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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20T23:45:26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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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最糟糕的投资
第十三章政事即私事
再次与家族的人见面已是近十年后。2009年10月，我应邀参加堂妹伊万卡与贾瑞德•库什纳的婚礼。请柬是用特朗普集团钟爱的加厚信笺印刷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收到请柬。
我乘坐豪华轿车从长岛的家一路行驶近唐纳德位于新泽西州贝德明斯特的高尔夫俱乐部会馆，会馆看起来和祖父母曾经的宅邸惊人的相似，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招待员给我们发了黑色的披肩，我披了一条在肩膀上，这才稍觉安心。
户外仪式在一座白色的大帐篷下举行。鎏金的椅子成排摆放在镶着金边地毯的两侧，扎满了白玫瑰的传统犹太式华盖有我的房子那么大。唐纳德戴着圆帽稍显笨拙地站着。贾瑞德的父亲查尔斯三年前才从狱中获释，在新人宣誓前，他起身对大家说，当贾瑞德第一次向他介绍伊万卡时，他曾认为伊万卡永远不会优秀到可以加入他们的家庭。伊万卡承诺皈依犹太教并努力做到之后，他才开始觉得伊万卡配作他的儿媳妇。查尔斯曾雇佣妓女勾引自己的姐夫，录下了他们幽会的录音，并在外甥的订婚派对上把录音发给了自己的姐姐。他就是因此获刑入狱的。鉴于此，我觉得他的高傲有些过分。仪式结束后，我和哥哥、嫂子进入会所。
在会所的走廊上我看到了罗伯特叔叔。上次和他说话是在1999年，当时我告诉他我正和弗里茨聘请律师争取祖父的遗产，他听后挂断了我的电话。而这次当我走向他时，他竟冲我微笑，不禁令我大吃一惊。他微微倾着身子——即便我穿着高跟鞋他还是比我高很多——非常“特朗普式地”和我握手并行了吻面礼。
“亲爱的！最近过得好吗? ”他爽朗地招呼我。还没等我回答，他就接着说：“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想，我们家族应该不该再疏远彼此了。”说罢，他踮脚一跃，一只手握拳锤进另一只张开的手掌中，这动作是在模仿祖父，但不太像。
“听起来不错。”我回应说。互相寒暄了几分钟后，我走上楼梯，来到鸡尾酒会，发现唐纳德在和一个人说话，那人我认识，是个市长或州长，但我想不起他究竟是谁。
“嗨，唐纳德，”我一边走向他们一边说。
“嗨，玛丽！很高兴见到你，你看上去气色真好。”他像罗伯特一样和我握手，并吻了吻我的脸颊。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 我俩之间的氛围愉悦得体，这让我很欣慰。确定了这一点后，我把位置让了出来，因为身后还排着长长的一队人，其中一些正等着祝贺这位新娘的父亲。那时《学徒》刚刚播完第八季，所以许多人也可能只是为了和特朗普一起拍照。我走开时，特朗普在身后冲我说：“玩得开心。”
鸡尾酒会是在一个巨大的宴会厅里举行的，距离餐前甜点供应处有一段距离。走过去的路上，我远远看到姑姑伊丽莎白在追赶她的丈夫。我向她招手，她也向我挥了挥手说：“嗨，我的小甜心。”但她没有停下追赶的脚步。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她。我走过遍地插满的彩旗和高度抛光的舞池，终于在舞厅外围的第二代堂/表兄妹那桌找到了自己的座位。远处偶尔传来直升机起降时旋翼发出的“呼呼”声。
上完第一道菜后，我决定去找玛丽安娜。我绕过桌子时，唐纳德上台敬酒。如果不是事先知道他在说谁，我会以为他在给他秘书的女儿敬酒。
我找到了玛丽安娜，停下了脚步。但直到我走到了她面前她才看到我。如果没有她的同意，我和弗里茨不会被邀请参加伊万卡的婚礼。
“嗨，玛丽安娜姑姑。”
她花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我是谁。“玛丽，最近过得好吗？”她没有笑，表情很僵硬。
“挺好的。我女儿刚满八岁，还有……”
“我都不知道你还有个女儿。”
她当然不知道我有个女儿，不知道我是在祖父的葬礼后，和前妻结婚一起抚养了这个孩子，后来又离婚了；也不知道我最近刚拿到了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但她表现得好像因为不知道这些而受到了侮辱。后来，我俩简短的谈话依然紧张。她提到伊凡娜错过了伊万卡的单身告别派对，但又嘀咕说不能讨论其中的缘由。
我回到了座位，发现自己点的素食还没有上桌，于是又点了一杯马提尼作为替代。有橄榄就够了。
过了一会，我看到玛丽安娜神情坚定地朝我们走来，仿佛在执行任务。她径直走到我哥哥面前说：“我们需要进房间谈点事情，”然后示意我也要去，“我们三个人。”
伊万卡和贾瑞德的婚礼结束几周后，我和弗里茨在玛丽安娜位于上东区的公寓见到了玛丽安娜和罗伯特。我不知道罗伯特为什么会在那儿，但我想，也许他打算践行他所说的“家族疏远时效已过”。开始，我觉得这是个好兆头，但随着时间流逝，我不太确定了。我们没有讨论任何相关的话题。正当我们坐在客厅欣赏中央公园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绝美景观时，玛丽安娜提到了那场诉讼，她管它叫“崩塌”。但其他人似乎都不想接话。
罗伯特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我祈祷终于可以开始谈正事了。但罗伯特却讲了一个故事。
十年前，罗伯特还在大西洋城为唐纳德工作。当时唐纳德的财务状况很糟糕，投资人遭受重创，银行跟在后面催债，他的个人生活也一片混乱。当境况糟糕到极点时，唐纳德给罗伯特打了电话，提出了一个请求，他说：
“罗伯特你听我说，我不知道这一切会怎样结束，但过程真的太艰难，我可能会突发心脏病死掉。如果我出了什么事，希望你能确保玛拉的安全。”
“当然。需要我为你做什么？”
“给她一千万美元。”"
我正想着：天哪，那可是一笔巨款啊！但同时却听到罗伯特说，“抠搜的混蛋。”
罗伯特一边回忆一边笑，而我坐在那里整个人惊呆了，无法想象他们到底多有钱。最后我听说，1000万美元应该是我祖父全部财产的三分之一。
玛丽安娜接着说：“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唐纳德还打电话对我说，我是他最喜欢的三个人之一。他显然忘记了他有三个孩子。”(那时，蒂凡尼和巴伦还没出生。)
那次之后，我和哥哥再也没有见过罗伯特，但偶尔会和玛丽安娜姑姑吃午饭，有时三人一起，有时各自单独见她。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真正了解姑姑。自从我开始写关于唐纳德的书以来，我再也没觉得自己是家族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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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距离姑姑的生日派对已经过了几个月。有一天，我正在客厅系鞋带，门铃响了。平时我几乎不接门铃，因为大概率是耶和华教或摩门教的传教士，或是有人要我签署请愿书。但那次我却鬼使神差地开了门。
唯一记得的是当我打开门时，门口站着一位我不认识的女人，她留着金色卷发，带着黑框眼镜，身上的卡其布衫、纽扣衬衣和斜挎包表明她不是洛克维尔中心区的人。
“您好，我叫苏珊娜•克雷格，是《纽约时报》的记者。”
记者们已经很久不联系我了。除了来自《琼斯母亲》的大卫•康恩和《前线》的某个记者之外，唯一在选举前给我留言的是《内幕新闻》（Inside Edition）的记者了。在2016年11月之前，我要说的任何有关唐纳德的话都不重要，怎么还会有人要听我的意见？
这种徒劳的感觉让我很恼火，于是我对她说：“你就这么来我家是不妥的。”
“我理解，非常抱歉。但我们正在撰写一篇关于特朗普家族财务状况的文章，这篇文章很重要，我们相信您一定可以帮到我们。”
“我不能和你讲话。”
“请至少收下我的名片。如果您改主意了，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不和记者讲话。”我这么说着，但还是收下了她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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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后，我的左脚第五跖骨骨折，之后的四个月只能像囚徒一样待在家里，坐在沙发上时脚始终要高高翘着。
那时，我收到了苏珊娜的来信，信中她重申相信我能提供有帮助的文件资料来“改写美国总统的历史”。我没有理会，但她却坚持给我写信。
之后的一个月，我每天瘫在沙发上刷推特，背景新闻不断更新，我眼看着唐纳德破坏规矩、陷联盟于危机之中、践踏弱势群体。唯一让我震惊的是，竟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扶持他。
看着民主在瓦解，人们的生活也因为我叔叔的政策而分崩离析时，我不断回想起苏珊娜的信。于是我找出了她的名片，给她打了电话。我告诉她，我想帮忙，但手里已经没有和多年前那场诉讼有关的资料了。
“杰克•巴诺斯基可能还留着一些资料。”苏珊娜说。
十天后，我动身前往杰克的办公室。
法雷尔•弗里茨律所的总部位于两栋有着蓝色玻璃墙的矩形建筑中的一栋里。刺骨的冷风从两栋楼之间开阔的停车场呼啸而过。入口附近无法停车，所以找到停车位后，我花了十分钟才拄着拐杖来到大厅，乘坐扶梯和在大理石地板上行走时都格外小心。
到达目的地时我已经疲惫不堪，燥热无比。30只纸箱摆满了两面墙和一个书架，除此之外，房间里就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杰克的秘书友善地拿出了一叠纸，一支笔和一些回形针。我放下包，把拐杖靠在墙上，瘫坐在办公桌旁的椅子上。箱子全都没有标签，我不知道该从哪里找起。
我花了大约一个小时熟悉箱子里的东西并编制了一份清单，期间不得不坐在椅子上在房间里转来转去，还要单腿站着把箱子抬到桌子上。杰克路过时，我已是满脸通红，大汗淋漓。他提醒我不能把任何文件带出房间。他说：“这些文件也同样属于你哥哥，我需要得到他的允许才能让你带走。”这根本不是事实。
当他转身离开时，我在他身后喊道：“杰克，你等一下。我们当初为什么决定和解这场官司来着？”
“因为你很担心费用问题。而且，你也知道，我们办案子不靠侥幸。虽然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那都拿不出实在的证据。再说了，你祖父的遗产只值三千万美元。” 这和近20年前我最后一次见他时他对我说的话几乎一字不差。
“哦，好吧。谢谢你。”那时，我手里攥着的文件可以证明，祖父去世时，其遗产的价值实则已经接近十亿美元，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确定杰克已经离开之后，我把祖父遗嘱的复印件、装有诉讼所有证词的软盘，以及祖父的一些银行记录塞进包里带走了。这些文件都是诉讼的一部分，我依法有权拥有。
第二天，苏珊娜来我家取文件，并送来了一部一次性手机，这样我俩就可以更安全地交流了。我们不冒任何风险。
在我第三次探访法雷尔•弗里茨律所时，我有条不紊地检查了每个箱子，发现所有文件都有两份拷贝。我向杰克的秘书说明了这一点，并建议既然备份够多，拿走文件就不需要征得我哥哥的同意了，这让我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不想把他牵扯进来。我会给他留下一套文件，以备不时之需。
我刚开始对着《时代周刊》所需的材料清单找文件，就收到了杰克的信息，他说只要我留下一份备份，其他想要什么都可以带走。对此我毫无准备，因为我原本计划带着能“偷”出来的东西，1点钟在家里和苏珊娜以及她的两位同事——拉斯•布特纳（Russ Buettner）和戴维•巴斯托（David Barstow）——见面，他们也和苏珊娜一样在忙活文章的事。我给苏珊娜发了短信，告诉她我晚些才能到。
三点钟，我开车到楼下的装货处，把19个箱子装进了卡车后厢。卡车是借来的，因为我车子的离合器坏了。
当我开上行车道时，天色刚刚开始变暗。苏珊娜三人在戴维的白色SUV里等我，那辆SUV上装饰着一对驯鹿角，护栅上还安着一个巨大的红鼻子。当我把箱子给他们看的时候，大家都开始互相拥抱。几个月来我从没那么开心过。
苏珊娜、拉斯和戴维离开后，我精疲力竭地松了一口气。那几周真让人头晕目眩。我还没有完全地意识到自己在冒多大的风险。如果家里人发现了我的所作所为，肯定会有所反应。虽然我知道他们的报复心很强，但无法估量后果究竟会有多严重。与他们已经做的事相比，其他任何事都是小巫见大巫。我终于感觉自己也许能有点作为。
过去，我做不了什么很重要的事，所以也就没有怎么努力过，因为我觉得把事情做好或积善行德都没用，不管做什么都要极度不凡才可以。你不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检察官，而必须是全国最好的检察官，必须是联邦法官；你不能只是开飞机，而必须在喷气时代刚刚到来时就成为某大型航空公司的专业飞行员。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把自己的这种想法归咎于祖父。但我们都没有意识到，祖父只将“最好”的期望寄希望于我的父亲（他已经失败了）和唐纳德（他已经疯狂越过了祖父的期望）。
当我终于意识到祖父并不在意我的成就和贡献，我不切实际的期望只是自我麻痹时，我仍然坚信只有做一件大事才能“重回正轨”。在帮助叙利亚难民的组织里做志愿者还不够，我必须把唐纳德斗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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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结束后，唐纳德给玛丽安娜姑姑打电话，表面上是想知道姑姑觉得他表现如何。当然，他认为自己已经知道了答案，否则根本不会打这个电话。他只是想让姑姑肯定他表现得很出色。
当玛丽安娜姑姑说“不太好”的时候，唐纳德立刻开始攻击她。
他说：“你真恶心。”玛丽安娜似乎能看到他脸上的冷笑。然后，他像无事发生一样问她：“玛丽安娜，要不是有我，你能有今天？” 这话很得意。玛丽安娜的第一个联邦法官职位是拜唐纳德所赐，因为罗伊•科恩多年前就在帮他俩的忙。
但我姑姑一直坚持认为，她是靠自己的能力赢得了法官的职位，于是反击说：“你敢再说一次，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但这句威胁毫无震慑力。虽然玛丽安娜自称，唐纳德在这个世界只会听她一个人的话，但那些日子早已过去，这个事实在不久后的2018年6月就得到了证明。在唐纳德与朝鲜那位“独裁者”金正恩举行首次峰会的前夜，玛丽安娜给白宫打了电话并给他的秘书留了条消息：“告诉他，他的姐姐打过电话，想要给他一些建议。一定要他做好准备；要向那些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多学习；另外，让他远离丹尼斯•罗德曼，别玩推特。”
但唐纳德全然不听。第二天，《政客》杂志网站的头条是“特朗普称，与金正恩的会晤只是一种‘态度’，而不是‘已做好准备’。”如果玛丽安娜姑姑曾经对她这位弟弟有任何的影响力，如今早已消失了。除了生日时必不可少的祝福电话，他们之后就没怎么联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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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的几位记者撰写文章时，他们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参观我祖父的房子。2018年1月10日上午，他们开着戴维的SUV来牙买加火车站接我，车上的鹿角和红鼻子装饰依然在。我们从海蓝德（我长大的地方）开始看起。那一整天，我们在雪地里、斑驳的冰块间穿行，努力想尽可能多地参观“特朗普帝国”。
九个小时后，我们还是没能把所有地方看完。我已经把拐杖换成了手杖，但回到家后仍觉得身心疲惫。我尝试去理解所看到的一切。我一直都知道祖父拥有很多房产，但我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少。更令人不安的是，有一些房产我从未听说过，但它们当中有20%曾为我父亲所有。
2018年10月2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近1.4万字的文章，揭露了我祖父、姑姑和叔叔们从事的一系列秘密欺诈和犯罪活动。这篇文章创下了该报单篇报道字数的历史之最。
从这篇石破天惊的报道中，我了解了很多关于我家族的财务情况，那些都是我闻所未闻的。
可想而知，唐纳德的律师查尔斯•J•哈德否认了文章中的指控，他说：“《纽约时报》关于欺诈和逃税的指控完全是虚假的，诽谤性极强。事实是没有任何人欺诈或逃税。”但调查记者摆出了一个杀伤力很强的案子。在祖父弗雷德的一生中，他和祖母给孩子们转了数亿美元。祖父在世时，仅唐纳德一人就获得了4.13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资金是通过合理渠道获得的，比如一些他从未偿还的贷款，从未到期的房产投资，还有一些从未缴税的捐赠。这还不包括他从祖父变卖的“特朗普帝国”财产中获得的1.7亿美元。文章中提到的金钱数额令人瞠目结舌，让除了我父亲之外的特朗普四兄妹受益几十年。我父亲早年明明也享有这些财富的一部分，但三十岁时的他却身无分文。我不知道他的钱去哪了。
1992年，也就是唐纳德试图在我祖父的遗嘱上添加附录来将他的手足排除在外的两年后，唐纳德四兄妹突然又彼此需要了：因为他们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一生都将几位子女玩弄于股掌之间，而如今四人终于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保护他们的遗产不受政府干涉。弗雷德的律师建议他在去世前把家族庞大产业的控制权转手给孩子们，以减少遗产税，但弗雷德拒绝了。这意味着玛丽安娜、伊丽莎白、唐纳德和罗伯特可能要承担数亿美元的遗产税。除了几十栋楼外，祖父还攒有巨额现金。他的房产没有负债，并且每年都能带来数百万美元的新收入。对此，姐弟几个的解决办法是成立了一家“全县建筑物资及维修公司”。那时候，祖父其实已经遭到了排挤，不是因为他可能会反对孩子们的计划，而是因为他的痴呆症日益严重。而且由于我父亲已经去世很久，玛丽安娜、唐纳德和罗伯特便可以为所欲为；他们是我和弗里茨的受托人，但却没有人强迫他们履行对我们俩的义务。把我们兄妹俩踢出圈子对他们来说易如反掌。
《纽约时报》的文章称，我的姑姑和叔叔们几乎和祖父一样讨厌纳税，成立公司的主要目的似乎就是把巨额的捐赠金伪装成“合法的商业交易”，从特朗普集团非法吸取资金。这种手法非常有效，以至于1999年弗雷德去世时只剩190万美元的现金，手中最大的一笔资产是唐纳德签给他的1030万美元的借条。据说，第二年祖母去世时，我祖父母的遗产总值只有5180万美元，但考虑到4年后，唐纳德他们以7亿多美元的价格变卖了特朗普帝国，5180万美元的说法真是荒谬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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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对唐纳德的投资从短期看是非常成功的。在唐纳德“事业”的关键期，祖父总会极具战略性地拨给他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美元。有时候，那些资金帮助唐纳德维护了自己的形象和一贯的生活方式，有时候则为唐纳德买来了成功和种种恩惠，并且越来越频繁地成为他的保护伞。弗雷德就是这样大手出钱，在唐纳德借助他获得的荣耀中沉醉。他知道没有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慷慨解囊，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对此他很满意。祖父其实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他的帝国能够永远持续下去；但从长远来看，祖父其实失去了一切。
每当我和哥哥与罗伯特见面讨论祖父的遗产时，罗伯特都会强调要尊重我祖父的遗愿，不让我们得到任何东西。然而，当涉及到他们自己的利益时，幸存的特朗普四姐弟却毫不犹豫地做了我祖父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唐纳德宣布他想出售特朗普帝国时，无人反对。
2004年，祖父花了70多年时间建立的帝国的绝大部分以7.056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鲁比•施朗（Ruby Schron）。为施朗出资的银行给这些房产的估价为近10亿美元，所以我的叔叔唐纳德，这位所谓的交易高手，一下子就折损了近3亿美元。
大量变卖房产是战略上的失败，最明智的做法其实是让公司保持原样，这样一来，四姐弟每个人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每年赚500到1000万美元。但唐纳德需要大量的现金，相比之下，这个数额微乎其微，即使每年都能挣这么多，也无法阻止唐纳德卖掉房产。
他们原本也可以将楼房和建筑群单独出售，那样一来，总售价将大幅提升，但过程却很漫长。唐纳德的身后有大西洋城的债权人步步紧逼，因此他不想再等了。另外，想把几十笔买卖的消息保密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必须一次性完成交易，并且要尽可能快、尽可能悄无声息地进行。
就这一点来说，他们成功了。这可能是唐纳德进行的房地产交易中唯一没有受到媒体关注的一次。不管玛丽安娜、伊丽莎白和罗伯特有什么反对意见，他们都默默咽下了。即便是现在，玛丽安娜明明比特朗普大了近10岁，也比他更聪明、成就更高，但还是会听他的安排。用她的话说：“唐纳德总是能得偿所愿。”另外，他们谁都无法冒险等待；因为他们都清楚整件事的内情，那家“全县建筑物资及维修公司”就是关键。
卖来的钱分成了四份，他们姐弟四人每人拿到了约1.7亿美元。这对于唐纳德来说依然不够。也许他们四个都觉得不够吧。从来就没有什么是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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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距离《纽约时报》发表那篇文章不足一个月。我去拜访玛丽安娜姑姑时，她说我的堂兄弟大卫•巴斯托联系过她。大卫曾一路跟踪我祖父的老会计师杰克•米特尼克（现年91岁）来到了佛罗里达州某处的养老院，笃信爆料一定是从杰克那儿走漏的。玛丽安娜推翻了他的猜想，并表示那篇文章只是关于1990年有关遗嘱附录的争议。不过，如果她的确和巴斯托谈过，她一定知道他们的调查已经深入到了“全县建筑物资及维修公司“，开始调查公司可能存在的税务欺诈。但她似乎对此不以为然。而如今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我很好奇她和罗伯特为什么没有尽力劝唐纳德不要竞选总统，毕竟他们肯定想过，当上总统的唐纳德（以及他们自己）将不能继续逃避审查。
文章刊出后不久，我又见到了玛丽安娜。她对于文章中的内容全盘否认。毕竟，她当时只是个“女孩”。有张纸放在她面前需要她签名，她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便签了。她说：“这篇文章里的事可以追溯到六十年前。你知道的，那时候我还不是法官。”说得好像调查也是在六十年前完成的一样。虽然法院已经对她受到的指控展开了调查，但她似乎不担心会有什么影响，唯一必须做的就是用退休了结一切。她也确实这么做了，从而保住了每年20万美元的退休金。
在这期间，她的怀疑对象从年老体弱的杰克•米特尼克变成了她的大堂哥约翰•沃尔特（John Walter）。约翰是我祖父的妹妹伊丽莎白的儿子，已于当年1月份去世。我对玛丽安娜如此轻易地下了这个结论感到震惊。约翰和我祖父并肩工作了几十年，从祖父财产中获得了巨额利益，深度参与了“全县建筑物资及维修公司”的事务，而且据我所知，他一直很忠诚。玛丽安娜姑姑会怀疑到他让我觉得很奇怪，虽然她的怀疑对我是有利的。但当时我不知道的是，约翰的讣告中没有提及唐纳德。这个疏忽很严重，因为约翰一直对特朗普的家族史很感兴趣，并对自己与特朗普集团管理层的关系为傲。
更惊人的是，玛丽安娜似乎不觉得文章中的内容会令我不安，仿佛她也已经相信了那个真相被抹杀、历史被改写的事件版本。她根本没有想过这些爆料会对我产生任何影响。
唐纳德四姐弟用可能是偷来的巨款在祖父的遗产问题上与我们兄妹相争，把我们俩的合伙份额大幅贬值（我现在才第一次明白这一点），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显得他们病态般的小肚鸡肠；而他们对待我侄子以及我们医疗保险的态度更是无比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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