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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29T04:16:2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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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在“四政大”的难忘岁月

[[殷劭]]

1938年10月20日，正是广州沦陷的前一天，我和在女警队的同学戴凤贞、戴凤珍姐妹经卓炯同志的介绍毅然参加了第四战区政治大队（筒称四政大）当队员。当天深夜便随同政治大队和战区政治部工作人员共300多人，挤在一条拥挤得连脚也无法伸直的木船上，匆匆撤离了广州。

我在这临危的时刻参加四政大，并非出于偶然。1938年春夏之间，我投考了广州市警察局和妇女会在警训所联合举办的女警训练班，原拟定在10月便派去实习。可是日敌南侵，广州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进步青年纷纷要求上前线抗敌，我在女警训练班受训时，经常受到警训所政治教官卓炯同志（地下党员）的革命启蒙教育，所以早已决心脱离女警训练班。另找抗日救亡道路，故我首先参加了抗日救亡先锋队，然后又参加了四政大队。

回忆起当时我虽然有一点救国思想的萌芽，但由于长期囿于家庭生活，自己感到在各方面都显得十分幼稚，自参加四政大后，受到党组织的直接关怀和帮助，从此，生活开始了一个新起点。

四政大撤离广州到达四会县时，我被编入西江队的郁南小组，从事抗日宣传工作。领队是石辟澜同志（中共地下党员，解放战争牺牲），男队员有[[杨学基]]、[[李叔孟]]、[[汤寄]]、[[张广沛]]和[[欧阳慈]]，女队员除我之外，开始还有一个[[胡静莲]]，她到郁南不久便因故离队，因比，在组内我成了唯一的女队员。

当时小组的工作地区是郁南县城和所属都城镇、连滩镇还有罗定县城。石辟澜同志工作老成持重，每到一地，他首先召开当地党、政、军联席会议，把各方面各阶层的力量都动员起来，同时通过各种形式，小组同志开展群众性的宣传活动。如街头宣传出墙报、写标语、绘壁画等等，还到地方武装自卫团去上政治课，教唱抗战歌曲等等。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通过初步救亡工作的实践，开始学到了不少新的东西。

同年12月，西江队和北江队的工作奉命结束，回到翁源县三华镇三合渡休整。这儿地处穷乡僻壤，政治大队部就设在蔗林中一所空荡荡的简陋祠堂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队员们经过前段分组工作，现在大家又重新聚集一起，感到分外高兴，故队员们放下了背包，在泥地上铺上了稻草，便毫不在乎地躺下了。

休整期间，党支部通过党员的作用，使全队同志生活在一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集体中。经常主持学习会议的是党员李见心同志，他是从延安学习回来的。他沉着、冷静、善于启发人的思想。讨论中，党员的发言最活跃，如陈兴中、杨应芬、曾冬、伍殿衮、区元枢、汪柳苑……等等，这些同志，性格开朗，观点明确，侃侃而谈，言之有物，所以讨论的气氛总是很热烈的。党员汪绥祚温文尔雅，才华出众，不露锋芒，她的一言一行在队内外都受到大家的尊重。党员刘树阶，在队内经常教唱革命歌曲，使集体生活搞得有声有色。总之她（他）们不但发挥了各自所长，而且在她们的模范作用影响下，全体队员在学习、工作都能遵守纪律，尊重领导，团结一致，积极向上。

当时，同志们的读书风气特别盛，不论平时或行军，不论白天或黑夜，只要一有时间，总是手不释卷，勤奋攻读。一般队员随身携带的书籍多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罗瑞卿著的《论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博古著的论《待人接物》、美国作家斯诺请著的《西行漫记》等等，此外还有一些马列著作，如《反杜林论》、《论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政治经济学》等一类读物。休整期间，可以说是我们读书的“黄金时间”。通过互相切磋，学习提高，我在当时，学到了一些革命理论的基础知识，逐渐了解到一些革命的道理。另外，当时，每个人都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关怀。记得有一次队员陈莉莉接到父母从福建家乡来信，诉说家中经济困难，要她设法寄钱接济家用。陈莉莉由于囊空如洗，急得偷偷地哭了。党员们很快知道她的处境，即由汪绥祚等同志带头，大家从微薄的生活费节余的钱送给她。

1939年春，政治大队休整之后，派出20名队员到驻防在新丰县梅坑圩的一五一师做部队政治工作。他们抵达师部后，即被分配到各团工作。分到四五二团的有[[羌为光]]、[[宋业安]]、我和[[汪绥祚]]，汪在当时四人中是唯一的中共地下党员。在一五一师工作期间，[[汪绥祚]]总是以身作则，团结同志，带领小组完成各项任务，她无论是到连队去上政治课、教唱抗战歌曲、到士兵营房去代写家信、缝补衣服、到医院去慰问伤病员、到老百姓家里宣传访问、或是到妇女夜班上课，总是满腔热情，一丝不苟。在和土兵或与老百姓交谈时，总是态度和霭，语言通俗，使人倍感亲切。记得有一次我和她一齐上厕所，我因不慎把衣袋里的墨水笔掉下粪坑。当时物质奇缺的情况下，一支钢笔可真是我唯一的珍贵物品。因此急得我手足无措，正在我准备花点钱找个人帮我捞起来时，她知道后立即阻止我说:“别人能做到的事，我们自己也能做。”终于她帮我从粪坑里把笔捞起来。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同时感到她助人之热诚，自己畏缩之惭愧。

我和汪绥祚一起工作和生活中，她总是不失时机地对我进行理想、前途和纪律的教育，她使我懂得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唯一能肩负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伟大历史使命；使我懂得革命圣地延安倡导抗日救亡的正确主张和强大影响，她还使我懂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论在任何时候都要使自己的一言一行产生的影响。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经受得起痛苦和牺牲的考验。我在她的教育和影响下，逐步明确了党的宗旨，终于，使我成为一名共产主义的战士。

我和汪绥祚自一五一师之后便不再在一起工作了。1941年秋，正值反共逆流猖獗之时，她在组织安排下撤离了国民党部队，我是在1942年春才撤离的。从此，天各一方各自在不同地区，不同岗位工作。解放40多年来，关山阻隔，难得见面。在“左”的思想催残下，我经历了十分坎坷的人生道路，当我每到处境艰困的时候，都引起我回忆战斗年代同志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可贵关系，基于对革命的信仰，我总能以坚强的意志，克服一次又一次的严峻的折勝。

1985年夏，汪绥祚应邀从南京回到广东参加珠江纵队成立四十周年庆祝活动，使得许多老战友与她久别重逢，在短暂聚会中，我除了高兴之外，有两件事她留给我深刻的印象。一是她先后为酝酿已久的四政大中共支部简史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实和情节，最近又为这篇支部简史初稿，进行逐字逐句的核实，甚至连标点符号也作了认真的修改，态度十分认真负责；二是当我向到她这次回广东，除了参加“珠纵”庆祝活动，只到珠海和海南岛参观，为什么不去广东开发最早，发展较快的深圳特区走走？她满不在乎回答我说:“深圳别人都去过了，我怎么能强调自己要去深圳观光呢！”我听后，感到这正是她几十年来坚持一个共产党员“不突出自己”的高尚情操，实在令人敬佩!

写于198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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