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兴衰录》出版说明 - 版本历史

2020年11月19日 (四) 03:59 江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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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14日 (六) 00:58 江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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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仁：创建页面，内容为“余汝信　　　　　　　　　　　　　　（一）　　　宋柏林是笔者不同级的中学同学。文革前一年，他随家北迁，转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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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汝信
　
　　　　　　　　　　　　　（一）
　
　　宋柏林是笔者不同级的中学同学。文革前一年，他随家北迁，转学到了北京清华附中。柏林有此大伙儿都极艳羡的“幸运”，多年后我们才得知，却是有赖于当时军内一次不大不小的人事地震。

　　这次地震的震央，位于“新北京”地区的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莫文骅中将，好写回忆录。他１９６１年底公开出版的《回忆红七军》及１９６４年内部重印的《红军第七军简史》，均提及红七军诞生不久、战斗正酣之时，红七军政委邓小平“即经龙州出越南去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此一表面看来没有什么不妥的表述，却引致了已为中央核心领导的当事人相当不快。１９６５年３月，军委办公会议奉命宣布：撤销莫文骅的院长职务。调总政保卫部部长蔡顺礼中将任政治学院院长，原副院长孔石泉中将改任新增设的政治学院政委，调中共海南军区党委书记、军区第二政委宋维栻少将，也就是柏林的父亲，到京任政治学院副院长。

　　这一“利用回忆录诽谤中央领导”的事件，不像李建彤的《刘志丹》“利用小说反党”案般为人所知。今天，除却极个别还在世的当事人外，想必已很少有人能记得起来。不料近些年莫文骅又出版了他的新撰回忆录，上述邓到上海事，自然就只字不提了，而１９６５年初遭撤职，被描述为是林彪要和他“摊牌”，整他。然而后文却又写道，１９６６年８月，叶帅电话告诉他：问题可以平反了。不久，经毛泽东批准，总政决定，撤销原来对他的处分（《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版，页６７６－６７８）。

　　稍为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１９６６年８月正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之时。林彪在这次会议上被决定为党内第二号人物，而莫文骅得罪了的邓小平，正受到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严厉批评。如果按莫文骅所认定是林彪整他，为什么正当林彪地位冉冉上升之际，他反倒可以平反了呢？

　　可见，回忆录通常很有些不太可靠之处，尤其是当今一些名人回忆录。几乎无处不在的“选择性记忆”，使回忆录往往极容易隐瞒了些什么，或又编造了些什么；可能随某种需要删除了些什么，或又增添了些什么。不知不觉，使人堕入了浓浓的历史迷雾之中，以为真实，却为虚假。

　　而日记，只要是未经任何事后删改“润色”的原始文本，那么，它以自身固有的不可置疑的真实性优势，在还原历史真相的功能方面，在证实历史事件的可靠度方面，都是回忆录所望尘莫及的。笔者近年专注于文革史原貌的恢复工作，得知宋柏林竟然保存有这么一批自１９６３年以后四十多年间从未中断过的日记，大喜过望，征得其同意，将认为最有价值的涉及红卫兵前期史的一段加以适当注释，公开出版，以飨读者。
　
　　　　　　　　　　　　　（二）
　
　　众所周知，“红卫兵”这一文化大革命的标志性符号，诞生自清华附中。故而，无论从狭义的抑或广义的概念上说，清华附中红卫兵这一群体都可以毫无疑问地称之为“红卫兵”及“红卫兵运动”的始创者。文革中“造反有理”的口号，首先由清华附中红卫兵呼喊出来，得到毛泽东首肯，迅速风靡全国。而文革中毛泽东唯一一封直接致红卫兵的支持信，也是写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的。

　　文革前，清华附中与北京四中、师大一附中、师大女附中、一○一中齐名，德智体整体教育水平在北京名列前茅。据１９６６年访问过该校的日本历史学家竹内实称，时该校有学生１３００名，高峰时有红卫兵２６５人，约占全校学生总数的２０％。作为红卫兵的主要核心成员，宋柏林经历了这一群体酝酿成立、叱咤风云，以至迷惘消沉、溃散式微（一小部分人从中得以觉醒）的全过程。他此时期的日记，逐日记之，无一间断，以其视角所及，见证了这一群体的发展与沉沦，展现了他自己在运动进程中的所思所虑，亦厘清了一些似有定论实欠清晰的历史细节。

　　为此，本书将宋柏林自文革发动阶段即１９６６年５月至其当兵前夕即１９６８年２月的日记全部刊出。至于１９６６年１月至４月部分选刊，是为了说明当时中学生普遍性的思想动向以及整体的政治氛围，为文革的发动提供了怎么样的土壤。

　　笔者认为，宋柏林日记向研究者提供的有价值的信息是多方面的。

　　例如，按目前公认的说法，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日期被定格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９日，这一天甚至被认定为全国最早的红卫兵组织成立日。而据宋柏林日记，６月３日出现了“红卫士”这一名称，并称该日“正式建立起组织机构，订好了反攻计划”。这使研究者有理由相信，“红卫兵”并非是该群体最早的、唯一的名称（据骆小海在本书序言中的说法，张承志小组墙报的笔名是“红卫士”而非“红卫兵”）。　５月２９日被称之为红卫兵成立日，不过是事后的人为“认定”而已，将成立日认定在６月３日，应亦无不可，而且可能更为接近事实真相。

　　例如，据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５日日记，清华附中红卫兵日后闻名于世的大字报，原标题是“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这张大字报及续篇《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三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后来刊载于同年８月２１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１１期时，标题分别改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及《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部分文革史论著将这张大字报的标题说成一开始就是后者，显然有误。

　　例如，据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８日日记，在北京展览馆电影厅召开的全海淀区左派学生与周捷辨论会上，“我们清华附中红卫兵最后发了言，读了三篇造反精神万岁。江青等同志很注意我们的文章”，“第一句话就大力赞扬支持我们造反”。日记中没有详细记载而经骆小海在本书序言中补充的是，就在这次大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邝桃生把《一论》《二论》造反大字报的抄件（缺三论）递给江青，附了一张给毛泽东的条子”，“没想到毛泽东真地看到了”。

　　再例如，据１９６６年８月２日日记，宋这一天“跑了矿院、石油、人大等附中”，“从矿院附中得到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８月２日，不过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后的第二天，作为会议文件之二印发的毛的信已流传出来，这比一般所说的８月３日王任重将毛的信交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流行说法再提前了一天。日记证实了流传出来的管道不止一个，既有官方的（主管北京中学运动的王任重），也有非官方的（如宋柏林所得到的）。

　
　　　　　　　　　　　　　　（三）
　
　　清华附中红卫兵，是北京中学“老红卫兵”（“老兵”）的一分子。所谓“老红卫兵”，以笔者之见，即为１９６６年６月反校领导阶段已纷纷成立的，以革干子弟为骨干，“红五类”为主体的中学红卫兵。“老兵”此一群体，极有别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反“资反线”后才冲杀出来的“造反派红卫兵”。

　　宋柏林日记应可使研究者对于“老兵”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以日记中反映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为例，反校领导自１９６６年５月中旬已是“风起于青萍之末”，６月初，达致高潮。反校领导的原因，先是“学校有资本主义教育方向，办预科就是与党提出的半工半读唱反调”（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又有“学校依靠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打击我们干部子弟”（１９６６年６月４日）以及“扮演资产阶级保皇党的角色，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依靠……，打击工农革干子弟，对革命派实行专政”（１９６６年６月７日）。

　　６月８日，工作组进校，至７月２９日北京市大中学校文革积极分子大会，新市委宣布撤销工作组，为工作组主导运动阶段。红卫兵初期欢迎工作组，工作组也肯定红卫兵。７月上旬，红卫兵与工作组产生意见分歧，７月中下旬，分歧深化：“张田丰又是大暴露，形势突变，看来革命风暴，更巨大的就要来临，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８日）。中共文革小组在北大声称，“派工作组的作法已经完全不适用了，要破除迷信，破除旧习惯势力，撤销一切工作组，由师生自己教育，管理自己，自己革命，一切权力归革委会”（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６日）。

　　伴随着“红八月”到来的，是红卫兵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意气风发地走上天安门城楼，以及“红色恐怖”的盛行。这一时期的特征，在日记中得到充分体现。

　　如关于血统论“对联”：“关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这副对联好得很。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得矫枉。必须造成短时期的红色恐怖，非此不能消除彭真‘重在表现’的余毒，不能使工农、革干子弟翻身，就不能把政权牢牢地把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就不能把文化大革命胜利地进行到底”（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

　　如关于清华大学“八·二四”事件：“与十二个学校加上大学各系的红卫兵，大闹清华园。拉倒二校门，撕掉了那些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大字报。清华大学真是混蛋多，太王八蛋了”（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

　　如关于学生打学生：“怒火冲天，抄家抄出英国指挥刀，日本大马刀，北洋军阀将军服、匕首等等，真是阶级报复，阶级仇恨，我们再不能容忍了。回去后几乎各班狗崽子都被打翻在地，用皮带、竹条猛抽。这是阶级斗争，你打他，他杀你，这是你死我活。不过我从来没打过人，还有些‘温良恭俭让’，没有最深的阶级感情和阶级仇恨。这很危险，对敌人恨的不深，就是对人民爱的不深。你现在可怜他，他杀你时可不可怜你。要敢于斗争，勇于树敌”（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

　　此外，日记对“联动”的活动，老红卫兵与造反派红卫兵的冲突，也有较详细的反映。

　　笔者注意到一些老红卫兵的回忆文字，对于反校领导、反工作组，多少会有不同程度的提及。而对于带有强烈血腥味的“红色恐怖”时期，则大都刻意回避，这就是“选择性记忆”的潜意识在起作用。

　　回忆文字可以回避，日记却不能回避，除非你对其进行了事后的加工剪裁。本书将这一时期的日记原文照登，应能帮助日后的研究者以全方位的角度审视老红卫兵群体的全部所作所为。

　　　　　　　　　　　　　　　（四）
　
　　１９６６年９月，宋柏林开始了他的第一次串联。“十一”期间，他继“八一八”之后又一次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惟与“八一八”相比，他的革命狂热已大部冷却，冷却速度之快，令人惊讶！有了第一次串联所见所闻的冲击，１０月中旬，他对学校的运动已很不感冒。日记忠实纪录了他的急速转变：“形势变化真快，思想变化更快。上午与刘泽鹏交谈了许久，已决意出走，去游尽祖国名山圣水，去大开眼界，看看中国到底有多大，有多美，什么叫生活，什么叫战斗”（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４日）。

　　宋柏林属于“老兵”中偏于温和、讲究策略的一翼。“红八月”社会上的“破四旧”以及年底“联动”的活动，清华附中红卫兵似乎也未认真参与。故而直到１９６８年２月当兵前，除偶尔回校应付一下“复课闹革命”外，他全部的心思就是读“杂书”和以革命串联为名义的外出游历。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后的日记，使我们认识了与此前６－８月时完全不一样的“老兵”的另一个侧面，而这一个侧面，却是往日的研究者常常忽略了的。

　　游历使他开阔了眼界，看到了部队大院与学校围墙以外的世界：“红卫兵全国大串玩是当今潮流，但此流不可久，久则工农兵必激愤。串联变串玩，此乃路人皆知的事实。其实也是好事，是对中国书呆子们的一次大解放”（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５日）。

　　串联使他了解了红色中国真实的另一面：“早上８点，下了火车就来到了被白雪覆盖着的‘兰州市’。一进车站外的食堂，首先就遇到了许多讨饭的人——小孩、大人、老头，男的，女的。我感到特别新奇，在如今的社会中，竟然还有这等事”（１９６７年１月３０日）。

　　“我们是坐在一个运铁条的车箱里的。同坐的还有一对老头老太婆，是到外逃荒要饭回家的。他们是向工人要饭票买馒头，只半个月就要了一大麻袋送回家给娃娃吃，他们自己吃的还不算。他们是甘肃的，说他们那地已干旱４、５年了，年年没收成，每人每月１８－２０斤红高粱，吃不饱，所以老人小孩多跑出来要饭。每个生产队有２、３人要饭就很多了”（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２日）。

　　串联之外是读书。１９６７年一年间，宋柏林读了六十多本书：《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金陵春梦》、《赫鲁晓夫主义》、《新天方夜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故事新编》、《傍徨》、《呐喊》、《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大策略家》、《初刻拍案惊奇》、《海底两万里》、《地心游记》、《战争与和平》、《斯大林时代》、《侍卫官杂记》、《州委书记》、《约翰·克利斯朵夫》、《三国演义》、《茹尔宾一家人》、《金星英雄》、《虾球传》、《傻瓜威尔逊》、《青年近卫军》、《匹克威克外传》、《八十天环游地球》、《红楼梦》、《贵族之家》、《世外桃园》、《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杰克·伦敦中短篇小说选》、《安娜·卡列尼娜》、《玩偶之家》、《唐·吉诃德》、《嘉尔曼》、《九三年》、《震撼世界的十天》、《牛虻》、《近代世界史教程》、《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两姐妹》、《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东周列国志》、《联共（布）党史》、《十日谈》、《红与黑》，等等。

　　上述书籍，相当一部分为人类精神文明的精华，文革中却大部列入“封资修”一类。在阅读这些书籍的过程中，宋柏林几乎每本都写下了详略不一的读书心得，部分读书心得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还颇有见地。宋柏林还写下了不少读书摘要，为保持日记的完整性，本书亦加以保留，从中亦可窥见他当年的关注所在。

　
　　　　　　　　　　　　　　　　　（五）
　
　　日记此种文本在作为史料使用时，最主要的缺陷，恐怕就是记录者所处的位置及视野带来的局限性。如宋柏林，他在文革前期更多关注的，是自己内心世界的净化和修养，对身边以外、学校以外的宏大事件，反应和观察都是比较迟缓的。

　　本书试图以注释的方式扩阔、补充日记中未能完全反映，而日记作者又有所接触的人和事的背景材料，并尽其所能地将这些背景材料介绍得更为客观、准确和公允。注释参考了如下一些文献数据：
　

１．《人民日报》、《红旗》杂志，１９６６－１９６８年。
２．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团等组织联合汇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１－４集，１９６６年。
３．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１－４集，１９６７年１－５月。
４．内蒙古话剧团孺子牛、红旗战斗队等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批判专集》，１９６７年２月。
５．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编印：《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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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附中红卫兵，是北京中学“老红卫兵”（“老兵”）的一分子。所谓“老红卫兵”，以笔者之见，即为１９６６年６月反校领导阶段已纷纷成立的，以革干子弟为骨干，“红五类”为主体的中学红卫兵。“老兵”此一群体，极有别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反“资反线”后才冲杀出来的“造反派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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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６６年９月，宋柏林开始了他的第一次串联。“十一”期间，他继“八一八”之后又一次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惟与“八一八”相比，他的革命狂热已大部冷却，冷却速度之快，令人惊讶！有了第一次串联所见所闻的冲击，１０月中旬，他对学校的运动已很不感冒。日记忠实纪录了他的急速转变：“形势变化真快，思想变化更快。上午与刘泽鹏交谈了许久，已决意出走，去游尽祖国名山圣水，去大开眼界，看看中国到底有多大，有多美，什么叫生活，什么叫战斗”（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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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书籍，相当一部分为人类精神文明的精华，文革中却大部列入“封资修”一类。在阅读这些书籍的过程中，宋柏林几乎每本都写下了详略不一的读书心得，部分读书心得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还颇有见地。宋柏林还写下了不少读书摘要，为保持日记的完整性，本书亦加以保留，从中亦可窥见他当年的关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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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记此种文本在作为史料使用时，最主要的缺陷，恐怕就是记录者所处的位置及视野带来的局限性。如宋柏林，他在文革前期更多关注的，是自己内心世界的净化和修养，对身边以外、学校以外的宏大事件，反应和观察都是比较迟缓的。

《红卫兵兴衰录》出版说明 - 版本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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