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在广东的那些年 - 版本历史

2022年1月31日 (一) 04:37 江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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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年代，广东惠州，忙碌的公社女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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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年代，广东惠州，忙碌的公社女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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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年代，广东汕头，一家人晚上看电视
 
 
我在广东省委当秘书
 
（节选）
 
作者｜陈仲旋 
原载｜《炎黄春秋》 
刊期｜2013年第4期 
图源｜网络 
编辑｜策山 
 
 
'''他走遍了广东每一个县'''
 
 
赵紫阳是在1951年来到广东工作的，最初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农村工作部部长，后任秘书长、副书记。当时华南分局的书记是叶剑英，后来是陶铸，管广东、广西两省。1955年华南分局撤销，改设中共广东省委，陶铸任省委书记，赵紫阳任副书记，分管农业。1960年陶铸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统管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五省，仍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是第二书记，实际上主持广东全面工作，直至1964年才被任命为第一书记。
 
赵紫阳一直主持广东全面工作，但仍然用主要精力抓农业，所以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是农村工作。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跃进”给全国城乡造成大饥荒、大萧条，持续三四年。为了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迅速改善人民生活，赵紫阳带领省委一班人，经常下基层调研，制定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为此，他走遍了全省各县及许多公社、大队。
 
“文革”后期，赵“解放”，调任内蒙古党委书记，十个月后又调回广东，据跟随他从内蒙古到广东的蔡肇发秘书说，周恩来在主持有关赵调广东等问题的会议上说，赵在内蒙古十个月时间，跑遍了内蒙古所有的盟和许多旗、县，表示了赞赏之意。
 
赵紫阳调回广东几年后，重新担任第一书记。一年多后又调四川省当第一书记。后来，又是蔡秘书告诉我，赵到四川，依然是多数时间下乡，不多久就走遍了四川。他推广广东的经验“联系产量责任制”，大大地调动了四川农民的积极性，粮食产量迅速提高，恢复了“天府之国”的美誉，形成了“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佳话，对这样的赞誉，赵紫阳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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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年代，广东连县某公社社员在田间开会
 
'''他是基层干部的知心朋友'''
 
 
赵紫阳下乡，从来不走马观花。他每次下去都是围绕如何搞好农业生产这个大课题，进行各方面的调研，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了解下面情况，及时发现值得注意的苗头和问题，帮助解决困难，总结经验。他不但与地、县、市的领导座谈，也到公社、大队座谈，听取干部和农民的意见、呼声和要求。他听到哪里有增产的经验，必定要到实地看看，听取具体汇报，并做详细询问。总之，哪里有经验，他就到哪里听取，再总结和推广；哪里有困难和问题，他就去解决。
 
赵紫阳每下去一个地、县、公社，一定要在那里住上几天。南海县大沥公社地近广州，车程不用一小时，为了传达宣传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二十三条》，他在大沥公社的凤池大队住了半个月。
 
由于赵紫阳很有耐心听取大家意见，鼓励下面畅所欲言，从不对人吹胡子瞪眼，更不给人扣帽子，所以，当时的东莞县委书记林若，佛山书记杜瑞芝、专员杨德元、张勋甫，汕头书记刘俊杰，惠阳书记原鲁、李富林，还有顺德勒流公社黎子流，南海大沥公社陈贤芳，中山县委谢明仁等等，都很乐意与他谈心，对他讲真话。在这些地方干部眼里，赵紫阳既是省领导，又是知心朋友。赵也认为珠江三角洲的干部有独特优点。他曾对我们说，珠三角的干部思想活跃、开放，语言丰富、生动。他还曾针对这些干部文化不高但能干的特点，戏称他们是“不学有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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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广东新会，大鳌公社技术员在田间研究水稻
 
'''“四清”按老贫农的意见办'''
 
1964年9月至12月，赵紫阳在中山县环城公社库充大队搞“四清”时，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毛泽东看到后，作了批示：“这两个老贫农是我们全党的老师。”
 
那一年，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工分），各省市都必须派工作队到农村、工厂，发动农民和工人揭发、清查干部的“四不清”。9月25日，赵紫阳化名赵明，带领一个“四清”工作队到库充大队“蹲点”，在一对生活最贫困的老贫农家里食宿。
 
土改时分给这对老贫农家里一座旧碉楼，共三层。主人安排赵住三层，我和警卫员郭继生、科长老赖住二层，老贫农吴才添、陈二妹夫妇和他们的女儿住在底层。他们家里实在太穷了，赵与我们在他家里吃的多是番薯、马铃薯和稀饭，外加大头菜，鱼、肉是看不见的。就这样，赵在那里住了近四个月，以后还去过多次。
 
在这段日子里，赵紫阳同这两位老贫农连续详谈了近二十个傍晚。主要内容是征询他们的意见，看看这次“四清”运动怎么搞比较好，要注意什么问题，对大队干部有什么看法，等等。两位老贫农主要的意见是，希望工作队对大队干部不要采取激烈的做法。
 
9月25日晚，也就是进村后的第一个晚上，吴才添就对赵紫阳说：“搞‘四清’很好，但一定要把生产搞好，特别是要搞好冬种，冬种至关重要。如果生产搞不好，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穷人。现在贫下中农没人敢出来当干部，集体生产没有人领导，生产就搞不好。对干部不要一下子打击太猛，要告诉干部有什么问题就主动坦白，坦白了就没事。如果你们打击他太猛，他就会顶，社员就会感到威胁。”
 
他还说：“明天开群众大会，最好第一讲搞好冬种，第二讲搞好工分，第三讲搞好卫生，第四讲搞好积肥。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不要讲得太深，不要讲具体人，不要讲斗争。否则社员会有顾虑，不知道这次运动又要斗争多少人，要抓多少人。等到贫下中农发动起来了，有了力量，再逐步讲深一些。要号召干部主动坦白，叫他们抓好生产，特别是马铃薯的生产，因为我们的马铃薯都是出口的，对农民的收入和生活影响很大。”
 
“贫下中农要慢慢组织起来，开头小一些，以后再扩大，不要一下子合起来，这样是没有力量的。”“不要急，慢慢来，你们对干部打击太猛、太快，干部就顶，你们走后，他还是一样。慢慢把贫下中农团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有了力量，干部就怕了。那时你们走了，干部如果还是这样，我们写个条子给你们，你派一个人来调查一下，他们就有几十个怕啦！”
 
11月11日晚，吴才添又向赵紫阳提出：“最好搞完运动后，你们工作队留下一个同志，这样可以管得住干部。”“你们清的账目要出大字报，公布给大家知道。”这实际上是提出了账目公开、办事透明的原则。
 
对于贫下中农协会，吴才添说：“贫协筹委办事，要个个筹委都盖上章才能办，不能一个人盖章了就办。”陈二妹说：“筹委会要多商量、多联络、多互相监督批评，不能一个人说了算，一个人说了算就容易被人拉拢收买。”那时，他们实际上已提出了民主监督、防止独裁、反对“一个人说了算”等重大问题。
 
赵紫阳很重视他们的意见。他在工作队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四清’运动是群众的自我解放运动，如果群众主要依靠贫下中农协会的力量，就能巩固胜利；如果只依靠工作队，就不能巩固胜利。”运动结束后，他还真留下了工作队员陈开枝（后任广州市政协主席——编者注）在库充多住了一段时日。
 
赵紫阳要求全省“四清”工作队都要按吴才添他们的意见办，还让我将吴才添夫妇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送给正在花县“四清”的陶铸看。陶铸看后，又送北京给毛泽东看。毛做了上述批示后，令中央办公厅印发给后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与会领导。
 
赵紫阳在库充采纳了这两位老贫农夫妇的意见，并要求全省的“四清”都要按他们的意见办，所以，“四清”对全省农村干部的伤害不是很大。
 
因为这样，库充大队的干部和农民都很怀念赵紫阳。1982年9月18日，库充大队的新老干部和老贫农陈二妹等31人（吴才添已去世），还一起到北京看望赵紫阳。《羊城晚报》当时还做了报道。赵紫阳与群众的关系，从来都是亲密自然的。1989年，赵紫阳下来后，库充大队的所有干部和陈二妹见到我时，都同声嘱托，一定要替他们向赵书记问候，祝他健康长寿。赵紫阳在库充大队的往事已过了三十多年了，库充人仍然关心、怀念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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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年代，广东连县东陂公社社员在田间劳动
 
推广“洲心经验”
 
推行联产责任制
 
在“人民公社”“大跃进”后，全国开始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农业生产、农民积极性一落千丈。当时，我被派到中山县沙朗公社鸡笼大队兼副大队长。那正是最困难的时刻，农民没粮没柴，到处是水肿病人，都快饿死了，过去的“鱼米之乡”被糟蹋得不成样子。我的亲身经历，只是一个小缩影，面对全省如此恶劣的形势，赵紫阳当时是如何的心急如焚，是可想而知的。
 
1962年6月我到他那里工作后，7月12日就跟随他去清远县调查，听到了县委介绍洲心公社的水稻管理经验——“农业生产联系产量责任制”，我们立即赶往洲心公社。在我看来，这是非同小可，应该载入史册的一天。“联产责任制”的发现，为广东的农业复苏，乃至以后为四川摆脱饥饿，重振“天府之国”美誉，乃至以后为全国粮食大增产，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我们在该公社塘坦大队大围第一生产队一住就是三天。赵紫阳与当地农村干部和农民开座谈会，对他们的经验做了深入的调研了解后，赵肯定他们的经验，支持他们的创举。
 
7月15日至18日，我们又到惠阳淡水的秋溪公社调研推广“洲心经验”的可行性，然后，立即决定在全省推广。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洲心经验”好就好在既没有分田到户搞单干，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通俗地说，就是既不冒犯“天规”，又能增收粮食。
 
何谓“农业生产联系产量责任制”？简单来说，就是“按田定产，固定到户，包田间管理，超产归户”。具体内容：第一，土地仍属集体所有；第二，插秧、犁田、耙田仍由集体派工统一进行；第三，由各户分片管理（如灌溉、除虫、拔草、施肥、收割等）；第四，包死产量，超过部分归农民。核心是第四部分，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积极性，使洲心公社粮食大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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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年代，广东惠州，忙碌的公社男社员
 
赵紫阳总结、推广“洲心经验”后，同年7月25日至9月4日到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全国各省第一把手参加。陶铸作为中南局第一书记参加，赵代表广东省委参加。会议以前，赵已把“洲心经验”报告了陶铸，并得到陶的赞赏支持。到北戴河后，赵又向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邓子恢做了报告，并将详细材料交给他。邓子恢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就到了赵的住处，表示完全同意、支持，认为广东找到了一条很好的路子，既可提高全国粮食产量，又不会被抓辫子、受批判，便决意在这次会议上向各省介绍和推广。
 
邓子恢离开赵住处时，一副喜形于色的样子，连我们都看得出来。
 
谁也没想到，会议开始没几天，就把“包产到户”作为“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提了出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讲话，并点名批评了安徽的曾希圣搞“包产到户”。理所当然，赵带去的“洲心经验”也胎死腹中。
 
令人高兴的是，“洲心经验”已在广东生根开花、结果。赵从北戴河回来后，开了六天会，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随即，他就做了长达近一个月的粤东行，到了许多县、公社、大队，督促、检查“联产责任制”的落实。在广东，经济复苏之所以较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推行了“联产责任制”，而且抓得很紧，抓住不放。
 
“文革”后期，赵紫阳调任四川主政。在不长的时间内，四川农业从濒临崩溃中摆脱出来，多年解决不了的粮荒，一下子大为改观，改变之快使人惊奇，赢得百姓编民谣“要吃粮，找紫阳”赞颂他。其实，他在四川推行的农业政策，就是“洲心经验”的继续，只是更有所完善、有所发展了。
 
- END -
 

【作者简介】
 
陈仲旋（1932～2005），广东省电白县人，高中文化，1948年加入共产党，1952年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工作，1962年至“文革”担任赵紫阳秘书。后为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我在广东省委当秘书》一文，是作者2005年去世前在医院病榻上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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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谓“农业生产联系产量责任制”？简单来说，就是“按田定产，固定到户，包田间管理，超产归户”。具体内容：第一，土地仍属集体所有；第二，插秧、犁田、耙田仍由集体派工统一进行；第三，由各户分片管理（如灌溉、除虫、拔草、施肥、收割等）；第四，包死产量，超过部分归农民。核心是第四部分，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积极性，使洲心公社粮食大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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