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红卫兵的诞生（下）
作者：叶曙明
8月31日，发生了一件令省委十分担忧的事情。北京清华大学南下学生给广东省委贴了一张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内容大致称：
广东省的司令部——省委大有问题，要炮打司令部。
一、广州的文化革命冷冷清清，很多单位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
二、赵子扬说，广东省派出的工作队虽有问题，但没有北京那么严重，没有挑起群众斗群众的现象，那么华南工学院出现群众对抗现象，责任由谁负？
三、拍照斗争牛鬼蛇神的场面，使他们颜面扫地，遗臭万年，这本是一种革命行动，但在这里却遭到意外的攻击。
四、……（大字报已丢失）
五、最近赵子扬提出，选举筹委由各派代表组成。但筹委一定要由坚定的革命左派组成，决不能搞议会制。这样做，实际上就是要把保皇派、守旧派保留在筹委内阻碍运动。[1]
北京学生是最令省委头痛的一群人，他们千方百计把火引向省市委，如果让他们操纵了广州的运动，局面一定会更加混乱，更难以收拾。省委一直考虑怎么对付这群北京学生。早在8月下旬，开过多次会议研究应付办法，最后决定尽快建立全市性的红卫兵统一指挥机构，名义上是为了解决红卫兵组织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省市委为了掌控广州红卫兵，想利用广州红卫兵对抗北方红卫兵。
因此，当八一中学提出组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广州临时总部后，官方是积极支持的。李尔重从中南局带来了王任重的指示，把红卫兵定位为“阶级队伍，民兵组织”，明确红卫兵的任务是：维持社会秩序；做好保卫工作；调解纠纷；宣传党的政策。
红卫兵要在中山纪念堂开成立大会，市委二话不说，立即答应；红卫兵要求印制袖章、印宣言，市委统统予以解决；红卫兵希望有党政军领导参加大会，市委承诺陈郁、赵子扬、吴芝圃、郭成柱、焦林义、李尔重等领导会出席；红卫兵提出不能让区梦觉、王阑西来，这两人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市委马上同意不请这两个人。
其实，党政领导们都乐见总部的成立，中南局、省市委的有关人员还亲自在中南局礼堂和主义兵开过筹备会议。大会前一天，省委文化革命办公室还专门打电话给市委，催问请帖发到省委去没有，很担心红卫兵不请他们。
9月3日上午9时许，广州地区四千多名红卫兵代表，在中山纪念堂召开第一次大会，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广州临时总部。中南局、中共广东省委、广州市委、广州部队和省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陈郁、赵子扬、郭成柱、焦林义等到场，并发表讲话，赞扬和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
陈郁说：“我们一定要认真地、全面地、彻底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十六条。我们一定要分清敌友，注意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斗争中，要坚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其灵魂，只有文斗，才能教育群众，才能最有效地把敌人斗臭、斗垮、斗倒。”
陈郁又说：“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你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于革命、敢于造反。你们敢于向一切牛鬼蛇神猛烈开火，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宣战。你们红卫兵的组织诞生不久，就显示了极大的威力，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整个旧世界。”
赵子扬穿了一身军装出席大会。他说：“我们要坚决听毛主席的话，要注意斗争方式，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我们要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向解放军学习，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人民利益，保卫国家财产。把红卫兵建设成一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高度组织纪律性战斗队伍，成为人民解放军可靠的强大后备军，永远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
红卫兵为他们戴上了红袖章。大会通过了广州红卫兵宣言：“谁敢反对毛主席，谁敢反对毛泽东思想，谁敢反对党中央，谁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要革他的命，专他的政，夺他的权，造他的反，就要和他刺刀见红。”这个宣言是八一中学的人起草的，事先给过中南局农委主任李尔重（在广州市委担任顾问）看，李尔重建议删去宣言中“狗崽子”一类字眼，但后来宣言中，只把“狗”字删了，仍称“崽子”。
不过，大会还在进行中，会场内外的本地红卫兵与外地红卫兵，已发生争执。广雅中学的思想兵100多人从外面冲击会场；北京一○一中学八人，串联广州市二十一中部分红卫兵20多人，不听劝阻，直闯上讲台，声称“我们要造大会的反”。李尔重劝他们到后台商量，他们说：“你不了解情况，没有发言权。”硬冲上台，秩序大乱。这些人抢过扩音器，迫令大会主持人请参加大会的中南局、省委、市委负责人先退场，红卫兵留下来和他们辩论，称“大会是失败的”，“是一次修正主义的大会”。[2]
主义兵成立时，家庭出身好坏，成为能否参加这个组织的重要条件。主义兵总指挥是华附的蔡晓彦，副总指挥杨秋元、王长林、詹和平。但后来因为蔡晓彦一直不到总部视事，实际由杨秋元主事。陶瑞、黄春阳、黄春义负责纠察队，曾克南负责政治宣传部。在总部工作的还有华附的陈立波、陈立泽，王继鸥、白少华等。总部最初设在八一中学，很快就迁到中山二路东较场旁边。
当时在市委与主义兵之间担任联络员的市委干部，后来写了一份材料，详细介绍了市委对主义兵是如何重视的：
临时总部筹建期间，本来只有一个干部负责做联络工作，临时总部一成立，（市委）书记处就决定成立红卫兵联络组，调来一名局级干部以文化革命办公室副主任身份兼联络组组长，还配备两名处级干部任副组长。这个组直属专管财贸战线的书记杜祯祥亲自领导，要钱要物，只要他大笔一挥就马上办到。
9月中旬，总部在东、南、西、北片成立分部或指挥部，为了对口控制，杜祯祥指定各片接待站（由原分团改头换面而成）也相应设立红卫兵联络组，并由原来的分团长任组长。
为了取得控制红卫兵的经验，9月底还专派一名干部陪同总部组成的北上参观学习团到雍文涛那里取经。10月初取经的干部回来，书记老爷仿效北京的“经验”，把各片的接待站改为红卫兵联络站，并拨给一批物资和现款，以便“接待”红卫兵。[3]
北京的红卫兵有着一种本能的政治敏感，马上嗅出主义兵有“御用工具”的味道。9月4日，首都东方红大学（原科技大学）“南下革命造反队”，散发了一份题为《揭穿一个大骗局》的油印材料，指广东省委利用红卫兵大会，“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想利用毛主席的莫大威望，利用红卫兵在这场文化革命中建立的伟大功勋，施放烟幕，迷惑群众，转移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掩护省委过关”。
他们质问，为什么中南局、广东省委、广州市委、广州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大会，且接受红卫兵的袖章呢？“广东省委想把自己与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相提并论，以此说明自己是代表党中央，代表党的领导”。他们发出震撼人心的号召：“广州的红卫兵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应该走出学校的大门、机关的大门，炮轰司令部，火烧广东省委，火烧广州市委，这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4]
他们说的也不完全是捏造。主义兵临时总部确实从省市委得到许多支持，包括金钱与物资的支持。主义兵前期的整个活动费用，包括租金、活动经费以及汽车、摩托车、单车等（据称有近二十辆单车，十几辆摩托车和几辆汽车），全部都由市委拨的。甚至有些军衣，都是他们从军队里拿来给他们的。他们的所有开支费用，全部找市委定时报账。临时总部成立后，市委专门成立一个红卫兵联络组，负责协调与红卫兵的关系，协助解决红卫兵的问题。在市委干部的材料中记载：
红卫兵联络组成立以后，并没有按照总理提出的三项任务办事，即支持帮助、爱护保护、宣传解释政策，而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物质供应站。杜祯祥先后拨给红卫兵联络组三万元，都花完了，其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临时总部和各分部共花了四千三百九十元（包括印刷袖章、房租、水电、办报纸、办公费用等等，他们自己从破四旧仓库借用的物资未计在内）。当时为了讨好总部，凡提出的要求都予以满足，在国庆节期间，还前后借给摩托车十五部（有六部因无灯退回原单位）。这个问题引起了社会议论，杜祯祥不引为教训，不顾干部反对，在去年（1966年）秋季交易会时，又借给摩托车及电动单车各一辆。为了给总部找办公用房，书记们还专门研究，由联络组组长四出奔忙了三天。[5]
这份由联络员写的材料还说，市委并不是对主义兵才如此慷慨，对其他群众组织亦复如此。11月份以前成立的中学生全市性组织，一般的都给解决房子、自行车、电话、办公用具和现款。11月份以后，由于有干部反对，才只解决袖章、印章、宣传用品了。
但如果市委希望通过建立全市性组织，对中学的红卫兵运动予以控制，那么，很快就会发现此路不通了。因为事实上，临时总部控制不了各个中学的红卫兵，它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总部，召集各校主义兵开个大会，组织个游行示威什么的，还是可以的，但各个学校、各个小组织的行动，它就鞭长莫及了。
省委在中学成立主义兵临时总部后，希望把这个方法推广到大专院校。9月14日，赵子扬把高等院校的一些红卫兵负责人召集到省委开会，商谈成立红卫兵联络总部的事情。赵子扬在大学生中，看中了两个人，一个是华工的高翔，一个是广工的易作才，觉得这两个人有号召力，有组织力，是把高校红卫兵统一起来的理想人选。
高翔的态度是摇摆不定，他由于经历过《北京来信》事件，对省委有一些看法，至今还没完全从事件的阴影中走出来。易作才没有经过高翔那种风波，他是一位学生党员，思想十分正统，对上级、对组织毫不怀疑的人。当初他在广工造党委书记兼副院长郭大同的反，也是听从工作队的安排，属于典型的“奉命造反”。他的老朋友王树群评论他：“易作才这个人是比较守规矩的，赵子扬不倒，他就相信省委；省委不行了，他相信军区。他心目中总是要有一个领导。”[6]因此，他把赵子扬的要求视为“党的需要”，马上答应。
两人的性格、经历与思想如此不同，合作筹建联络总部，肯定话不投机。高翔的态度若即若离，没有实际参与，易作才独力把它勉强建起来了，9月13日，广州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联络总部成立，设在泰康路一幢旧楼里，但基本上空置的，平时没有人上班，也没人当它存在。不过，经过筹建联络总部，易作才与其他院校的红卫兵有了更广泛的接触，产生了建立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的想法。
在中医学院事件中，广工与广医、中医学院本来就有一段“战斗情谊”，大家一商量，都觉得这事意义重大，表示愿意共同进退。于是，由易作才联合了广州医学院、广州中医学院、中南林学院、中山医学院等高校，在联络总部的基础上，筹备成立“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
10月28日，以广东工学院红卫兵为首，联合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中南林学院总部、中医学院三○一总部、广州人民教育学院红卫兵、中山医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大队、广州医学院红旗大队、广东艺专东方红等10个组织，联合成立广州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一司”），人数约1.5万。以广东工学院学生易作才、中南林学院黄朗秋、中山医学院学生洪祥发等七人为常委。总司令下设宣传部、组织部、指挥部、联络部、中学部和办公室。刚成立时在泰康路原红卫兵联络总部的地方办公，后搬到广东工学院内。
“当时，”身为一司常委的王树群说，“成立的宗旨就是，第一批判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再就是揭开广东两条路线斗争的这个盖子，是不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省委可不可靠，要经过大揭发，大批判，找出答案。”[7]当时盛传一司开始筹建时，高翔的华工红旗是有参与的，但省委觉得高翔没那么听话，暗中叫易作才把高翔排斥出去。于是，易作才“借着广工当时在社会上的地位，暗中拉了一批人，操纵会场，竟用突然袭击的方法把华工红旗驱逐（出）一司”。[8]
王树群在后来的回忆中，否定了这种说法，他说不是踢了高翔出局，而是华工想自立门户。当时《北京来信》不仅仅在华工引起很大的反响，而且整个广州的大专院校都受到影响，人们对高翔还是很敬佩的，不可能主动把他踢出去。
11月4日，一司在东较场首次召开揭发批判赵子扬大会。据一司自称：“11月4日下午，赵子扬‘主动要求检查’，在会上我们发现赵子扬是在假检查，故我们上台造其反，不让他再‘检查’下去了，把这个会变成揭发、批判赵子扬罪行大会。”[9]
一个星期后，11月12日，一司又串连广州三司、首都三司，在东较场召开有四万人参加的“广州地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揭发批判广东省委。11月25日，在自办的小报《广州红卫兵》上，发出了“炮打广东省委，火烧赵子扬”的动员令。一司自称，“这是广东省最早向赵子扬开火的。”
广州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二司令部（简称“二司”）比一司晚了两天成立。二司是以中山大学红卫兵兵团、华工红卫兵心向党大队等组织为核心，负责人是原广东学联主席、中大学生会主席卓凤仪。其观点是保省委、保赵子扬的，认为对工作队不能完全否定。总部设在六榕路。由于原学联成员分布很广，二司一度号称是广州最大的红卫兵总部。
卓凤仪的个人经历是一出悲剧。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卓凤仪作为广州代表上天安门，陶铸与他相识，安排卓凤仪把红卫兵袖章献给刘少奇。他没有宋彬彬幸运，献袖章之余，还被领袖赐名“要武”，刘少奇被打倒后，卓凤仪莫名其妙成了“刘少奇的马前卒”、“保皇派”，受到各种攻讦，一直郁郁不得志。二司保省委立场过于鲜明，当省委被夺权后，二司便陷于被动，不得不宣布解散了。
11月1日，广州大专院校红卫兵誓死保卫毛主席总司令部（简称“三司”）由华工红旗牵头组织成立。人数近两万，本部下设10个部：政治部、组织部、宣传部、后勤部、联络部、接待部、工人部、农民部、中专部、中学部。属下兵团、战斗队等组织50多个，14个大专院校学生组织，8个工人组织，1个农民组织，26个中专学生组织，10个中学生组织。主要负责人是华南工学院学生高翔，曾在总部主持日常工作的还有广东工学院学生曾涛、华南工学院学生陈新伟、吴开东、华南农学院学生李东、暨南大学廖才泉等人。
至此，广州红卫兵的各大总部，都相继成立了。这个夏季似乎格外漫长，虽然立秋已过，但气温仍如燃烧般火热。舞台已经搭好，灯光已经亮起，红卫兵，以他们独创的时代形象——身穿绿军装，腰扎武装带，臂带红袖章，挟着风雨雷电，挟着青春烈火，正式登上舞台，开始谱写它的历史了。
[1]中共广东省委文革小组办公室接待组《群众来访来信情况反映》第14期，1966年9月6日。
[2]中共广东省委文革办公室《关于北京一○一中学南下部分同学活动情况的汇报》。
[3]广州市委机关遵义公社《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成立经过以及黑市委企图控制他们的事实真相》。1967年6月26日。
[4]广东省委文革小组办公室接待组编《群众来访来信情况反映》，第14期。1966年9月6日。
[5]广州市委机关遵义公社《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成立经过以及黑市委企图控制他们的事实真相》。1967年6月26日。
[6]叶曙明访问王树群谈话记录。2015年7月24日。
[7]叶曙明访问王树群谈话记录。2015年7月24日。
[8]《易作才是怎样上台的》。载《新广工》第2期，1967年9月20日。
[9]《广州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红一司）革命造反简史》（1966年10月－1967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