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为甚么没有忏悔录?

来自通约智库
江南仁讨论 | 贡献2019年3月2日 (六) 02:18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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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汉学家顾彬

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我们的国家经历过浩劫,我们的民族有许多劣行,但是,为甚么在我们的文学中看不到一部足以警醒世人的忏悔录?

几年前,德国的汉学家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在学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有人附和说好,也有人发起围剿,加以口诛笔伐。

我不想在这里说是说非,但觉得顾彬的一句话为学界带来一番震荡,未必不是好事。

我总觉得:“ 我们这个民族太虚伪了,缺少一种真正的悲悯情怀和忏悔意识。我们的作家有一种“扬善”的美德,但也有一种“隐恶”的劣性。不敢叩问自己的灵魂,把自己的灵魂亮出来给人看,这是我们的作家最失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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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的虔诚精神)

俄罗斯为甚么可以产生那么多一流的大作家?关键的一点是:他们的作家有忏悔意识,敢于面对真实的内心世界。我自己读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们的作品中有一种深邃而博大的宗教精神,具体来说,就是一种赎罪意识和忏悔意识。

就以托尔斯泰的《复活》而言吧:书中的贵族地主聂赫留朵夫因为奸污了使女玛丝洛娃(卡秋莎),使她走向沦落。当聂赫留朵夫知道那个受到审判的妓女就是当年被他奸污的女子后,他的内心也受到一种道德的审判,意识到自己的身上充满罪恶,于是,他一路跟随这个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去的女子,以自我的流放来赎罪,使自己成为一个得到救赎的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巨著也是这样,写尽人的灵魂煎熬。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一个极端抑郁的人,内心受着种种折磨,最后也在宗教信仰中得到解脱。从俄罗斯的大作家身上以及他们的巨着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赎罪与忏悔的宗教情怀。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中,鲁迅和巴金应该说是最有赎罪意识和忏悔意识的作家吧。可是,在当代的中国作家中,我们已经看不到像鲁迅、像巴金、像郁逹夫那样直面人生、直面我们内在心灵世界的作家了。

我们的很多作家,敢于批判社会、反对建制,却没有勇气面对我们真实的灵魂,不敢说真话,更不敢触及自己的内心世界,怕将自己卑劣的另一面暴露在人前。这就是我们的创作失去价值的根本原由所在。作为一个作家,有赎罪和忏悔的宗教情怀,相反证明他有一种求真、求善的人格力量,敢于解剖自己的灵魂,乃至民族的灵魂,自我反省、自我否定,自我救赎,最终走上自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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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最感到痛心的是∶虚假与浮躁。从上而下的虚假和浮躁,已经令我们的人沉不住气,既没有勇气去审视我们的灵魂,又没有耐性去进行一种纯粹的心灵写作。在商品经济的大潮面前,大家都迷失了方向,将“票房”价值看成理所当然的追求,将炒作当作成名成家的必然手段;大家津津乐道的是作家“富豪榜”,而没有多少人关心作品的“含金量”,人们一窝风地往自己脸上贴金,谁还会“忏悔”、“赎罪”,这么“憨居”?

这些年,我时有机会回内地,接触一些作家和学者,却愈来愈感到别扭,感到不适应。我觉得,他们不是在搞文学,而是在搞“文学关系学”,互相抬轿,互相吹拍、互相贴金。更为可怕的是,我们的文学也深受“官本位”之害,不少作家关心的是政治地位、官职,关心的是座次怎么排,千方百计向建制靠拢,龟缩在体制之内,完全失去了作家应有的独立人格。中国作家骨子里的这种侏儒基因,决定了他们成不了文学的巨人。也正是这样的原由,我们的文学缺少一种精神,缺少一种骨气,缺少一条知识分子应有的精神脊柱。

纵观几十年来的中国文学,我们能想起几部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巨作?大家都来屈指算一算吧。

我觉得顾彬说的话是有他的道理的,我们还是先不要动气,一听到不中听的话,便先举起拳头,怒目相向,来一次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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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中国多一些像顾彬这样的学者,我们的文学就更有希望。说到这里,让我说说我和顾彬的一面之缘吧。我挺喜欢这个德国学者,一则我以前读过他的书,二则他的举止让人感到可亲。那是多年前的事了,我的一个朋友出版一本诗集,在中环的一间书店举行新书发布会,那天来听诗歌朗诵的大都是洋人,我的朋友则用四川话朗诵诗歌,他们居然听得拍手掌。我敢说,那些洋人都没听懂,但我又相信,他们都是真正的艺术爱好者。

他们未必懂我们的语言,但是他们懂艺术的语言,他们听到那抑扬顿挫的声调,已能神会一种诗的曼妙韵律。那一天,顾彬也站在人群中,像一个普通的读者一样伫立一旁。当时,我不知道他就是顾彬,后来散场了,我们走在一起,朋友向我介绍这胡须佬,我才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顾彬。

我就喜欢这样的学者,没有高高在上的姿态,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想,如果我们的身边多一些这样的“普通”学者,多一些沉浸于纯粹的艺术人生的创作人,而不要去管那些商业利益、官本位,或为自己贴金,而是多关心天下苍生,关心人的生存和价值,我们就会像俄罗斯那样,出现一个又一个背负起民族苦难十字架的优秀作家,就会出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忏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