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歌颂上山下乡运动

不要歌颂上山下乡运动
昨日见一文《不准歌颂闭关锁国》，态度明确，立论有据。针对几十年喋喋不休歌颂上山下乡言论，也写一篇同题文字。但讨论对手是一起上山下乡的同学知青农友，态度放缓些，改“不准”为“不要”。
上山下乡运动与1966年中开始的运动是同一时段同一发动者发起的，不可分割，难以区分。以哲学思维，是大范畴里的小范围；以历史衡量，是长时段中的小时间。以我自己对这段历史的时期划分，从1966年“五一六通知”始到1968年11月上山下乡始，动员全国力量参与的运动告一段落。第二阶段的运动，激烈斗争局限在上层的路线之争，下层则是重回旧有轨道，安份守己做百姓。但是全国力量发动后，方向难以控制，运动砸碎既有秩序，最高权力是夺回了，国家机器却卡滞不灵难以运转，成为一个烂摊子。
收拾烂摊子简单粗暴有效的办法，一是动用军事手段，军管；一是把最活跃桀骜不驯的大中学生驱逐出政治经济中心，把他们分散到交通不便、生活困难的农村，让穷山恶水消解他们的血性。
这两招果然有效，然而有限。军管本文不予讨论，它导致的后果就是运动中的第二次政变，副帅折戟沉沙，以命消解正帅的绝对权威与权力。上山下乡，性质是流放、惩罚，客观却起了流放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作用，让青年深入民间，了解民间疾苦，起意拯救民间苦难，成为推动社会革命的主要力量。良好的结果并不能证明动机的正确，决不能说流放中产生了社会的进步力量，就说流放造就了先进力量，因而流放是沙皇正确的举措。
运动发动者是操控语言文字的高手，同时代无与其匹。他的手段不是其他山大王能企及的，计有：高屋建瓴、云天雾罩、故弄玄虚、指鹿为马、强词夺理、瞒天过海……例如整肃异己称为“路线斗争”，掠夺土地财富称“土地改革”，没收城市市民动产不动产称“社会主义改造”，逼死第二把手称“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老三届流放惩罚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冠冕堂皇的文字包藏卑劣动机和目的，通俗上口语言埋伏诛杀抢掠之心。高尚的口号造成大规模的杀戮死亡和对人类的惩罚惩戒。
仅以流放老三届的激动人心口号为例。运动发动人被自己鼓动的青少年矛头乱指，社会失序所困惑。一千七百万荷尔蒙爆棚，失学并面临失业的青少年，集合力量之大，破坏性之烈，已在文革初期表现出来，而且日益增长难以控制，随时有反嗜发动者的危险。如果直说发配远恶军州，估计马上沸反盈天。但以“大有作为”相诱，以“广阔天地”造梦，迎合了青少年的青春热血远大理想，野心狂妄目中无人。千千万万青少年欢天喜地离开城市，乖乖落入陷阱。至于是否真的天地广阔，前途无限，大有作为，已经不要紧。被分散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原野上的1700万老三届已不复有聚集于城市的巨大冲击力。
但是，始作俑者只从巩固一己权力出发，他想到这批青少年失学的困惑，远离家乡亲人的痛苦了吗？想到牵连几千万个家庭的前瞻后顾之忧了吗？想到他们缺医少药衣食无着的艰难了吗？想到国家文化科学技术后继无人的恶果了吗？他晚年昏聩，夺权保权的办法只有《二十四史》那几招帝王术，不知道现代社会还有许多解决问题的方法。当然，被权力支配的恐惧，使其无暇他顾。
走出困局的办法唯有发展经济，扩大生产，而不是平均主义，劫富济贫。运动后期出现的经济危机不是青少年的就业问题，是国家机器失灵，是政治斗争破坏社会生产力。只要结束运动，恢复秩序，所有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可是，发动者是以非常手段重新夺回权力的，他不可能中止运动。流放老三届成为唯一选项。上山下乡运动无疑是收尾工程，无疑是大运动的组成部分。
上山下乡的强迫性、欺骗性一目了然。为什么权贵子女不去广阔天地？为什么上山下乡去的都是平民和下台干部子女？为什么恢复权力的干部马上把子女调离广阔天地？为什么最后上山下乡的学生绝大多数都回流城市？因为权力的中心在城市上层，政治经济活动的中心在城市，经济发展的重点在城市，让人发挥才能获取财富的地方是城市。“广阔天地”其实在城市，农村很狭窄很闭塞，困在农村死路一条。指引老三届到农村去的人不知道吗？他的目的就是要把一千多万青少年困死在没有生机活力的农村。
最高层对上山下乡早已有拨乱反正的结论。邓小平曾说：“我们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李先念也说：“‘四不满意’是我讲的。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嘛！”
作为亲历者，对上山下乡的乱局有惨烈的记忆；作为研究者，明白上山下乡对青年的深切伤害。我下乡六年的海南屯昌县晨星农场，在一次洪水中淹死22名知青，其中20位是女性。内蒙的草原荒火，一次烧死几十位知青。在改制兵团的三年多，黑龙江、云南、海南……兵团干部奸污女知青案件之多、性质之恶劣令周恩来怕案而起，随之判了一批杀了一批，才刹住这股邪凤。
文革后邓小平立意改革开放也和上山下乡有关。广东知青因不堪农村困顿没有出路，跟随边民铤而走险投奔怒海，偷渡闯关香港澳门。以致邻近港澳边境农村十室九空，惊动高层。才有了办经济特区，引进外资等等举措。云南、广西边境的知青则偷越国境到东南亚参加反政府游击队，宁愿牺牲也不愿继续在农村受罪受苦。
几十年过去，深受上山下乡之苦的知青群体本应该发自内心地诅咒这个运动，奇怪的是，歌颂上山下乡的往往是知青中受害最深的一群。难道真的有“斯德哥尔摩”效应，爱上了绑架自己的劫匪？难道回城后的种种不如意甚于那时的痛苦？难道虚妄的谎话可以当做往昔的辉煌？还有申请烈士的虚荣，要求设立“知青节”的谵妄，都是呼应歌颂上山下乡的谎言，都是呼唤文革重来的咒语。
侵略战争、自然灾害、政治运动，对人民群众的伤害是第一位的，是文明社会应该竭尽全力避免、抵御的灾难。哪有歌颂灾难的？哪有呼唤灾难再来的？哪怕是为了基督的复活，也不能制造灾难，也不要歌颂灾难。这是为人的底线。至于在灾难中出现的杰出人物，只是灾难的副产品，不出现也罢。没有英雄的世界，才是正常平安的世界。
另外需要一提的倒是运动后的分化。老三届由盲从的运动冲锋队开始，疯狂不到三年，就受惩罚流放成为知青，饱受糟践蹂躏，争相设法回城。其中大部分忘却噩梦，主动粉饰过去，歌颂运动，赞美流放，成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小部分自比俄罗斯“十二月党人”，从苦难中醒悟，从历史里寻求真相，转化为运动的掘墓人。
这个结果，粉碎了大一统的初心，诞生了社会的多元，为改革开放准备了思想基础。这是历史对文革发动者的嘲弄，是上天对中华民族的酬答。
2022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