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全球资本化与制度性致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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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马克思说的亚细亚形态是值得我们再认识的。很难说马克思能超越西方的文化氛围。我们花了一百年推行激进主张,各种派别几乎无意识的在崇拜西方制度,虽然并不一无是处,但是值得讨论。


  今天人们为什么对问题认识不清楚?在于意识形态局限。媒体很难超越意识形态。主流的西方理论都有找不到历史起点的悲哀。西方政治经济社会等主流学科构建基本逻辑的历史起点是找不到的。


  苏东战后靠实体经济起步,靠非货币交换的经互会记账流通体系,由于交换不使用货币,因此前苏联的卢布币值高是因为没有推进经济货币化,苏东国家的货币连一般商品等价物的功能都没有实现。在1992年之前,中国也是一样。又因为前苏联作为主导国家在换货贸易中可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不必推动货币化就可以实现苏联产业资本的利润最大化,因此占有这种制度收益的集团就不会推进经济货币化,于是,苏东国家就停留在产业资本阶段。


  同期的西方则大规模推进产业转移,主要靠货币增量和经济资本化维持增长,遂导致到1980年代符合西方需要把GNP改成了GDP,这样西方的非实体化的经济就更合理了。因为,在1970年代没按GDP核算的时候,大家都得承认苏联创造的实物量和工农业产值更高,但是改为GDP核算就使得西方经济增长明显地快于苏联东欧。这样到了八十年代形成了国际主流舆论:苏东落后了。而西方世界被认为是制度先进赢了。其实,停留在产业阶段的苏东国家的产业资本被处于金融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的西方击垮了。苏的国家金融体系坍塌又给了西方直接覆盖苏东推进西方货币化、扩张金融资本的历史机遇--欧元也随之应运而生了。


  不过,这乃是双寡头地缘战略冲突之下不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矛盾的结果,与社会主义无关。因为,前苏东经济体是比较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


  我分析周期性经济危机最早是在1988年经济学周报发表的、被新华文摘转载的《危机论》。1991年在美国写的文章也比较早地开始讨论国家资本主义。1992年改出了中文版的《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但在国内没哪个刊物敢发,到了1993年一个朋友的刊物斗胆刊登之后即被新华文摘转载。此后,到了1997年的十五大我们才公开承认资本这个概念,1997年之前国家级报刊是不讲资本的。


  后来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开展调查研究逐步认识到,即使用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分析,无论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不符合西方理论的内涵。如果上层建筑长期超前于意识形态,后果是什么。我们有很多上层文件不是大家不执行,是他本身超越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各国都有上层建筑成本高的问题。


  西方在转嫁成本,我们也在转嫁,中国是大国,才有足够的危机承载能力。什么大国?农村大国、农民大国。于是,历次城市产业资本出现经济危机都是向农村转嫁的。当代史上,凡属于能向三农转嫁的危机就在城里软着陆,凡是不能转嫁的就硬着陆。城市是资本池,有风险收益,农村是劳动池,土地是零风险资源性资产,而小农是风险厌恶型的,小农村社共同体具有群体理性,能够把外部性内部化处理。可见,为什么乡土社会能够承载城市的资本危机的爆发,就是因为其内部化机制。


  我们对西方个体理性有了认识,对中国的群体理性缺乏认识。因此,这种内部化机制正在被各种维护城市资本利益的激进改革破坏掉。


  当前农村实际上已经大部分是非规范制度的"三宗"治理--宗族、宗派、宗教。很多农民上访的背后也有复杂的三宗背景。如今的农民已经不是当年集体化时期的农民了。现在做点什么事儿都得找三宗这种非规范组织沟通,否则寸步难行。村镇党委和村级支部这些正规组织由于成本过高而没有大用。在长期刻意在农村执行去组织化和去政治化政策的条件下,任何构建现代上层建筑的努力都遭遇制度成本过高而难以实行。


  中国的工业化原始积累充满城乡关系的复杂矛盾。


  城市产业资本要求以乡为单位实行规模经营,便于提取三农剩余。在1953年工业化加速的时候搞了统购统销,几十万个合作社,完成的是从"满头乱发"到"编成辫子"、节约交易费用的制度建设。1957年以后的高度集体化可以形成准军事组织,成规模集中劳动力,以替代稀缺资本。这个替代机制很重要--"L替代K"。因为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遭遇了资本极度稀缺的挑战。中国在1957年几乎是零资本--苏联撤资后,工业化难以为继,于是有了国内力量启动二次工业化,主要是用人力代替资本。1958年中央没钱投资了,随之发动地方搞的工业化就是后人批判的"大跃进"。接着,不仅中央没有钱,地方工业化折腾了两年,两级政府的财政也全面赤字,累积达到1960年当年财政的大约28%,到了下一年,中国变成了几乎是0投资国家。于是,整个1960年代中国都非常贫困。1958年人民公社的重要作用是吸纳城市的工业品以拯救陷入困境的城市经济,公社自己还得搞五小工业,建立拖拉机站。集体还得组织劳动力去国家的工地替代资本。以上是中国进入工业化的方式。后来工业化原始积累完成了,集体化就转轨了,分散了土地和劳动力。


  我们发现的另外一个基本道理是中国政府的公司化和资本化。今天也是这样。地方融资平台负债,越是下级政府负债率越高,最多高达400%,这部分债务最终责任都是中央政府承担。现在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实际负债规模占GDP的50%以上。政府的融资客观上反应了资本内化于政府。于是,在中国,政府就是直接的运动员而不是单纯的裁判。这和我说的最近十年的政府直接投资拉动增长是一致的,虽然也招致了西方和国内民资的批评。


  从1957年的数据看,中国几乎不可能"中央化"。从财税关系这个政府体制中的核心内容来看,早就已经是"地方化"了。现在的重庆经验也是那样,属于"中央缺位下的地方创新"。中国1988-94的大危机,类似1929-33西方大危机。年底我会出一本书,讲中国的八次经济波动。


  1980年危机爆发导致约40%的城市失业率,当时主要靠"单位制"解决--政府要求五个人的工作十个人干,从此出现了单位制的无效率,因为政策要的就是没效率。同期是干部子女在父母所在的政府部门"办三产":官方恩准干部子女办公司倒买倒卖,使得80年代中期物价飞涨,造成市场秩序严重混乱。当时为了缓解通胀做了个全面改革的大计划(类似苏东改革),最后邓小平决策时,挑了"大计划"中的"价格闯关"先试一试。结果还没来得及闯,就出了大抢购和恶性通胀。


  1991苏东解体,苏联人比我们的全面改革计划先走了一步。这样,我们就接受了他们的教训--没有及时推行货币化。于是,中国在1992年进入了货币化--取消一切票证,货币发行量陡增,信贷翻倍。为了吸纳超发货币,又在1992-93年开放了三大高风险市场:股票、期货、房地产。中国从1992年终于有了真正的货币,但那恰恰是在赤字危机条件下政府无力负担票证分配的财政补贴的结果。在1993年3大市场同步放开带动高增长,进一步出现了财政赤字增加,银行资本金为负(银行财政不分家),财政还多吃掉了80多亿存款,以及外汇储备不抵债务偿还需求等,导致"三大赤字"迸发,于是政府转嫁危机,要求"下岗分流减员增效"。


  客观结果却导致内需大幅度下降。随之遭遇东亚金融风暴带来的外需陡然下降,突然降到不足一个百分点。从这时候起,中国遭遇输入性危机为主的阶段--1998年到2008年,我们已经遭遇了两次输入型危机。


  任何一个意识形态条件下的经济体,都有形成自身经验归纳的客观规律的可能。我今天表述的是我们归纳经验之规律,乃是我的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