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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25T13:20:17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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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赴敌后前线
——记中大等校学生参加东纵的历程
钟兵

1944年夏秋，党领导和组织了一次波澜壮阔的行动：在粤北的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广东文理学院、法商学院、广州大学、中大附中、粤秀中学、曲江中学、韶州师范、培正中学、仲元中学、连州中学、阳山中学等大、中学校六百多名青年学生，奔赴敌后东江纵队，参加抗日武装斗争。我们，当年参加这次行动的一小部分同志，共同回忆那激动人心的往事，热血沸腾，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动我们向前、向前。
一、思想的准备
我们这个忆述，主要是中山大学方面的情况。记得当年投身东江纵队的，单是中山大学就有二百人左右。这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有党的领导，在党的教育培养下锻炼成长，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革命决心的结果，是有历史背景和思想准备的。
1944年1月，中共广东省临委派张江明从东江纵队回粤北，为恢复粤北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的作准备，并迎接东纵北上。中大文学院原党支书黄德赐（士）在坪石铁岭村租了一间小屋作宿舍，张江明就在此落脚。他除了向中大各学院党支部负责人传达党中央关于形势与任务的指示等之外，还和黄德士彻夜深谈，向他比较详细地说明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而国民党则节节败退，要依靠党的武装力量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具体地介绍东江纵队的战斗成长、活动地区、在广东抗战中的作用。以及可能向粤北方向发展，必须在思想上组织上作好准备；还和黄德士谈过到东江纵队的路线和联系方法。不久，张江明被捕，后脱身逃出，回到东纵。虽没有完成原定的工作任务，但已使中大原来几个党支部负责人初步了解东纵的成立和发展，明确了今后的工作方向，为后来中大有大批党员和进步青年到东纵作了思想准备。他还把中山大学等的党员名单和联系办法送交省临委，提供了通知党员到东纵的线索。
二、到东纵的决心
1944年5月，日军发动打通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的进攻，国民党当局闻风而逃，粤北局势岌岌可危。中大提前考试，准备疏散。中大原来几个党支部负责同志，都考虑到许多党员和进步分子即将毕业离校，倘若学校疏散，几年来按照党的方针积累起来的力量将分散，更无法参加东纵的抗日武装斗争；眼看敌人将要打通粤汉线，东纵将有部队北上，应该联系毕业班的党员和进步同学隐蔽下来，等待时机去东纵找党组织，参加武装斗争。
6月份，北边的日本侵略军进到衡阳，南边的到了清远，粤北一片惶恐和混乱。东纵北上部队还未到达，联络人员也未前来。严峻的时刻，考验着每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性和坚定性。
文学院黄德士和夏洪分析形势，认为粤北正在疏散，历年来积聚的力量不能分散，等待已久参加武装斗争的时机不能错过。黄德士记得张江明曾经叫他暑假先去东纵参加学习，进入部队的联络办法是到沙鱼涌等地找税站，只要找到惠阳、东莞游击区的税站，就可以和东纵部队联系上。黄德士想到这里，立即找师范学院原支部书记吴显慧（吴健），并通过文学院转到法学院的党员汪应昌（柏森）找关海、欧阳波等商量，大家欣然同意，经过慎重考虑、周密部署以后，决定分头通知党员并串连进步同学到东纵去。
文学院参加东纵的同志名单，是经过原党支部研究决定的，除了党员外，都是党教育下的进步同学，标准是对革命对党有一定的认识，觉悟高，态度坚决。得到通知的党员和进步同学，个个笑容满面，神采焕发，坚决表示：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听从党的召唤，投身到敌后武装斗争中去。
当时，许彦常（许稚人）已经当上文学院的助教，其他同学有的毕业后当了中学校长、教务主任，还有的当了国民党省政府的科长，他们把这些职位弃之不顾，立即行动。四年级的方源湜、陈汉生（陈夏苏）、陈婉芳（陈茵）等已经写好毕业论文，但谁也不计较那学历文凭，满腔热情地一心只想到解放区去参加抗日武装斗争。
也在这个时候，原从国民党十二集团军政工队撤出和到中大读书的陈中夫（政工队党组织负责人之一）、周衍汉（周辉，文学院）、彭展寿（彭丰）、彭厚望（均法学院）、吴岗、张韶、刘渥丹（先修班）、杨士衡（杨重华）等一批党员和进步群众，在陈中夫、周辉住地共同商议，计划利用跟国民党第七战区和第十二集团军政治部的旧关系，组织战时工作队到韶关开展活动；若韶关沦陷，则就地开展游击战争，迎接东纵北上，或伺机到东纵去。这时，彭丰同志到韶关国民党第七战区政治部找到地下党员程琪同志，经他报告政治部主任李煦寰批准，成立“第七战区政治部中大战时工作队”（简称“中大队”），便串连发动中大和其他学校的党员、进步同学参加，共有六十多人。这些同志是想通过“中大队”去东纵的。这是到东纵去的第二批大队伍。
由于去东纵的同学很多，又要通过国民党统治区，有的也要通过敌伪占领的地方，必须分批秘密前往。中大附中同学崔克玲（崔克）1942年入党不久，学校党组织便停止活动，她多么希望能早日到达自己的部队，回到党的怀抱啊，可是她曾经和任中大研究院院长的父亲公开争论，谴责国民党反共，很受注意。为免使大伙到东纵的行动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和破坏，崔克只有推迟了行期，先参加中大队。又如法学院进步同学李士铮（李群）是中大国民党区党部宣传股长，曾在1943年冬要求增加贷金、改善生活的进步学运中主持全校的集会，是出头露面的活跃分子。他找到党员要求去东纵，党员同志劝他稍迟一步。他为了不影响集体的安全。独自一人离开学校，找到关系，辗转到了东纵，后来他参加了党。
同志们就是这样坚决地响应党的号召，义无反顾，满怀豪情壮志，奔赴那向往已久的战火纷飞的抗日战场。
三、艰险的历程
6月13日，第一批队伍开始行动了。中大文、法学院和附中一部分同志到坪石火车站乘车。站合上都是认识的同学，表面上大家佯作不期而遇。到了韶关，大部分同学住在城北比较偏僻的学校里。由于往南直下东莞、宝安的道路被敌人封锁，为了避免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决定绕路前行，并相约分批到始兴集中。这时，文理学院和其他学校也来了一些同学，一共有七十多人住在始兴中学。这么多的青年人来到一个小城是很受注意的，于是由关海和夏洪出面，找到国民党县党部，拿出自己的国民党、三青团证件说：“我们是中山大学的学生，学校要疏散，我们只好找地方投亲靠友，路经这里，请你们关照、关照！”
七十多人在始兴住下，眼前要吃饭，往后要旅费。经过大家讨论，一是各人将身上的钱交公统一开支；二是将带来的行李衣物，除留下应用以外，交公拍卖。于是在始兴城贴出了拍卖衣物的海报，打着逃难学生需款逃难的招牌，借一间大祠堂做拍卖的场所，用几条棕绳绕过几根大柱，上面挂了旗袍、大衣、西装、长衫以及中山装等，进行拍卖，卖了好几万元现款，勉强可充大家的旅费。
正当领队的同志作好了分批启程的计划，选定了东经江西的全南、龙南、定南（简称“三南”），再折返广东和平、河源，下老隆转惠州到东莞的路线时，在韶关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中大工学院孔召棠（孔刚，党员）的父亲是国民党韶关警备区司令，夏洪和孔刚原是仲元中学的同学，曾叫孔刚设法通过他父亲的秘书为始兴的中大同学取一张返乡通行证，被他父亲拒绝了。孔刚和他爱人赖安英（赖清，韶师学生）、中大文学院的谢绍武（谢联，党员）离开韶关赴始兴集中时，一出市区，在检查站，孔刚和赖清就被他父亲派人截住，他俩为了不影响大队的安全，没有多说，只好先回家。错过了这个机会，孔刚心里很难过，但仍千方百计寻找党的武装队伍。不久，他俩即带上两个妹妹一起到始兴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风度大队。而谢绍武在检查站，利用“警备司令公子的朋友”的身份，上了一辆军车，即日到达了始兴。
由于发生了上面那件事，已在始兴的夏洪立即带领一批人员提前于次日清晨离开始兴。这批人员有：柏森、朱绍昆（朱田光）、郑志远（郑重）、刘时熙（王康）、黄宗尧（黄平）、刘滨（刘蓝天）、余启勋（余少石）、陈守均、谢绍武、陈祖燊（陈霖）、沈如琼（沈群华）、沈辉（林岗）、陈海仪（陈嘉）等十多人。他们晓行夜宿，越过大庾岭，进入江西三南，每到一处，都故意公开打出大学生疏散的旗号，通过当地区公所投宿于学校校舍。从江西三南绕回到广东和平县，又走了七十里山路，摸黑到达河源船塘。船塘是中大法学院学生欧阳波的家乡。欧阳波在六月中和大家一起离开学校到韶关，为了准备接待奔赴东纵的同学中途暂时隐蔽，他直接返回河源，和地方党的同志联系，筹粮筹款。这批同学一到，他立即安排在他家乡的小学住下来，等待联络。
七月，最后离开始兴的是中大文学院黄德士带领的一批。其中多是台山、开平侨乡的同学。他们中有中大文学院的何兆麟（何文）、许秀琼（肖敏）、梁汉刚（梁干）、沈如珍、余敏志（余小敏）、董树勋，理学院的马灼晃（雷鸣）、许俊杰（张弓），师范学院的陈燕芳（江哲）、余新琼，法学院的关海、谭东枝、张纯纲、陈隆基（陈克）、张文熙（张莫），工学院的伍子博（伍真），先修斑的李瑞娟（李萃君）；文理学院的朱景超（朱超）、马星锋（马平）及其爱人林彩琴，其兄马荣邦及爱人麦克，其弟马荣铮（马德里），其妹马桂英（马美），岭南大学的伍子高；中大附中的陈大德（沙朗）、赵力田（赵大刚）、张荣祖（江荻）、周建华（周自强）等。他们以华侨子弟的身份出现，离开始兴之前，还特意到国民党县党部辞行，并到县警察局要求派警察“护送”出境，租了汽车开到江西三南，然后转回广东和平。在九连山，汽车发生了故障，需要停车修理，为安全起见，他们轮流放哨，并让伍子博、周建华携带集体的现款，躲入茅草丛中隐蔽。到达和平县，他们又派出伍、周两人到河源船塘和夏洪等人联系。
这一批同学从合水坐船到达老隆，利用其中一位同学的父亲是国民党高级军官的关系，住进“东江剿匪司令部”，使国民当局不致怀疑。到了惠州，一部分同学又利用马荣邦之兄是广东银行高级职员的关系，住进广东银行惠州分行的寓所。他们打听到离惠州几十公里的东莞桥头有东纵的税站，就决定乘船取道东莞，借口经广州回台山、开平，以便和税站取得联系，进入游击区。同时，通过银行请人“护送”。恰好有几个和银行熟悉的商人正要走这条水路到广州去，自愿作这些大学生的“保镖”。适值这天国民党军队进攻桥头，东纵的税站撤走了。他们到了东莞常平，突然发现前面有一面红旗，那几个商人说：“前面有老模”（因为东江纵队前身之一是东莞县模范壮丁队，所以许多人称东纵为“老模”），同学们又高兴又耽心，“如果是自己的税站，我们就到家了；如果是反动派或汉奸，我们就可能被捕。”抵税站时，黄德士见到开的是东纵税站的税单，还未全信，又故意试探说：“我们是中山大学的学生，办点货返乡，想和你们的负责人谈好了再运来。”他和税站负责人面谈，相互了解后商定，为了后面好多批同学经过惠州等地进东纵不受注意，对这些商人不能暴露来找部队之意，只能说税站暂时让这些学生留下来，了解大后方撤退和检查情况，问清楚了再走。于是这三十多位同学终于结束了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到了东江纵队。后来他们还写了信托人带到广州寄给那几个商人，说他们随后到了广州，平安无事，以免引起怀疑，暴露这条交通线。他们离开惠州之前，派年纪最小的周建华再次到河源船塘去和夏洪等联系，带他们到惠州转赴东莞找税站。
夏洪等一批人在船塘停留二十多天，欧阳波和中共河西区委书记欧阻涛以及当地进步青年热情接待，送鸡送菜。同学们不明底细，还以为欧阳波家里万贯家财！殊不知他家竟是贫农。这些在船塘等待联络去东纵的同学，曾被国民党怀疑为“异党分子”。河源政府先后三次密令驱逐和通缉。由于欧阳波的家乡工作基础好，他又通过乡长等统战对象和开明的同族士绅出面，软磨硬顶，大家才免遭毒手。正在这时候，周建华到来联系，同学们喜从天降，立即动身。地下党区委书记组织人力护送，船塘乡支部书记带领几个人，挑起十多人的简单行李，装成挑夫，暗藏两支手枪，通过九十里山路，直送到老隆。
在老隆，会合了从船塘分散去兴宁隐蔽的同学。同时，派刘蓝天去潮汕一带与从始兴分散隐蔽的饶旭坤（饶辉）、池耀华、陈衍之、廖烈南、张开明、潘明忠联系，他们后行。
为了分散目标，又重新分出一组人，由梁干、张莫与经船塘来的黄平、余少石、张显扬等，跟谢绍武到他的家乡东莞进入东纵。他们到了常平，税站的同志又作了巧安排。为了不影响后几批人员的安全，让他们先到东莞望牛墩谢绍武家中暂住。过了几天，才由交通员秘密地接他们到部队。
夏洪这一批经过老隆时，沈如琼把家传的一条项链交公变卖，为大家凑足了旅费。经惠州、常平，到了东纵活动的地区东坑，同这里的负责同志取得联系。
原在潮汕、兴宁、梅县、河源等地负责地下党工作，后来进入中山大学的党员如蔡子培等，也分别到达了东纵。罗湘林、莫福枝分别带领了平时联系的进步同学，经广州、东莞城到达东纵。
以中大战时工作队为主体组成的到东纵去的另一批队伍，也是在1944年6月开始行动，在韶关墨江会馆集中，约有六十多人，一部分是地下党员，一部分是进步同学。其中女同学约有十六、七人。后来，陈中夫、周辉、杨重华和戴敏等由党组织安排留在粤北坚持工作，其余绝大部分都到了东纵。他们中有中大的彭丰、吴健、陈汉生、方源湜、陈婉芳、许彦常、王昌明、刘渥丹、张韶、邓乃炯、彭厚望、谭文芳（林洛）、沈能、周应璠、李敏、李雪英、邓克流、廖行、钟达（钟紫）、杨家杰（杨钊）、陈汉辉、郑鸿俊、包文英（赵林）、陈梓桥、蒋慧仪、劳次英（劳艾）、钱玉芝、何一平、江边、张文光、邝哲民、林敬发（林长风）、黎莱茵、梁耀端（梁天）、吴志通、叶碧星、张永良、杨星光、王坚、宋英、黎绍裘、张善行，广西大学的唐强、李建熹，文理学院的王飞、罗卓匡，中大附中的崔克玲、陈慕静，粤秀中学的王文光、崔爱碧，坪石连胜中学的范家祥、范兰胜，曲江中学的丘其中等等。当时，“中大队”领导在墨江会馆开过几次小会，考虑到还没有取得党组织的联系，准备一旦日军进犯韶关，打通粤汉线后，就坚持在韶关外围地区，依靠当地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迎接东纵北上。
“中大队”集中韶关期间，已经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果然集中不久，发生邓乃炯同志失踪的事件。邓在韶关风度路遇见一位女同学，立即热情地和她打招呼，谁料这位同学已经被捕，国民党有意放她出来引线的，因此把邓也拘捕了。后来，抓不到什么把柄才将他放了出来。通过这事件，队领导要求全体同志重新清理携带的书籍、文稿和笔记；外出要向小组和队请假，而且要有二、三人同行，尽量避免单独外出，若发生事情，应迅速向队里报告。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人员的直接监视，8月上旬，中大队重新编成七个小组，分散到周田、黎市桂头、乌石、白土、樟树、龙归等地。还有一个组留守韶关。中大队分散后，各小组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碰头研究工作。中大队分散到韶关外围各乡期间，对调查当时社会政治情况，宣传坚持抗战，扩大我党抗日救国主张的影响，做了大量工作。如进行文字宣传、口头宣传、社会调查、教壮丁队唱歌、上时事课、演出宣传抗日的文艺节目等，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许多青年学生、工人、农民都开始跟我们接近。同时还考虑到，万一粤北地区沦陷，不能到东纵去，便就地打游击，因此同志们便开始注意观察地形，加强对自卫团工作，提高他们保家卫国抗日救亡的思想觉悟。这时地方上一些国民觉顽固势力和封建势力虽然不敢公开反对我们，却暗中散播种种流言蜚语进行破坏，监视中大队各组的活动。于是部分队员用各种借口，分批离开中大队，分散隐蔽。恰于此时，中大队地下党员与粤北路东特委取得联系，经研究，把中大队的大多数同志安排到翁源第一、二中学、英德英东中学、辉南中学、翁北中学等学校教书，暂时隐蔽起来。在学校中，他们仍然坚持斗争，教育培养了许多进步学生，撒下了革命种子，连翁源一中校长的三个子侄都在他们的引导下参加了革命队伍。
到了是年10月中旬，东江纵队派原中大文学院地下党员赵炳权（曾在国民党一八六师政工队工作）到粤北：通知党员和动员进步青年到东纵去，要求原国民党十二集团军政工队的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尽量参加东纵。于是，中大队的同志便分期分批，以兄妹姑嫂结伴回乡探亲作掩护，奔向东纵。当时大致上分两条路线走：一是经国民党统治区，从韶关到翁源、新丰、惠阳，抵达沙鱼涌东纵联络站；二是经敌伪统治区，从韶关到广州，得到地下交通的帮助，抵达惠阳坪山东纵司令部。
还要一提的是，又有几批去东纵的队伍，即广东文理学院、粤秀中学、连州中学、阳山中学等学校的革命青年和连县地方党的党员。东纵派原粤秀中学支书、后考入中大读书的李树中同志同他们取得联系。通知党员和动员进步青年学生参加东纵，开展抗日武装斗争。这方面情况，请阅林敬文、刘渭章、郑彦文：《峥嵘岁月，坚持斗争——广东省文理学院学生运动史概况》和钟国祥、麦扬、戴江、张文藻：《抗战时期粤秀中学的青年运动》，不赘。
四、火热的斗争
1944年8月初，东纵司令部和政治部在大鹏湾濒海的土洋村大沙滩开了盛大的联欢会，欢迎大批新来的游击战士。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同学们，第一次在抗日游击根据地与部队老同志高唱《国际歌》，激动得热泪盈眶。
会后，因为珠江纵队新建，亟需干部，珠纵政委罗范群同志指名要黄德士、关海、马平、张纯纲、肖敏等同志和他一起到珠纵工作。
东纵政治部为了加强对来自各地青年知识分子的培养教育，使他们较快熟悉和掌握党在根据地、游击区的工作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先后开办了七期青年干部训练班。关于青干班情况，详见《一座培养青年干部的革命熔炉—记东江纵队政治部青年干部训练班》，在此从略。
随着人民部队抗日军事斗争的节节胜利和迅猛发展，革命队伍中的青年知识分子也在火热的斗争中得到锻炼，大显身手。1944年10月。东纵政治部成立了一支较大型的政治工作队，代号“拖拉机”，建队时的成员多数是青干班第一期中爱好艺术的活跃分子，以中大文学院学生最多，夏洪任队长，梁杰任副队长。政工队设党支部，支书梁杰，支委夏洪、陈向明、王奇等。以后各期青干班结业，都有学员补充进去。这支队伍以文艺为武器，为部队战士服务，帮助地方建立政权，开展减租减息，在部队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等，受到干部、战士和群众的欢迎。为了配合盟军反攻，东纵司令部成立了联络处，中山大学文学院郑重、王康、黄平和师范学院廖茅等懂外语的同学，即从第一期青干班调到该处工作。部队急需军工人才，特别需要提高爆破攻坚的技术，唐强同志在广西大学时为准备参加武装斗争，早已选修过“国防化学”的课程，学习时制造过炸弹，他在青干班第四期学习后，调去负责建立小型兵工厂，发挥了作用。青干班的同志们除在东江地区工作外，还遍布粤北、珠江三角洲、粤中等各个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许多同志当了部队的政工人员、文化教员，成为宣传、文化、艺术工作的骨干。也有的从事军事工作、地方政权工作和群众工作，他们在火热的斗争中成长，在各条战线上起着骨干的作用。
五、深切的怀念
我们永远忘不了一起参加东江纵队以后牺牲的同学。他们风华正茂，火一般的革命热情，宛如鲜花初绽的音容笑貌，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深深地铭刻在我们心里。
郑志远（郑重），中山大学文学院哲学系二年级同学，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考入中大。他气宇轩昂，品学兼优，是文学院学生运动的骨干，进步社团“莽原”社的创办人。1944年参加东江纵队后，在司令部联络处、海陆惠紫指挥部任情报科副科长。1946年春，他化装进入紫金城侦察，被反动分子认出不幸被捕。国民党反动派以他家庭富裕、母亲守寡、他是独子等情劝降，志远同志凛然痛斥反动派：“你们没有资格和我说话！”从容就义。残暴而虚弱的敌人竞将他的头颅挂在城门上示众。他牺牲时才二十三岁。
沈如琼（沈群华），中大法学院经济系二年级同学，出身于“书香世家”，端庄文静，同学们都称她“琼姐”。1944年，她不顾自己曾患肺病体质纤弱，坚决要求参军。从粤北步行经赣南转回东江，行程千里，她从不叫苦，经受了考验。在东纵，1945年她从政治部政工队调到第六支队任文化教员，在海陆丰一带活动，参加了共产党。为了做好哉士工作、群众工作，她以惊人的爱力，三个月学会了人称为“学到老”的海陆丰语。在国民党反动派封锁包图之中，她赤脚行军，教战士们学文化，帮战士们洗补衣服，护理伤病员。1946年3月，反动派袭击紫金乌禽嶂如琼同志作哉中壮烈牺牲，时年二十六岁。
刘渥丹（刘滨），中大先修班同学。1938年入党。她出身十分贫苦，当过婢女、童工。她沉着稳重，对同志诚恳，对工作认真负责1944年大批同学参军时，她是“中大队”的组织者之一。在东纵青干班第二期学习后，分配到珠江纵队工作。在一次战斗中，她和部队失去联系，独自一人，身上仅有三个小小的炒米饼，坚持七天七夜，找到了部队，已经奄奄一息。在送往东江治疗途中，遇伪军扫荡，渥丹同志不幸被俘，她虽身患重病而意志坚强如钢，不屈不挠，英勇牺牲。
余敏志（余小敏），中大文学院历史系一年级同学，自小父母双亡，是个沉默的女孩子，革命意志坚定。参军后，在政治部政工队当队员，主动背起药箱兼任卫生员，她变得笑口常开，以自编舞蹈演唱《朱大嫂送鸡蛋》而闻名东纵。干部、战士都亲热地叫她“蚊孜仔”。日本投降后，东纵一部分队伍挺进粤北，她身患重病，隐蔽于始兴奇心洞，被国民党反动派包围逮捕，在始兴监狱中带病坚持斗争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张纯纲，中大法学院同学，在高鹤地区任青干班指导员，战斗中被反动派武装围捕，不屈不挠，英勇牺牲。
谭东枝，中大法学院司法系同学，共产党员，在珠江纵队中山支队任指导员，1945年夏在日伪联合扫荡中负伤，拒绝敌人诱降，在敌人火攻中烧成焦炭，英勇牺牲。
杨星光，中大医学院女同学，1945年在罗浮山根据地工作，在与敌人作战中英勇牺牲，年仅20岁。
江国光，文理学院中心支部书记。他是一个优秀共产党员，才华出众，党性强，作风好，立场坚定，学识渊博，密切联系群众，被尊称为“江大哥”。他到了东纵后，派到广宁支队工作，不顾个人安危，处处关心同志的疾病和安全，在行军中被国民党反动派包围，战斗中牺牲。
唐乔（唐海），粤秀中学同学，东纵政治部政工队副队长，在粤北作战中负伤，被国民党反动派包围杀害。
劳道明（劳火），粤秀中学同学，东纵政治部政工队队员，共产党员，被称誉为“五岭歌手”，解放战争中任大队教导员，在粤北牺性。
冯庆奕，粤秀中学同学，在珠江纵队当机枪射手，英勇作战阵亡。
王同照，粤秀中学同学，在东纵作战身负重伤而牺牲，临终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同志，还有中山大学林康华、李树中、钱玉芝，粤秀中学马文玉（马鲁）、李严、杨惠育、李树民、陈次青（陈清）、卢炽仁、成崇实，以及其他学校林彩琴等同志。
烈士们为了追求真理，保卫祖国，解放人类，不顾安危，不辞艰险，投身到革命的洪炉之中。他们以艰苦奋斗为乐，以改造世界改造自己为幸福。在斗争的严峻关头，他们不惜洒热血抛头颅，为人民利益献出年青的生命，烈士们的光辉业绩万古长青，他们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后来者胜利向前。
（说明：此稿经当年中山大学同学夏洪、黄德士、关海、陈茵、陈向明、欧阳波、朱田光、陈海仪等集体讨论，陈海仪执笔。此次发表，经何文修改）
1984年2月初稿
1990年6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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