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大屠杀》读书笔记

一、前言

1942年1月20日之后的某一天，一列火车在铁轨上呼啸奔驰，车上的烟囱像犹太人被扼住的咽喉，吞吐着阵阵生命末期的蒸汽。而在车厢中相互依偎的犹太人，正带着逃脱牢笼后的些许轻松，甚至是对未来的几分希望，缓缓入梦。等到太阳照常升起，犹太人发现列车已经开始减速，空气中氤氲着不安与紧张。那是一种面对陌生事物常有的心情。列车终于停下，犹太人被德国士兵粗鲁的赶下车，眼睛尚未适应白天的光线，不自觉地揉了揉。画面更清晰一些，犹太人的眼前只有荒凉和铁丝网，他们到了新的居住地。居住地的名字叫奥斯维辛。作者齐格蒙鲍曼在接近五十年后，重新审视这场人类史上的灾难。通过探寻大屠杀之于社会学的意义、大屠杀中现代性所扮演的角色、大屠杀的独特性与常态性为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结论--大屠杀作为现代性之验证而存在，其成功恰恰证明了现代性的辉煌。笔者试按照书中逻辑进行梳理，以理性线索串联全书，将"诱使受害者合作"与"大屠杀的特殊性与常态性"两章顺序进行调整。

二、研究大屠杀的意义（大屠杀之后的社会学）

对犹太人残酷的大屠杀已成为人类漫长历史中一个抹不去的污点。然而仅仅把大屠杀简化为私有的不幸和一个民族的灾难是极其危险的。 因为能够让大屠杀再次发生的结构性因素并未消失，只是人们不再关注。大屠杀随时都有可能在现今背景下再次发生。

对有关文明、现代性与现代文明的社会学理论而言，现目前通过两种方式贬低、误解或者轻视大屠杀对它的意义。一种方式把大屠杀看作是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事情，看作是犹太人历史中的一个事件。这使得大屠杀独一无二、平淡而不具代表性，与社会学也没有什么关系。另一种方式--表面上指向截然相反的方向，但实际上导致了同样的结果--是将大屠杀看作广泛而常见的一类社会现象中的一个极端；这当然是一类令人厌恶和让人反感的现象，但我们还能够（而且必须）忍受。 无论是将大屠杀特殊化还是泛化，都需要一个前提，即大屠杀是现代性进程中的非现代性事件。可以把它当作现代性反常或失灵而导致的越轨行为。然而这样的研究是通过一个手工作坊来把握大屠杀的事实的，这个作坊因袭着将正统社会学确立为一门学术性学科的方法论，因此他只能传递出一个更多地与它的假设相关联而不是与"事实真相"相关联的思想。 正因如此，现阶段主流的大屠杀研究均未触及大屠杀的本质--他是作为现代性的代表性事件而存在。故当我们谈及大屠杀的研究时，势必要提出这样的问题："现代性是否存在着我们尚未认知的一面？现代性本身的情感价值维度是否存在？现代性是否等于工具理性的普遍化？"一旦我们意识到了"最终解决"的观念在何种程度上是官僚制度文化的一个产物，那么大屠杀投射在我们对官僚制度之灵性的理解上的光芒就是最意义动人的了。

因此，今天谈论大屠杀的意义有三。其一在于修正传统研究中对于大屠杀的简化与误读；其二在于通过大屠杀的研究反思现代性的多元性；其三是要在社会科学的一般应用面前展示专家的发现，用与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旨趣有关的方式来解释这些发现，并把它们反馈到我们学科的主流中来，也由此把它们从当前的边缘状况提升到社会理论和社会学实践的中心地位。

三、大屠杀的理论预设（道德冷漠与道德盲视的社会生产）

"屠杀"一词，天然具有强烈的邪恶属性。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其内在的道德感能够阻止自身邪恶的行为。然而在大屠杀这一事件中，大量德国普通百姓参与其中，道德感荡然无存。纳粹通过两个手段达到这一结果，其一在于消除人们在参与大屠杀时的邪恶感，其二在于避免人们在大屠杀中做道德判断。即道德冷漠与道德盲视。

凯尔曼认为反对暴行的道德自抑在三种条件下会受到损害，这三种条件无论单独出现还是放到一起都会起作用：暴力被赋予了权威（通过享有合法权利的部门的正式命令来实现）、行动被例行化了（通过规章约束的实践和对角色内容的精确阐述来实现）、暴力受害者被剥夺了人性（通过意识形态的界定和灌输来实现）。 在大屠杀的行动过程中，纳粹党卫军总部负责屠杀欧洲犹太人的部门被正式命名为管理与经济厅。这一命名不仅使行动的目的变得模糊，还为该行动的暴力属性去污名化，最终将权威赋予暴力。责任感取代道德感成为人们心中衡量荣誉的准绳。公仆以服从命令为荣，哪怕命令与其想法不符。再者，德国人严苛的制度与分工使得每个人都成为庞大国家机器的一个齿轮。兢兢业业地转动，全然不顾国家机器的所作所为。此外，纳粹对于犹太人概念的不断建构与标签化使其被剥夺人性。凯尔曼所述三种条件均成为现实，成功消除人们在参与大屠杀时的不道德感。

仅仅消弭道德自抑还不够，一种更可怕的社会机制也在大屠杀中逐渐显现。更多的人甚至从未面临过道德选择，自然也从未产生过不道德感。大屠杀的每个环节都经过精心的设计与分工，每个人在参与过程中只需要完成分内的工作即可。对工作内容的细致分工使人们在心理上与行动的结果疏远，人们将精力更多聚焦于工作内容而非结果，纷繁的环节消弭了人们对于结果的疑虑，最后使人们不再关注最终结果。"中间人"挡住了行动者的目光，让他看不见行为的结果。 进一步讲，一旦人们需要面临道德判断时，"中间人"就成为了他们最好的替罪羊。一切行动均是"上层"的意志，不代表其自身的道德判断。而一旦不执行上层意志，就会因失职产生愧疚。两者相比，愧疚感更强烈一些，所以人们忘记了道德。

故文明社会中并非不存在暴力，只是暴力经过了集中部署，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理性的迫切要求从道德规范或者道德自抑的干扰中被解放，甚至暴力的运用也屈从于理性计算。 现代性中工具理性的泛滥、社会分工的细化使道德冷漠与道德盲视成为可能，进而为大屠杀提供结构性因素。作者的假设在这里得到基本的论证，即大屠杀是现代性下的一个典型产物。随后，作者聚焦于犹太大屠杀并对其结论作出进一步例证。

四、纳粹的理性（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

（一）现代性的影响

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将大屠杀的主要成因归结于反犹主义的空前高涨。然而反犹主义自身的局限性使得其解释力极其有限。一方面当时的德国并非反犹主义最高涨的国家；另一方面反犹主义的普遍性与长久性无法解释大屠杀的激烈程度与特殊性。基于此背景，作者认为反犹主义只是驱动或次要因素，只有反犹主义的情绪配上现代化进程与现代性思想才有可能导致大屠杀。

从自然空间分布上看，犹太人在当时人数上属于"少数群体"，且散居各地、居无定所。这使得任何一个地域内，犹太人群体都是少数派，始终无法融入当地群体中，逐渐成为"内部的外人"。希特勒认为，由于没有自己的领土国，犹太人就无法参与旨在征服土地、以战争为其一般形式的普遍的权力斗争，因此他们就不得不采取下流、卑鄙、偷偷摸摸的手段，这使他们成为特别可怕和邪恶的敌人。

从社会属性上看，犹太人的宗教与经济问题也在其身份建构中发挥非同小可的作用。宗教方面，犹太人打破了以往基督教中异教徒与信徒的二元对立，成为与基督教相伴的"他我"。因此可以说，犹太人尴尬的跨坐在屏障之上，对它的不可逾越性构成了威胁。 这样，基督教的自我认同实际上就成了对犹太人的疏远。 经济方面，犹太人在前现代社会中处在"中间人"的角色。政治地位上不如贵族，经济地位上比平民好。犹太人就这样游走在平民与贵族之间，再次成为平民与贵族二元对立之中的暧昧性因素。

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犹太人不断处在流动的暧昧性之中。这在前现代社会中是可以允许的。然而随着现代性的降临，犹太人自身的"粘性"就成为了现代性最重要的敌人。自然属性上，犹太人被疏远与隔离；社会属性上，犹太人承载了基督教的妖魔化与贵族、平民两个阶层的敌意。因为犹太人跨越在太多屏障之上，使其不能被纳入任何一个现代性分类之中。于是基于现代性的考量，解决方法有二，其一是将犹太人划归到已有的分类中，即改变犹太人；其二是将犹太人作为一个病态从社会中剔除。令人遗憾的是，在现代性转换过程中，经济的角色占比不断提高。在目瞪口呆的贵族看来，国内正转变成犹太资产阶级的犹太人不只在一个方面威胁到了原有的精英。他们展示了以金融和工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力量和以土地所有权与土地继承权为基础的传统力量之间的竞争。 现代化进程中犹太人的崛起扩大了其在前现代社会中的暧昧性，这种扩大的暧昧性在现代社会中转变为强烈的不协调性，于是犹太人就被建构成病态的群体。倘若犹太人仅仅保留这样的特性，尚不足以称之为"暧昧性"，因为其可作为第三种状态存在。恰恰是因为，有大量的犹太人完成了信仰的转变，但又缺乏前现代社会的历史与习俗，使其转变的并不彻底。这样的转变模糊了原有的旧界线。现代性的条件下，需要一个明确划分的界线。犹太人作为界线中间的粘性物质与现代性产生了不协调性。最终的结果就是犹太人在生理上的病态化。

（二）现代性下的种族主义与种族灭绝

在犹太人这一"暧昧"形象被建构的同时，社会中的结构性因素也在发挥作用。其中种族主义与现代性的契合最为明显。在现代化进程中，种族主义对激起反现代主义情绪和焦虑起到了工具性的作用 。这使得犹太人成为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中间人"。

种族主义与异类恐惧症不同，其更加强调社会属性，这是一个将建筑、园艺策略和医学策略结合起来的实践--即通过切除既不适合想象中的完美现实、也无法被改造以适合这种完美现实的当前现实要素。 更进一步，种族主义是一项社会工程。从这一角度看，犹太人自身的粘性使其成为无价值甚至有害的生命。对于这类"杂草"，社会工程的最终目的就是把他们剔除。现代性的背景下，科学上位，宗教退位。生物学的发展为从体质上区别人种成为可能。而种族主义本身认为不同人之间天然有差异，二者相连使犹太人有可能被区分标识为"异类"。现代性的社会工程与种族主义的相互合作，使犹太人成为被排斥和隔离的"杂草"。单纯的隔离与迁移成本过高，出于理性计算，屠杀是最经济的手段且没有任何副作用。但即使与现代思想的技术倾向结合起来，也不足以完成大屠杀这一壮举。纳粹不断宣传反犹主义，试图激起民众对犹太人的仇恨，但效果不佳。不过在这一行动中，根植于人心的"厌恶暴力"倾向使得纳粹得以换一种方式实行自己的手段。人们厌恶了身边纳粹对于犹太人的暴力，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同意将犹太人排除出权力、财富和有影响的位置。

典型的现代社会设计和工程野心与典型的现代权力、资源和管理技术的集中相混合，构成了致命技术 而这一切的结构性因素至今仍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

五、受害者的理性（诱使受害者合作）

在大屠杀中，犹太人与纳粹之间的合作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现象。被害群体被吞没在整个权力结构里，又在其中广泛地承担了一系列任务和职责，显然他们有了一定的选择余地。而选择与不共戴天的敌人和未来的刽子手合作不无他们自己的理性衡量。犹太人因此能够在其压迫者的控制下活动，更快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把自己的灭亡拽得更近，然而引导他们行为的却是经过理性解释的目标，那就是：继续活下去。 令人唏嘘的是，明明双方都是基于理性做出的选择，却酿成了一场看似最不理性的结局。一方面，纳粹分子通过定义、隔离、疏远犹太人，使犹太人与其他群体间疏离；另一方面，纳粹分子又对犹太人群体内部区别对待，宣称保留"有价值"的犹太人，从而造成犹太人群体内部的分崩离析。犹太人被纳粹强迫加入的游戏是生与死的游戏，因此站在他们的角度，增加逃生的机会或者限制死亡的范围既是理性行动的目标，也是衡量的标尺。 每个人的眼光都局限于周边人，从而忽略了自身所处群体的危险处境。当所有人都竭力拯救自己于周边人时，所有人都变相承认了自己该死。尽管双方都是基于理性作选择，但有一个重要的前提被忽略了，即犹太人与纳粹并非实力对等的博弈关系。双方处在权力失衡的体系中，德国纳粹的强势使得犹太人的理性选择符合其预期，并成为纳粹的工具之一。所以基于犹太人群体的视角来看，个人的理性恰恰体现了群体的非理性。然而受限于前文所提犹太人自身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群体的理性似乎成为奢望。

六、犹太人大屠杀中的特殊性与常态性

现代种族灭绝具有二重特性，历时态上独特是因为其是现代的，共时态上独特是因为其聚集了现代性中的几个碎片化因素。其中较为显著的是官僚体系，其作为大屠杀中高效运行的工具做了三件事：细致的劳动分工、以技术责任取代道德责任以及对犹太人的非人化。

另一方面，文明社会中，文化熏陶出的对暴力的反感被证明在对付有组织的强制手段时不堪一击；同时，文明的行为举止显示出与集体屠杀令人惊异的和平与协调共处的能力。

综上，大屠杀的特殊性在于其揭露了现代性隐藏的一面，而大屠杀的常态性则在于这隐藏的一面一直存在于现代社会之中。

七、服从之伦理（读米格拉姆）

米格拉姆的研究认为，当人们所处的互动情景激发他们变得残酷时，他们的个人特征没有阻止他们。并且和受害者在身体上与心理上的距离越远，就越容易变得残酷。此外，在序列化的行动当中，行动者成为自己过去行动的奴隶。一旦停止，就无法解释之前的种种行为。最后产生的结果就是技术的道德化。官僚体系通过否定非技术问题的道德意义，而使技术道德化。最终，官僚体系成为了道德的虚无地带。人人只对自己的任务负责，却没有人对最后的结果负责。

防止道德虚无出现的最好方法就是权力的多元主义。多元主义是防止道德上正常的人在行动上出现道德反常的最好的良药。在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中，人们发现了社会安排的邪恶性，唯有通过权力的多元化，才能跳脱出罪恶的社会性质，进而抵抗邪恶。

八、一种道德的社会学理论初探

以往有关道德现象的社会理论对于大屠杀现象解释力有限，所以需要一种新的道德社会学理论将大屠杀纳入到解释范围中。从功能主义用社会原因来解释道德规范的策略，很容易陷入到循环论证中。一方面道德的长久存在满足社会某种需求，另一方面社会又将道德作为一种必需的工具。实质上就将道德排除出社会学的讨论范围之外。然而大屠杀的存在证明即使社会强制力没有受损，依然会出现邪恶现象。或者说，道德本身不是社会维系的必需品。在此条件下，作者提出三种道德的前社会来源。前两种类似，认为道德是因为某一情境中他我的在场，且他我与自我具有高度相似性，出于对他者的责任，自我需要做出一些非理性牺牲。第三种不同，第三种认为他我无需在场，因为他我的可能性存在，所以自我会产生道德自抑。道德是受社会操纵的东西--被它利用、更改、挤压。这是一种优先于所有利益要求的职责。 这样强劲的道德驱力被现代社会组织削弱，从而给大屠杀潜在的可能性。

九、结语

综观全书，作者鲍曼首先以大屠杀被忽视的现状起笔，强调大屠杀对于社会学的意义，并提出假设。接着以道德冷漠和道德盲视的社会生产作为理论预设，聚焦于犹太大屠杀的案例。基于现代性的理性，从现代性、种族主义与种族灭绝的部分出发看纳粹的理性--对于犹太人的身份建构以及社会分工结构。并分析其中最不可思议的现象--被害者与纳粹的合作，这是犹太人自身的理性选择。进而总结犹太人大屠杀中的特殊性与常态性。通过米格拉姆的实验分析侧面论证自己的假设并试图提出一种解决方案--多元权力主义与道德社会学理论的初探。最后，作者带着自己的假设再次审视大屠杀，提出了自己的反思。

结合近来沸沸扬扬的江歌事件，人性的懦弱与冷漠总是潜藏在生活中。但是面对危险时怯懦是一回事，怯懦之后的逃避是另一回事，逃避之后的冷漠与遗忘就是第三回事了。大屠杀同理，对于行动的参与并不妨碍对于事后的羞耻与理性反思。一旦逃避羞耻感并拒绝理性反思，就使客观的非道德变成了主观的恶。大屠杀告诉我们的两个教训，一是大多数人在陷入一个没有好的选择时，很容易说服他们自己置道德责任问题于不顾，而另行选取了合理利益和自我保全的准则。二是将自我保全凌驾于道德义务之上，无论如何不是预先就被注定的，不是铁板钉钉、必定如此的。 警告与希望并存，正是社会的可爱之处。通往奥斯维辛的铁路上铺满了冷漠，铁路未随时间消逝，车上却可能是另一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