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全球资本化与制度性致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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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根据2011年10月26日下午温铁军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通识教育大讲堂上课记录整理而成。)

  一、理论创新:成本转嫁论--全球金融化是如何加剧制度性贫困的

  首先,我们提出了不同于主流的问题意识:随着战后西方产业资本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发生的全球化及其派生的制度性贫困问题,已经在世纪之交出现了重要的、但却被学术界视而不见的结构变化。

  一是从政治上看,越是政治现代化国家其制度成本越高,越难以化解债务危机。因为,虽然世界上的国家负债已从发展中国家负债为主转变为发达国家政府负债占比高达70%以上。但是,那些因长期占据发达国家地位而构建了制度权和话语权的"新债务国"们却根本就不会认同他们自己确立的债务国必须接受债权国制度要求的原则。结果是:新债务国显然都趾高气扬地赖账,理直气壮地索要债权国"救助",一度最亮丽的世界主流秩序势必被其构建者"始乱终弃"......

  二是从经济上看,越是结构高度化的超现代经济体,基尼系数越高。其中,最发达的现代化美国GDP的85%以上来源于金融为主的服务业,其贫富差别超过0.5,大约1/5的人口不得温饱,属于高度现代化条件下拉大贫富差别的典型。在中国最现代化的香港特区GDP的80%以上来源于金融为主的服务业,并且也是基尼系数高于大陆大部分省市的地区。在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占比最高的是印度,其贫困率也高达1/3以上(民间组织认为1/2),属于贫富差别拉大、贫困问题严重到难以缓解的典型国家。同理,如果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或现代化大城市愿意把外来打工者纳入本地贫富差别统计,也会出现基尼系数显著提高的现象。

  归纳已发生的经验过程可知,体现"西方特色"的政治和经济越是高度现代化,反而产生的贫富差距越大。高度现代化与贫富差别拉大这二者之间,客观上存在因果关系,只不过构成这种因果逻辑的变量及其结构尚待验证。

  其次,自从华盛顿共识问世,人们就自觉不自觉的接受其规定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内涵:世界只有20%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口(白人及其后裔为主),已经进入现代化,另80%的人口(有色人种为主),很难再进入现代化。另外的派生内涵是,因为20%的人口享受现代化就已经造成了环境的不可持续,再让另80%的人进入现代化,地球环境就无法承载了。基于这种占据主流地位的共识,无论中国怎么说和平发展,人们都不信。因为如果占世界人口20%的中国人进入现代化,就改变了华盛顿共识,世界就不再是二八开这个被称为自然界"黄金分割定律"在人类社会的约束就会被中国人突破,变成了四六开。由此可见,无论中国人是"乖"还是"张",西方主流的制度文化都会自发抗拒中国进入现代化。

  再次,当人们讨论全球化的时候,需知占据主流地位的是全球金融化。全球金融化进程中,人们只看到资本化一个方面,但资本化的前提是货币化,没有强势的政府依托政治强权超量增发货币,金融资产总量就不会如此短期里大规模提升。

  因此,人们需要分析,当代全球化的实质内容不是教科书上讨论的商品生产和自由贸易。今天占据主流的西方世界更主要依靠的是两个增长:政治强权的增强及其派生的货币化增长,和货币大规模增发派生的作为资本化主力的衍生品交易量的增长。

  而制度性贫困,与这种全球化伴生的成本转嫁是与生俱来的。

  总结我在最近十几年开展国际比较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只有五个字:成本转嫁论。亦即,制度性贫困是承载了全球化的代价的客观结果。

  这是个以政治经济学为框架、以制度经济学为方法的理论创新。从这个客观研究反过去找理论资料的时候,就找到了美国学者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论",这属于一个讨论资本主义体系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他提出了"核心--半核心--边缘"的世界体系,这个基本框架可以做我们分析全球化的一个理论工具。此外,则也承袭了萨米尔·阿明的第三世界"依附理论"。与相对于西方经济学而言已经属于最具革命性的新制度经济学相比,这些理论更具革命性和现实性。

  制度经济学之所以具有革命性的原因,是将微观分析为主的西方经济学过去不纳入的制度甚至文化等基础性因素吸收到经济学框架中了,虽然其目的是据以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轨,但毕竟有从"经济脱嵌于社会"内生的幼稚向"经济回嵌社会"的成熟有所回归。

  制度经济学研究中,比较具有积极意义的、并且易于被新古典理论体系接受的,是认为制度变迁产生增量收益。在中国较早用制度学派理论研究改革、并为西方人提出"北京共识"奠定理论基础的,是林毅夫教授。1980年代林毅夫从海外归来与国内学者合作主持研究项目,证明了因农村制度变迁创造的农业增产占的比重约为46%,此后,这种"制度收益论"成为中国政治家及经济家都乐于接受的主流观点。但是,虽然"有多少收益就必有相对应的成本"只是个基本常识,却很少有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愿意讨论制度成本。

  由于我的实证研究起步于1980-1990年代的农村试验区;按照试验法的原则只能"不断证伪才能接近客观真理",在这种不断证伪的试验过程最初我只归纳为"制度成本论"。后来更多做国际比较研究时才进一步意识到,制度成本并不是我的理论创新,而发现占有制度变迁收益的利益群体把制度成本不断对下一级做层级转嫁,才是我的理论创新。因此我修改为"成本转嫁论"。

  理论家大都认同贫困是有制度性原因的,这个所谓制度性贫困,其实就是强势群体不断向弱势群体转嫁代价造成的--任何制度变迁都是原有框架内占有收益的利益集团进一步获取增量收益并向弱势群体层级转嫁制度成本的过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在资源环境破坏愈演愈烈。那是因为:弱势群体至少还可以发声,但是环境却不能发声,当弱势群体无法承受累加的制度成本的时候,于是就转嫁给环境。

  当我们把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创新引用到分析发展中国家制度变迁的时候,就有了个有意思的说法,我强调指出:制度本身是派生的--这和很多学者的"制度决定论"有差别。他们说到各种不良现象的时候,似乎愿意说"都是制度惹的祸"。当然,这使得面对各种劣迹的理论家很容易给社会大众找出解释。但如果愿意深入想,就应该会问:制度是从哪来的?特别是那些所谓现代制度是怎么产生的?中国是向西方现代化努力学习的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制度从何而来,很大程度上也是历史哲学问题。

  我们认为,自从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文明这个相对于人类5000年文明史而言虽然很短、却破坏很大的历史阶段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了三次矛盾转移和发展中国家的"接轨"。

  第一次始于资本主义早期欧洲工业化导致的殖民地扩张--发达国家对资源和市场的占有以及贫困人口的移出,占领了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南北美洲、非洲和澳洲,及其引发的17-19世纪的大量战争,最终导致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同期,发展中国家纳入资本主义体系,被拖入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争夺的殖民化地缘战略。

  第二次始于资本主义中期产业资本的扩张--基于1950年代战后的二次工业化兴起的一般制造业转移,避免了发达国家的全面产能过剩,消解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压力。发达国家内部在二战之后的工人运动促使社会福利、劳动力成本以及环境保护压力的上升,同期老殖民主义时代形成的世界秩序解体,全球反殖民化运动中形成大批新兴民族国家,成为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载体。

  第三次始于资本主义晚期的金融资本扩张--1990年代至今正在演进的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竞争。全球货币化和资本化进程加快,导致后殖民化时期地缘战略:美元集团与欧元集团对抗性冲突。

  可见,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是问题,但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制度问题。

  而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的所谓现代制度,主要源于国家进入工业化初期的原始积累,我们只不过强调了任何现代制度的派生特性。因为,世界100多个国家都是战后形成的发展中国家。正是由于在二战后才成之为了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就因为战争的教训,大都在追求国家富强。然而,他们的榜样是前宗主国,于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制度就不可避免有宗主国痕迹,体现在议会、法院、军队、警察制度等等之上。

  然而,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在早期工业化发展的时候遭遇的第一件事,就是"资本极度短缺"。因为工业化本身就是个内生性的不断追加资本的过程,亦即:资本增密是工业化的内在机制。于是,凡是想加快工业化的国家就都会构建追求资本的制度,政府也势所必然地都有"亲资本"的政策倾向。对此我们一再指出:在一般发展中国家,只要追求工业化就势必面临资本极度稀缺的实质性挑战。于是,不论声称何种主义、何种体制,内涵使然地都具有亲资本的派生制度特性。

  并不是意识形态不重要,我们只不过是重申了意识形态不得不受制于经济基础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据此可以归纳出的经验教训:如果追求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的上层建筑及其制度体系过于超前,就会不利于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就会因这种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而跌入发展陷阱,并且很难爬出来。

  由此可知,政府内在地亲资本,乃是二战之后发展中国家因资本短缺又要工业化势必采取的政策倾向。然而,二战过去很久了,能靠着照搬西方制度及其文化体系来完成本国工业化的发展中大国少之又少。

  西方人于是提出"金砖四国",但是这个说法似是而非。

  因为,其中的俄国本是参加一战这个典型的帝国主义战争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本来不应该列入二战之后的新兴国家。何况,若以是否完成工业化为标准,那在亚洲只有中国,在拉美只有原住民占人口比例不足3%的巴西。

  更值得中国人做比较研究的,是世界第二大的原住民国家印度。其工业产值只占GDP的30%左右,和城市人口占比差不多,即使已经进入新世纪,还不能算完成了工业化。很多中国学者都说印度的信息服务业占比很高,提前实现了经济结构高度化。确实,印度三产比重高于50%,因此有人就说印度比中国先进。但是,很少有人研究印度的三产是什么--服务海外为主。这与其历史高度相关--英国为了减少对华贸易逆差,于1840年发动鸦片战争,以国家犯罪手段强迫中国开放毒品自由贸易,随之就追求"规模效益"而需要大量开辟鸦片种植园。于是,1852年英国进一步扩大国家犯罪占有毒品收益--派出皇家军队在南亚次大陆东征西讨、配合其"国企"东印度公司统一了印度。在鸦片战争之前的印度,还是个次大陆地理概念--500多个小邦国、几千种语言,被迫统一之后只能全国推行英文。


  印度70%以上的人口在乡下的传统村社,其中超过1/3人口是无地农民,还有大量流入城市的穷人生存在大型贫民窟,这种城乡贫困使得民间认可的贫困率占比高达50%以上。印度自称"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却同时也是最大贫困国家,其一国的贫困人口超过了非洲和拉美的贫困人口总和。这也导致印度知识分子无法为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无地农民和贫民窟人群提供服务,贫民窟的灰色经济也不产生可分配收益和工业化必须的原始积累。如果第二产业不发达,就更用不了这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技术人员。如果愿意这样客观地看,印度产业结构高度化内生的问题就解释了。

  当代印度国情是:由于国内产业不发达,受了英语为载体的高等教育、符合西方人力资本要求的印度人可以低偿地为西方提供软件、电脑维修、信息咨询等IT业服务,以及医疗、金融投资等方面的服务。当然,这些服务大都难以对内。

  诚然,印度这个通过"外向型服务业"形成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的事实,对于比较发展研究非常重要--发展中国家当代的高等教育大都参照结构高度化的西方教育体制来搞,也就大都会内在地具有迫使知识分子服务于西方、倾向于西方的特点。

  二、经验分析:中国在世纪之交的战略调整

  那么,什么时候政府能够改出亲资本的模式呢?如果按照以上分析给出的逻辑,只有当资本过剩的时候。我们中国是在什么时候调整了亲资本的政策体系呢?1999年。原因是"生产过剩"。

  同样在1999年,中国的执政党有了重要的新提法--以人为本。

  早在1998年东亚金融风暴造成中国出口下降的时候,中国老一辈的经济学家马洪发现我们已经进入了产业过剩的历史阶段。1999年中年经济学家林毅夫也指出我们面临的其实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劳动力过剩与生产过剩,二者互为因果、高度相关,劳动力过剩价格下跌,就会内需不足,恶化产业过剩。这种双重过剩,恶性循环,本是引入市场机制造成的市场失灵,靠市场自身没有好的化解方法。那一年他就提出政府应该启动国债投入新农村建设,内需不足和生产过剩恶性循环才能解决。

  大家不要为社会上的各种说法左右,要看到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质性的变化:周期性的生产过剩是一般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当西方体系遭遇这个矛盾的时候,发生的是世界大战--用战争来摧毁过剩的生产能力。为什么说资本主义有寄生性、腐朽性?因为其无法解决这种矛盾。其实,中国人遭遇到这些矛盾的时候,试图寻找西方哪个解决了的案例,其中,北大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当时针对过剩研究了罗斯福新政的实际作用,当时他们就指出,罗斯福新政并没有跟本上缓解危机,最后还是欧洲爆发了二战创造的战争需求化解了美国的危机。

  1999年中国的生产过剩怎么化解?客观地看,作为一个超大国家,过剩的规模和性质,绝不亚于30年代发生在欧美的生产过剩。认真看数据会发现,90时代后期,中国制造业产量已经达到全球第一,过剩是显然的,我们的大宗商品都是过剩的。那么,中国使用了西方化解矛盾的办法了吗?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当时的政策部门,并不受制于海外政客和媒体们高度关注的意识形态。去意识形态化的政策结果是:1999年以来的10年间,中央政府用超过10万亿的国债投资带动就业,基本上化解了双重过剩危机。当然,也派生了很多问题:

  其一,1999年启动西部大开发,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高速公路三纵两横,这些总计2万多亿国债,五年投下去,带动基础建设投资3万亿,使得中国政府换届时,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大国。不过,西部开发虽然有效,但这个过程难免产生大量坏账。

  其二,2001年提出振兴东北工业基地,国债投资1万多亿,缓解了东北的资源枯竭城市和设备换代城市的转型困境。国务院成立了东北办,与西部办作为设立在发改委的两个副部级单位直接操作大规模国债投资,在1998年之后的这一任政府领导下,投了3-4万亿基本建设。

  其三,2003年,温家宝政府上任伊始,算是"朱规温随",实际上干的是中部崛起增加两万亿国债。

  其四,2005年提出的新农村建设,5年来投入了约3万亿。

  其五,2008大地震灾后重建投入了约两万亿。

  这样,温总理第一个任期国债投入共约7万亿,几乎两倍于上一任。如果把2009年提出4万亿救市再加上,总共有10万多亿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

  诚然,这种短期的大规模国债投资,也势必派生很多问题。

  一是,导致中国出现了特别值得圈点的长期的"投资拉动"增长:从1998年一直到现在,带动的增长至少占GDP的3个点,某些年份会高于3个点。一般人都知道应该是"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为什么我们总说不平衡?因为,驾辕的本来应该是内需,但内需是长期上不去,驾辕的只能算是瘦驴。可是,拉套的却是骏马。诚然,这只是一个方面,任何一项经济政策解决问题的时候会创造新的问题,经济不平衡是肯定的。

  二是,国债投资是未来的税收被当期的政府预支了,性质上应该主要是公共投资。那么,就应该是公共部门操作,不可以交给私人部门。于是,代表私有经济的批评就多起来了:为什么公共部门得到加强,为什么大型国企、垄断部门占比上升?私有部门及其掌控媒体的意见很大,同期出现了中产阶级知本家精英群体代言这种不满,社会上批铁路、电力等垄断部门,一浪高过一浪。

  民营经济相对于国家资本有所弱化,这是客观结果,既然这十几年用十几万亿元的国债拉动增长,那就要问,这种主要投资于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的投资结构能不能改?能不能说从1998年增发国债就搞错了(2008年奥巴马也靠增发国债缓解美国危机)。今天欧洲债务危机为什么这么jiong,因为欧盟不能发行欧洲债:各国加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实现统一货币,但是却不可能统一控制各国政府发出的国债,于是债务危机蔓延,欧元区政府债务普遍超过占GDP的60%以下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变成了垃圾债,只能求助于欧洲央行和IMF,而此前IMF资金的70%已经都投到欧盟国家了。

  美国人是国债和货币两手增发,使用增发的货币购买增发的国债,客观上构成了向全球转嫁通胀的特殊政治优势。而欧盟做不到,因为欧洲央行只能增发欧元货币而不能发欧盟的统一国债,对外转嫁债务危机制造通胀的能力就差很多。

  中国和西方比较,2009年全球危机是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性考验--只有中国经济下滑了仅一季度,第二季度就开始反弹,因此现在很难做是非对错的价值判断。各位不要用一般的西方价值判断看全球形势,应该把思路打开,把价值观先放一放。我在很多国际场合演讲都强调这一点,要站得比意识形态更高,超越价值观,这才有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条件。

  三、历史经验:西方不同于中国的历史演进轨迹

  对于发展理论,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比如,我曾经在联合国与杰弗里萨克斯和斯蒂格利茨同台介绍中国经验,他们对中国的分析虽然粗糙,但其中有的观点让我很吃惊。众所周知,萨克斯是以在前苏联推广私有化改制著称的。但萨克斯在解释中国经验的时候,认为人们应该从集体化时期的经验入手。而斯蒂格利茨就更有意思了,他认为"恐怕得从中国土改说起"。假如说,斯蒂格利茨的说法还可以理解,因为他上街公开支持群众占领华尔街运动,算是左翼学者。可萨克斯为什么也说得从集体化时期入手才能理解中国经验?我问他,你的观点似乎与过去有不同,他回答说:作为学者首先不是强调自己观点正确,而是对客观现实是否尊重。希望各位多少借鉴一点萨克斯的自我反思精神。

  当讨论全球资本化与制度性致贫的时候,有些属于对历史经验的不同归纳。

  我们都知道,在西方资本主义崛起时,起到构建制度文化基础作用的文艺复兴功不可没,可有谁想过"文艺复兴"复兴的是什么?

  早年我也是个文学青年,看了大量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人大复校以后我们读书的时候,也有老师介绍了大批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以至于后来我成了个博物馆迷,非常推崇那些伟大的艺术作品。但当我开始做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的时候,越多接触原住民文化,就越有了另外的批判性认识,在此提出来和大家共享--其实与文艺复兴同步的是殖民主义,文艺复兴中的很多艺术、文学或隐或现的包含着对西方几千年奴隶制的复兴......

  众所周知,古希腊的城邦制度和古罗马的市民的民主制度的基础,都是奴隶制,享受着民主的市民,只占总人口的不足10%,与现在的黄金分割二八开相比都差远了,而那超过90%以上的人口是奴隶。

  古希腊奴隶劳动创造的文明很伟大,但在那些巨石雕塑前被震撼的时候,应该看到其中几乎没有大量投入的劳动者--奴隶们的身影,应该想到这是古代希腊人在上攻到波罗的海一带使其奴隶贸易扩大了十几倍之后才有的奴隶劳动成果。对有口皆碑的古希腊历史来说,最大的伟绩是马其顿城邦首领亚历山大的伟大东征,在于他打败波斯之后把边界向东扩张到印度边沿,由此成为跨欧亚非三个洲的大国,这也进一步扩展了古代希腊奴隶制,于是有了辉煌的文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