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路上的电台情缘――记高波、王真的革命经历 - 版本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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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广州赤岗海军干休所有一对长寿夫妇，丈夫'''高波'''（原名'''林桂平'''），10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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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用户:祁莞|祁莞]]
 　　
在广州赤岗海军干休所有一对长寿夫妇，丈夫'''[[高波]]'''（原名'''[[林桂平]]'''），101岁，妻子'''[[王真]]'''（原名'''[[王爱珍]]'''），95岁。夫妻俩人都是在在抗战时期参加革命，在革命队伍里都是从事电台工作，也因电台结下情缘，共同携手走到今天。
 　　
高波祖籍兴宁县新陂镇，祖父那一辈移居惠州。高波的父亲林伯强，参加过同盟会，曾在陈炯明及李济深手下当过参事等职务。高波的母亲倪伟堂，潮阳县人，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作为热血青年，也参加过一些进步文化活动。1921年6月高波在广州出生后，一直住在靠近天字码头的荣利新街市政府职员住宅区，那时他父亲是市政府小官员，母亲是小学老师。
 　　
1928年高波随父母回到惠州，住在祖父早年在水东街购置的房屋里。回到惠州后，父亲没有正业，整日游手好闲。母亲从热衷社会活动转为想用实业救国，开设了一个小作坊，制作肥皂、雪花膏、花露水等生活用品，这也算是惠州最早的化工手工业了。高波小学毕业后，考入惠州省立第三中学。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三天后就占领惠州，社会非常动荡，老百姓大多出城逃难。这时高波已经有4个弟弟，作为老大，他要帮母亲干活，照顾弟弟，分担母亲肩上的生活重担。读到高二高波就辍学了，经常要冒很大的风险替母亲去香港购买化工原材料。这期间他目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只会发国难财，也看到共产党在领导和动员群众，拿起武器抵抗日本侵略军，给国家带来了希望。
 　　
1940年底高波带着母亲辛苦筹集的2000港元与堂弟一起去香港购买材料，去到香港后把钱先放到堂弟的女朋友在银行开的保险箱里。但堂弟想发横财，中了“老千”设下的圈套，参加“老千”的赌局，结果把自己的钱连同高波的钱都全部输光了。这时高波连回惠州的路费也没有，只能先在香港找工作，求得生存。但他没有技能又无钱送礼，找不到工作。这时他打听到在香港弥敦道有一间美尔敦无线电学院，要招收一批无线电专科学生，是学习10个月的速成班，培养收发报的报务人员，以及修理收发报机的机务人员。于是高波想方设法向亲戚借钱报名参加学习。对于报务课程，不管是英文或数码，收发速度和通信规则用语，高波都能掌握。但他对机务课程最有兴趣，课外借阅了大量无线电参考书籍，为今后的实际应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这期间高波通过惠州初中同学介绍结识了已经参加共产党的杨兆麟同志(原名文星辉)。杨兆麟是高波的革命引路人，当时他在专为政府机关修理电器设备的工务局工作，精通无线电技术。他利用工作便利，秘密从事情报收集和组建地下电台工作。中共广东省委青年部长吴华同志是他的上级。在杨兆麟的影响下，高波也积极参加进步群众团体的活动。1941年10月高波在美尔敦无线电速成班毕业后，在一间卖电器的商店打工，主要是修理无线电收音机，同时他也协助杨兆麟收集组装电台所需要的各种零部件。同年12月，香港沦陷，社会环境恶化。经过党组织考察，并专门派黄蕊秋去惠州调查高波的家庭情况，最后高波被吸收加入地下电台工作。1942年3月地下电台开始运作，这是共产国际在香港的情报机构设立的电台。同年6月，杨兆麟介绍高波加入共产党。杨兆麟将地下电台设在旺角乃路臣街15号四楼，四楼一半是天台，一半是一房一厅归高波使用，电台收藏在房间五斗柜后面的伪装墙内，墙后是通往四楼阳台的花坛。每星期二、四、六联络三次，晚上10点开始工作。组织还调了一位女工莫令闲假作高波妻子，协助高波做译电工作。从事地下工作是没有经费的，生活费要自己打工解决。当时高波在太古船坞做水电和电话线路修理工，每月工资大约有20斤大米。杨兆麟将收集到日军在香港活动的情报交吴华审阅后，译成密电码，然后交高波通过地下电台发出。上级很少发来电报，如有电报发来，高波收报后交杨兆麟自行译出和处理。高波的电台技术是比较全面的，收发报务以及机务维修他都会，甚至译电工作也能做，一个人就可以撑起一个电台。
 　　
日军占领香港时期，地下电台是一个高度危险的工作，日本兵经常在马路上截查行人，凡是买卖和持有无线电零部件，一经查到即是死罪。设立电台本来就很困难，发报时又很容易被敌人用分区停电的方式查到电台的所在地区，再用仪器侦测到具体位置。但想经常转移电台地点也有很多的困难，加上当时缺乏做地下电台的经验，收报时间和波长都是固定的，很容易被敌人发现。电台一直工作到1944年初，忽然再也不能收到对方的信号，高波也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指示，只能照常发报给对方。到1944年7月危险终于来临，那天晚上10点准时开始发报，不久突然停电，高波到楼下查看电源总开关时，有人在门外装作电灯公司的人要进门检修。高波感到情况不妙，马上跑上楼把电台收藏起来，并把窗户上边的透气窗打开，这是报警的信号。这时敌人已破门而入冲上楼了，很快就把高波和莫令闲控制住，并搜出了电台和密码。日本宪兵连夜对高波进行审讯，他们想知道是给什么人发报。高波一脸茫然地回答说上级只让他发报，其他事情不能过问。再追问上级是谁？高波随便回答了一个假名字。又追说怎样联系？高波说是在他去打工的路上，上级如果确定没有人跟踪他，就会与他打招呼联系。那时高波很瘦小，看上去只是个十五、六岁的小青年，也好像愿意招供，却又不知道多少情况。敌人很想抓捕高波的上级，也就相信了他说的话。第二天，敌人叫高波照常去太古仓开工，一路上敌人在暗中监视着他，当然在路上没有碰到高波的上级，到太古仓门口又用车把他载走。第三天再带他去尖沙咀过海码头，在路边一间邮局上面的阁楼守候，上阁楼是要用竹梯的，上面堆着杂物，透过阁楼的小窗口可以看到码头进出的行人，这样方便高波指认上级领导。这天，几个日本兵与一个华人密探带着高波在阁楼上守了一个上午，中午时日本兵都回去位于尖沙咀半岛酒店的宪兵总部了，只有华人密探看守着高波。后来华人密探可能太累了，坐着就睡着了。高波趁机爬下竹梯，跑到大街上，逃出了日本宪兵的魔掌。在香港东躲西藏几天后，在战友的帮助下，高波回到惠州老家，最后辗转找到了东江纵队。
 　　
王真1927年1月出生于东莞厚街西门坊一个封建没落的大家庭，家里大部分的兄弟姐妹都参加了革命。大哥王启光是广东党组织重建后的东莞特别支部书记，堂哥王作尧是东江纵队副司令员，二姐王农和姐夫卢克敏是革命烈士。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王真从小就跟着兄姐去农村搞宣传，唱抗日歌曲。兄姐也经常给她讲游击队打日本仔的故事。1942年10月部队为加强敌后工作，成立了莞太线敌后工作委员会，王作尧兼任书记，卢克敏任副书记。王启光和王作尧的家族虽然没落，但还有一处名为小坞园的大房子和花园，有20个房间，敌后工委就设在小坞园内。有一段时间部队的新闻电台、“前进报”、油印室、医务所、情报站都先后设在小坞园。尽管厚街乡驻有日军和伪军，但厚街西门坊一带有坚实的群众基础，隐蔽在敌人眼皮底下反而更安全。王真的四姐王兰负责刻腊板，二姐王农负责油印，这时王真年纪尚小，还未算参加革命，但她已是姐姐工作的好帮手。晚上二姐在油印时，就把已睡着的王真叫醒，要她帮忙拈起印出的纸张。因为年纪小，容易通过日伪军的岗哨和交通要道，王真也经常冒着危险帮姐姐把油印资料送到指定的地点。
 　　
1945年王真初中毕业后，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干革命就会有危险，当年12月的一天，军警突然搜查王真大姐王金凤的家，把正好临时住在那里的三姐王章抓走了。王章是地下党员，但当时正怀孕，又是家庭妇女打扮，随身也没携带违禁的材料。经过叛徒辨认不是王真，后来就释放了。原来叛徒是要抓王真的。1946年组织派王真去东莞高埗一个小学当老师，实际上是帮助黄永光同志做掩护，黄永光也在学校教书，但同时负责水乡区党的工作。王真开始一点也不懂怎样给孩子们上课，黄永光手把手的教她如何备课和讲课，很快的王真就能应付日常的教书工作了。学校设在村子的祠堂里，晚上黄永光总要外出活动，王真一个人睡在祠堂里，祠堂又黑又空旷，还有老鼠在吱吱叫，她心里很害怕，只能把被子盖着全身，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来给自己壮胆，这样才能勉强睡着。
 　　
回到东纵后，高波先在青干班学习，这时他改名叫高波，学习结束后跟着政工队员在附近的乡村做群众工作。1945年6月他调到东纵司令部电信科属下的新闻台工作，专门抄收和翻译延安新华社的明码电讯稿。这时延安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胜利闭幕，有大量的会议资料信息通过新华社播发。高波与新闻台的同志都不敢有半点懈怠，全力去抄收这些新闻，甚至从罗浮山转移到大鹏半岛的作战行军途中，亦要保证不能抄错和抄漏。为了保险无误，一般是同时用两部收报机，同时抄收。在作战行军时，则用一部收报机抄收，留人保护。另一部收报机，跟先头部队行军，两部机器互相接替，以保证不会漏抄。
 　　
1946年初，根据组织上的安排，高波和何太、潘雪琼、梁静君先转移到香港。到4月，他们4人一起从香港坐大中华客货轮前往越南的西贡港，再坐烧木炭的汽车经柬埔寨首都金边前往泰国首都曼谷，在泰国的华侨委安排高波在泰国的“全民报”工作。“全民报”是1945年10月创刊的中文大报，它是泰国进步华侨的一面旗帜，也是对东南亚华侨有很大影响的一份左派报纸。原来报纸新闻渠道狭窄，信息迟滞，很难满足华侨渴望尽快知道国内消息的需要。高波到来以后，报社设立了抄收延安无线电短波的新华社新闻的电务室，由高波负责。每天晚上高波都要抄收新华社明码新闻电报，白天则将所抄电报翻译成中文电讯稿供报社刊用。用这样的方法办报纸，在南洋一带是独一无二的，报纸内容丰富又及时，吸引了大量的读者。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和培养当地的接班人，报社找来6位有文化的进步华侨青年，向高波学习报务技术。一直等到这些学员能够独立承担起抄报和译报工作后，高波繁重的工作才有所减轻。
 　　
1947年底，泰国政局发生变化，右派通过军人政变上台执政，反华排华，害怕“全民报”传播中国新华社的声音，对报社使用各种手段进行打压。为了应付这一突发事变，领导将高波调离报社，暂时住到华侨委领导伍治之同志家中。但泰国局势继续恶化，1948年5月高波乘客轮返回香港，最后回到东江游击区。而“全民报”在1952年底被迫停刊。
 　　
1948年6月，高波调到广东人民解放军江南支队电台当报务员。王真原来在支队油印室工作，后来参加了机要员培训，留在江南支队电台当译电员，高波与王真终于因为同在电台工作相识了。1948年10月，江南支队机关随粤赣湘边区党委书记尹林平从惠东安墩向黄石寨转移，晚上在一个只有三户人家的小村宿营，天快亮时受到国民党保安十三团的偷袭，顿时迫击炮炮弹炸响，子弹乱飞。当时并无主力部队在身边，只有一个连的警卫部队在村口挡住敌人的进攻，其他人分头突围。高波实在跑不动了，只好躲在一条峡谷的灌木丛里，一直等到半夜才敢出来。这次遇袭电台人员虽然没有伤亡，但丢失了一些设备。王真是机要员，背着一袋机要文件和密码始终没有丢失，后来还捡到一个手摇发电机的支架，她知道这是电台的设备，虽然很重，她还是把支架也扛着走。以后陆续遇见一些失散的同志，大家一起走了三天到达高潭才与大部队会合。这一次，王真的勇敢表现给高波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段时间王真对性情温和、技术全面的高波也有了好感。1949年2月，香港分局来电调高波去香港，然后再去滇桂黔边纵电台工作。这份调令是王真翻译的，明知广东和云南相隔千里，两人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但王真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严守保密规定，并没有泄露给高波知道，而且对高波也没有半点暗示。
 　　
高波到香港以后，3月里的一天，滇桂黔边纵派来的交通员陈伟带着高波和负责机要工作的杨智明，大家化装成商人模样,带着香港总商会写的介绍信出发了。他们从香港坐大客轮到广州，然后坐招商局的客货两用小轮船到北海，再坐小机帆船到中越边界的东兴。在东兴有另外一名交通员带他们三人越过国民党和法国人的双重国境封锁线，进入越南境内。当时越南还是法国人统治着，但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和部队也有自己的根据地和游击区。他们越过边境线后去到独立中团的一个小分队驻地。独立中团是1947年越南华人组织的抗法武装，既受越南人民军总司令部指挥，也受我滇桂边区党委领导。独立中团在越南北部地区建有交通站和情报网，开辟了一条从云南经越南海防到香港的地下交通线。小分队派人带着他们避过大路向西方向行走，经过的都是大山和森林，走了10多天，再把他们交给另一批人，带队的叫冯道生。冯道生等人带着他们继续向西北方向走，这时的山更大，林木更为稠密。这些密林中的山路，也只有冯道生他们才能辨认得出来。野兽的吼叫声倒不可怕，他们人多呀，最令人恐惧的是蛇和蚂蟥，每次过小溪涉水时，总会被蚂蟥吸饱血。下雨了，就拿芭蕉叶当伞挡雨，但也经常变成落汤鸡一样。本来在山里会有越盟部队建的山寮，但法国人扫荡时都烧掉了，晚上大家只能围着火堆烘干衣服，坐着睡觉。由于人烟稀少，也买不到粮食，经常靠吃芭蕉心、野菜、山薯、木耳之类的东西。要通过法国人控制的公路，或绕过反动的寨子，寨子四周都种满了带刺的竹子，这时就要昼伏夜行，甚至要绕远路。当他们来到越盟的游击区时，冯道生又把他们交给另一个交通站，就这样一站接一站的继续前行。5月10日到了怀来，遇到粤桂边纵的陈发等人。陈发原来在东江地区参加革命，1940年底调到南路地区工作，当时他被派到越南，负责与越南劳动党联系解决我入越部队整训及经费补给等问题。直到解放后高波才知道，陈发原名王启光，他是王真的大哥。到5月中旬，他们终于来到独立中团的驻地保下虚，见到独立中团的庞自政委。庞自是中共党员，由党组织派到独立中团担任政委。庞自告诉高波，两周前滇桂黔边纵政委周楠曾亲自交待他，要尽快设法送他们到边纵去。庞自给他们三人每人都配了一支手枪。这一带道路较好，再去不远就是越盟的解放区，一直到云南的边境，都可以白天从大路上走。为了使他们能较快赶到云南，还给高波和陈伟每人配了一辆在当时十分难得的自行车，由于杨智明不会骑车，特地为他找来一匹很温顺的阉马，并补足了他们沿途所需的路费。最后到云南边境的麻粟坡地区这段路，也走了差不多10天，但已经比较顺利了。到5月底，他们终于到达滇桂黔边纵司令部，前后花了近三个月的时间。
 　　
到达边纵后，高波担任司令部电台付总台长及电讯科副科长，杨智明负责机要科的工作。当时边纵活动的地域很大，并且已经发展到有12个支队和2个独立团，还有地方党组织，因此迫切需要通过电台互相联系。上级给高波配了一名助手，是一位熟练的钳工，他帮高波找来装制收发报机所需的铝板、绝缘胶木板、焊锡、松香、接线等材料，以及加工所需的工具和零件。而装制收发报机所需的电器零部件，则是通过地下党组织在昆明找到的。装制和维修收发报机就是一个流动的小军工厂，器材零部件和工具由马匹驮运，个人行李和粮袋子都是自己背着，跟随司令部和总台一起行军。领导给高波配了一匹马和一位小马夫。在行军中途停留时，高波都抓紧一切时间尽快赶制电台设备，以满足当时部队迅猛发展的需要。
 　　
大西南解放后，高波和杨智明乘军用运输飞机飞到重庆，然后转乘客轮经三峡到武汉，再乘火车到广州。1950年6月，高波分配到华南分局电讯科工作，电讯科科长就是杨兆麟。这时他才发现原来王真也在华南分局机要科工作，两个有情人终于再次见面了。1951年2月1日，高波与王真报经华南分局秘书长李嘉人同志批准，并由杨兆麟和杨智明两人作证婚人，在分局举行婚礼，有情人终成眷属。婚后高波调到南海舰队通信部门工作。1964年南海舰队搬去湛江，王真跟随高波的调动，也调到湛江工作。直到两人都离休后，才回到广州居住。
 　　
在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中，高波和王真都是和睦相处，静心处世。他们喜欢粗茶淡饭、散步和晒太阳。1980年代，王真得了癌症，动了大手术，也能坦然处之，以适合自己的方式去生活。到晚年，王真立下遗嘱，逝世后捐献遗体。他们教育子女要做老实的公民，不能做对不起国家的事。要说长寿有什么秘诀，他们的秘诀就是生活简朴，心态平和。（2022年4月16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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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广州赤岗海军干休所有一对长寿夫妇，丈夫'''[[高波]]'''（原名'''[[林桂平]]'''），101岁，妻子'''[[王真]]'''（原名'''[[王爱珍]]'''），95岁。夫妻俩人都是在在抗战时期参加革命，在革命队伍里都是从事电台工作，也因电台结下情缘，共同携手走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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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广州赤岗海军干休所有一对长寿夫妇，丈夫'''[[高波]]'''（原名'''[[林桂平]]'''），101岁，妻子'''[[王真]]'''（原名'''[[王爱珍]]'''），95岁。夫妻俩人都是在在抗战时期参加革命，在革命队伍里都是从事电台工作，也因电台结下情缘，共同携手走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