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进宫”事件考 - 版本历史

2021年9月5日 (日) 12:48 江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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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编著的《吴南生和他的那个时代》里，我用了一个词叫“二进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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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二进宫”事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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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编著的《吴南生和他的那个时代》里，我用了一个词叫“二进宫”。但因为我选择的叙述角度，书里没有铺陈这一事件，甚至没有把具体时间交代清楚。有个研究历史的有心人专门托人过来询问。朋友问的问题其实提醒了我叙述历史应该更加严谨些。就此，我得先说声谢谢。
 　　“二进宫”本是一剧目名，八十年代起成了广东改革开放史上一件事件的代名词。第一次“进宫”的时间是相当明确的。1982年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提出严厉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广东首当其冲。从那时开始，社会上将特区和走私通道联系起来的各种传说，不胫而走。2月11日至13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负责人座谈会。会议由胡耀邦总书记主持。广东省19位党政领导人参加了会议。会上的发的文件除了反走私的资料外，还有一篇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的文章1《旧中国租界的由来》。关于改革开放怎么走，北京明里一团和气，暗里有较劲是大家心里都明白的。文件一发，似乎掰手腕已经分出了高下，会议气氛迅速凝结冰冻，严肃异常。
 　　如果2月11日至13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负责人座谈会算是一进宫，那么，什么时候算是二进宫呢？按刘田夫省长的回忆2，座谈会结束后没几天，中央领导胡耀邦、赵紫阳又通知任仲夷上北京，那时任仲夷刚到广东不久，因此他决定让刘田夫一道上去。这次会议参加的人有广东的任仲夷、刘田夫和福建的项南书记。刘田夫的回忆录叙述了这件事。在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的《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里任仲夷明确说：“我和刘田夫这次进京，就是在广东颇为流传的所谓‘二进宫’”3我查过，那此进京的准确的时间是2月19日。
 　　“二进宫”这词颇生动。第一次听到这说法的时候，我问过父亲，这话是谁说的？。父亲告诉我是任仲夷。任仲夷书记在党内一辈子摸爬滚打，依然保持了幽默自嘲的能力，真妙人也。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俏皮话所指的第二次进宫的是他和刘田夫的那次上京。省里的一二把手上北京太正常不过，我想我父亲也没有把任、刘两人这次上京和“二进宫”一说联系在一起。
 　　没这么想还有客观因素：在任仲夷所说“二进宫”的那个时点，整个事件方才开了头。到了3月29日，《旧中国租界的由来》在上海《文汇报》刊登。这时针对深圳的阴风已经刮了两个多月，江湖传说纷纭，都说中央已经开过会，很快就会有好看的了。全国都在议论特区，关注特区。文章一发，什么“经济特区成了走私通道”，什么“特区不是社会主义”没完没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国社会能够继续向前还是将要倒退？人们提心吊胆，整个社会的气氛也像一个来月前北京那次会议一样，绷得紧紧的。
 　　再过了一个月，北京又专门为广东深圳召开一次会议。会议开了十三天，批了十三天。父亲在《回眸79，中国特区——原广东省委书记兼深圳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市长吴南生访谈录》4里说：“这年4月22日至5月5日，在北京有一次专门为广东深圳而召开的会议。主持人最后讲话说：‘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必须进一步统一认识。我认为，深圳特区面积搞那么大的规划是不现实的。不是一般的大，而是大得无边。深圳特区面积327平方公里，比全世界的特区总面积还要大，这么大的一块特区面积，全面搞起来不是简单的事情。’”父亲又说：“我这里给你们说的都是讲话的原件。有的问题他不懂也说，说得又尖锐又离谱。像这段，‘特别要指出的是，有人想要和计划经济脱钩，想割一块出去自己搞。我认为搞计划经济是客观需要，不是你那一位领导想怎样搞就可以怎样搞。你想脱钩是不可能的。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日本、美国、法国都认为要搞计划经济。南斯拉夫搞得太自由化了。事实证明，不搞计划经济是不行的......我建议省计委，你们也建议省委，应该把特区计划管起来。不能讲特区经济是以市场调节为主。有那么大的外资，宏观计划更应该加强嘛，银行管理也要加强指导嘛......计委要把全面情况管理起来......’。”
我在我写的《吴南生和他的那个时代》里叙述过这件事5。
“父亲搞特区的那段时间，1982年因为陈云同志的一个批示，广东和福建两省的班子被召集进京学习，广东一次不够，后来又上了一次，广东的同志把这称为二进宫。
我问父亲，“这事后来是怎么了结的？”
父亲说，“赵那时是总理，我到他家去，坐了两个来钟头，在那里骂人，从上骂到下，该骂的我都骂到了，痛痛快快地骂。什么是特区，特区是干什么用的，那些人糊涂在什么地方！赵一直在听，不说话。事情是怎么一回事，他原来不清晰，听了个把钟头，他明白了。他对我说，‘你回去，什么也别说，我想个借口，先把这会给停了。回到广州，你写两份报告送给我，一份有点检讨，一份什么检讨也不要，我看小平同志的心情，我来定将哪一份送到他手里。’”回到广州，在广东大热的天气里，写这样一份报告，那时没有空调，挥汗如雨，父亲写了九稿，展开的角度不一，写完派人专程送上北京。
 　　......
 　　报告刚送出，父亲倒下了。救护车送到医院急救，重症心肌炎，幸好送院及时，医生护士尽心尽力，抢救了过来。否则，父亲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成了以自己的生命献给特区的祭品。”
 　　父亲第二次上北京的时间是4月22日至5月5日。一个解决地方问题的会议竟然开了十三天。出自叙述角度的选择，我在我写的书里并没有引用当时主持会议领导的说法，什么“有人想要和计划经济‘脱钩’，想割一块出去自己搞”，什么“南斯拉夫”，什么“自由化”等等。现在看来，如果写了的话，为什么我父亲会忍无可忍，径直去找赵紫阳，为什么我父亲会在赵那里骂人，为什么赵会让我父亲写两份检讨程度不一的报告就更容易明白了。
 　　因此，我书里的“二进宫”，词虽然来自任仲夷，但所指的第二次进宫和任仲夷所指的并不一致。
 　　所谓“二进宫”事件的起因是一篇题为《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文章。这篇文章刊登在1981年年末一份中纪委的《信访简报》上。文章披露了广东省一些干部利用改革开放之机，进行走私贩私和倒买倒卖问题。邓小平看完了这份简报致信胡耀邦，要求中纪委派一专门小组进行彻底追究。82年1月5日，胡耀邦批示，陈云批示。同日，邓小平在陈云的批示上又加上了“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八个字。1月11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各地发出了《关于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斗争的紧急通知》，并派出了中纪委副书记王鹤寿带队到广东指导工作。
 　　广东省的反应也非常迅速，传达中央精神，成立领导小组，讨论并达成了对八个大案的处理意见，又集中了缉私艇的调配，组织了两次大型的缉私围堵。紧接着2月11日至13日中央书记处就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负责人座谈会。
 　　反走私是一个国家经济工作最正常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可以说，一直到开会为止，一切正常。不容易理解的只有一件事：中央领导人提出的明明是反走私问题。会议亦以反走私工作为由召集，会上却发出关于上海租界由来的文章。
 　　五天之后，任、刘两人上京，当夜胡耀邦、赵紫阳接见，一直会谈到深夜。读任仲夷的访谈录，感觉谈话相当平和。虽然胡、赵传达其它中央领导同志对广东的批评也有些让人不那么服气的地方，但总体围绕着反走私，应该说是一个正常的工作会议。会议末了，胡耀邦十分诚恳地提议任仲夷做一个检讨。胡耀邦说，“我都检讨了啊。”当晚，任在秘书的协助下写了四张纸，主动承担了责任，对“放宽搞活”考虑得多，对“管”想得少作了检讨。数年之后，在谈访录里，任还是认为这份检讨说是真心话。当然他也说了，“也有违心的地方”他指的违心之说是“我实在不同意广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得过了头的观点。”任仲夷说，“这是我自参加革命以来，向中央写的唯一的一次自我检查。”6
 　　婆婆多啊！任仲夷人生的这个第一次令人感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事人当时的感觉。我不知道我的解读对不对，我觉得“二进宫”这俏皮话，实源出于此。
 　　看到上文按时间轴的叙述，可知原先我在我的书里说这事是因为“陈云同志一个批示”的说法不准确。准确的说法是任仲夷、刘田夫所说的“1981年底，中央政治局常委看到中纪委一份《信访简报》......中央领导对此十分关注，先后作了批示。”7
 　　人们说，所有的口误都是潜意识的真实流露。然也！这并不是因为《信访简报》出自中纪委，而陈云同志当时是中央纪委第一书记；也不是因为四月份那次会议所痛批的是特区，想要扭转的是在深圳已经出现的市场经济；而是当所有人的精神都集中在落实反走私和反腐化工作的时候，陈云同志目光如炬。办特区最开初的时候，我父亲在内部明确宣布了“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做了再说”的约法三章。他的想法是趁着大家糊里糊涂，弄不清楚，看不明白的时候把特区搞上去。陈云同志一辈子都在做经济工作，别人糊涂，他可不糊涂。他比所有人都清醒，早在他和其它中央领导对广东走私猖獗问题先后批示的一月份，1月26日，他就已经约请了国家计委几位负责同志就加强计划经济工作的问题进行了座谈8。在他眼里，特区就是一节脱出了计划经济轨道的车厢，一个跟斗翻出了计划经济樊笼的坏榜样。
 　　如果特区就是走私通道，如果担任特区领导职务的干部参与了极端严重的走私贩私犯罪活动，那么应该如何处理特区可想而知。两手抓。明面上反走私，反腐化，表达的是一种政策性精神。实际上，基于我父亲主持特区工作，调查直接针对个人。包括了省委内部个别领导配合北京发难。还包括了中纪委派人南下，直接进入我家寻找装修的证据。还到了香港看看能不能找到我父亲贪污腐化的蛛丝马迹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广东全面制定反走私和反腐败措施政策，整风，调查，做了所有地方党委该做的事情。幸运的是当时的广东省委正派。正派在作风上，实事求是。调查过了，明白子虚乌有，便放下。该向中央解释说明的，向中央解释说明。中纪委也一样，派出的干部正直正派，调查过后，结论虽然和启动调查的怀疑正相反，但实实在在，如实汇报。因此应当说，我父亲是幸运的，特区也是幸运的。
那个时候整个社会刚刚从文革的灾难脱身，痛定思痛，大家都在反思。那个时候，改革开放是全社会的愿景。既然参与极端严重的走私贩私犯罪活动的广东干部该处理的都处理了，既然对省一级的调查已经证明原先的怀疑是子虚乌有；既然广东搞特区也有板有眼讲出了那么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依据；既然十三天都压不出个屁来，而广东的同志态度这么好；还有，这个世界从来就有走私，就算再重视也不能把走私就归结于成立了特区吧？再说了，大家都在为了把经济搞上去，让人家试试也是合理的。我相信陈云认真考虑过林林总总这类问题。考虑过后，1982年10月30日他提笔对广东省委的报告做出了批示，“看了广东10月22日试办特区初步总结，很好。要不断总结，因走私分子会用各种方法。此件上说的不能以罚代刑很好，必须有罚又用刑。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9就这样，陈云的批示一出，特区前进道路上的灯光转绿了。
 　　捡进篮子便是菜当然不会是中纪委编辑《信访简报》的指导方针。按时间顺序讲述这件事自然而然就展开了一个从阴谋论角度叙述的故事。我在前面的段落里说过，我写我那书的时候“出自叙述角度考虑”没说这没说那，其实我想避开的就是这个角度。因为我知道，我父亲对陈云同志相当钦佩。我父亲讲过陈云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智慧，讲过他想尽办法想请陈云同志到深圳来看一看。父亲想请到特区来的另一个人是邓力群，在“父亲搞特区，还有特区之后的日子，曾一次又一次地叹息‘这个邓力群，你来看看嘛，你怎么就不来’。” 10 其实，一个心里有想法又不能畅所欲言的人是极为寂寞的。我在本文引述了书上所写父亲见赵紫阳的情形，“父亲说，‘赵那时是总理，我到他家去，坐了两个来钟头，在那里骂人，从上骂到下，该骂的我都骂到了，痛痛快快地骂。什么是特区，特区是干什么用的，那些人糊涂在什么地方！赵一直在听，不说话。事情是怎么一回事，他原来不清晰，听了个把钟头，他明白了。’”就我知道，这是我父亲说明特区和市场经济的关系最深入的一次。赵紫阳一直是父亲的上级，但他们两人却也是一人一缸茶，两把葵扇，哔哩啪啦打着蚊子就可以长吁短叹聊上一夜的朋友。在那十三天里，真正的想法不能说。在同一个理论框架里，关公战秦琼，云手化锋芒。一肚子气，忍无可忍。在赵那里，骂开了，便一泻千里都倒了出来。一位学者11说，无论科学如何发达，无论人类可支配的能量有多大，宇宙和世界永远存在着人类无法完全理解和无法按照自己意愿改变的终极驱动。这个非人力所及的终极驱动在经济中叫市场，在物质世界叫自然，在精神世界中被称之为神。当然，我父亲说不出这种的深刻抽象的话语，但在他心中他搞深圳就是要在深圳闯出一条市场经济的路子来。父亲更明白的是，如果他把特区的意义说得直白了，特区也就不用办了，虽然他一直渴望着有一个机会，无论以什么形式，可以与他相知的高手肆无忌惮地交流或者交锋，正如他期待着总有一天深圳能以看得见的市场力量征服中国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形成的经济传统。
我在书里说，从历史的角度看陈云开绿灯的批示有点啼笑皆非。但是在这里我得补充说，作为中国计划经济工作的祖师爷，陈云在这事上展现了他思维的广度，他的开放和包容。陈云是唯一一个在深圳最开初就看明白了特区要干什么的人。当大家都在纠结于“姓社姓资”名实概念，只有他敏锐地感觉到市场力量发起的挑战。在他心里有完备的计划经济架构和经历过生死的实践经验，同时他领导过特科，在他的手中有权，从简报开始，所有的步骤，明明暗暗，均已上道。然而，他却是那个心中纵有千般结，权衡再三，依然在华容道上网开一面的人，这了不起。
 　　我父亲当然有他的担当和智慧。在决定办特区的会议上，他就说过，“如果省委同意，我去办。我的意思，杀头就杀我啦。”12这样大无畏的话。但正面叙述，全过程写了下来，却会产生另一个问题。父亲说过，“后辈写前人总有夸大，就算是真实，看的人总是疑心”。因此，思量再三，我还是绕开了这个最容易展开，最容易出彩的角度。在写作取舍过程中，我考虑过许多。平心而论，在共产党内，一个人被修整而不被冤屈是常态吗？所有介入事件的人都坚持实事求是简单吗？一言九鼎的老大运作了将近一年，在最后关口改变初衷容易吗？思考过后，我觉得我其实是应该感恩的。感恩那个时代全国全党改革开放的念想。正是有了这种举国一致的念想，实事求是才有了实在的土壤和依仗。
因此我毋宁这样归纳，以中纪委始，以中纪委终，以反走私始，以反走私终，这段历史的表面形态展现得有如夏日天，孩儿脸。蓝天白云，霎时间电闪雷鸣，昼如黄昏，又过不一会，雨过天青云破处，踏花归去马蹄香，真妙。
从怎样看历史的角度讨论，可以把这事当成案例。研究历史的第一步总是拼图，人们在一堆诉诸文字的历史碎片中耐心地翻检拼凑，就算是一份只看到自己鼻子尖的回忆也不放过。而真实的历史却是四维的，有纹理、侧翼、板块、层次、包裹、递进、色彩、味道、温度和时间。历史人物当年对问题的认识有层次深浅，想事情有或独立或顺从的思维定势。历史人物当年活生生，像河边的芦苇，风儿吹过，枝叶舞出了他们的声音。故事通常有多条线索，天边的亮色总掩盖着土地里的沉重。把二维的碎片组合加上时间拼凑还原，推理功夫犹如解码。猜测一个历史人物怎样想，为什么会有转折？为什么有的事情记载，有的事情又不记载？这像剥笋，一层又一层，盗梦空间实不易也。更难得的是思辨。当年的人都有当年的气息，而当代人还原的历史大都成了当代人的历史。用当代人的思维去诠释一段历史说起来顺理成章，可惜时间过去，再后来的人的眼光总不一样。跳出来，忘我，全方位审视、理解并诠释一个时代，那是更上一层楼的功夫。这种事本来就没有几个人可以达到。尤其当我们描述的年代离我们太近。我想跳出来。但我怎么知道我自己不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能蹦得多高？我能跳得出来吗？善哉，善哉！

*注1：《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广东人民出版社，第28页。有在省委工作过的老同志说这篇文章原为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书中一节，当时以白头文件夹在正式文件里下发。另，1982年3月29日上海文汇报发此文时，作者名为黎选。本文从任仲夷之说。
*注2：《刘田夫回忆录》，刘田夫著，中共党史出版社，第477页。
*注3：《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第32页。
*注4：《经济特区的由来》，广东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人民出版社，第14页。
*注5：《吴南生和他的那个时代》，吴晓南编著，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第241---244页。
*注6：《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第35页。
*注7：《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第25页。
*注8：《经济特区的由来》，第52页。
*注9: 《经济特区的由来》，第54页。
*注10：《吴南生和他的那个时代》，第146页。
*注11：按我所知是许小年教授的名言，但我没能查到出处。
*注12：《经济特区的由来》，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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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　　“二进宫”本是一剧目名，八十年代起成了广东改革开放史上一件事件的代名词。第一次“进宫”的时间是相当明确的。1982年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提出严厉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广东首当其冲。从那时开始，社会上将特区和走私通道联系起来的各种传说，不胫而走。2月11日至13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负责人座谈会。会议由胡耀邦总书记主持。广东省19位党政领导人参加了会议。会上的发的文件除了反走私的资料外，还有一篇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的文章1《旧中国租界的由来》。关于改革开放怎么走，北京明里一团和气，暗里有较劲是大家心里都明白的。文件一发，似乎掰手腕已经分出了高下，会议气氛迅速凝结冰冻，严肃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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