂、钢铁厂、硫酸厂等)下乡(主要参加花县新华公社的夏收和冬季农田建设)。一般每个班每学期外出参加劳动一周,平时各班在校内小农场的菜地上劳动。到了寒暑假,学校还规定学生要回校劳动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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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陈老师参加我班劳动
升上新七时,我们班来了5位留级生,其中有两位因为家在农村而挺会农田耕作,让我十分敬佩。黄埔村的雨笋当了劳动委员,他虽然口齿不灵又“乡下”口音,布置分工和讲解方法总是要说多几次,调皮的同学一笑他,他就急躁,但是,我们还是挺佩服他经验丰富,亲切地称这位大哥为“阿婶”。家在冼村的传巷(见下图)则是一位善于耕作的“好把式”。我们拿锄头干活,只会上下挥舞锄头,而他除了翻地是这样外,铲草和“起挒(把土垒起成畦)”各有不同的使用锄头方法。例如“起挒”,传巷是几乎垂直执锄头柄,只用下面那只手小幅度摆动锄头,铲钩土块送上畦顶。当年,我班的菜地在校园北面。同学们按照小组轮流安排天天一早从池塘提水淋菜。那白菜长得绿油油的。据说,各班供给学校厨房的瓜菜可占饭堂需要量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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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的劳动不仅锻炼我们的意志、培养艰苦作风和劳动习惯,还让我们结合课本知识掌握技艺和搞小创造。
在国内学校仍采取“填鸭式”教学的时候,附中率先开展了以“启发式”教学为重点的课堂教学改革,除了完成教材规定的课程外,教师常常会推荐一些课外读物,组织讨论,鼓励学生课外自学。学校图书馆不但订阅了一般性的科普杂志,还订阅了一些较为专业的学术刊物,满足一些基础较好的学生的求知欲望。当年,我们一进校门,就可以看见“勤奋,刻苦,认真,踏实”八个大字。这就是我们的学风。
读小学的时候,我们基本是死记硬背,来到附中后,学习方式要改变,每周应该有一个学习计划,有目的地学习。学习方法因人而异,大胆摸索,各施各法。例如数学科目,有的同学喜欢探索一题多解,也有的同学对每个单元的教学内容选做一道习题,然后总结做这道习题的经验,从中寻找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
好读课外书,又是附中学生的一个特点。学校图书馆就在正对校门的教室大楼的三楼,面积不算大,但是藏书量大。我记得借书还书的柜台较小,所以一般同学是不能直接借还图书的,只能通过班里选定的图书员在规定的时间办理。为了防止学生看书时间太长过于疲劳,学校不准我们午睡看书,晚上十点前统一关灯。但是个别同学仍会想法子应付。同学国慈(见下图)讲过这么个“恶作剧”:“那时我好看书,下课后看,午休也忍不住在被窝里看。管我们宿舍的生活老师悄悄进来,爬上我的床,在被子被书顶出的棱角中间一捏就把书抓住,抓了个现行。我三番几次有点气不过,瞅准生活老师进来、就用两手顶起被子两角象书的形状。他如法泡制中间一捏,却扑了个空,惹得全宿舍哄堂大笑,他只得讪讪而退。其实附中三年我挺乖的,就这次有恶作剧,因为自己太迷上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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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六的时候,我也迷上了数学,从图书馆借了一本《勾股三角》(华世芳著)看,因为被称为“千古第一定理”的勾股定理吸引着。新七下学期,年级举办数学竞赛,没被课外活动数学小组吸收的我也可以报名参加,还获得三等奖(我班育潭和富荣分获一等奖和二等奖,富荣是数学课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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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小学提出要素质教育,其实,早在60年前,附中就十分注重全面培养学生。学校安排每周星期二下午为科技活动日,平时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课,下课之后是自由活动,让学生参加各种课外活动。课外活动小组有30多个,物理组、摄影组、航模组、化学组、地理组、养蜂组、木工组、舞蹈队、演唱组等等,大多数小组有指导教师。为了满足众多学生的参加愿望,有的小组下面再分组。有同学回忆:无线电小组就分有单管机组、双管机组、三管机组、五管机组(我班的任致就是其中的一员)等,共有200多人。航模小组人数不多,但影响很大,每当试训时,总有许多学生围观。特别是在校运会上,航海模型竞速比赛(见下图)、火箭升天表演、牵引飞机的空中“格斗”、遥控飞机的特技飞行等,总是引起阵阵喝彩声。能力有效增强,人才不断涌现,学生自己管理自己渐为常态。例如学校文艺晚会的组织召开、校际间学生活动的开展、广播站的日常运作、管乐队的训练表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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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的时候,我被分在俄语班——华南师院在附中开展俄语教学改革的试验班。华师派出外语系的蔡老师组织实施。在新六、新七两年的教学中,蔡老师呕心沥血尽职尽责,与我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对我们这些初学者,是直接教我们用俄语会话,而不是按发音一一朗读的老路走。他想了很多办法,培养我们对这门语言的感情(我至今认为,在朗诵上,俄语比英语好听),鼓励我们平时大胆用俄语对话。由于我在华南师院实验学校学的是英语,改学俄语就显得吃力,第一学期中段考俄语只得了59分。蔡老师就为我和几位学习有困难的同学“开小灶”,还带我们到华师外语系的小教室录音,感受我们自己学习口语前后的进步,增强我们继续努力的信心。对一些学习优秀的同学,蔡老就带他们参加外语系俄语专业学生的晚会活动,甚至让他们表演朗诵(据说获得很高评价),激励他们。这个学期末,我的俄语考试成绩提高到近80分。为了加深对我班同学的了解,新七上学期,蔡老师主动要求跟我们到龙洞农场劳动。记得那天按照管理农场的欧阳伯安排,我去山上放羊,蔡老师也去了。羊群在前面走,我俩跟在后面聊。到了岔路口,头羊正要走错方向,我向错的方向、朝头羊旁边投一块小石子,它就改走另一条小路。蔡老师夸我是“放羊倌”。在山坡上,在草地上,蔡老师关切地问了我很多学习、生活和与苏联学生通讯的情况。时间到了下学期,蔡老师和华师来实习的学生住在我校。一天傍晚,我吃完饭从学生小饭堂南门出来。这里没有运动场的喧闹,较平静的昏暗中传来幽幽的二胡弦声。我看见蔡老师独自坐在宿舍前面拉着二胡。我没有过去。我觉得这弦音里飘流着淡淡的愁思。是对学生“恨铁不成钢”呢,还是教学改革效果不理想?我不知道。后来,我们由新制改为旧制,蔡老师回华南师院。以后,文化大革命,我们毕业安排,返城,改革开放,直到1995年,我们才联系上思念已久的蔡老师(见下图二排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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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任课老师中,要算老资格的当属教语文的李老师(见上图二排左5者)。她教学有方,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记得讲授北朝民歌《木兰诗》,李老师极为赞赏这诗歌古调的韵律,情不自禁地用粤语大声朗读全文:“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如今,同学们议论当年的教学生活,仍然对她赞不绝口:
语文李老师给我的印象颇深,上课讲解的每篇古文、古诗都是声情并茂、由衷地赞美或同情,有时口沫都出来了,她的敬业很让我感动!
李老师挺偏愛我的,连崔俊燊也有点妒忌。她讲课很投入,有点自我陶醉的样子,常额外印些美文给我们开小灶,我记得有周敦颐的《爱莲说》,印象太深刻了,以后娶个老婆也叫莲,可能我对文学的兴趣受她深刻影响! 附中的教师,大多数是教学水平过硬的骨干。他们的讲课,深受学生欢迎;他们的教导,令我们终身受益。
同学同窗三年,就是互学、互助、争论、友好的三年。这期间,班上有不少自己钦佩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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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平是留级到我班的,虽然学习一般,却多才多艺。其才能一是吹笛子,节拍精准,旋律流畅,音色圆美,笛声响亮;尤其以笛子独奏《我是一个兵》为精彩,成为学校文艺演出的保留节目。在建平的带动下,我班的文娱气氛浓厚了。培基和穗英(上图后排左1和左3)的藏族歌舞《毛主席派人来》上了学校的舞台,受到师生们的称赞;班里的“每周一歌”更为活跃,我们唱电影《女跳水队员》主题歌的“盛况”还记忆犹新,因为我班有两位“水上蛟龙”;数学陈老师请她的兄弟(包括在中央乐团的)为我们举办“家庭音乐会”……。在学校管乐队,就有我班5名同学:建平(改吹黑管)、合东、良浩、卫良和宝堃。建平(见下图)的才能二是体育。他是学校田径队跨栏的佼佼者,在东较场与体育学院的学生比赛,也令后者不敢小看;建平的跳远和三级跳远成绩也是顶呱呱的(我是受他影响而爱上跳远这项目);他踢足球,奔跑速度快,射门像打炮一样有力,使我班足球水平在全级数一数二。当年,我们男生可爱踢球,经常在下午第二节课后就跑去运动场“霸场(抢占场地)”,进行宿舍这个室对那个室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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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形势比较紧张,台湾时常派特务窜犯大陆,美帝又到处点燃战火,因此国内“全民皆兵”,我们也进行军训(握木头枪练习刺杀),参加射击训练(附中有专门的射击场)。我班有一个有利条件,和志同学是广州市射击俱乐部的教练、学校射击队成员,教我们打枪比较耐心。学习和测验射击理论后,我们就进行射击训练,用的是小口径步枪,主要练习卧姿射击,最后是实弹射击测验。都及格了,广州市国防体育协会就发一本《普通射手证明书》(见下图),据说这是参军的优先条件之一。可惜我近视当不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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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不了兵,可是初三(新七后改回旧制)寒假,班长合东却被学校选送到广州空军沙堤机场通信连当了一月的兵,而且很正规,发了军装,到部队第一天还授了军衔(老师授上等兵,学生授列兵,见下图)。当时,中央提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学习解放军、学唱革命歌曲成了常态。(新七时我被学校评为优秀少先队员,选送到江村参加广州市红领巾夏令营,那是无法跟合东这次下连队当兵相比)。开学后,听班长绘声绘色讲述部队生活,我们羡慕极了。班长又将在连队学到的两首军旅歌曲教全班唱,唱得我们“斗志昂扬”。现在我还记得其中一首志愿军的歌:“进军号,洪亮地叫,人民的战士多荣耀。看我们的红旗哗啦啦地飘,好像是太阳在空中照(重复)就是我们今天吃点苦,能使我们祖国牢又牢,不被炸弹炸,不被烈火烧,我们的父母常欢笑(重复)就是我们今天流点血,能使朝鲜兄弟生活好,工厂再冒烟,庄稼长得高,灿烂的鲜花开满道(重复)。”今天如果有哪位同学忘记了这首歌,我还可以教他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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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当兵的事,我又记得初三放寒假前的一天,班主任向惠民(下图:1971年入伍的惠民)和我交代了一项任务,在春节到来之前到军属的家张贴对联,并交给我俩一张名单。这名单可能是从五山街办事处要来的,学校是想帮助办事处做些有意义的事吧。名单上列有大约七、八户军属的住址。办公桌上摆着春联——上联:发扬革命传统,下联:争取更大光荣,横批:光荣之家。道理不用老师多讲,拥军优属的事我们乐意去做。第二天我们就捧着卷好的对联和浆糊,按照地址一户一户地去张贴。没有单车骑,全凭双脚,跨公路绕小路踏田基(田埂),走了五山好几个地方。尽管很累,我们还是蛮有“成绩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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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到初三下学期。我们就要毕业了。学校一向对学生提出“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要求。毕业后能否考上高中?考不上要下乡怎么办?须做些什么准备?考虑到这些问题,我报名参加了课外活动的电工小组,打算学些电工知识和技能(记得小学毕业前,自己生怕考不上初中要去做工而学会了骑单车)。懂得这些,以后于己于公都会有用处。电工小组的师傅人称侠叔,约四十岁。小组成员只有我一个。下课后去报到,师傅指着地上一堆涂满红油漆的木质电工箱说:你在每个箱的底板上钻两个洞。没有木工钻孔常用的弓钻,更没有现在的手摇钻和电钻,只有12mm的带把钻子。而杂木做的底板又硬又厚,全靠手力钻孔是很费劲的。要不是师傅给我手套,没有钻穿一个洞,我的手就已起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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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毕业照
升学试放榜了,我考上附中的高一。我班共52人,有6男7女高中考回本校。过了一周,副班主任赵老师交给任致(也被附中录取)和我一个任务——动员班上没有考上学校的男生服从安排下乡。这可是一项难做的工作!学校就这么放手将工作交给学生做!怎么动员?考不上的同学个个心情难过,我俩能对他们说些什么?真是伤脑筋!赵老师把4位男生的家庭地址给了我们。我俩先后去了卫良和伟权的家,把他们叫出屋外,说学校希望他们能够服从安排,愉快地下乡。还好!他们两个都表示愿意下乡。可到了务良家,我俩就被轰出来了。他的父亲说:务良唔晌屋企!你地唔走就攞刀嚟斩你地!(务良不在家!你们不出去就拿刀砍你们!)任致和我只好怏怏退出。我们最后做志光的下乡工作也很顺利。1965年8月31日,学校举办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务农欢送会(见下图),我班8位同学到从化九里步农场务农。50年后,即2015年,附中65届初中毕业生举办毕业纪念聚会,我再见到伟权。我对他说:当年上你家动员你下乡,给了你压力,对不起了。伟权笑着答:我愿意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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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班虽然毕业离开附中了五十多年,但是同学友情、师生情谊依然深厚,我们年年相聚叙旧。下图是毕业后我们首次回母校在当年的毕业楼旁合照,时间是1989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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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