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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8 月，母亲和外婆抱着我，被英国殖民政府军警押送出境，回到香港。（当时我的大姐在国内参加了游击队，我上面还有五个兄姐，都已经不在人世）。广州还没有解放，我的父亲已经在北京参加筹备第一届全国政协成立大会。因此，我们母女三人在地下党的帮助下，辗转回到了北京， 结束了颠破流离的生活，亲历了国庆大典盛况。
我成长在红旗下，只能片段的听到父母和亲朋前辈，讲述父亲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的斗争事迹以及幼年丧父、贫苦至极、乡亲资助、帮老师煮饭、改作业免交学费念书的故事，也不乏来自乡间、革命同志长辈间，给与父亲和祖母极高威信的评价。另一方面，却是我懂事以后，才体验到的父亲不得不承受的长期逆境，在曾经的 1948 年，因方方急需派父亲出使马来西亚筹集资金，却找不到丢失的组织档案，无法满足侨党的组织程序，乔冠华和连贯立即介绍父亲重新入党，并承诺以后再恢复父亲 1926 年以来的党龄。果然不出父亲所料，回到新加坡后，英帝颁布紧急法令，父亲无功而返。给父亲的承诺也遭到失信，不幸地开启了他连年不断申诉的漫长征程。更甚者，时间延续到了1958 年反右斗争结束后的反右扩大化，不需要知道自己的“罪行”，不需要签字就被打成极右分子，交党费时，才知道连党籍都被开除了，只有申诉申诉再申诉。在父母身旁的我和弟妹，是在“父亲胡一声是老右派”的骂名声中长大，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更升级为极致。有一张 1978 年 12 月 29 日中共暨南大学核心小组，发布的文革平反的红头文件为证。
父亲对我说过“天塌下来当被盖。”正是这种坚强的好汉气势，他顶过来了，一生可敬的凌然正气，给世人树立了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真正共产党人形象，对父亲的信念我们从没有动摇过。
从发布这份平反文件开始的系列拨乱反正进程加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