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鉴民：创建页面，内容为“23、日本自民党人的办法父亲和李锐、李普，还有好些大力弘扬民主意识的老同志都是好朋友。一天，我和父亲聊天，...”

2020-06-10T14:07:18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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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本自民党人的办法
父亲和李锐、李普，还有好些大力弘扬民主意识的老同志都是好朋友。一天，我和父亲聊天，父亲说，“其实，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在一些问题上大家的认识还是有差别的。” “什么不同？” “怎么想我都还是觉得这个民主的进程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 父亲的这个说法在记者的公开采访里有，父亲说，“我是个积极主张改革的汉子，但我又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主张改良，不主张翻天覆地的革命。我认为，现在的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进行这场改革，一直改革到实现马恩所说的未来的社会那一崇高的目标，也就是改革到自己也消亡了的时候，没有这种勇气和决心，就不是共产主义者。” “为什么？”我问他。 “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政治力量，你让它自己改革，整个中国安定平稳，倒过来那就可怕了，苦的只是老百姓。共产党有千种不好，解放后，所有的运动就没有一次是对的，但是，共产党的确改变了中国。”父亲说。父亲有过这样的说法，他说，“逐步放开，逐步地提高民众的社会承受力，提高人民的理性，逐步地加大改革的力度，直至实现民主的目标。目标是唯一的，但具体的途径不是唯一的。可以用办特区的经验，突破一点，带动全局。” 父亲又说过，“我个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步应该是开放舆论，这一方面可以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这在中国目前权力制衡不到位，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尤为必要；更重要的是在于开放舆论可以开启民智，开启官智，通过心平气和的理性讨论和意见交换，就民主化的利弊、目标、程序、时间表等种种具体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以达成基本共识，中国的民主转型就可望避免不良实力的扰乱，事半功倍，以较小的代价争取最大的成效。” 然而，这些都不是我和父亲讨论问题最后谈到的那个点。那段时间父亲让我找了许多关于介绍分析美国三权分立制衡制度的文章，后来又让我找有关日本政治制度的介绍。关于美国政治制度的资料很容易找，关于日本的却很难。看了相当一些资料之后，父亲说，“共产党的出路可能还在于学习日本自民党的办法。要是党内可以让人说话，真的形成了民主制度，党内有派，这个党就有制衡，就不容易走错路。这个党改了，这个社会的舆论自然就会开放，就会有监督，民主转型就会顺理成章，事半功倍。”日本自民党党内有派是公开的制度化的。然而，这个问题实在没法讨论。虽然毛主席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而且，这道理太简单，太直白，谁都能明白，举例证明也极容易，譬如说，如果党内建立了允许不同意见在党内合理合法公开讨论的制度，中国革命的性质，即现阶段中国革命到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问题当初就能辩论的清楚，我们的发展就不必走那么多弯路，也不必二十多年后重新创造出一个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悄悄套回新民主主义的概念。又譬如说政策方面的问题，如果我们推行的政策是经过充分辩论的，我们怎样会有三年经济困难尸横遍野的情况发生？这么会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怎么会有几十年不敢正面提及的风波扬起呢？请原谅我，我是个傻瓜，又喜欢像一只乌鸦那样呱呱叫，我觉得，更不待说，苏联是一面镜子。为什么苏联最后会走到了解体的地步？其实，苏共出了谁不奇怪，斯大林是打天下的那一代共产党人，然而他之所以能够成为领袖也多少用上了潜藏功夫。后来的人更不待言，他们之所以能成为领袖只是得益于他们在没有成为领袖之前只讲当朝的语言。因为党内不允许有不同的派别，他们的想法得隐藏起来，无论是他们喜欢的是秘密警察还是念想着变革。党不允许自身的成员发出不同于党的声音，因此，无论是安德罗波夫*抑或是戈尔巴乔夫*，只有隐瞒自己内心的想法才能存活。党把不得发出不同的声音作为党的纪律和道德规范，于是，不知道自己队伍成员真正的想法便就成了这个党的必然。自然而然，这个规律又带来了另一个规律：只有新的领袖上台才会有一个国家方向性改变。这点，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实在不必多说。诺大一个党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认真去想苏联这个党实实在在的教训？为什么会走到解体这一步？勃列日涅夫*对，戈尔巴乔夫对，还是叶利钦对，仅仅是一个次层次课题，对于中国而言，最大的讨论课题应该是最早最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潜藏在历史里从发展到消亡的内在规律是什么？不是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吗？不是说，“要警惕那些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吗？不是要打倒那些反革命两面派吗？两面派哪里来的？两面派的产生是不允许党内不同意见表达的必然。潜伏者的产生是不允许党内有不同思想派别的必然，只有潜伏者上台才会有方向性改变是思想禁锢时代的必然。四人帮是怎样打倒的？我们歌颂英明领袖华国锋，谁能想到华主席就是一个潜伏者？叶帅光明磊落些，他说，“那个时候投鼠忌器”。这话一出，其实已经摆明了他是一个自觉意识到自己的潜伏者身份的潜伏者。诺大一个中国共产党，这些带规律性的东西居然没有一个人去关心。中国共产党的将来关系到中国的将来，那么大的一个党，为什么没有人来为它的未来设计呢？问题根本不在于是斯大林还是戈尔巴乔夫，而是因为这种禁制言论的党，连带着这个党所处的国家，就是基于这样的规律，一个一个阶段跳跃着发展的。不确定性，可能更好也可能更坏，可能一飞冲天也可能跌入悬崖。因此倒过来看，党内要有民主其实不是一个泛泛而谈的问题，它不单是一个党要走什么道路可不可以辩论的问题，不单是一个该怎样保护党内持不同意见的人的问题。本质上，是党应该怎样从基础的制度设定开始，从根本出发消除自身发展不确定性。人应该是会思考的，人经过了教训应该能自觉地避免那种由着一个人一个错误叠加一个错误，驱动这个国家走上自我毁灭道路的不幸。也应该能够主动避免或者是斯大林，或者是戈尔巴乔夫，或者是叶利钦突然出现的那种不确定性。禁锢思维织就了巨大的幕布，厚重足以遮蔽思想，却没法消灭思维。幕布下父亲偶尔冒出几句话来，吉光片羽，无意中刀片划开了猩红的天鹅绒，我从那划破的洞眼四下张望，山谷里姹紫嫣红，蝴蝶翩迁摇曳，柔弱的双翼煽动之际，霎时间黄沙扬起，气旋冲天，沙尘西渐，混沌迷茫，忽见一个个墙头易帜，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我凝神望去，再仔细些，于是我便看到了命定和必然。命定是什么？命定是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封建因素就必然反映在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权结构上，或迟或早，无论以何种形态，资产阶级革命必定再次来临。这样的国家将反反复复一直走在民主革命的道路上。却原来资产阶级革命历史阶段的长期性对于那些绽放着五彩霞光的国度是这样铺排的。如果不想听我这些遐想瞎说，只讲现实，那么，我们单单从最简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角度出发也是可以的。我们的经济基础在改革开放之后其实已经全变了，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层建筑必然得适应经济基础。因此，所谓政治改革无非是一个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问题。政治改革我们一直讲了很多年，说到底，正确地认识现在我们所处的社会阶段是政治改革的基础。如果我们能意识到其实我们依然身处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自会豁然开朗，所谓的政治改革不会太难。我们也可以用平常心看待这事，将寻求政治改革看成是寻求政治生活的现代化转型，其中包含了人的精神结构的转变。人和人的关系不能老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不对？我们甚至可以通过我们学习过的《资治通鉴》来触类旁通，陆生说服汉高祖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这个国家已经以战争年代的精神和政治结构运行太长时间了，这状况是不是得改变一下？父亲就这事说，“在党内先做这件事也比较容易，党内民主本来就是应该的，也不会乱。” 就我而言，早在父亲说，“其實，每個人的經歷不一樣，在一些問題上大家的認識還是有差別的。”的时候，我就明白，运作特区的成功，使他相信这个党还是有可能顺应历史必然去发展的。然而，父亲的想法很可能一厢情愿。记得以色列的哈拉瑞*说过，人类的愚昧正是历史发展最强大的力量。哈拉瑞是一位历史学家。我总觉得，一个人如果没有看得足够多如何能发出这样现实而悲观的感叹。如果在哈拉瑞所说的“人类的愚昧”之上再叠加几十年反噬自身的思维禁锢却又如何？在中国，党就是政治，除了这个党，没有政治。这就是中国特色，这才是中国特色，除此没有其他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决定了我们其实应该走的是这样的第一步。有了这第一步，国家层面的步子会好走些。司法如何独立？我们奢谈的人民民主如何真正转化为国家的框架制度？国家的架构如何才能通过相互制衡的结构安排而达至长期的平衡稳定而不相互扯皮？怎样才是合理的党政关系，怎样才是合理的共产党与其他民主政党的关系？选举如何设计？党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会有怎样的演变？倒过来看，这个党得有一个合理的架构，这个党才能一直存活到马克思所说的政党自我消亡的时候。抓紧政治改革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是这个党先于国家改变而改变，是这个国家的大幸，是中国老百姓的大幸。如果不变革又会如何？其实，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民主主义革命却不是共产党的专利。对不起，我又乌鸦嘴了。不变革，主宰党内发展的不确定性规律自然是会起作用的，社会的发展规律自然也是会起作用的。如果这个国家先于党的改变而改变，那过程可能类似于四五天安门运动，也可能类似于“风波”，也可能类似于苏联当年的紧急状态安全委员会发表《告苏联人民书》，却无人响应的局面，当然也有可能是邓小平曾经说过的军阀割据，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谁知道呢。在现在来看日后的不确定性，幸与不幸都是上天的垂怜。我这样说，你们会不会觉得这头的驴子想法总是太奇怪？觉得奇怪就对了，因为虽然理就是这么个理，话就是这么些话，但是，自从毛泽东成为我们的领袖之后，这个党就形成了将不同意见等同于分裂党的传统，更不待说派别公开化了。思维上，实践上，分裂党的罪名越来越像十字架，最终党的总书记也背上了，背上了也就失去一切争辩的力量，尽管伴随着十字架的有那野花编成的荆冠，不是吗？在我看来，尽管这事得有共识，得有组织框架的整体设计，然而，我父亲的设想更像是一个领袖论题。所谓领袖论题是指那些如果自下而上去推动，艰难险阻结果难料的变革命题，而领袖们的顿悟就像火车驶出了隧道，幽暗突然转换为春光明媚的那一秒。这类问题就像当年华盛顿*曾经回应过，蒋经国*曾经回答过，每一个领袖都曾经面对过并且知道只能由他们自己去回答的那一类问题，难道毛泽东、邓小平就不曾有过这样的机会吗？只不过主席用不断革命去回应，全然答错了而已。邓小平是回应过的，可惜他只选了个子课题。我和父亲每次一句半句这么讨论过一段时间之后，我想的，可能父亲也同时意识到了。这个想法的提出，来得是那么突然，消失也同样。父亲最终放弃了深入探讨，我自然也应当这样。

*李锐（1917--2019），原名李厚生，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人，1936 年参加革命工作，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武汉秘密学联负责人，徐州五战区青年救国团党团负责人，中共湖南省委青委书记，湖南省委组织部、省委特派员，中共中央青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延安《解放日报》评论部组长，冀热辽日报社社长，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岗政治秘书，陈云政治秘书，新湖南日报社社长、湖南日报社社长，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燃料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局长，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党组委员兼水电建设总局局长，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毛泽东兼职秘书。1959 年庐山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下放，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关押 8 年，1979 年恢复工作，任电力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兼基建工程兵水电指挥部政委，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局长，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中共组织史资料编纂领导小组组长，是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二、十三届中顾委委员。
*李普（1918—2010），湖南湘乡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长沙县嵩北区委书记，《新华日报》记者，新华社鄂豫皖野战分社社长，中原总分社采访部主任，新华社总社采访部副主任，特派记者，记者组副组长，中宣部宣传处副处长，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中南局办公厅副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新华社副社长，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1982 年离休后曾担任《炎黄春秋》杂志编委。
* 1914—1984 ˓ᡉ⺁̜ ʦ̣̌̔⺁̥⺁ᡉ̨̏⺁̸ ʤǵ̔ᡉ̨̨̪̏ ͼ ͼ 俄罗斯人， 1939 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6 年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时主导匈牙利事件的解决，1961 年苏共二十二大起中央委员，1967 年起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3 年起正式委员，1976 年获苏联大将军衔，1967 年至 1982 年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1982 年成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任职后推行渐进式改革，两年之后逝世。
*戈尔巴乔夫（1931--）М⺁х̌⺁̣ Сеᡉгее̏⺁̸ Г̨ᡉб̸̌ё̏，米哈伊尔ͼ谢尔盖耶维奇ͼ戈尔巴乔夫，俄罗斯人，1952 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0 年起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5 起任苏联总书记、总统，他推动苏联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等多领域体制改革，在他任内苏联解体。他是苏联最后一任总书记、总统。1990 年 10 月 15 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00 年当选为俄罗斯统一社会民主党领袖，2005 年 6 月，德国统一委员会给他颁发“阿尔法检查站”德国统一奖， 2008 年 9 月 18 日，在美国受颁自由勋章，2012 年 5 月 3 日，被授予俄罗斯最高荣誉圣安德烈勋章。
*勃列日涅夫（1906—1982）Ле̨ǵ⺁̔ И̣ь⺁̸ Бᡉежǵе̏，列昂尼德ͼ伊里奇ͼ勃列日涅夫，乌克兰人，1931 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4 年参与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继任苏共最高领导人，他推行有限主权论，主张对外扩张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在他任期内，苏联核武器的数量超过美国，历史性地成为军事上的超级强国，经济改革趋于保守，经济陷于停滞。勃列日涅夫共获得苏联勋章十五枚、奖章十八枚，外国勋章四十二枚、奖章二十九枚。其中，苏联最高军功章“胜利勋章”和波兰“勇士勋章”于戈尔巴乔夫改革年代被剥夺。
*赫鲁晓夫（1894－1971）Н⺁к⺁т̌ Сеᡉгее̏⺁̸ Хᡉущё̏尼基塔ͼ谢尔盖耶维奇ͼ赫鲁晓夫，俄罗斯人，1918 年加入共产党，曾参与指挥斯大林格勒攻防战及基辅保卫战，1953 年当选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58 年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6 年主持召开苏共二十大，从根本上否定斯大林，此后实施去斯大林化政策，为大清洗中的受害者平反，同时积极推行农业改革，使苏联的政治、经济民生均得到改善。同时，他的“秘密报告”震动了社会主义阵营，引发东欧的一系列骚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恶化， 1964 年当他在黑海之滨度假时，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发动了政变，赫鲁晓夫“被退休”，从此淡出政坛。
*哈拉瑞(1976-)Yuval Noah Harari 以色列历史学家，2002 年获牛津大學博士學位后任教於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歷史系，他是《自然》期刊、《衛報》、《金融時報》、《泰晤士報》、《華爾街日報》的撰稿人，他的《人類大歷史：從野獸到扮演上帝》、《人類大命運：從智人到神人》、《21 世紀的 21 堂課》三部著作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曾兩度獲得 Polonsky 原創與創意獎、軍事歷史學會 Moncado 論文獎。
*乔治ͼ华盛顿（1732—1799），George Washington， 1775 年至 1783 年美国独立战争时任大陆军（Continental Army）总司令，1787 年主持了制宪会议。制定了现在实施的美国宪法。1789 年，他经过全体选举团无异议的支持而成为美国第一任总统，在接连两次选举中都获得了全体选举团无异议支持，一直担任总统直到 1797 年。他在两届的任期中设立了许多持续到今天的政策和传统。在两届任期结束后，他自愿放弃权力不再谋求续任。他是美国杰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美国开国元勋、首任总统。被尊称为 “合众国之父”。
*蒋经国（1910—1988）浙江奉化人，蒋介石长子，字建丰，谱名经国，又名尼古拉， 1925 年赴苏联留学，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不久加入苏联共产党，“四ͼ一二”政变发生后，发表声明，声讨蒋介石背叛革命，1928 年在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军校学习， 1937 年回国，历任赣县县长，江西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部主任，江西省政府委员，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东北行营外交特派员，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台湾国民党“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国防部”副部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院长，台湾第六任“总统”。他在职期间推动十项革新十大建设，台湾经济发展迅速，其执政晚年逐步开始民主改革，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和报禁，开启了台湾政治民主化的道路，蒋经国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反对“台湾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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