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阵营中一段结局圆满的忘年交

这段忘年交始于全面抗战之初的1937年9月，中止于1947年8月，结束于1992年深秋。长者是张发奎，幼者为杨应彬，两人相差25岁。

1937年9月，淞沪会战的东战场，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在燃烧，中国军人以血肉之躯筑起的“长城”被截截斩断。负责东战场的正是国民革命军淞沪战场右翼军总指挥兼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的张发奎，而此时，刚满16岁的杨应彬接到中共党组织指令，从太湖南岸赶到嘉兴，加入第八集团军长官司令部战地服务队，成为张发奎麾下的一名文化士兵。
杨应彬进队不久，便随部队沿着杭州湾北岸，一路挺进到奉贤（南桥）。1937年10月12日，在南桥地区，上海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周恩来的指示，秘密在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中建立起中共特别支部（简称特支），特支初期直属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1938年底长江局撤销后，改由周恩来任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杨应彬成为“特支”第一批10名共产党员之一。
从此，年轻的共产党员杨应彬与叱咤风云的国民党二级上将张发奎在东战场相识相知，并在之后漫长的10年岁月中，演绎出一段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国共合作抗战的传奇故事；半个多世纪后的1992年深秋，杨应彬又主持并全程参加了张发奎遗骨从香港安葬回广东始兴县隘子镇彩岭村的青山绿水之间，为这段忘年交划上一个圆满句号。
依时间顺序，把这段忘年交的主要节点叙述如下：
1937年底，地点：江山

战地服务队参加淞沪会战后撤退至浙江江山休整，受到第八集团军司令部长官的接见并合影留念。张发奎亲率众长官出席，这可能是他与杨应彬的初识。由于杨应彬是队中年龄最小者，加上又是客家人，他聪慧过人，勤奋好学，工作努力，备受战队工作者的敬爱，从而引起同为客家人的张发奎的注意也是情理中事。“杨应彬从小跟着我在东战场打日本鬼子”，成为张发奎日后挂在嘴边的一句常话，为杨应彬化解了多次危险。

江山合影
前左5张发奎，后左3杨应彬
照片中的共产党员（包括后来加入的）：杜国庠（前左7，战地服务队代队长）、左洪涛（中左6，特支第一任书记）、刘田夫（后左5，特支第二任书记）、朱河康（后左4）、吉联抗（后左6）、沈振黄（后左7）、麦新（后右2）、孙慎（中右8，特支第三任书记）、石凌鹤（前左1），方兮（前右1）

1938年初，地点：武汉
张发奎在武汉设宴招待“孩子剧团”，这是一群流落在上海的少年儿童以歌咏、舞蹈、戏剧为武器，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滚滚洪流之中，上海沦陷后，“孩子剧团”辗转千里来到武汉，继续动员大众参加抗战，被著名作家矛盾誉为“抗日战争血泊中的一朵奇花”。张在席上对生活教育社一位朋友说：“我们战队也有这样年龄的孩子，才16岁，叫杨应彬，他是上海山海工学团的同工，是做小先生工作的小先生。”言语间对进队不久的杨应彬流露出欣赏喜爱之情。
山海工学团和生活教育社都是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杨应彬1934年夏天从老家大埔到过上海，很快就被陶夫子喜爱上了，他嘱咐杨应彬把从家乡到上海的这段经历写出来，说：“我帮你觅点稿费去！”杨应彬把二十多天旅沪日记写成后交给陶夫子就回老家了，陶行知竟看得热泪盈眶，一字未改，题写书名《小先生的游记》，立马送去上海儿童书局出版了。一年后，杨应彬再次来到上海，便加入到陶夫子创办、张劲夫任团长的山海工学团，任儿童部负责人，并加入“左翼教联”，后经王洞若、王东方介绍，于1936年6月加入中共，其时还未满15岁。“同工”是山海工学团对一道工作者的称呼，张发奎竟然知晓并用“同工”一词来形容杨应彬，可见他确实很留意这个年轻人了。

《小先生的游记》

一个12岁的小孩子写了一本再版12次的书。

山海工学团合影（1936年）
前排左2张劲夫，左8胡晓风（张劲夫夫人）
左10 杨应彬
“同工”的由来
1938年4月，地点：汉口
周恩来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接见“特支”十名党员，他针对“特支”在张发奎司令部工作的特殊性时说：“张向华（张发奎字向华，晚辈多称其为向公）所属总司令部这个据点，是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据点，撤出来容易，要再进去就难了，大家一定要坚持下去。”这是杨应彬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并聆听他的指示，周恩来的话，让杨应彬明白了自己的使命，也为今后与张发奎的相处定下了坐标系。
“大别山前画角哀，烽烟滚滚漫天来。长春街畔聆公语，如扫彤云霁月开。”50年后的1988年，杨应彬在怀念周总理的一首诗中这样描写当时的场景。前两句是回忆当年在大别山参加武汉保卫战的斗争，后两句则是在汉口长春街八办聆听周公的教诲。
1939年，地点：韶关
战地服务队随张发奎部参加完武汉保卫战后，由于机构变动，张发奎不愿将战地服务队交到由余汉谋十二集团军政治部原班人马提升的四战区政治部去，决定采取解散战地服务队的方式，把这批文化人都留在身边，安排到司令部下属各个岗位上。针对老蒋先后秘密颁发“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并以中央名义通令国统区党政军警各部门所有人员一律要加入国民党的做法，“特支”成员坚决抵制，并向张发奎婉言推托说：“青年人爱自由，加入进去怕受约束，所以不愿参加。”
张发奎也看透这批文化青年的心思，反而耐心地做起他们的思想工作来：“我知道国民党腐败，所以你们不愿意参加。其实你们参加进去，不就可以帮助和推动国民党革新进步？”政治思想工作是共产党的拿手好戏，不曾料到的是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反过来做这批共产党员的思想工作。其实，这正是周恩来和张发奎“共谋”的一个战略据点，起码是一种心灵相通的运作和结果，目的都是为了国共合作共赴国难。
在此关键时刻，李克农转来周恩来的指示：“为了掩护自己，坚持在国统区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在被迫加入国民党时即加入之，不宜久拖，越拖越容易暴露。”就这样，杨应彬和其他十多名共产党员就由张发奎亲自作介绍人，集体加入了国民党。
邓颖超大姐在1967年7月26日代表周恩来给“广州市委党校毛泽东思想联合造反兵团”的复函中，就郑黎亚（杨应彬夫人）加入国民党等问题，曾经这样答复：“对于（加入）国民党问题，我们党曾有过这样的规定，因为国民党发展党员，有的是形式主义履行一般的手续，如在国民党机密机关、党政机关工作，非加入国民党不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预先给党员打招呼，可以照样填表加入国民党。”邓大姐想方设法营救在文革中被造反派冲击的老干部，用心良苦了。这是后话。

邓颖超接见特支部分成员（1985年）
左起：杨应彬、邓颖超、郑黎亚、周敏玲（刘田夫夫人）、左洪涛、刘田夫
1940年春，地点：柳州
杨应彬和朱河康、郑黎亚、吉联抗按“特支”指示，进入四战区党政分会游击干部训练班当政治助教结束后，回到柳州见到“特支”领导人左洪涛。老左告诉杨应彬：“前几天我到桂林向李克农（八路军桂林办主任，代表南方局领导特支）汇报工作，他要求特支在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局势下，对四战区军政方面的人除顽固派外，要广交朋友，对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粤系余汉谋方面的人士尽可能多做工作。他还建议特支挑选两个年轻有为，政治上完全信得过的同志，由张发奎保送到中央军校、陆军大学去学习，以便进一步设法进入国民党核心部门去掌握军队或军事秘密。”
老左说他已向李克农推荐了杨应彬，李克农认为很好，批准杨应彬去军校学习。杨应彬知道这是周恩来、李克农和特支领导对自己的信任，也是组织交给的重任，表示坚决服从，并告诉了刚刚确立恋爱关系的郑黎亚（也是前一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杨应彬还担心她有顾虑，没想到郑黎亚很坚定地说：“你去吧！学点武装斗争的本领很重要，而且这是党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
左洪涛此时任张发奎秘书，当他提出让张发奎以个人名义保送杨应彬去贵州独山中央军校第四分校十七期（即黄埔军校十七期）学习时，张发奎一口答应，他也希望杨应彬学成回来，可以在自己身边从事军事工作。
于是，经中共特支领导左洪涛推荐、中共南方局领导李克农批准，第四战区总司令张发奎保送，年青的共产党员杨应彬离开组织（特支），只身来到贵州独山，渡过了艰苦且惊心动魄的两年半军校生活。


杨应彬重访八路军桂林办事处
1940年底，地点：贵州独山
杨应彬此时年仅19岁，身高只有1.55米，加上长期打摆子（疟疾），体质很虚弱，但他使命在身，南针在胸，有坚定的信仰和坚韧的毅力克服一切困难，很快就在同学中建立起威信。他在战地工作了三年，当过连指导员、大队指导员，做宣传教育很有一套，他教大家唱抗战歌曲，如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和“特支”成员麦新的“大刀进行曲”，孙慎的“救亡进行曲”，还有他自己作词曲的“母亲”等，排演吴祖光的“凤凰城”抗战话剧，主编墙报，管理图书馆，把军校业余生活搞得生龙活虎。升学时的技术测验，他竟然在总队一千多学员中名列第一。
但血与火的考验很快就降临在杨应彬身上，军校从严格的邮检中发现三封给杨应彬的信件中有进步词句，怀疑他是共产党。于是一连十多天，白天照常学习训练，晚上睡到半夜就把杨应彬叫到队部轮番审问。杨应彬面对突如其来的审问沉着应对，他首先考虑的不是个人安危，他告诫自己：“一定不能跑，跑了就证明自己有问题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还会影响到整个特支。”于是他转守为攻，向大队总队提出三个要求：第一，我是张发奎长官保送来的，希望学校向张长官调查；第二，希望向全总队公开我的事，让大家检举我的不法行为；第三，我绝不会开小差，在学习中接受考察。
同时，杨应彬也清醒地知道国民党顽固派正在酝酿更大的反共阴谋（两个月后，皖南事变爆发），他们奉行“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政策，必须尽快结束当前的被动局面。于是他立即用事先约定好的暗语写信给爱人郑黎亚，请“特支”设法营救。 郑黎亚立即向老左报告此事，老左是一个政治立场坚定，斗争经验丰富的老党员，他转身上楼晋见张发奎，不提杨应彬在军校被怀疑审查之事，而是在张长官面前大讲特讲“杨应彬在四分校，无论学课术课考试都获得第一名，为四战区增了光”。张发奎听后觉得自己“很光彩”、“有面子”，十分兴奋。当即让老左代他写两封信，一封给军校主任（校长）韩汉英，信中称赞杨年轻有为，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前程无量，务期多加爱护培养；一封给杨应彬，表扬他勤奋上进，成绩优异，不胜欣慰，勉励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等。韩汉英曾是张的部下，收到这封信后就愣住了，他不敢得罪老长官，只好把事情草草收场了。
在此过程中，还有一个插曲。在张发奎信件未到军校之前，区队长王应鍛接上峰密令，让他在半夜把杨应彬拉到军校后山荒野枪毙活埋了，然后对外说杨应彬开小差逃跑了，王队长有怜悯心，不忍心加害一个在同学中有很高威望的热血青年，有意把执行时间推迟了几天，否则，未满20岁的年青共产党员将牺牲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了。

王应鍛在台北家中（1987年）
王应鍛毕业于中央军校15期，留校任17期区队长，后赴台湾。他临终前嘱咐儿子王作台一定要到大陆找到杨应彬，把这段经历告诉他。
1942年冬，地点：柳州
杨应彬从军校回到四战区后，先在司令部参谋处当了两个月的见习参谋，再调到警卫团机枪连当代理连长。杨应彬利用在军校专修步兵重武器，对重机枪、迫击炮的技能和使用技术都很熟练的特长，加紧对士兵使用重武器的技术训练，很受士兵欢迎。他还经常给士兵上政治课（这在国民党军队中是绝无仅有的），分析国内外形势，讲团结抗战，坚持持久战的道理，他还把驻地的两面大墙壁，一面画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图，一面画了全国抗战形势图，大大提高了士兵抗战热情。
杨应彬在机枪连的表现又触动了一批顽固派的神经，有人跑到张发奎面前说怪话：“你让杨应彬当机枪连长，不怕再来个广州暴动啊？”张发奎大笑说：“他从小跟着我在东战场一起抗战，有什么可怕的？”
“广州暴动”是国民党的说法，我们称它为“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紧急关头，于1927年发动的“三大起义”之一。南昌起义由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等人发起，秋收起义由毛泽东发起，而广州起义的发起者正是曾担任过张发奎警卫团长、参谋长的叶剑英等共产党人。

杨应彬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叶帅墓前
1943年冬，地点：桂林
要进入四战区军事核心部门必须具备陆军大学参谋班毕业的资格。张发奎有意培养杨应彬，于是又以四战区司令部名义保送杨应彬到桂林陆军大学西南参谋班进一步深造。1944年8月，杨应彬毕业回到柳州分配到司令部参谋处作战科任作战参谋，进入军事机要部门。此时，属于日本侵华司令部制定的“一号作战计划”的核心战役“桂柳会战”打响了，杨应彬在司令部作战指挥中心日夜忙碌，联络各个部队，了解战况，向美军联络处介绍作战情况等。他趁此机会，把一些重要的军事行动、作战部署以及重要会议内容，如国军桂柳大溃退、张炎在南路起义、老蒋与李宗仁、白崇禧闹矛盾、陈诚与何应钦闹矛盾、史迪威去职、魏德曼、何应钦、陈诚、张发奎在南宁开会，研究华南对日战役等情报，及时通过左洪涛转告中共南方局，使我党中央及时掌握国民党和美军在西南的战略情报，多了一个重要来源。

《特支十年》
1988年，战地服务队中共特支20多位幸存者共同完成这部特支十年战斗历程的回忆。由广东党史征集委员会和党史研究委员会编辑，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1945年12月，地点：广州
1945年9月16日，张发奎以四战区司令长官名义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主持对华南日军的受降仪式。4天后，杨应彬随司令部机关乘船沿西江抵达广州。 杨应彬和郑黎亚实践了“不打败日寇不结婚”的誓言，于1945年9月3日在《广西日报》上刊登了订婚启示，这对夫妇终于以“抗日为媒”、“革命为媒”喜结良缘。由于经济拮据，他们没有举办婚礼，而是由时任四战区军法执行监的吴仲禧中将掏腰包，摆了一桌酒席，特支的几名成员参加吃了一顿饭，就完事了。
吴仲禧是周恩来单线联系的一名中共“高级特工”，这位在北伐时就任师长的国军高级将领，虽然与“特支”没有组织联系，互相并不知情，但心灵相通却让他们亲密无间，吴仲禧家成为特支成员开会过组织生活和藏匿进步书籍党内文件的主要场地。吴仲禧对党的重大贡献，一是利用任职国民党国防部高级参事之便，获取长江防线军事部署，为渡江战役作出贡献；二是利用老乡同学关系，动员吴石中将、陈宝仓中将为人民解放事业立功，获取台湾防务情报，后因叛徒出卖，与朱枫、夏曦一道牺牲于台北马场町。毛泽东曾作诗称赞他们的贡献：
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
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当年若不是抗美援朝，台湾早就“曙光迎来早了”！
为什么杨应彬、郑黎亚到广州后还要补办一个隆重的婚礼？这其实是党组织根据当时国共在抗战胜利后出现的重大变局采取的一项必要措施。根据中共南方局的指示，杨应彬、郑黎亚找到张发奎，对他说：“我们跟着你打败了日寇，我俩结婚了，想请你当我们的证婚人。”
张发奎关起门来，沉思了一会说：“要我当你们的证婚人当然可以，但你们要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杨应彬问：“什么问题？”
张发奎问：“你们两个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如果两人都是共产党，或者都不是共产党，我都可以当证婚人。如果一个是共产党，另一个不是共产党，我这个证婚人就免了，费事将来一个作鳏夫，一个当寡妇！”
这突如其来直截了当的发问，并非张发奎想套出杨应彬郑黎亚的真实身份，而是他设身处地为这对年轻夫妻将来的命运和前途着想。杨应彬坚定回答：“我们从小跟着你打日本鬼子，你应当了解我们，我们俩都不是共产党。”
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我们俩都是共产党”，张发奎听明白了，他哈哈一笑说：“那就好，那就好！我来当证婚人。”
后来，张发奎没当成证婚人，而是被广州行营参谋长甘丽初中将（军统特务）把“证婚人”抢过去了。张发奎还安慰杨应彬说：“你是作战参谋，人家是参谋长，当你的证婚人也顺理成章嘛！我和刘景容一定参加你们的婚礼。”
1945年12月3日，广州行营迎宾馆（即现在解放中路省政府迎宾馆）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婚礼，张发奎率广州行营一百多名将校军官出席并讲了一番很动情的话，他说杨应彬郑黎亚从小在东战场跟着我抗战。现在抗战胜利了，也应该成家了。8年来他们俩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埋头工作、任劳任怨，有作为、有成绩。张发奎出席只是上尉军衔这样低级军官的婚礼，应该是一个例外。他带领广州行营一众军政要员见证一对共产党人喜结连理的传奇故事，背后却折射出统一战线深刻的哲学原理。但他的言行却实实在在地堵住了一批顽固派的嘴巴，使共产党人杨应彬继续潜伏在广州行营做隐蔽工作起到至关重要的保护作用，这是杨应彬、郑黎亚补办隆重婚礼的原因所在。

结婚照（1945年）
中排左起 林强华（伴郎）、杨应彬（新郎）、郑黎亚（新娘）、郭丽梅（伴娘）
后排左起：高若愚中将（行营办公室主任）、官其慎少将（行营军法处长）、甘丽初中将（行营参谋长）、吴仲禧中将（行营军法执行监）、李汉冲少将（行营参谋处长）前排左1花童吴韶风是吴仲禧幼女
1946年，地点：广州
张发奎和杨应彬的忘年交已接近尾声了。
1946年1月，根据毛泽东与蒋介石重庆谈判结果，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并由国、共、美三方成立了军调部，协调中共在南方的8个游击区撤退到北方事宜。但国民党却按照老蒋密令，百般阻挠和破坏中共南方抗日武装的撤退行动，在广东的国军频繁地袭击东江、珠江、北江、粤桂边、琼崖等中共武装部队。中共代表方方、国民党代表黄伟勤、美方代表米勒就东纵北撤问题，来到广州沙面。
行营参谋处长李汉冲少将跑到作战科办公室，厉声说：“杨应彬，大王（张发奎）要我转告你，你有共产主义思想我们管不了，但你可不能有行动啊！如果你有行动，党纪、国法、军纪都要制裁你！”
面对李汉冲的威胁，杨应彬心里很清楚，这是张发奎对老蒋还抱有幻想，执行老蒋命令不能不有所表示，他怕我泄漏他们破坏团结的把柄，有意进行试探和警告罢了。
杨应彬在参谋处分管兵力、驻地和装备，他把获悉国军进攻东江、琼崖纵队等的命令和具体部署，以及参谋处谍报队化装成沙面宾馆服务员监视方方等人的众多情报，他都不惧威胁、不顾危险地及时通过左洪涛送到方方处。 1946年6月下旬，杨应彬通过会签一份作战计划，得知老蒋借张发奎之手，企图将东江纵队集结在大鹏湾准备登美舰撤退到山东的2500余骨干，“聚而歼之”，“一网打尽”，制造一起新的“皖南事变”。杨应彬立即将情报告诉左洪涛，老左千方百计在爱群大厦找到《华商报》总经理萨空了，请他把情报转给在香港的尹林平、方方，并报告叶剑英、周恩来，由于及时采取多项措施，迫使张发奎不敢贸然发动围歼战，使东纵成为唯一成功北撤的一支中共南方武装部队。


东纵北撤纪念公园
位于现深圳龙岗区葵涌镇沙鱼涌海滩的“东纵北撤”纪念碑和纪念亭。东纵骨干2500多人于1946年6月下旬在此登上美军的三艘军舰成功北撤山东解放区。
1947年7月，地点：广州
1947年7月，左洪涛委托去上海任职国民党国防部高参的吴仲禧带去给周恩来的请示函。8月，杨应彬接到周恩来“相机撤退”指示后，立即赶到广州越华路116号大院，在一栋新建成的办公大楼里找到张发奎。
杨应彬说：“我要向你请长假。”
张发奎问：“为什么要请长假，你准备去哪里？”
杨应彬答：“广州费用实在太高，我们一家老小，父亲、母亲、大孩子、黎亚第二胎又快生了，靠我这一点薪水根本维持不了生活。我打算到南洋投靠亲戚做点小生意。”
张发奎体谅杨应彬一家生活艰难，但却不赞成他请长假去南洋，于是说：“你现在才26岁，正是做事而不是做生意的时候，怎么能离开军队去做生意呢？”
杨应彬和张长官磨嘴皮磨了很久，最后说：“我有12年没回老家了，那就请个短假，把全家老小送回乡下安顿好了再回行营吧！”
张发奎心想，你是留不住的，长假短假你都要走的，长假我不好批，于是就答应给杨应彬批了一个短假。
据杨应彬小儿杨小杨考证，广东省煤炭厅在越华路的大院，就是当时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1947年春更名为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辕，抗战胜利后张发奎便一直在这里办公。有人从这座三层楼的庞大建筑物里发现一块碑文，为张发奎于1947年6月撰写的“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辕增建办公室记”，详述了这个院落为总督署旧址，民国肇建军事行政两高级机关，造成门户不分，致使行政大吏有若军事附庸，实非推崇民治所为。所以增建一座办公楼，把军事和行政机关分开。这座办公楼于上世纪九十年被拆除，建了一座高层写字楼，为广东省石化厅的办公楼。杨应彬收藏了两幅碑文拓片，一幅由杨小杨于2023年2月22日捐赠给中国国家版本馆广州分馆收藏。


张发奎撰文的碑拓
这是研究广州越华路一带民国时期粤省军政首脑机关住地的一份历史资料。
1947年8月，地点：香港
张发奎“放虎归山”，杨应彬立即行动撤退。之前，郑黎亚曾两次奉命秘密从广州到香港打前站，与中共华南分局领导人尹林平接上关系。于是，1947年8月7日，杨应彬、郑黎亚带上他们的父母，大儿杨小斌，从天字码头乘驳船到太古仓码头离开广州，到香港去了。
杨应彬告假不归的消息很快就在广州行辕传开了，张发奎迫于压力，着下属发了一个“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辕”通缉令缉拿杨应彬。两三个月过去了，杨应彬老家大埔县警局回复，查实杨的父母、孩子已回到百侯，但未见杨应彬和郑黎亚的踪影。张发奎指令参谋处李汉冲处长派出两位王姓参谋到香港，居然查找到杨在北角的住地并与他见了面。这两个参谋只是进屋看了看，也没多言便告辞了。香港党组织担心杨的安全，提出更换住地。杨倒十分淡定，说自己很安全，他向华南分局领导分析说，张发奎这样做只是例行公事，做做样子而已。如果真要捉拿他，就不会在通缉令上说他是“藉假不归”，把政治问题当作行政纪律问题，而是会照会港英当局逮捕后引渡回广州了。组织上同意杨应彬的分析，他也一直住在北角英皇道389号的一座唐楼里。张发奎用“藉假不归”的理由来通缉杨应彬，说明他对身边的共产党人没有仇恨和敌意，与20年前老蒋“清党”时一样，张发奎再次“礼送”杨应彬脱离虎口。大家都心照不宣，好聚好散，两不拖欠，实乃“忘年交”矣！


杨小村在香港出生的证明文件
1947年9月6日，从广州行营撤到香港不到一个月，杨应彬、郑黎亚第二个孩子就出生了。当时未起名，后改名叫晓村（小村），寓意拂晓的农村（包围城市）。
1992年，地点：香港与广州
尽管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叶剑英等人都曾去函和派人去香港动员张发奎回大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但此时的张发奎既看透了老蒋的腐败没落而不去台湾，又难以放下昔日“北伐名将”、“抗日将领”的荣耀，去接受一个比朱德、林彪、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老部下更低职位的安排而回大陆。他在香港跑马地蓝塘道的一座公寓里做起寓公，度过了郁郁寡欢的余生。
1980年3月10日，一代名将张发奎在香港谢世。台湾蒋经国总统特颁褒奖令，称赞张“执节怀忠，拥护国策”；大陆叶剑英委员长则发唁电称“乡情旧谊，时所萦怀”。叶帅的唁电已代表中央摘掉了张“战犯”帽子，恢复为中共高级统战对象了。
从上世纪80年中起，张发奎夫人刘景容就多次找到张的旧部，时任广东政协副主席的左洪涛和广东省委常委的杨应彬，表示想按张将军落叶归根的遗愿，把他的遗骨迁葬广东始兴。杨应彬给张夫人的回函中称：“向公遗骨迁回始兴祖坟安葬，此事甚善。不仅可慰公等在天之灵，即往日袍泽亦可心安。办理此事，手续不繁，省政协暨省委统战部均可协助。”
1992年夏，杨应彬从美国考察回到香港，在香港新华社的安排下，到蓝塘道69号去看望刘景容女士。在讨论了张遗骨回迁的一些具体安排后，杨应彬突然问张夫人：“当时‘大王’（张的部下都称他为大王）知道不知道我们是共产党员？”张夫人答：“从政治思想倾向上看，大王知道你们是那边的，但你们有没有组织，大王不予深究而已。”
接着，张夫人主动向杨应彬聊起张发奎和她一块赴台给老蒋吊唁之事。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病故，在香港的张发奎即让秘书订了两张第二天飞台湾的机票，要去送老蒋最后一程。张夫人提醒张发奎还要办“入台证”，张不理会，第二天就登上飞机到了中正机场。下飞机过边检时，小兵向张询要“入台证”，张提起拐杖去敲那小兵的脑袋，大声吼道：“什么入台证！你把小蒋给我喊来！”“哪个小蒋？”，“就是那个蒋经国！”小兵不敢怠慢即向上峰报告，一级一级上报到三军总司令那里了，司令听说张发奎来台湾了，立刻报告蒋经国，蒋经国吩咐备两台车，携夫人蒋方安良驱车机场接机。
小蒋与张发奎坐一辆车，路上，他诡异地问张：“向公，你这个人还挺怪的啊！”张问：“我怎么怪啦？”蒋答：“向公您一辈子反对先父，却又一辈子不离弃先父，难道不怪么？”张沉默不语。
话说回来，在广东省委、省政府和省政协的高度重视下，杨应彬夫妇、左洪涛、刘田夫等人积极行动，省委统战部做了大量细致工作，1992年11月6日，刘景容女士及其亲属、旧部护送张发奎将军遗骨从香港抵达广州。杨应彬等有关领导亲自到广州车站迎接。翌日，广东各界人士在当年张发奎主持华南侵华日军受降的中山纪念堂里，隆重举行缅怀张发奎将军仪式，杨应彬宣读张发奎将军生平，缅怀一代爱国名将的丰功伟绩。11月9日，在杨应彬夫妇和其他领导陪同下，张发奎灵骨安葬在始兴县隘子镇彩岭村的青山绿水之间。
张夫人在迁葬过程中和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的工作人员结下深厚友谊，她后来逢人就说：“我现在已经把统战部当作娘家了！”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夫人把共产党的统战部当作娘家，这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至此，中共特别支部成员对张发奎将军及其家属的统战工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同时，杨应彬与张发奎跨越年龄，党派，意识形态和时空的忘年交，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刘景容给杨应彬的信函
张发奎夫人向杨应彬提出让亡者落叶归根的信函。


杨应彬、刘景容、杨小村合影
1992年夏，杨应彬与三儿小村到蓝塘道看望张发奎夫人刘景容，在张发奎将军遗像前合影。

1992年11月7日上午，杨应彬（左1）陪同叶选平（左4）、吴南生（左2）、刘田夫（右1）会见张发奎夫人（左3）、张发奎之子张威立（右）

回顾这段历史，不禁让人探究是什么原因促成这段令人感慨唏嘘的忘年交？
首先，张发奎将军是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理念的坚定拥护者和贯彻者，他对共产党人一心为百姓，能联系大众，不贪生怕死，英勇作战的精神钦佩不已。全面抗战爆发后，包括共产党员左洪涛、杨应彬在内的30多位文化人士和进步青年组成的战地服务队，是由他请郭沫若安排进来的；他明知这批人中肯定有共产党人，但为了共赴国难，他毫不避嫌，表现出爱国将领的宽宏气度。他又是一个十分爱才之人，尽管身边不少人怀疑左洪涛、杨应彬等人是共产党，千方百计想排挤、加害他们，但都被张发奎轻松化解，使杨应彬成为在张发奎身边时间最长的共产党员。同时，中共特支成员的努力工作，也给张发奎荣膺抗日名将锦上添花。
其次，周恩来是统战法宝的重要制定者和执行者，他身上不仅有共产党人的党性，还有人性和佛性。他有超人的读人能力，他对张发奎长达十多年的接触和考察，选择张发奎司令部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据点，安排并领导中共特支在其中工作、战斗，对团结张发奎为代表的四军旧部众多国民党高级将领，维护国共团结抗战的大局，最终取得抗战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统一战线是中共特支立足之本，胜利之本，也是杨应彬与张发奎忘年交的圆满结局之本。
第三，杨应彬是我党培养锻炼出来的一位优秀党员，他不仅有坚定的信仰和坚韧的意志力，还有很强的政治嗅觉，审慎思考和独立完成各种复杂任务的能力。特支前后20多位党员，只有他一人进入国民党核心军事部门，为他在内战时期获取大量情报，提供了条件。他牢记周恩来的嘱咐，准确定位与张发奎的关系，在隐蔽战线复杂斗争中，既能完成任务，又能功成身退，成为贯彻统一战线的模范和标杆。
人类已进入一个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和国际统一战线仍将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伟大实践的重要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