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鉴民：创建页面，内容为“20、特区办得顺利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我父亲说，他“办成特区，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如果由我来补充，我得说这...”

2020-06-10T13:47:36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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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特区办得顺利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我父亲说，他“办成特区，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如果由我来补充，我得说这成功还得益于他的感觉。他做特区的任何事都如履薄冰，若捋虎尾。现在的人很难理解，在办特区的起始，我父亲首先做的事情却是将广东的理论工作者组织起来辨识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广东的理论工作者认为马列主义从来都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绝缘的，按照马克思原来的设想，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将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合理因素，同时继承他的合理因素，并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些说法和一条一条精心准备的语录将文革十年标准的理论翻了烧饼，有了这些理论上的准备，广东才有勇气发起可能带来灭顶之灾的挑战。在最初办特区的时候，我父亲在特区党政机关范围内，明确地宣布了“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做了再说”的约法三章。他的想法是趁着大家糊里糊涂，弄不清楚，看不明白的时候把特区搞上去。而这个道理，后来接深圳工作的梁湘*不懂。1982年底胡乔木到广东来，梁湘向他请教关于特区的性质问题。胡乔木答，“特区的性质问题，恐怕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的，因为，如果说是社会主义的，那么全中国都可以建立特区了。”梁湘紧张起来，赶紧找我父亲，问怎么办？我父亲说，“理论问题有时几十年几百年也说不清楚，如果我们不问，他不会说。问了，他不好不答。但他也还会再观察，再思考，再和大家，至少是得和我们讨论的。不是说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我们才开始时间，不要急于去讨论这些问题。” 这些理论准备和约法三章消除了深圳成功的不确定性。 1990年秋，梁湘在北京接受审查后回到广东，父亲当天赶去看他，回来，他讲起了梁湘。 “凄凉啊！”他说，“梁湘见到我，大哭，止都止不住。”父亲不住地摇头。我说，“这是自然的，在北京被审查了那么长时间，心中必定是委屈的。” “这你就不知道了，说是他出国做了一套西装没给钱，我知道有这个说法，一开口问他，他就大哭起来，‘南生啊，他们说我贪污，说我贪污了一件西装。钱早还了。’一边说一边哭个不停，劝都劝不住，真是手足无措。” “一件西装？” 事情是这样的，梁湘当深圳市委书记那阵子时间，深圳急于引进一个日本的项目，一直在和拥有这个项目的日本会社深圳办事处联系。一天傍晚，梁湘还在办公室工作，那日本会社深圳办事处主任来了，说是他们的老板到了香港，他已经联系过了，日程紧，不能过深圳来,但是晚上有点时间，是不是可以在香港谈。那个时候，深圳起步不过两三年功夫，穷啊，看不定深圳前途的人还是绝大多数，要引进项目，是求爹爹告奶奶的事情。梁湘一听，马上说好，我跟你去。梁湘拉开抽屉，翻出证件，披上衣服，两人就这样过了罗湖桥。到了酒店楼下，梁湘突然意识到自己没有穿西装。这时，深圳驻港公司办事处主任也赶过来会合了，他说，没关系，我给你买一件。梁湘说好，于是在酒店的服装店面，买了一件西装，梁湘穿上，几个人一起上了楼。我们不可能知道那个日本老板见到一个市长连夜赶过香港来谈一个项目有没有感动，但深圳的诚意明摆在那里，会谈很顺利，当晚，梁湘回了深圳。第二天，梁湘交待儿子还了代垫的钱，项目又经过一轮细节谈判，成功引进了。就是这件西装，事后补了款，按梁湘说还有收据，但硬算成了贪污。梁湘的罪名还有一件，说他有年过春节用公款吃家宴，听起来其实就是家里人吃饭，有国企的领导来了，一直在谈工作，后来让儿子去买单，抢不过来，国企单位付了款。像梁湘经历了那么多的人，政治上无论怎样的说法都压不倒他，他伤心的是他追随了一辈子的队伍对他的污蔑。我对父亲说，“爸爸你也别难过了，英雄落难，难得的是有一个人可以面对着大哭，哭过了他就会好起来的。” 爸爸沉默了。接着我问，“爸，梁湘这事你怎么看？” 父亲凝神看了我一会，认真说道，“他没有搞过地下工作。” 父亲的评论很奇妙，我一下子就愣了。细想想，这说法有它的道理。前面我讲过，一九八二年中北京把广东、福建两省委调到北京学习的事，广东把这叫做二进宫。就在二进宫期间，北京派了五六个人南下，据说是有一封检举信举报我父亲大肆装修，要查我父亲有没有贪污。同时又追查停在迎宾馆的一辆车，说是有人检举说这车是一个资本家送给我父亲的。派来的人到了家里，家里只有一套普通木头打的沙发不是公家的，追问，幸好发票还在。来人上下楼反反复复看，找到的装修是一个洗脸盆，也有发票。还有一个窗台，窗台的木框坏了。装修的时候，省委后勤找不到合适的木条，用的是水泥，水泥上了漆，也挺好看的，大家都以为是木头，这下可发现了。听说外调的人甚至到了香港，不清楚都查过些什么，但什么问题都没发现。车子也查了，所谓的检举完全是胡说八道。北京的来人最后做了个结论，说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让我父亲签字。这时，我父亲发火了，“什么叫事出有因？什么叫查无实据？”我父亲勃然大怒，道，“这不是结论，咱们上北京打这官司去。”后来，当然没上北京，但文件重做，给出了一个正面的结论。说实在，梁湘被整肃与特区工作无关。梁湘没有贪，却被以贪入罪，说起来不过就是他在所谓风波乍起的时候表过态，这表态拂了北京心意。利用最伤人的办法整人，历朝历代都有，将来也会有。但在二进宫期间调查我们家装修的事就直接和父亲办特区有关了。为共产党工作，你时时刻刻得保护自己，包括你的观点，讲得？还是讲不得？也包括在推进工作的时候，你得设法去消除成功的不确定性，还得考虑保护自己的安危。
父亲的第一份报告，只开了一个全省最为角落的汕头为口子，锋芒尽藏；他在搞特区之前，先组织广东的理论工作者论证马列主义从来都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不是绝缘的，以建立天盾；一旦进入建设经济特区的实际操作，他首先争取的是为特区在国家层面立法，同时在机关内部宣布“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做了再说”的约法三章；他在办特区的时候自己不出国，甚至不让我母亲到深圳去以杜绝一切嫌疑；在搞深圳建设之前他先引进了了全国一流的设计师、专家、学者，人才论证了整个城市的总体规划，到了真正动手的时候，他排除一切争论，集中一切力量，挖山填地，动如脱兔一举完成了整个罗湖区的三通一平。这时，昔日的低洼泽国变成了道路纵横的新城土地，有了土地提供给外商，收取的土地使用费缓解了特区初期的资金困难问题，雪球便开始滚动了，计划里的上步工业区建设全面铺开意味着深圳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这时父亲又琢磨开了，搞特区其实是两个角色，一个搞特区，一个应付北京，这两角色还是得分开了才好，否则，任凭哪一个人也应付不过来。选谁好？于是再次起了动员梁湘的念头，这次是杨尚昆出面做工作，终于争取了梁湘走马深圳。
唯一只有一次，他打破了他为自己设定的天条。那个时候我上大学，很希望自己将来能够出国深造。我和父亲商量，父亲无端就吼了起来，“你想想，你到底是想出去留学，还是要特区！”我当然知道他的苦衷，但是让我就这样放弃留学又很不甘心，于是，我走了一条折衷的路，我找教授给我写推荐信，联系学校，申请护照，申请签证，按部就班往前推进，到了我拿到签证的那一天，我把我的入学通知书和护照签证往父亲面前一放，我说，“留学的一切手续我都办好了。” 我告诉他，“最开初的费用机票和第一个学期的学费生活费，堂伯父会支持，过后我可以申请助教助研，我自己会去打工，因此日后的学费生活费我自己都可以解决。”接着我又说，“但是，我明白特区比我留学重要，去还是不去，你说一句话，你说不去，我就把这些都撕了，以后我再也不提这件事。”父亲凝视着我，没有说话。我心想该努力的努力过了，该说的说了，心安理得，也就是这样了，留学怎能和特区相提并论？当天晚上，一早就睡了，半夜醒来，只听见父亲在楼上踱来踱去。第二天天刚亮，父亲来到我的床头，他说，“起来，”他说， “到我楼上来。” 到了楼上，他说，“我想过了，我这辈子没有做错过什么，就算有人瞎说，我也能顶得住，伤不到特区。想留学你就去吧。” 就这么一句话，他拂拂手，让我走了。我“哦”了一声，退了出去，内心惊喜莫名。我去留学之后几个月就发生了广东福建两省的领导人全被召集到北京开会，纪委的四处挖掘贪污腐化的事。事件的进程证明了父亲对未发生事情的感觉无以伦比，果然出现了需要全力应对北京的时刻，果然是有人瞎说了，然而这事成不了整他的把柄，他的判断极为准确，就像那一次，在文化大革命他被揪来揪去的时候，他却预言他将会是一个省委书记一模一样。父亲平常差不多完全不过问我们。然而，他是一个意识到自己肩负着历史，却愿意为儿子愿望着想的父亲。在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在自己悬浮的命运之上，承担更多的风险。这样的父亲是我一辈子的温馨。我认为特区能够办得顺的因素之一是我父亲如履薄冰若捋虎尾的办事方式。他以马列主义、约法三章和全国人大立法消减了建设特区不确定性。但是，如果没有得到命运的眷顾，他趁着大家糊里糊涂的时候就把特区搞上去的想法是不可能成立的。当然我们并不知道邓小平如果真的在特区起始阶段就来到深圳，他的反应会是什么，但他在特区开办五年之后才来到特区，客观上给出了把特区做出个样子来的时间。这点有多重要？重要到我父亲开头怎么干没人置喙，重要到他可以实施他的分身战术自由地选择一个既实干又懂得工业的人选来接替他深圳的具体运作不受干预，重要到他可以自己顶上前去二进宫，而留下接任者全副身心投入建设。一辆车子向前还是向后，跑得快还是跑得慢，是各种力相互作用之后的结果，因为邓小平没有干预，因此他作为改革开放旗手对深圳的所有影响都是正面的。在不知不觉之间，命运之手在中国上空轻轻拂过，带走了一个不确定性。从这点看，我父亲真的很幸运。

*梁湘（1919 -- 1998）广东开平人， 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副主任，中共辽宁省西安县工委书记、西安县县长、中共沈阳市区委书记，广东省广州市副市长，中共韶关地委副书记，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中共广州市委第二书记，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市长，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海南建省筹备组副组长，中共海南工委副书记，中共海南省省委副书记、海南省省长。1989 年被撤销中共海南省委副书记、省委常委、委员和海南省省长职务。
*胡乔木(1912—1992) 江苏盐城人，本名胡鼎新，“乔木”是笔名，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共青团北平西郊区委书记，共青团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书记，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书记，中共江苏省临时工委委员，安吴青训班副主任，中共中央青委委员，中国青年联合会办事处宣传部部长，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新华通讯社社长，新华社社长，新闻总署署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顾问、名誉院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是中共第八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曾参与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主持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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