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老共产党人的政治规矩是如何破坏的 - 版本历史

2019年7月21日 (日) 07:16 丑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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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页面，内容为“在文革之后，共产党的政治规矩遭到严重破坏，很多人毫无组织观念和纪律，到了1990年代中央文件公开提出要把“追求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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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之后，共产党的政治规矩遭到严重破坏，很多人毫无组织观念和纪律，到了1990年代中央文件公开提出要把“追求执政党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作为目标。现在除了反腐较大之外，政治规矩相对淡漠，政治建设确属急需。

还是从三件小事说起，这三件小事涉及到三位共产党高层官员，我们今天具体地看看他们在涉及到自己的历史问题材料时，是如何处理个人与组织关系的。

第一件小事：关于伍豪事件声明问题

1967年5月中旬，太子党周少华（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的小女儿）等人查敌伪报纸发现了国民党造谣的伍豪声明。如果是毫无政治规矩的话，那么，这份声明就可以经过周荣鑫直接送给周总理私人处理。但是，周少华和他父亲周荣鑫都没有选择做破坏组织规矩的事情，而是按照组织程序把相关材料直送文革小组（对内称“中央文革碰头会”）——当时共产党唯一公开对外办公的组织机构。是戚本禹代表文革小组接收了材料，然后按照组织程序上交给江青，江青也没有私自处理，而是召开会议，由周总理自己做出说明，然后，康生以亲历者身份给出旁证，讨论结果与原始材料一起上报上级领导毛主席过目，后来，毛主席亲自对此做过批示把相关材料存入档案馆。

这么一件小事，经手的每一个人，包括当时还在党外的中学生周少华，都严格按照组织规矩和程序办事，直到最后，都没有做出坏规矩的选择。这说明，不仅周总理本人是模范遵守政治规矩的典范，而且，那个时期的共产党人都把规矩当真，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此过程中间选择投机取巧，而是严格按照组织程序办事。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规矩是经过人们的行为才得以存在和体现的。这件小事说明，在老共产党人中间，政治规矩是时刻在心的，当然这也体现了周总理那一辈共产党人光风霁月的胸怀，事无不可对人言，首先是作为共产党员要对组织负责。

第二件小事：刘少奇1925年被营救事件

1951年土改期间，湖南宁乡县地主杨剑雄被逮捕入狱，依据他解放前的血债和其他表现，是必死无疑的。这个人在监狱中间写材料说，他自己虽然有很大罪行，但也有功于共产党，具体就是1925年他参与营救过刘少奇同志，他希望以功抵罪免去一死。拿到杨剑雄的材料之后，宁乡县委无法判断，就给北京去函询问此事，结果，刘少奇说没有此事。到了文革期间此事又被揭发之后，王光美依然矢口否认此事，说不认识此人，多少年都没有过来往，结果，后来从他们的住处找到杨剑雄给他们写的私信，王光美自己亲笔写有“推荐国术专家二名”的内容提要。

与周总理处理自己历史材料的方法相比，王光美和刘少奇对于此事处理，事先没有经过组织，事后也不向组织汇报，已经直接地坏了组织规矩。而且，从事后的事态演变看，自己处理此事除了坏了规矩之外，效果也是很不好的，等到有人公开质疑个人历史表现的时候，组织上完全无法帮助他，因为缺乏必要信息，无法对此作出判断，不得不交由专案组调查取证。而且，因为事件最初处理没有经过组织程序，事后也就不好意思承认自己私下里处理过此事，只好否认到底，结果又被物证直接推翻，这至少引发了丧失信誉的不利后果。

今天回顾，刘少奇1925年在长沙被捕之后，由同乡营救出狱，这件事不算是什么污点。文革当时，也只有未成年初中生以江姐和叶挺等人为模板，要求在敌人面前大义凛然不怕牺牲，因此鄙薄这个行为，认为这是“钻了狗洞”出来的。一般而言，成年人不会这样看问题，至少不认为被同乡保出来有什么大的不妥。但是，很丢脸的事情是私下处理而不向组织汇报，不应该违犯组织规矩，在土改时期就应该向组织汇报此事，那样，就不会在文革极端不利的情况下“被逼说谎”后又被证伪，这件事的污点在1925年历史现场倒没有多少，多数污点是在事后处理过程中间留下的。由此可见，遵守规矩并非仅仅是对个人的限制，同时还是对个人的一种保护，组织与个人的关系是辨证的。

第三件小事：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历史材料问题

在共产党高层官员中间，江青对于自己的历史是最为敏感的，同时，由于她的性别和身份，也使得她的历史状况很容易成为政敌贬损她并进而污蔑毛主席的凭借。在这一点上，江青的敏锐和她对政敌毫无操守的判断，都为后来的历史政治演变所证实。迄今为止，江青的历史及其与毛主席的婚姻，几十年之后依然是很多政治谣言和谤文的主题，所以，江青的敏感应该说是有预见性的。

但是，江青依然选择遵守共产党的政治规矩，从未选择自己出手去处置自己的材料，而是把自己的想法向周总理汇报。对于江青而言，周总理就是组织和上级的人格化，后来有关她的历史材料的处理，都是周总理做出决定并亲自派人处置的。江青虽然对此事有着强烈的敏感性和强烈的行为动机，但也没有选择私自处理，她自己的意见和要求，都是通过组织和上级——周总理——去体现的，这不管怎么说，都还处在组织规则之内。

与周总理相比，江青对于历史材料过于敏感，缺乏自信或者缺乏对于政敌会遵守规矩的起码信赖；即便如此，与刘少奇相比，江青没有私下里个人去处理此事，她的选择依然在政治规矩之内。

从这三件小事看，老共产党人中间多数人还是讲政治规矩的，不管是江青还是周总理自己，还是两人历史材料所涉及到的每一个过手人，都在政治规矩的范围内活动。但是，文革后这几件事情上，都出现了癫狂性谣言和翻转，许多官场和舆论界的大腕，都不惜丢开颜面，去竭尽全力进行造谣。在这个造谣狂潮中间，除了想要以谣言达到某些政治目的之外（譬如捏造事实去实现周总理与四人帮或者江青之间的切割），更大的损害是把共产党政治规矩的地位，无形之中给取消了，似乎，作为共产党员可以不经过组织程序，私自处理一切问题，组织规矩对个人而言可有可无。

叶选宁（叶剑英的小儿子）后来对他的多位哈军工校友都说过：

说某某人的唯一贡献是经济发展上去了，但是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共产党的所有政治规矩都被破坏完了，将来在历史上很难站住。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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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从三件小事说起，这三件小事涉及到三位共产党高层官员，我们今天具体地看看他们在涉及到自己的历史问题材料时，是如何处理个人与组织关系的。		还是从三件小事说起，这三件小事涉及到三位共产党高层官员，我们今天具体地看看他们在涉及到自己的历史问题材料时，是如何处理个人与组织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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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共产党高层官员中间，江青对于自己的历史是最为敏感的，同时，由于她的性别和身份，也使得她的历史状况很容易成为政敌贬损她并进而污蔑毛主席的凭借。在这一点上，江青的敏锐和她对政敌毫无操守的判断，都为后来的历史政治演变所证实。迄今为止，江青的历史及其与毛主席的婚姻，几十年之后依然是很多政治谣言和谤文的主题，所以，江青的敏感应该说是有预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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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江青依然选择遵守共产党的政治规矩，从未选择自己出手去处置自己的材料，而是把自己的想法向周总理汇报。对于江青而言，周总理就是组织和上级的人格化，后来有关她的历史材料的处理，都是周总理做出决定并亲自派人处置的。江青虽然对此事有着强烈的敏感性和强烈的行为动机，但也没有选择私自处理，她自己的意见和要求，都是通过组织和上级——周总理——去体现的，这不管怎么说，都还处在组织规则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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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5月中旬，太子党周少华（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的小女儿）等人查敌伪报纸发现了国民党造谣的伍豪声明。如果是毫无政治规矩的话，那么，这份声明就可以经过周荣鑫直接送给周总理私人处理。但是，周少华和他父亲周荣鑫都没有选择做破坏组织规矩的事情，而是按照组织程序把相关材料直送文革小组（对内称“中央文革碰头会”）——当时共产党唯一公开对外办公的组织机构。是戚本禹代表文革小组接收了材料，然后按照组织程序上交给江青，江青也没有私自处理，而是召开会议，由周总理自己做出说明，然后，康生以亲历者身份给出旁证，讨论结果与原始材料一起上报上级领导毛主席过目，后来，毛主席亲自对此做过批示把相关材料存入档案馆。
+[[文件:Jp66.jpeg]]
 这么一件小事，经手的每一个人，包括当时还在党外的中学生周少华，都严格按照组织规矩和程序办事，直到最后，都没有做出坏规矩的选择。这说明，不仅周总理本人是模范遵守政治规矩的典范，而且，那个时期的共产党人都把规矩当真，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此过程中间选择投机取巧，而是严格按照组织程序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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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土改期间，湖南宁乡县地主杨剑雄被逮捕入狱，依据他解放前的血债和其他表现，是必死无疑的。这个人在监狱中间写材料说，他自己虽然有很大罪行，但也有功于共产党，具体就是1925年他参与营救过刘少奇同志，他希望以功抵罪免去一死。拿到杨剑雄的材料之后，宁乡县委无法判断，就给北京去函询问此事，结果，刘少奇说没有此事。到了文革期间此事又被揭发之后，王光美依然矢口否认此事，说不认识此人，多少年都没有过来往，结果，后来从他们的住处找到杨剑雄给他们写的私信，王光美自己亲笔写有“推荐国术专家二名”的内容提要。
+[[文件:Jp67.jpeg]]
 与周总理处理自己历史材料的方法相比，王光美和刘少奇对于此事处理，事先没有经过组织，事后也不向组织汇报，已经直接地坏了组织规矩。而且，从事后的事态演变看，自己处理此事除了坏了规矩之外，效果也是很不好的，等到有人公开质疑个人历史表现的时候，组织上完全无法帮助他，因为缺乏必要信息，无法对此作出判断，不得不交由专案组调查取证。而且，因为事件最初处理没有经过组织程序，事后也就不好意思承认自己私下里处理过此事，只好否认到底，结果又被物证直接推翻，这至少引发了丧失信誉的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