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鉴民：创建页面，内容为“14、父亲的报告父亲不太愿意讲五三年之后的事情，问一句，答一句，对话没有继续下去。又过了很长时间，一天，父亲...”

2020-06-08T12:36:33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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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父亲的报告
父亲不太愿意讲五三年之后的事情，问一句，答一句，对话没有继续下去。又过了很长时间，一天，父亲说，“今天，杨继绳*来过。” 我“哦”了一声，作为回答。我没在意，我知道杨继绳写过《墓碑》*，那书作为研究资料再好不过，但太厚，作为阅读没法看。 “他那本《墓碑》里面有一段写到了我。”父亲说。《墓碑》记录的是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三年间，神州大地上数千万人口非正常死亡的事。说白了，是饿死了数千万的老百姓。具体数字有争议，但事件如同耻辱之柱，有着中国共产党几乎不能承受的重量。看《墓碑》，我们知道庐山会议之前陶铸、赵紫阳是这样的：广东省委五九年一月反瞒产，二月中央转发反瞒产经验，三月广东自己发现问题，四月向中央报告承认头脑发热，五月发出《关于立即全面检查和采取有效措施消灭和遏制水肿病的紧急指示》，同时采取了许多办法。而后，陶铸多次在群众场合向人民检讨。因此，《墓碑》里说，“陶铸不是撞到南墙不回头的人。” 陶铸在庐山会议上被点名。庐山会议其实是陶铸撞到的另一堵南墙。会议之后，广东省委还是采取很多办法来救灾，但是，陶铸的对外的基本调子改变为“不准提粮食问题。”换言之，庐山会议之后，广东已经不敢向中央如实反映情况了。这个宣称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党，不是让人面对问题，而是竭力防止人们提出问题，压制他们，碾碎他们，把鸡杀了给猴子看，猴子们都闭嘴了。“反右倾”斗争最严重的后果是中断了纠正“左”的错误的进程，错误延续，灾难进一步恶化。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彻底破坏，一直到了再也没有一个人讲一句真话的地步。当然，这样的人还有，我父亲可以算是其中的一个，到了这样的关口，他不再自由主义。《墓碑》里<岭南风云>那一章的第十节，我全文引用如下： “1960 年春，当时担任省委秘书长的吴南生在合浦县（当时属广东，后划归广西）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合浦县发生的情况。这个报告现存广东省档案馆。这个报告说，水肿病发生是从 1959 年 12 月份开始的，到 1960 年春天水肿病人大批增加，不断死亡，日益严重。全县 1 月 1 日到 5 月 3 日，共死亡 8382 人，其中约有 70％以上是水肿病死的。到他写报告时，全县还有水肿病人 23940 人，另有水肿消退转为极度消瘦的病人 23739 人。吴南生的报告说，因水肿而死亡的情况今年 1 月份就已发生，但没有引起重视。直到中央提出“三反”以后，在 4 月下旬的四级干部会上才开始采取紧急措施。目前各公社、大队设立的临时医院 423 所，集中病人 42916 人，正在进行治疗。全县 22 个公社病情严重的有 12 个，大部分在北部粮产区。这些地区死亡人数约占总人口的 3％左右，个别特别严重的小队高达 14％，生病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 20％－30％。在死亡人口中，劳动力占 30％左右，在病人中劳动力占 50％左右。吴南生的报告说，干部没有分清什么是右倾，什么是左倾，因此普遍不说话，不向上面反映真实情况。有些干部反映了一些关于粮食、水肿病的情况受到了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以后，更不敢说真话。这不能不是这次水肿死亡事件持续时间长、造成严重恶果的重要原因。”这段文字只有一点错，我父亲当年不是省委秘书长。关于这一报告，父亲说，“在那里我召开了地委工作会议，作了一些布置，又专门交待了一个副书记，告诉他赵紫阳当时在什么地方，让他拿了一封我写的信连夜出发，直接送到赵紫阳手里。给省委发送的是电报。当时许士杰*在省委办公厅，他是我的老部下，收到电文，连夜打电话给我，说文他还没送出，这样的形势，劝我再想一想。我说，‘送吧，没有关系了。’” 合浦事件这一次，报告点明时间是 1960 年春，从报告内文看报告成文时间在 5 月，这时离庐山会议已经有九个月，庐山会议精神已经向全党传达了。父亲对我说的是“交待了一个副书记”。但杨继绳记录的那份口述*说的是水利厅长。我追问父亲，“合浦事件，你怎么会派了地委付书记和水利厅长两个人专门去找赵紫阳汇报呢？”他说，“不是两个人，当时是地委第二书记还是副书记不清了，后来当过省里的水利厅长。”“他叫什么名字呢？”我问。父亲努力想了半天终究还是没有想起来。随意讲的东西一定会有讲错的时候，因此，口述历史一定得核对。“陶铸、赵紫阳怎么看？”我问。父亲说，“陶、赵口头上还是说不要提粮食问题，但采取了很多措施办法。” 我父亲关于合浦事件的报告里有一段话说，“直到中央提出‘三反’以后，在 4 月下旬的四级干部会上才开始采取紧急措施。”换言之，北京也不是没有能看到问题的人，他们对工作方法务虚式的提示，多多少少使到下面能够采取一些实际的救援行动。但同时，通过阅读《墓碑》我们也可以知道，我父亲的那份报告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广东地区第一份向省委反映情况的报告，第二份报告要等四个来月之后才出现，也就是说，即使已经有人带了头，还是没人敢向上面说真话。在我们身处的时代，看所有问题只有两个观点，一个是主席的观点，另一个是错误的观点。持错误观点的人只要说出来，总会受到惩罚。在庐山会议之后，无论是地委对省委，抑或是省委对中央，实际情况的上达已经中断。这就是庐山会议以惩罚彭德怀为标志的舆论控制形成的实际成果，《墓碑》展现了三年饥荒的全景，那些悲惨，那些残酷，那些死亡，那些恶吏。广东是《墓碑》展现的场景之一，广东一样有那些悲惨，那些残酷，那些死亡，那些恶吏，但我从《墓碑》里也知道，“陶铸不是撞到南墙不回头的人。”我从《墓碑》里具体看到了广东省委采取的很多措施，包括控制城镇口粮以减缓农村的饥荒。允许逃荒，开证明让农民逃荒，甚至包括一度放宽口岸，让农民逃往香港。放任农民逃往香港这种事即使今天看来也匪夷所思，为了救荒，广东省委其实已经无所不为。这一措施导致了逃港狂潮，后来不得不以戒严，出动部队，以真枪实弹来结束一个心照不宣的政策。我说，“爸爸，其实那时候的事情我也经历过一些，那时候买东西得用票证，有票证还得起早排队，阿嫲（我奶奶）晚上定了闹钟，钟响了，就把我和姐姐叫醒，去市场排队。天没亮，排队用砖头排，放好自己那一块砖头，等到下一个人来，把砖头放在你那块后面，你就可以到边上蹲下，眼睛盯着那砖头，不要让人动你的转头就可以了，天亮，阿嫲来了，我和姐姐就回家然后去上学。” “买的鱼叫剥皮牛，半个手掌大，排几个小时队，按票买，只能买到几条。”排队的事父亲不知道，他看着我，我又说，“饿死人我没有见过，但是讨饭的人我见得不少。我第一次看到讨饭的人是在华侨大厦。”“华侨大厦？”父亲问。 “是的。那一天渡江的爸爸从香港来广州，叫渡江去见面，渡江叫我一起去，我们两个人光着脚，从东山走到了华侨大厦。渡江的爸爸叫金尧如*，是当时香港文汇报的总编辑。“金尧如请他的朋友吃饭，我们也一起吃。他的朋友盯着我们的光脚，金尧如解释说，国内的同学从小就培养艰苦奋斗的精神，他们都喜欢打光脚。他的朋友很赞叹。吃饭的时候金尧如点了白切鸡，吃着吃着，桌面上就有了鸡骨头，这个时候冲进来了七八个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孩子，人手一钵，凡桌面上有骨头就扫，那些小孩一个个黑乎乎的，脏得不得了，我第一次进大饭店，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孩子，傻掉了。金尧如的客人也傻掉了。金尧如解释道，这些小孩是在做好事，帮助搞卫生。他的那个朋友频频点头，颇为赞赏。吃完饭，金尧如送他的朋友出门，刚出到门外，眼见那群小孩就在那儿蹲在门口，手从钵里抓着从饭店扫来的骨头饭菜送进嘴里，我的脸一下全红了，金尧如转过头去，他的朋友清了清嗓子，板直了身子，目不斜视，好像什么都没看见的样子。这是第一次。后来文革大串联，那时已经是六六年了，在火车上我见过讨饭的农民，还看过不记得是生产队还是人民公社开出的《讨饭介绍信》。”我说。父亲听了我的故事，一言不发，只是摇头。从渡江的爸爸和他朋友的对话我推论他的那个朋友是他的统战对象，那段时间，渡江住在我们家里，因此我有机会看到了华侨大厦的那一幕。我说，“爸爸，在这件事情上，广东已经是做得最好的了。” 父亲道，“我知道，在那种环境下，是做得最好的了，但有什么用？灾难到来的时候，人力是挡不住的。那段时间，有先有后，机关里很多人水肿了，我开始水肿，住我们楼下的杨应彬也水肿了，水肿的人省委、中南局都有，广州一点资源都没有了，完全没办法可想。后来，陶铸把水肿的干部全部集中到从化温泉，那里有广东为应付北京和一些国际友人最后的储备。我把你妹妹也带去了，我老是记得你妹妹说，‘爸爸，水肿真好，有馒头吃。’” 父亲一脸黯然，挥挥手，“不说了。” 父亲不说有他的道理，身处一场自己的领袖亲手酿造的灾害，纵使一个局部地区以人民为出发点，有千般纠正，万般努力，在几千万人饿死人的事实面前，任何说明，增加的都是这支队伍的耻辱。从更长一些的角度，十七年的历史也如此，这十七年奋斗与空想，发展与灾难，辉煌与罪过如影随形，留给后人去评说，应该会更客观些。

*杨继绳（1940--）湖北省浠水县人，1966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理工学科，入新华社工作前后 35 年，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曾任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经济参考报理论部主任、新闻采访中心主任、新闻调查部主任等职。有多部学术著作行世。
*《墓碑》杨继绳著，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社出版。其中关于广东省的章节可见于 359 至 388 页<岭南风云>。
*许士杰（1920－1991）广东澄海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潮汕铁路区委书记、潮澄饶县委书记、潮汕地委潮澄饶分委副书记，中共澄海县委书记，广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海南行政区区委副书记，肇庆地委书记，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顾委副主任，中共海南省委书记，海南省第一届人大常委会主任。是中共十二大代表，第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当代名人政要访谈述评集》，杨继绳整理，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第 129 至 152 页。
*金尧如（1923～2004），浙江绍兴人，中共党员，解放前从事地下党工作，后赴香港，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1989 年退党后赴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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