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鉴民：创建页面，内容为“22、延安的初心和三条检验标准我在前面的章节说过，我相信每一个人所做的，他处理事情的方式，他现在的想法，无...”

2020-06-10T14:14:25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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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延安的初心和三条检验标准
我在前面的章节说过，我相信每一个人所做的，他处理事情的方式，他现在的想法，无非是他在处理这一件事情之前人生的综合，包括了他的成长，他的阅读，他的经历，他周边亲人战友朋友的影响，他的思考，过往的经验和教训，诸如此类的总和。父亲退休之后，他反思引进市场经济的事情，他讲“要警惕那些已进入市场或可能要钻进市场的权力------进入市场的权力之危险，尽人皆知。贪污腐败的不断发生，矿难的不断发生就足以证明这点。” 他又说，“权力和资本都是无限地扩张的。资本的贪婪，人尽皆知------ 而‘权力使人腐化，更大的权力使人更多地腐化’这一警语，是古今中外有无数事实可以证明的。”他讲过“这种体制,鬼都会腐败!”这类愤怒的话。因此，很容易理解，他关注的更多的政治体制改革。报社的同志曾经采访他，父亲谈到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问题的时候说，“我认为，它们都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得出的经验，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它们都不是专属哪一个阶级的。什么叫文明，这就是文明。” 他说，“民主政治的问题，它涉及深化改革的问题，涉及我们的改革是只进行经济改革并取得了成就，因此就此止步呢，还是要继续深化，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呢？” 这些话现在听来好像相当犯忌，甚至有人把呼吁社会民主的这些人称为愤老。其实，现在犹如洪水猛兽的民主是当年在延安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那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奋斗的目标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父亲讲到延安的那段生活，他说，二部学习“除了党史，那时讲的是自由民主平等。新民主主义是一个我们一再学习讨论的专题，毛主席当时和黄炎培*关于民主的谈话即时就有传达。思想认识如此，气氛亦如此，就算是主席，大会上他讲话，散场的时候，大家挤出会场，并没有人专门给他让路。” 在去东北的路上，他们经过张家口，“张家口这时在搞土改和民主竞选实验。参加竞选的同志都上街头演说，颇是一番热闹景象。” 那时候，这是全党的共识，一九四五年九月毛主席在重庆期间回答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的时候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有一天，父亲突然问我，他说，“有时候我有些纳闷，为什么现在反倒是我们这些老家伙在说民主，那些年轻人呢！他们怎么想？” 我于是突然就想到了“初心”这两个字。大部分参加革命的人参加革命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没饭吃而已。 2
《吴南生和他的那个时代》香港天地图书出版（下篇 28-22）参加革命之后，他们知道了为穷人打天下，这就成为了他们的初心。而经历过延安岁月的这批人有点不一样。这些人大都有文化，他们参加革命不是因为没有饭吃，而是因为他们有建立一个新中国的念想。如果我们知道了那些年头延安的风气，那个时候的理论，那个时候的实践，我们便会知道，民主才是这个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基本理论和追求，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是党的理想，对于这批人来说，他们除了知道为穷人打天下，还知道了打天下的方向是争取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因而自由民主平等这些延安当年嵌入了他们心底的追求就成为了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初心。我大意这么答了，却又补了一句，“我们这些人经历了文革，可能思想还清晰些。我们后边的人不知道文革是什么，更晚些的人连风波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只知道现在是赚钱的时代。其实共产党不发疯的时候也挺好，而民主是为了防止发疯，没有经历过疯人院的人不去想发疯的事太正常不过了。”父亲默然。问题在于新民主主义的这些理想，1949 年之后因为新人的狐媚，实际上是被抛弃了。旧人的念想怎敌得过新人的一颦一笑。为了确立新人的地位，旧人的一切必须扬弃。时光逝去，中间发生了无数的事情，对旧人的念想渐渐成了禁忌。我注意到所有文化革命被整的那些老干部，他们被解放出来的时候，都带着长期被囚禁的创伤。刚出来的时候，他们一般都呼吁法制建设，“民主”这个词往往和集中制或者法制建设连带使用，要过了 3
《吴南生和他的那个时代》香港天地图书出版（下篇 28-22）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当他们反思回顾，过去的点点滴滴又回到了心头，这个时候他们曾经的理想才会在心头再次燃起。我喜欢胡思乱想，我觉得，邓小平也是人，邓小平被整了十年，就算是他再坚强，他的心底也应该是伤痕累累的。 1979 年 3 月 30 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你要讲最基本的东西，这个东西就必须是形而下的而不是形而上的。譬如说，孔子在《礼记》里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饮食和男女就是最形而下的东西。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在于，这四项基本原则里面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和所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三项是理念，是形而上的东西。我们不是刚刚讲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怎么应该被检验的理念又同时又可以是基本原则？如果你讲的东西不“基本”，却又冠以“基本原则”，有时就会变得很好笑。譬如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当年被打到的罪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道路的对立面就是所谓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被解放了，他的道路可以因此就从资本主义变成了社会主义吗？再具体点，解散人民公社，真的可以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角度 4
《吴南生和他的那个时代》香港天地图书出版（下篇 28-22）得到解释吗？我总是觉得，现时的一个人，和你面对面站着的那个人，你以为他就是他，活生生的，其实不然，他是他，也不是他，他是他过去一切的总和，过去的一切总是会在人身上留下痕迹的。我父亲讲过一个关于他自己的笑话，他说，“我一到深圳去，要求男青年一律不准留长头发。那个时候，深圳的青年农民戴个太阳镜，穿着花衣服，牛仔裤在田里使牛，这的确是深圳一景，许多从内地去深圳的人都看不过眼，我就说统统都剪了。但是行不通呵。后来我儿子晓南说，爸爸，这就是你不对了，人家马克思是长头发，恩格斯也是长头发呵。我一想是呵，共产党的老祖宗都是长头发，留长头发怎么能说是思想意识问题呢？”父亲坦荡，因此敢于自嘲。过去对现时的影响对于每个人不一样，但影响的存在是普遍的，共性的，需要时间才可以摆脱的，就说老干部在文革后得到解放这件事吧，每个人被整的方式不一样，有的是被打得死去活来，有的是长期单独监禁，有的是被日夜审讯，就算是被解放了，有些人总觉得有人在准备整他，有些人不停地对人说话，有些人永远自言自语，有些人永远停留在马列主义老太太的阶段。而有些人讲话做事似乎多多少少带了有点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味道，斯德哥尔摩效应，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征，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是一个观察角度，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被指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一有机会就 5
《吴南生和他的那个时代》香港天地图书出版（下篇 28-22）宣称坚持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好玩的事情还包括“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类的说法。这话原先邓小平讲的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改动发生在修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无产阶级专政被改为人民民主专政，因此，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一项也被顺手改了。本质上，专政指的是一伙人对另一伙人强制性的管理，正如列宁的说法，专政是“不受限制的、凭借暴力而不是凭借法律的政权。”*因此，相对于这个词的本质，这个词的定语根本无关要紧，这就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顺手就可以改成“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原因。文化大革命后我们国家在法律制度、司法制度、审判制度等等法制建设方面下了多少功夫，我不知道人们是否能够明白，无论在“专政”前面增加什么的定语，专政指的是一伙人对另一伙人强制性的管理的定义不会改变，实际操作起来，专政凭借的是暴力而不是法律，如文化大革命的批斗、游街和棍棒加身诸如此类。而法律的基础是人人平等。往根本上说，如果“专政”是必须坚持的，法制便没有意义。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政治常识之一。我的困惑在于为什么人们知道一个又一个政治术语，却不知道关于这些术语最基本的常识。我不是研究理论的学者，我因此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搞错了，常常质疑自己是个傻瓜，也许我真的就是一个傻瓜？ “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说法和上面两句相比有点不一样，这说法相当有油画感。我看到的画面沉重凝滞，沙发边上烛 6
《吴南生和他的那个时代》香港天地图书出版（下篇 28-22）光摇曳，直截了当展现了马克思晚年时光的忧伤。马克思说，“把马克思主义垄断化并使它成为一种国家宗教，就意味着卡尔.马克思精神的死亡，而这种精神正是他毕生研究和生活的灵魂所在。”*举个例子吧，关于“解放”，“解放全人类”，这些话耳熟能详，文化革命的时候北京的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广州的红卫兵意图冲到香港去解放香港，这些都基于对“解放全人类”这句话的理解。然而，马克思说的却是，“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及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毛主席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说，“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共产党宣言》在讲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时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博大精深，说白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旗帜，然而，旗帜自有旗帜的命运。马克思主义可以被归纳为造反有理那么一句话，也可以展开成为改革开放的护法，作为旗帜的理论是一种悲哀，它很可能就是一颗被人随意捏圆捏扁的汤圆。而现实是，尽管宣传马列主义的文章不可胜数，而实际上并没有几个写这类文章的人认真读过哪怕是一本原著。那么，到底是由谁来坚持呢？坚持什么呢？惭愧，我又胡说八道了。其实无论我怎么说，说对说错，都是我的胡诌。关键在于：如果我们意识到四项基本原则里面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和所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三项纯属理念，那么，在 7
《吴南生和他的那个时代》香港天地图书出版（下篇 28-22）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旗帜下，这三项都是应该被检验的对象，属于那种可以讨论，可以研究，可以实践，必须被检讨，必须通过检验，而并非是必须坚持的原则。我父亲没有和我具体讨论，原因不在于他不想讨论，而在于他觉得这些问题根本没法讨论。但我提及这些原则的时候，父亲便反问道， “什么叫社会主义？谁能讲得清楚？”到后来文件报刊总是说邓小平理论了，这说法具体，我父亲就明确表示不赞成。在《塞北江南》里，他说，“七大文件是许许多多的同志提了意见，修改，再讨论，然后才定稿的。像“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提法，有人认为应该叫毛泽东理论，也有人认为应该叫毛泽东主义。意见上去，中央解释说，叫思想，是因为我们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总结出来的。不能说是理论或主义，是因为，理论或主义都必须以哲学为基础，是系统性理论性的。”在杨继绳那本《中国当代名人政要访谈述评集》里，父亲说，“可是现在，我们那些人怎么会创造一个‘邓小平理论’出来？我们懂得，理论最基本的是哲学，如果没有哲学，你很难讲理论，总不能说‘白猫、黑猫’就叫做理论了？” 父亲对这一类问题的认识非常清晰。他说，“现在的人说到延安，有乌托邦的说法。这说法我同意。延安之后的岁月，实事求是不见了，全党形成的反左意识完全不堪一击，就连没有哲学基础的思想不能称之为理论这么简单的道理也可以抛之脑后，更不要说民主的问题了。在今天，我想起那段日子的单纯清 8
《吴南生和他的那个时代》香港天地图书出版（下篇 28-22）新，有时候竟觉得像是一个梦。” 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在哪里？区别只是在于原来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被共产党自告奋勇接过了过来。中国共产党有能耐，但不等于说因此就可以拔苗助长进入社会主义。你说你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这谁都能接受，信仰问题属于主观认定的范畴。但如果你说你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就费神讨论了，社会主义是一个历史阶段，不属于主观认定的范畴。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认为有相当一些北欧国家很接近社会主义的原因，尽管这些国家跟共产党毫无关系。共产党讲求坚持马克思主义。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理论是通过历史分析归纳而后延伸得来的。马克思主义讲奴隶社会进入封建主义社会，而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归纳出社会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的，然后理论延伸出资本主义的下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如果你相信马克思主义，从理论的角度你可以想象一下，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民主主义革命应该达至的历史阶段会是怎么个模样？你还可以问，历史发展的阶段动辄数百上千年，这些历史阶段真的是可以超越的吗？从逻辑角度你还可以再琢磨，世界上存在过没有建立民主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吗？如果你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是对资本主义心存芥蒂，想省去这个阶段。那我们只看事实。从一九五三年起算演变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多少年了？这段时间形成的历史大致确认的是，新民主义革命并 9
《吴南生和他的那个时代》香港天地图书出版（下篇 28-22）没有完成，得回归到有资本家（民营企业），而工人没法当家作主的社会。我们再看苏联，斯大林*不说新民主主义革命，他更神，直接创造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他成功了吗？从他那个时候起算到叶利钦*，从理论上也可以解释为：苏联和东欧以其分崩离析及其后的演变证明了那块土地上的社会也得回归，得补回资本主义和建立民主制度这一课。看到这些，你心里会不会嘀咕道，马克思这个历史阶段论怎么竟然像是一则巫师的预言呢？但如果不是，他的话怎么又会在他徒子徒孙的身上应验呢？这联想没错，本质上，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学说，学说如同巫师的预言需要经过实践检验。只有当时光流逝历史走到了那个命定的节点，我们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应验与否。1917 年 11 月 7 日，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向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在地圣彼得堡冬宫发起总攻，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22 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1991 年 12 月 25 日苏联解体，苏联历时七十四年。历史以苏联七十四年的时间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土崩瓦解所证实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大致说的是：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阶段，它不可能被逾越。在任何一种学说的社会实践过程中，人们总喜欢把理论象搓汤圆一样搓来搓去，然而，一个理论一旦被社会发展所证明，这个理论的解释就被锁定。人们搓着搓着该停就得停了。不管你看到还是没看到， 10
《吴南生和他的那个时代》香港天地图书出版（下篇 28-22）结论就在那里，不增也不减，不生也不灭。当然，前提是你得真的相信马克思主义，正如我相信你们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一样，否则，我和你们说这些干什么呢？说实在话，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都可以用上百条的理论去解释，俗语名句一样可以解释世界大事。只是因为这些国家都说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我不得不以马克思主义来掰一掰而已。当然，我也明白，物伤其类，当你看到曾经是那么意气风发的一个国家霎时间灰飞烟灭，心怀凄凄。然而，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说至今被社会发展实践证实的唯一一条，证实的途径包含了正反两个方面的验证：中國經由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返正，經濟基礎已经接回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别开生面，因而经历风波而不坠，以及蘇聯和所有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因一直坚守在社会主义制度阵地上而整体消亡。那些马克思主义者看到马克思这一学说被莫斯科波涛汹涌的那一幕证实的时候竟然不知道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胜利，他们口瞪目呆，乃至于我怀疑自己想到了这一切是不是因为自己是一头吃下了太多酒糟的驴。当然我知道，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也像是巫师的预言，但逻辑是，如果资本主义社会不产生，你拿什么来灭亡呢？如果你知道世界各国的资本主义革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就会明白我们的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长且险阻，要等到历史证实他老人家的这则预言起码还有几百年的时间。如果马克思主义是对的，那么无论我们将自己 11
《吴南生和他的那个时代》香港天地图书出版（下篇 28-22）所处的历史阶段叫什么，我们都还是正正处在资本主义革命这个历史阶段中，历史已经证明历史阶段不可逾越，只要你走过了头，就得回来。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麻烦不在于别的，只在于名不正则言不顺，不正的名是会干扰我们的思维乃至判断的，否则我们的政策在 1953 年之后的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怎么会频频出错。一九八七年党的十三届代表大会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个理论的提出，说明当时这个党已经意识到这个社会正处在一个历史意义上的回归阶段。提出了这个理论无论如何都有回归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意义。然而，怎样才能形成一个正确认识？尽管高喊解放思想，但是，有四项基本原则在，能够得出来的表达就是两种力共同作用之后的妥协。十三大的报告说“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就我看来，这话既是对 1953 年之后所发生的所有事情的反思，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说的自我肯定，却也可以解读为假使我们对我国社会现在所处阶段的表达继续发生偏差，我们制定和执行的路线和政策也必定会有偏差这样的警告。我总觉得其实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涵盖由共产党领导的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创意。我猜想，最可能的原因在于，尽管《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在历史 12
《吴南生和他的那个时代》香港天地图书出版（下篇 28-22）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创造 “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名词的人却本能认为资本主义带有原罪性质的黑暗，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学说把“资本主义”这个名词淡出，而将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主义最本质的革命，即民主制度，升华开来。然而，既然共产党相信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忌惮马克思主义阐述的历史阶段呢？忌惮就忌惮吧，但既然连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主义最本质的革命都没有达至，就能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了吗？既然知道“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是个事实，将这样的社会定性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主义真的就被跨越了？就算是生产力发展了，而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主义最本质的革命还在抽屉里，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完成了？在我看来，如果这个政党多一些理论思辨的话，它会明白它自己既然已经主动担负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责任，它得干的活还多着呢。假使资本主义真的带有原罪，那么在这个历史阶段，在完成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主义最本质的革命的基础上，有步骤地引进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如公平、正义、平等等等不正是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党所应有的历史责任吗？如果你的问题就是你的脸，你应当如何直面你的问题？父亲谈延安的时候说，“当时在延安，我能接触到的人都称赞毛主席。人们说，他真行，四个字一句话，就把历史上所有的是该肯定的肯定了，该否定的否定掉。什么是毛泽东思想？人们脱口而出，‘实事求是’，认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今天，我们难道就不能实事求是吗？ 13
《吴南生和他的那个时代》香港天地图书出版（下篇 28-22）其实关于这些事，邓小平后来的表达并不一样。1980 年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做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所说的：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邓小平讲的这三条是我父亲经常引用的。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零年其实相隔的时间并不长，同一个邓小平的两段话应该如何统一？其实，在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也说过民主的，他说，“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这个时候，他把“民主”当成了工具。一九七九年三月他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一九八零年八月，他说，要“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这时的“民主”不是工具了，是目标。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心头的创伤是可以自愈的。一九八零年的邓小平是明白过来了，他以他新的说法不动声色地改变了他一九七九年的说法。如果邓小平到了这一刻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话，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是应该拿四项基本原则来 14
《吴南生和他的那个时代》香港天地图书出版（下篇 28-22）检验的，而不该用“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来检验。当然我这么说是推论，如果有人反驳我说，邓小平还是在讲社会主义，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前后讲话的矛盾，这很可能是对的。邓小平和我们都处在一个共同的语境，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并非是一个喜欢思辨的民族，事实是除了像我父亲和我这样喜欢胡思乱想的人，谁又知道邓小平前后讲了相反的话了。但是，有一个逻辑简单明了：如果邓小平真的根本没有意识到他前后讲话的矛盾，那么，问题不是模糊了而是更清晰了，邓小平只是本能地回到了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初心。真奇怪了，都是邓小平说的话，到底为什么宣传选四项基本原则而不选三条检验标准呢？事实是政治需要的力量远大于邓小平的本心，纵使他是一个领袖也罢。一个人只要成为了一面旗帜，他便几乎命定地成为了一颗汤圆。我相信老干部们都经历了四十年代以民主为理想的时空，因此，在老干部中出现了一种叫“两头真”的现象并不奇怪。邓小平在重新出来工作一两年后不再讲四项基本原则，他讲社会主义，却要求我们的党“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也不奇怪。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起作用的是他的初心。 *黄炎培（1878－1965）江苏川沙县人，号楚南，字任之，笔名抱一，1901 年入南洋公学﹐受知于蔡元培，1905 年参加同盟会，1917 年在上海发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参与筹办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现河海大学）、国立东南大学（现南京大学）、上 15
《吴南生和他的那个时代》香港天地图书出版（下篇 28-22） 16 海商科大学（现上海财经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九一八”事变后，黄炎培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创办《救国通讯》﹐1941 年，与张澜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治同盟，一度任主席。1945 年又与胡厥文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同年 7 月应邀访问延安。1949 年 9 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有相当著作存世，他的家乡建有他的纪念馆。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Stockholm syndrome 又称斯德哥尔摩效应，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征，是科学家心理学家根据 1973 年在斯德哥尔摩发生的一个实际案例分析确认的一种精神现象。专家们认为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人遇上了一个凶狂的杀手，杀手不讲理，随时可以要取他的命，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时间拖久了，人质每一口饭、每一口水，每一呼吸，都会觉得是恐怖分子对他的宽忍和慈悲。他的恐惧，会先转化为对暴徒的感激，然后变为一种崇拜，最后人质也下意识地以为凶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这种屈服于暴虐的弱点，就叫“斯德哥尔摩精神症候群”。 *《列宁全集》第 10 卷<無产阶級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第 186 页 *转引自《滥觞与勃兴------马克思思想起源探究》，聂锦芳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斯大林（1878—1953）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原姓朱加什维利，格鲁吉亚人，1898 年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他选择了布尔什维克，斯大林曾协助列宁领导十月革命，1924 起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总理）、苏联大元帅，是苏联执政时间最长的最高领导人，他提出了“在一个国家首先建立社会主义”的主张，全力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在苏联成为重工业和军事大国的同时也发生了乌克兰大饥荒和哈萨克大饥荒，他树立个人崇拜，发动“大清洗”运动，大量屠杀和压迫流放反对派领导人以至普通干部和群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领导苏联红军，与盟军协力击败轴心国，取得了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战后他扶植了社会主义阵营，在冷战中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峙。著有《斯大林全集》。 * 1931͸2007 ʥорис ʻи̡ола⺁вич ʫл̶̣ин · · 人，1961 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历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苏联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等职。1990 年退出苏联共产党。1991 年苏联解体后任俄罗斯联邦总统，执政时期推动市场经济和民主制，采取的“休克疗法”导致俄罗斯联邦经济濒临崩溃，于 1999 年推举接班人后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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