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鉴民：创建页面，内容为“25、父亲的那个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是毛泽东，那是一段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是一段非常值得深入探讨，但基本上...”

2020-06-11T00:54:12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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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父亲的那个党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是毛泽东，那是一段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是一段非常值得深入探讨，但基本上没有大争论的历史。从 1953 年延续到改革开放前的旗帜也是毛泽东，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在打到四人帮之前历史时期有清晰不容置疑的结论，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历史，可以以改革开放前后划分成两个历史时期。这一划分当然会带来矛盾。表面的矛盾其实潜藏了一个待挖掘的解释，这解释要回答的问题是：在于如果改革开放前党的那些天花乱坠的路线和实践可以否定，那么为什么共产党还会存在，共产党凭什么还能继续领导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这个问题很不好回答。因此，邓小平换了一个概念，以维护主席的方法来维护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他说，“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因此对全局不利的，就不能做。” 也因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历史错误归结于坏人，对毛主席极为尊重。甚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某些表达，采取了调整句子顺序的办法，《决议》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 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因为文件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如果与命题对应的话，即使所有的意思都不改，表达本来应该是：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但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邓小平和《决议》的写手们自然是聪慧的，的确，中国的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毛泽东这个名字分不开，但历史总有对错，对的分不开，错的，无论用什么方法，实际上也分不开。人们说，1949 年之后，改革开放之前，党内如邓子恢、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在不同时段提出的正确观点难道就不是我们党的历史？难道我们不以“毛泽东思想”来陈述这些观点我们就错了？难道只有指鹿为马才是我们应有的历史陈述方式？上述这个说法对，但也有缺陷。1949 年之后，新民主主义成了黄脸婆，我们党像拥抱一个梦中情人一样拥抱了社会主义革命，整体理论框架错设是一；涉及到具体的各种发展策略争论的时候，所有的不同意见在毛主席面前，落花流水，完全没有招架的余地是二。所有的错误一再叠加，一直到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得不被动潜伏，等待着一个自然过程的发生，而后打倒了四人帮，才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因此，这答案也许是答案的一部分但绝不是一个完整的答案。很多很难回答的问题的答案其实就在问题的本身，这个问题也一样。首先，周恩来为什么要讲四个现代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什么要将全党的中心工作转向经济发展？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开放？最底线的答案就是我父亲在最后时光的那句话，他说，“真穷啊！真是完全没有希望的样子”。我也曾推论说像我父亲那代的共产党人很可能都像我父亲，在他们的心底都有：共产党执政已经这么多年了，这个国家穷啊！这样一种对于这个国家和人民负罪的感觉。从这底线远远望过去，我们会知道，改革开放其实是救赎，对人民的救赎，对这个国家的救赎，对这个党的救赎。换言之，如果改革开放前党的路线和实践可以否定，那么为什么共产党还会存在，还能继续领导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在当时的共产党人首先采取救赎的行动，这些想法符合了全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念想和利益。因此人民给了你重生的机会。然而，最根本的答案却在于：共产党这支队伍本身就是人民的一个部分，在那个时代它从来不是与人民对立的表述。撇开中国的农民善良，他们得到过共产党的好处，他们生活在封闭的环境不论，在那个艰难的时代，看《墓碑》，我相信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农村的基层干部一样死亡在非正常死亡的道路上。即使是共产党队伍的高级领导干部，父亲说，“那时，生活很艰苦，每餐只有不见油花的萝卜，青菜，有点腐乳就很好了。”那个时候，很多省一级的干部“双腿水肿，手指按下去，一个白色的坑，久久不能回弹。”那个时候，陶铸经常咳血。但他的食物也只加点他自己带来的辣椒。更不要说那些以彭德怀、周小舟*为代表的为民众争取活下去的权利而牺牲自己生命的高层干部了。在那个艰苦奋斗的年代，我们可以看到焦裕禄*，可以看到王进喜*，可以看到李四光*，可以看到在戈壁滩上那支两弹一星的队伍，可以看到投身于不同战线无数工人、基层干部、技术人员和科学家奋斗的身影。三年经济困难刚过，我们又迎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命运的角度，那时候的党员干部和领袖实在和农民没有太多的区别。我们可以看党的队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苦难，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还有无数在枪林弹雨中没有牺牲的同志，他们如同那些仅仅因为说错一句话就被活活打死的民众一样，死得有如蝼蚁。我们可以看到顾准*，也可以看到遇罗克*、杨小凯*和李一哲，无论是党内党外，那些思想者同样是祭台上的献祭。我们可以看到，是领袖的那些理想和政策把这个国家和人民带进了绝境，同时，我们又可以听到最后一次周恩来出现在国宴时的欢呼，这掌声告诉我们说这些共产党人和人民要结束这种状态的意愿是一致的。自新民主义革命起，绝大多数党员和这个国家的人民，他们的理想与愚昧，光荣与献祭，欢呼与互害，忠诚与梦灭、潜藏与苏醒，生生不息，反复纠缠。因此，尽管共产党犯了无数的错，他要浪子回头，人民还是只有这么一支队伍可以依靠。如果说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都不能否定，那么不能否定的东西只有一样，就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和党的队伍，包括他们的愚昧、懦弱与忠诚，而决不是什么诸如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创造性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那样的天花乱坠。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表现在哪里呢？表现三大战役；表现在淮海战役支前如同海洋般的小推车；表现在不需要暴力就能顺利推进的农村合作化运动，诸如此类。换言之，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表现在立体的全覆盖的对民众的动员力量。而动员力来源于哪里呢？来源于战争的节节胜利，来源于后方的分田分地和一个新朝代的建立，来源于深深扎根于民众的党组织，来源于对一个理想社会的宣传，来源于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与全国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如土改，如反内战以及对一个民主社会的承诺等等。而本质上来源于，在那个时候，共产党本这支队伍身就是人民的一个部分。在这过程中，虽然有方向正确而政策过激的日子，到了后来，更有领袖见到梦中情人而初心骤变的浪漫，但是我父亲那一代共产党人和人民大众本是一体，他们的始终命运连在一起，正是这种一致性，帮助了这个党渡过了一个又一个在外人看来怎样也不可能度过的沟坎。
*周小舟（1912 年－1966 年）湖南湘潭人，1935 年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国文系毕业，在校入党，为“一二·九”运动领导人之一，历任毛泽东主席的秘书、中共冀中区党委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第六地委书记、第六军分区政委，中共易县县委书记兼县支队政委、冀晋区第一地委书记兼第一军分区政委，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北岳区党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北岳区第五地委书记兼第五军分区政委，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南下工作团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中共湘西区党委书记，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兼省政府财经委员会主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兼任湖南省政府副省长、湖南省政协主席，并兼湖南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南军区党委常委员。是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1959 年夏，在庐山会议上被错误地定为“反党集团”成员，受到撤销职务处分，被派到浏阳县大瑶公社任党委副书记，接受改造，后调任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多次批斗，1966 年 12 月 26 日在广州服用安眠药自杀身亡。1979 年 2 月，中共中央撤销了 1959 年对他的错误处分，同年 5 月 30 日，在广州隆重举行周小舟追悼大会，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杨尚昆主持大会，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致悼词，为他平反昭雪。
*焦裕禄（1922—1964）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源泉镇北崮山村人，1945 年参加革命工作， 194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区武装部分队长，土改复查组组长，副区长、区长，中共区委副书记、青年团县委书记、青年团陈留地委和郑州地委宣传部部长、第二副书记，洛阳矿山机械厂任车间主任、科长，党委委员，尉氏县委书记处书记，兰考县县委书记，为消除“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改变兰考的贫困落后面貌，他积劳成疾，身患肝癌，但仍忍受着巨痛坚持工作，1964 年逝世。
*王进喜（1923—1970），出生于甘肃省玉门县赤金堡，是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195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西北但任了贝乌五队队长期间，创出了月进尺 5009.3 米的全国钻井最高纪录，被誉为“钻井闯将”。在东北松辽石油大会战中，他带领 1205 钻井队创出 5 天零 4 小时打一口中深井的纪录，因用自己身体制伏井喷而家喻户晓，被树立为大会战典型，后全国工业战线掀起了“学铁人、做铁人”的热潮。1970 年王进喜因胃癌病逝。
*李四光（1889—1971）湖北黄冈人，蒙古族，毕业于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曾任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长，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协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李四光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李四光同时是教育家、音乐家、社会活动家， 2009 年当选为 100 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贺龙（1896-1969）湖南桑植人，原名贺文常，字云卿，1914 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曾以两把菜刀闹革命，组织起农民革命武装。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1927 年率部参加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并在起义部队南下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贺龙是红二军团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历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八路军第 120 师师长，冀中军政委员会书记，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军区司令员，陕甘宁和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区司令员，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和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西南局第三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是党的七大中央委员，八大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69 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1974 年 9 月 29 日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1982 年 10 月，中共中央又做出了《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充分肯定了贺龙为中国革命做出的不朽贡献。贺龙的主要著作已收入《贺龙军事文选》。
*顾准（1915—1974），字哲云，上海人，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职员支部书记，江苏省职委宣传部长、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中共苏南澄锡虞工委书记、专员，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苏北盐阜区财经处副处长、淮海区财经处副处长，中共中华分局财委委员，淮阴利丰棉业公司总经理，苏中区行政公署货管处处长、中共华中分局财委委员、山东省财政厅厅长，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他主张依照税法规定的税率征收，不同意运动式征税，三反运动中受到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此后他曾先后担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物司司长，洛阳工程局副局长，而后进入经济研究所当研究员。他最早提出并论证了计划体制根本不可能完全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并写成《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反右运动中他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劳动至 1962 年回到经济研究所，相继翻译了熊彼特和琼·罗宾逊的经济学著作，1965 年，再次被划为右派，并在随后的文化革命期间受到更加残酷的迫害，妻离子散，顾准仍坚持独立思考，特别关注民主问题，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写成《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两著作，1974 年顾准在北京病逝，1980 年中科院为他和妻子召开追悼会“恢复名誉，彻底平反”，1994 年《顾准文集》出版，1997 年《顾准日记》出版，顾准被学术界看成是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
*遇罗克（1942－1970），男，北京人。1959 年中学毕业。曾在北京人民机器厂学徒工，后做过代课教师等。文化革命中，他以“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为笔名，写了六期《中学文革报》的头版文章，其中第一期的《出身论》反响巨大。遇罗克于 1968 年被捕，1970 年和另外 19 位政治死刑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大会上，被宣判死刑并执行。
*杨小凯（1948－2004），原名杨曦光，湖南省湘潭县人，文化革命期间曾因一篇名为《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被判刑十年，服刑期间他学习了大学课程，1979 年出狱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一年后，1980 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1982 年获计量经济学的硕士学位，同年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讲师，1983 年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习，1988 年被授予博士学位，1990 年被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聘为终身教授。他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他的中英文专著《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获得了世界经济学界同行的推崇。杨小凯曾于 2002 年和 2003 年两次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2004 年在澳大利亚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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