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约智库 - 用户贡献 [zh-cn]

用户:钟小洛

2023-01-30T11:09:25Z

钟点工：修改

{{4}}
*父亲[[钟紫]]文章：
*[[回忆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两个训练班]]

**[[文件：战斗在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内的中共地下党组织.docx]]
**[[文件：广东抗战史上重要篇章曾庆榴.docx]]
*[[钟小洛在北撤公园的照片]]
*[[华附老三届同学的聚会（1）]]
*[[文件:寻找坪石中大学子赴东纵的足迹.pdf]]
*[[ 奔赴敌后前线 ]]
*[[ 粤北沦陷前后 ]]
*[[ 妈妈在十二集团军 ]]

用户:钟小洛

2023-01-30T11:08:13Z

钟点工：修改

余汝信关于林表5.18的讲话

2023-01-30T10:47:36Z

钟点工：修改

余汝信:1969:对苏战备中的军委办事组、林彪与毛泽东（1）

2023-01-30T10:46:06Z

钟点工：清空页面

余汝信：为丁盛辩

2023-01-30T10:42:34Z

钟点工：修改

文件:-- 潘国璠与吴新潮，黄春光，邱路光，李天冰.jpeg

2023-01-30T09:40:28Z

钟点工：修改

用户:钟点工

2023-01-30T09:38:37Z

钟点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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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的格式：<nowiki>[[条目的名称在这里，两边加上双括号]]</nowiki>，如下面的条目（在编辑状态就可以看得清楚）
*[[回忆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两个训练班]]
*[[战斗在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内的中共地下党组织 ]]
*[[ 粤北沦陷前后 ]]
*[[ ]]
*[[ ]]

用户:钟点工

2023-01-30T09:15:25Z

钟点工：修改

潘国璠

2023-01-30T09:13:46Z

钟点工：修复

余汝信

2023-01-30T05:28:33Z

钟点工：修改

余汝信

2023-01-30T05:28:18Z

钟点工：修改

*[https

余汝信

2023-01-30T05:24:24Z

钟点工：修复

用户:叶星华

2022-01-11T09:02:22Z

钟点工：创建页面，内容为“ == 回想偷渡沙田友 == 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的问题最大! 这个沉甸甸地压在中华民族头上几千年的最大问题，有机地...”

== 回想偷渡沙田友 ==

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的问题最大!
这个沉甸甸地压在中华民族头上几千年的最大问题，有机地结合了错误路线的连番倒行逆施，很快便将众多的红卫兵、革命小将，知识青年驱赶到求工作，求前途的洪流中去继续革命。
可幸广东人得天独厚,偷渡等同非法探亲，偷渡潮竟热烘烘地闹足了整个七十年代。

锻炼身体，游出祖国!

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到香港晒太阳!
偷渡，是生命与危險的搏斗，赢了，就有新机会。只要踏出第一步，政治生命就是终结。摔死、溺死、枪击、狼狗咬，…凶吉自理，全看阁下造化。
我下乡的地方是东莞县沙田公社。步行个把小时就到虎门太平镇，再沿公路过多几公里,就进入与宝安县-河之隔的长安公社。那时当地的知青,可从容地踩单车在渡口过东宝河，沿公路南下，当晚就可在蛇口渡海。或就地步行向东南方冲刺穿过沙井、松岗地区，上凤凰山，再经乌石岩、阳台山、塘朗山，跨越国防公路下水，五天左右定输赢。因渡海地段多在深圳西的后海深湾，所以俗称西线。”走“西线“最危險的一段是国防公路到海边那片开润地，几百米至两三公里不等，这是有可能遭遇槍击狼狗咬的地方，偷渡者的畏途鬼域。其次就是宝安县的公明公社、沙井公社一带人称“公明平原”的平川地。这二十公里左右的路段，佈滿村庄、河涌、哨站。偷渡者不能大摇大摆走公路，定要趁黑夜奔过，上山匿藏。否则白天被擒几成定局。要説偷渡起錨，我下乡的地段不及长安公社方便。但比之其他地方,确是大大的好。太平镇是我们随时可到的地方，从此地向东走一晚到莲花山，第=晚东行三公里到马鞍山,第三晚就可穿越“公明平原”。路线只比从长安公社生发多花两晚。
沿途要经过的几座山，都有明显的识别特征，不会搞错。
莲花山，像朵绽放的莲花，层々迭々,树木丰威。可从山的东南方边皮擦过，切不可从中跨越。曾有同生产队的太平知青，进入莲花山，一个星期走不生来。马鞍山，两头高中间低，山如其名，像大马鞍。
乌石岩，颜色像撞瘀了的皮肤，与别的山体特别不同。
阳台山，西线“最高“的山，海拔超过600米。远望一条约20°的斜线由左向右而上，顶端再向右有一条长度约是斜线言的平线，“阳台”之名可能由此段平线得来。塘朗山-阳台山向东南唯一的大山。与莲花山、马鞍山、写石岩等海拔都在300米之上。山体林木茂密，几乎不见天日。但向着国防公路的南坡，只有稀疏的小松树和零星的草丛，难觅藏身之處。
万事起头难，从事偷渡最难做的事情是入局。“入局“就是把偷渡者与偷渡用品送到可以起步的位置。搞掂了“入局”，偷渡者大多可以到边”(指“到边界”水边”)。没有当地人帮忙，外地人基本上无从“入局。帮带外地人“入局”，罪名是“引渡”，量刑两年起，不容易找人捱这种义气。女青年想偷渡，也是“难“字一个。除了对姐妹、情侣，几无男士肯帮拖做慈航普渡的英雄。那个年代出入交通，都要带有由基层领导签发的如同通行证的证明。从广州乘客轮到太平镇，太平码头上岸有“工人纠察队”检查证明”有时更检查行李，若发现有偷渡用品，立即就“收容站”有请了。
“证明“限制不了我们的出入自由。我们可在广州乘公交车过黄埔到南岗,再走路入东莞县麻涌公社漳澎大队，登上广州至东莞的客轮到沙田公社。沿途-切安全得很，带人带物都没问题。这是我们的偷渡私家黄金路。几时起锚自己作主，全程不求人。
偷渡需要些什么呢?
牛仔布做的长衫长裤、背色。劳工手套，保护双手，解放鞋，别的鞋都不行。电工刀，上路后见到竹子第一时间就要砍，做盲公探路保安全。若白天藏身之处树木遮挡不足，便要在附近削些枝叶加插遮挡。有时候系武器。指南针，汽枕(水泡)，时钟，水壶，电简，干粮，基本物料是面粉混和了砂糖、生油，不能加水。我们会多和些鸡蛋、炼奶。隔水蒸熟了，双层胶袋袋好，放十多天都不变质。每餐吃拳头大小的一团，就有饱的感觉。干粮的份量要比预期的日子多三天。以上所列是登山游水偷渡的必需品。
经济条件松动的，带上一条一斤装朱古力，两三罐炼奶、午餐肉补充体力;-部半导体收音机听天气，蛇药。身上还要带几块钱，以备遇上人数不多的民兵、农民时，“过水”放人。一次偷渡，个人费用大概二十多至三。四十元。若冬天用橡皮艇偷渡,则要多加三、四十元的“老橡”制作费。当时一个工人月薪四五十元，农民干一天的劳动日多数不足一元。
我抄录了一整年珠江口农历每日潮水涨退的时间记录，偷渡时就将相关日子的记录抄下备用。以农历的日子参照农历的记录，可以一本通书用到老。又在份1厘米比1公里的惠阳专区地图上临描了有关部分地区的地图，乡鎮、公路、河流、水库，甚至山峰的高度都清楚々。加上平日频密的体能锻炼，待水性、练耐力、练耐寒，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
72年11月尾，我等二人初上征途。被人用单车从太平镇送出几公里，在北册哨所前下车，踏着秋收后的田野，绕过哨所直奔莲花山而去。沿途大致顺利经过马鞍山、乌石岩、阳台山，塘朗山等地，在路旁石碑数字“128”的地方越过国防公路。我知道附近是沙头村,离对岸香港约三千多米水路。12月初的天气相当清凉，选择这时偷渡，是搏冬季边防松懈，天气又不致太冻。我们继续悉步南行。走到防波堤前约二十米地方趴在地上，过了一会不见有动静，就蹑手蹑脚地跨了上去。防波堤下就是泥坦，长着密麻麻的防潮树,亦即今日深圳地产商吹嘘做卖点的红树林。此时忽见不远处有强劲电筒光扫过，行渐近，我们连忙往红树林深处快步狂奔，走多几步拍档不见了。我走到树木较疏的地方，等了约15分钟，不见动静，时间不等人，独自上路了，向着对岸尖鼻咀差馆的六盖水银灯进发。鞋袜不知何时被泥坦吞噬，竟成了这次行动失败的-大原因。西线“深湾水域很多蚝田,水涨要游水，水退则大片地方水深不过人头。据潮水涨退记录，当时正值水退，到早上六、七点才会水涨眼前是无尽的泥坦，脚下隐埋在泥坦中的蛇壳越来越多，锋利如刀，双脚很快就血口满伤，剧痛剜心。我坐在泥坦上歇息，看见后面有人走来，那是我的拍档，我的同学。他鞋袜尚在，没受蚝壳伤害。他扶着我，两人猫明地走着。我终究是走得太慢，时间很快过去，见东方曙光将现，我自觉失败来临，叫他先走，走生一个是一个。
我坐到天亮，看清楚周围环境，连走带爬的来到水边游过百多米的航道，登上一片方圆约一.两平方公里的蚝田。初冬清晨的海面，毫无人迹。我抓紧时间，再连爬带走的前进了几百米。脚下的蚝田，夹在两条航道之间，我所在的位置离两边航道都有几百米。可能因为是边防重地，海面来往的船只疏落得很。我坐在蚝田上，用烂泥涂满全身，将自已隐形。不久身体开始僵冻,腰以下都不能动弹。我用双手打拳暖和了全身，扭腰伸脚，继续坐蚝观海。
潮水涨上来了，这时我身上只得一条球裤，汽枕也丢失了。水要涨到中午，有没顶之灾吗?天晓得，不到绝境决不求救!幸好冬季的潮水，日流小夜流大，水涨到裤头般高便停了。我站在水中，见有船经过，离得远就照旧站，;离得近就蹲在水中,只露半个头呼吸，船驶远了再站起来。如此这般，竟安然渡过了整个白天。以为胜算大增，我心情好极。眼儿夕阳西下，缕々金黄，真是风光无限!
再过不到一个小时，天会黑，入黑后行动被人发觉的机会很低。但潮水会涨，夜流比日流大，海水可能会再高涨一两米，水面会宽润很多。气温会下降，我又冻又饿又有脚伤,连气枕也没有，冻死淹死皆有可能。我不敢等到天黑。
蚝田当中，隔二十米左右就有一枝长的幼竹。我拔了两枝，一分为二折断，每手两枝，用作拐杖。举目四顾，不见船踪。我又起程了。天将黑时，我已游过另一条航道，登上另一片蚝田,向着香港的堤岸慢走去。我游过航道时，没能把四技幼竹带过来。没有拐杖，行走非常艰难，但心中充满了胜利将临的喜悦。身后突然传来-阵呼喝声,什么喜悦都烟消云散了。“有人偷渡，站住?”…仆街!离我有相当距离的航道居然有条驶过的船，天色如此灰暗还能发现我。脚下是蚝田水深只及膝，船是不敢驶上来的。我不管他们，继续走我的路。他们解开船尾的舢板，及膝的水深足够舢舨活动，我知衰硬了，站着等舢板来。
当晚我被送入一个军警。天气聚冷，穿着军棉褛的解放军给我两个麻包袋子，垫一个盖一个。我仅穿一条球裤躺在水泥地上，打了~夜冷战，片刻未入睡。第=天早,将我送入深圳收容站，已过了派午饭的时间，要到下午四时后才有饭吃，足々绝粮绝水四十多小时。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偷渡不成，有得你受。深圳待了一天，又被送到樟木头。这是个中转收容站，东莞、深圳、惠阳-带抓捕的偷渡者，在此集中收押再转解各地。那些外省偷渡者，人数不多，个々头发长展，戴着手鐐，关了半年以上。听说他们日后押返原居地多数不能享有“非法探亲”的优待，要按“叛国投敌“论处。
在收容站享受人生，最强烈的感觉是饿。一天早晚两夕，份量很少，肚子时刻饿得发痛。囚仓设施简陋，挤逼脏臭。想改善得有点办法，盘坐、睡觉的地方最好远离马桶(侧所)。每次我一进囚仓，就钻入讲广州话的人堆，闲话几句，熟落些少就同大家讲故事，很快成为受欢迎人物，到一定时候就问有无地方晒”(指“睡”),多数都能即问即有。若地方不够，就叫旁边不是广州仔的人等，挪些地方出来。无鞋无物，得条球裤又如何?一样有办法。我每见管教”指收容站职工”押着失魂魚”(指不一定是偷渡,又“朦查々“被捉者)过来,就呼唤几个吊烟瘾的汉子齐集囚仓门口。那人一进来，我等问句“有无烟?就搜包搜袋，他们找烟抽，我找衣服鞋袜。搜过几个失魂魚，我就装备齐全了。时势逼人，江湖救急，有时土匪都要做
蹲收容站，最忌让“管教”认得你的尊容，俗称“烂相”在东莞，四次偷渡不成，大有可能上路、强劳”即劳改”两年。你让管教”认得，偷渡一次算一次，极容易满额达标。所以入到收容站一站队不站第一行;不与管教“打情骂俏;与“管教”撞面而过时,低头吐口水，手掩面搔痒。越低调越好。
收容站是个缺医缺药的地方。求神拜佛，莫伤莫病。重伤急病，听天由命。我脚底下那些纵横密布的伤口，没有湿水，没有发炎，十多天光景，到解返公社放人时，已完全夏原了。
那帮阶级兄弟姐妹们,啤酒汽水、大鱼大肉的盛宴为我洗尘。我从他们口中打探不到那个同学兼拍档的消息，我感觉到他遇难了。他若被抓回，我在樟木头停留八天，一定见到他。
记得我叫他先走之时，临近天亮，这是一天当中气温较低的时分。他最大的可能是抵受不住寒冷遇溺。在我认识的十多位偷渡过来的朋友当中，因偷渡而遇难的，还有两个人的哥々，一个人的弟々,百分比不算低。
73年春，天气特别和暖，二三月已是偷渡旺季。我和一个同学、一个邻居，三人两单车，打算经长安公社东宝河渡口过渡，踩单车到南头附近，趟蚝田渡海。每人都各有一对长及膝头的趟蚝田用的厚身蚝袜。直至起锚前，收到的消息都是渡口安全。到我等光临时渡口却不安全了。领头-人一车的同学向着渡口踩去，路边的茅屋突然有数人追出，追不及那个同学，转头追我俩人。
那个同学是次偷渡马到功成，’坚”(指成功”)咗。我俩被送往涌头哨所，第二天一早转解东莞收容站。押关我们的民兵带了辆较残旧单车，代管我们那较新净的~辆。到了收容站，“管教”点算我们的物品时，我指着单车对“管教”说:这单车不是我们的”那民兵也认了我们的单车没带来。
我们那辆单车是无法出示单车执照的。那个年代，单车是贵重财物，不管买来偷来，不能出示执照都可作偷单车论处，入狱两年。广州沙河收容站追查单车特别严。我为了和单车割蒂，填表时没有填上单车，姓名-栏更填了个不是自己的名字，亦即“报流”(指报假)。
过了十来天，一个叫“平头”的“管教“来到囚仓门口,叫着我报的名字，我知道穿崩了。我被“平头”边骂边拧着耳朵，带到一间房。我坐在石鼓上，脑子飞速运转，准备应对“平头”的盘问。你叫什么名“?“xxx”
“第几次偷渡”?“第一次”
“第一次?第一次为什么要报别人的名“?
“他有次偷渡抓回来，报了我的名，我报复他。"他错了你就要跟着错"?管教，是我不对，我会改。
"你带了些什么偷渡”?干粮.钟、指南针。“指南+?怎样得来?”“有次经过佛山时买的。还有什么?讲"!蛇药……水泡”。“有水泡卖”?
有。是吹气枕头，百货公司买得到。
他看着一张纸问我，我答来答去就是没有单车。
你同谁去偷渡?
“YYY。我松了口气，单车可能不再是问题了。
“他不是东莞知青，你带他来的吗"?
"不是。他去过偷渡，他说他识路，可以带着我。这问题答“是”，后果可能很严至。
盘问完毕，再填过些表格“平头”居然没为难我，当天下午就将我连同公社的偷渡人士一齐解返公社，结束了我的第二次。
偷渡最终都要靠游水，而且距离不会很短。所以到了寒冷季节，临水地段的边防会较为松懈。73年冬，用橡皮艇偷渡在我的朋友圈中大行共道。材料是可在药房买到的橡胶夹纱布的医用床单，裁好了用单车胶水粘合。工艺完美、坚固，排水量和安全性者足够
该年冬季,邻班的同学与其妹,坐老橡”“坚”咗。接着，我的姐々表哥和三个太平知青，五人两~老橡”，74年元旦日“坚”埋。又接着，我和一个太平知青，一个同学及其姐，四人两“老橡”。同学与其姐74年春节当日坚咗。我和太平知青就拉埋，最后被送入东莞大朗公社的“大有园“，关了三个多月。
74年尾，我和一个海南朋友，继续“老橡局”，在宝安县白石洲附近被擒。再次被送入“大有因”这是全广东最差劲、最难捱的收容站。“管教“凶悍，打人狠劲。劳动强度大，关押时间长。更兼那不是个外人随便可去的地方，广州知青无人“拜山(指探监)送入干粮食物，极速饿瘦，根本无力像在深圳、樟木头那样霸道。棉被早就一次过派完，以后入收容站的人没棉被盖绝对与”管教”无关。睡时我用草绳将袖口，裤管扎起，盖上草蒂，每晚都是没有棉被的寒夜，冷战打到天明。加上饰满全身的狗乳木虱、跳蛋24小时叮咬,全日没一分钟自在过。天亮哨子响髯就起来开工。天々如是，苦不堪言。
我决定逃走。
在“大有园“，我见过有人逃走被抓回。在抓获当场及回到收容站已经打了两次。但他还有戏，须担纲主演-场杀鸡整猴骚，捱打得最劲的一幕。他被绑在一条各个囚仓都看得到的树杆上,绑前脚下垫了两个砖头，绑好了就把砖头踢开，仅能脚尖点地。”管教“抄起用作担挑的松木棍，狠狠地打…·逃走不成功，后果常严重。
有时我们要到附近的农村修水利，开工时看管我们的大部分是青年农民，经验不及“管教”丰富。大朗公社地处丘陵地带，山岗都种了小松树，挖了防火沟。逃走的那天，下午四时左右，我对看管的青年农民说去才大便就走进防火沟。沿着防火沟走到尽头，见那些青年农民没有注意过来，我一跃而起，藉着小松树的掩护，爬过几个山头，找了个树丛躲藏起来。逃走的时机一定要临近收工，到他们发现不见人也没太多时间去寻找。农村供销社有一两粮票买三个的核桃酥，我买了九个，每个直径约六公分。这些酥饼若一次过吃完，半餐都顶不了，但这却是我以后五天的全部食粮。逃走的当日，天朗气清，南方的莲花山清晰可见，估计一晚可到。入夜就下起雨来，一连几天都乌云密饰，无从观星辨别方向。到第四天下午，出了~阵子太阳，莲花山又清晰可见，距离与我在大朗所见差不多。当日我听到附近农村广播，我所在的地才是大岭山公社，足足走了三晚冤枉路。这时我和莲花山隔着个水库，水库中间有条大堤;一头连着莲花山，一头是个村庄。我知无力游过水库，一是要往大堤上莲花山，我只能硬着头皮在傍晚天色昏暗时穿越村庄。
我坐着等时间过去。见路上有几十个农民走过，拖儿带女的，还挑着棉被，像是吃过喜酒归来。我离他们百多米远跟在后面，立向村庄走去。进村后，那邦农民不见了，远方的景物也不见了。路，有时会同时出现两、三条，哪条上莲花山?问路随时会惹祸上身，只能凭常识和直觉去判断，表现不可犹々豫々，不可往回走。几经正确选择，我顺利地到连接莲花山的大堤上，当晚上了莲花山。再走一晚到了太平镇。早上五点半左右敲了朋友家的门，开口说话时竟发不了声。我五天吃了九个小小小酥，饿坏了。拿钱后，走了三个小时路到沙田公社西大坦大队，登上下午1点30分开的太平至广州客轮回广州。
75年3月，我的最后一次“老橡局”依旧同那个海南朋友，在白石洲水边吹“老橡“时被解放军发现。边防军整年都不松解，”老橡”已经没有意义，它最要命的地方是要在水边那个秒々必争的时刻，多花上几分钟。
我一月才逃出大有园，四月又被抓，返东莞很有可能被认出来。而我偷渡次数渐多，很有必要“报流”了。这次我报了已到了香诺的海南知青表哥的名，押返广州沙河收容站等解返海口。当时逐渐多人“教流”海南，盘问也紧了。盘问要经两人分两次进行，问的都是有关海南岛及农场的情况，内容琐碎、广泛。为应付盘问，我学了些简单的海南话，粗略地知道了由农场所在地崖县到海口市的交通情况，海口市的概况等。幸好两次盘问我都被安排在靠后的时段，问的不多，居然过关了。接着乘“红卫轮”到海口，入了秀英港收容站。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快乐的收容站。一个大院，一排瓦顶平房男女可自由到院子玩耍，平时很少有“管教”接触我们。我在垃圾堆里找了个玻璃瓶，打烂了取出一个峰利的玻璃圆底，轻易就将麻绳割断，我用小方巾将之包好随身携带。我“报流”的地方是海南岛最南端的崖县，由海口解返要经过约三百公里的公路，经常都要上坡下坡。听说解押时会将偷渡者绑好放在车斗上，我打算到时将绳子割断，待车上到坡顶时跳车。
还未轮到这个玻璃圆底派上用场，我又有机会飞走了。那天，收容站五个“管教”，四个去了押解北去打散工的外流人员,只剩一个坐在大门口。我们几人轮流一个一个地绕到屋后去，攀窗户，上屋顶，从屋顶走到鑲有波离片的围墙上，向前两，三米到围墙的拐角就跳下去。我入了附近的防空洞，待到天里再出来。之后，花了两天才找到在海口市的曼々。海口东西很贵，身上带的十多元钱，扔了解放鞋，买对塑料鞋,理个发，买些手信，几乎花光。后来向表哥借了十多元买返广州的船票，又打了张用过的建设兵团通行证。通行证用黑色笔填写，不能褪色，将通行证的日期擦去，通行证纸质很厚，再填写也不觉异样。但拿起对着天空张开时，会见到擦过的地方较为透亮，於是在上面采了个鞋印，脏了点但纸质“正常”。又顺利回到广州。
接着来的76年，中国三位领导人相继折世，加上香港已经宣即捕即解偷渡人士，都令我们不敢妄动，垫伏了-整年。
77年，大家都知道香港尚有抵堡政策，只要成功进入市区，就能领到身份证，偷渡依然有希望。该年夏季，我和那个海南朋友又起锚了。我们天未亮时已经进入太平镇，将装有偷渡用品的背包放进路边防空洞。接着是:早餐>进电影院休息一午→进电影院休息。晚夕完毕，九点钟末到，公路上来往的单车已经不多，我们从防空洞里取出背包，沿公路步行到北册哨所前，绕过哨所直奔莲花山。后来在阳台山附近被民兵冲散，我一人上了阳台山，过了塘朗山，又在早上四时左右进入防潮树带。这个时候游过香港，一定不够时间只会在水面被捞，所以边防不会太紧，用这“种方法“冲击”边防比较安全。见海中不远处有比红树林，我又游到那里,起码可以远离有解放军及狼狗出没的大堤。我待在向香港的一边。当天下午，一船驶过，船上的狗向我狂吠。接着，船只改变航向，我估计被发现了，悄悄地在泥坦上滑向另一边，游水过别的地方。这时海面突然内浪大作，我在水中抛上抛落之际，陆续听到几下烧鞭炮般的响声，马达声也越来越大，那条船已绕过红树林向我驶来，船头站着个人拿着步枪瞄准我。我连忙向他挥动双手，很快就被捞上船。那个开枪的对我说，向我开了几枪，要不是水浪大，可能打中我了。
这次我又“报流”，但在樟木头穿崩。我所报的谢岗公社某之大队，有人到樟木头认人，只好更正，偷渡次数报第一次。返到“大有园”，我两年多前逃走的事无人记得了..
“大有园“难捱依旧，我又打算逃走。农村修水利，多在冬春季进行。不能外出到附近农村开工，不易有逃走机会。当时天气还相当炎热，我们都在收容站附近干些打泥砖、产草皮的活。我执意已决却又在准备逃走的时候病了一场。中秋节那天，很多人吃“拜山”送来的月饼、食品庆祝，不吃收容站派的饭。我一下子吃了三钵头饭，久违了的“饱”的感觉回来了。“饥”最好食，美妙之极!接着就祸来了。胃绞痛，极之痛，不将吃进去的呕出来，可能会撑死。我用牙刷的毛头挖喉，东西呕出来了，肚痛发烧了好几天。天天吃粥，身体更弱了。
入到“大有园”，人人都要“摸顶”剃光头，你不肯“管教"就在你的头顶或开条大道，或铲个十字。你返出去,人家见到你的光头，就知道你近来干过什么。我预谋逃去，不剃光头，照平时的发式，另在头顶开个天窗，戴上帽子就很“正常”。逃走前用玻璃把又长又乱的胡子剃去。逃走的当天中午，一个石龙镇的仓友竟交给我-袋约一斤重的炒米粉。我把炒米粉放进衣袋里，袋口塞上毛巾,若“管教”问到就说是洗澡换的衣服。那天的工作是在收容站附近铲草皮，每个路口都有个坐在椅子上的”管教”看着。我们每人一个编號，将草皮铲够-担就挑过去报个号，登记的人在你的编号旁边画“正”字，工作不够数，会被减饭。若有编号久不报到，负责登记的人就要报告”管教”，可能有人逃走了。所以，下午开工后，我久久才去报一次。-来不让那个负责登记的去报告“管教”，二来是到被发现人走时，工作量少人很多，以为已经走了很久。下午四时后我把挑担放到大路旁-堆用作烧饭柴火的树丫下，自己就朝另一方向走进离收容站门口廿多米远的一个路边厕所，从厕格钻下去，爬到堆放草木灰的地方，用草木灰把自己掩埋。光滑的脸蛋留不住草木灰，于是又在脸上铺上稻草,再洒上草木灰,人总算彻底被草木灰埋了。草木灰里原来有很多蚂蚁，咬人很痛，最要命的是站进眼皮乱咬一通,我躺着不敢动,任咬，过了约半小时，好戏来了。吆喝声、骂声….什么声音都来了。有人进来过，又出去了。“咁都畀人走得…又听到有人发现我的挑担了，又有人大叫个死仔一定走咗去大朗。于是磨托车声响起，找我的人收队了。一切又回复平静，我舒然了。
等天黑透，我从厕所的另一个门出来，去到小山岗上，知道自己安全了。接着又找了条小河跳进去把衣服都洗得干々净净，吃了些米粉,穿上湿衣要赶路了。“大有园"离大朗公社所在地八公里，大朗到莞城(东莞县城)三十多公里。我连夜小跑，黎明时到了莞城，一个同学的哥々的亲家母帮我买了张往广州的船票。回到广州后，为了那袋一晚吃完的一斤装炒米粉，足々咳了大半个月。到78年，我的运气终于来了。
我和三个太平朋友，从长安公社乌沙大队出发，一晚直扑凤凰山。那几天正逢强台风袭港，连日大暴雨。我们经铁岗水库。南头一带，斜着向东偏南上国防公路，在沙头村附近快将天亮时进入防潮树带，等白天过去里夜渡海。
入夜了，香港的天是明亮的天，香港的灯光把海面映得透亮。我们趟着泥坦，水约有十公分高，走了十多分钟还是这样，我们干脆将气枕吹满，仰面朝天，头枕气枕，双脚后蹬。我们都变了坦上飞鱼又快又省力。哈,偷渡竟会如此写意的水上活动。航道上有条巡逻船驶过，船头的射灯扫来扫去，我们知道它不会驶上来，停着不动，待巡逻船驶远了，我们游过航道，穿过一片红树林，攀上一条大堤。大堤中间横着一行铁网，约-米高,不勤不刺。网的另一边，不远处有间小屋，人声鼎沸，灯火通明，强劲的乐声和着歌声，一听就知道不是革命歌曲。我们跨过铁网，知道进入香港了。
眼前的鱼塘连绵不绝，我们打横游过两个鱼塘再沿边小径往更深处走去。远近的狗都叫起来了，小屋里有人推着单车追出来，他们打着电筒到处照，电筒光也曾扫到我们身上，我们趴在地上，过了-会就见他们回去了。他们应是在边界反偷渡的英兵、尼泊尔兵。我们入境的地叫“牛潭尾”，一户养鱼人家收留了我们。拍档的亲戚连夜带来了几人的衣物鞋履，各人收拾整齐了,到天亮就由养魚人家陪同一起乘坐村巴到元朗饮茶。之后拍档的亲戚将我们带返北角消防宿舍，我再由姐々与另一个阶级兄弟接返尖沙咀。
我成功抵堡了!香港是个美丽又充满机会的地方是中华民族的另类土地。七年青春，七次偷渡，蹲六个收容站，又成功逃走三次。简中滋味，一言难尽。现我终有幸在此告别了文化大革命;告别了上山下乡;告别了颠沛流离、多灾多难、有时甚至是出生入死、惶々不可终日的偷渡生涯。从一个毛译东时代的青少年变成了中华民族的“海外"儿女。更可幸者，我们的国家，也翻开了改革开放的新页。
不知是“有幸”还是“不幸，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偷渡，竟成了我生命中的黄金时段中的主旋律交响曲，並於身心打下永不磨灭，深深烙印。我等同时代的一群，自小承受革命英雄主义教育，面对逆境，多能笑看风云，没有眼泪，没有悲伤。

几十年过去，有关香港的偷渡故事，早已完结。接着要完结的，恐是同香港有关的繁荣故事。今日香港的DNA已经改变，狮子山下艰苦奋斗的香港精神已经褪色。终日纠缠政争,经济民生一筹莫展，沉淪便是无奈的结局。繁荣会消失，不会再回来。
进入互联网时代，世界大气候已经改变，芸芸众生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
偷渡行为挑战国家机器，难度其实不小。若然有本事，从广州带人带物到虎门太平镇，又懂得在临近天亮解放军佈防松懈时躲进面对香港的防潮树带，偷渡香港就没有难度。凡事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方法对头，迟早成功。
我们要有新的世界观、新的思维方式，才能预见到某些必会发生的大事，化危为机，事半功倍地达成心願。今日的香港，依然有其世间仅有的独特条件，为我们带来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令人继续笑看风云，不离不弃。

胡一声

2021-12-05T07:08:35Z

钟点工：修改

{{4}}

胡一声公元1905年－1990年]

　　胡一声，原名水庭，别号蔡若愚、何家烈，广东梅县人。出生于归国华侨家庭。早年在梅县梅州中学毕业。民国15年（1926）考入广州中山大学。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曾返回家乡参与建立中共梅南区支部。翌年“四·一二”事变后，他与郑天保回梅县筹划农民武装起义，并任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团政治委员。起义失败后，他于民国17年秋转移至新加坡，旋被中共新加坡特委指派至印度尼西亚的泗水开展工作，并创办《侨声日报》。民国19年，中共驻泗水的地下组织被破获，胡因而被印尼政府通缉，他随即返回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后被中共上海市委任为文化支部组织委员。旋又因上海政治环境日益恶劣而被调返新加坡，在中共新加坡特别委员会工作。翌年，任柔佛兰州利丰港培华学校校长。民国21年，他到马来亚吉隆坡市创办加影华侨中学。民国23年他受聘为新加坡与印尼的侨报特派员，赴日本东京采访新闻，并入东京明治大学高等新闻研究科当研究生。民国25年6月，在明治大学毕业后回国，在上海与钱俊瑞、钱亦石等创办上海引擎出版社，任发行人。翌年3月因主持发行的半月刊《现世界》被当局查禁，胡被逐返马来亚加影华侨中学任校长。他并与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会配合，发动华侨运用各种形式支援祖国的抗日斗争。民国27年，以新加坡、马来亚嘉应五属华侨救乡会特派代表的名义回家乡观察。民国29年，被马来亚政府以“中共嫌疑人员”罪名驱逐出境抵达香港。翌年，受命与乔冠华在香港创办中国通讯社，并任主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胡参与了护送滞留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安全撤回内地的工作。民国32年，根据中共的指示，在第七战区编纂委员会任上校主任干事，参与编纂《新建设》月刊等。翌年秋参与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的筹建，并任宣传部部长。民国35年，任民盟广东省支部委员。旋又以民盟南方总支部特派员的名义赴马来亚组建民盟支部，并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马来亚支部常委兼新加坡分部主席。民国37年，英国殖民地当局宣布在马来亚实行紧急法令，胡被强行遣送出境。他返抵香港后继续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翌年2月被调回北平，其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历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兼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兼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并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1955年秋调回广东，任省教育厅副厅长兼广州归国华侨、港澳学生中等补习学校校长。1959年起调到华南师范学院任教。1978年任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曾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等职。1990年3月19日在广州病逝。（以上是百度的介绍）

胡一声

2021-12-05T07:07:48Z

钟点工：修改

{{4}}为社稷赤胆忠心育英才满园桃李——
胡一声的教育情怀.……暨南大学离退休办

胡一声公元1905年－1990年]

　　胡一声，原名水庭，别号蔡若愚、何家烈，广东梅县人。出生于归国华侨家庭。早年在梅县梅州中学毕业。民国15年（1926）考入广州中山大学。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曾返回家乡参与建立中共梅南区支部。翌年“四·一二”事变后，他与郑天保回梅县筹划农民武装起义，并任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团政治委员。起义失败后，他于民国17年秋转移至新加坡，旋被中共新加坡特委指派至印度尼西亚的泗水开展工作，并创办《侨声日报》。民国19年，中共驻泗水的地下组织被破获，胡因而被印尼政府通缉，他随即返回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后被中共上海市委任为文化支部组织委员。旋又因上海政治环境日益恶劣而被调返新加坡，在中共新加坡特别委员会工作。翌年，任柔佛兰州利丰港培华学校校长。民国21年，他到马来亚吉隆坡市创办加影华侨中学。民国23年他受聘为新加坡与印尼的侨报特派员，赴日本东京采访新闻，并入东京明治大学高等新闻研究科当研究生。民国25年6月，在明治大学毕业后回国，在上海与钱俊瑞、钱亦石等创办上海引擎出版社，任发行人。翌年3月因主持发行的半月刊《现世界》被当局查禁，胡被逐返马来亚加影华侨中学任校长。他并与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会配合，发动华侨运用各种形式支援祖国的抗日斗争。民国27年，以新加坡、马来亚嘉应五属华侨救乡会特派代表的名义回家乡观察。民国29年，被马来亚政府以“中共嫌疑人员”罪名驱逐出境抵达香港。翌年，受命与乔冠华在香港创办中国通讯社，并任主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胡参与了护送滞留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安全撤回内地的工作。民国32年，根据中共的指示，在第七战区编纂委员会任上校主任干事，参与编纂《新建设》月刊等。翌年秋参与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的筹建，并任宣传部部长。民国35年，任民盟广东省支部委员。旋又以民盟南方总支部特派员的名义赴马来亚组建民盟支部，并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马来亚支部常委兼新加坡分部主席。民国37年，英国殖民地当局宣布在马来亚实行紧急法令，胡被强行遣送出境。他返抵香港后继续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翌年2月被调回北平，其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历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兼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兼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并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1955年秋调回广东，任省教育厅副厅长兼广州归国华侨、港澳学生中等补习学校校长。1959年起调到华南师范学院任教。1978年任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曾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等职。1990年3月19日在广州病逝。（以上是百度的介绍）

纪念胡一声

2021-12-04T23:05:05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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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稷赤胆忠心育英才满园桃李——胡一声的教育情怀

胡一声，原名水庭，曾化名蔡若愚、何家烈、陈一新等，广东梅县人，出生于归国华侨家庭。早年在梅县梅州中学毕业，1926年考入广州中山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团党代表，是梅州九龙嶂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后历任新加坡培华学校校长、上海引擎出版社社长、马来西亚加影华侨中学校长、香港中国通讯社主编、中国民主同盟东南总支部宣传部部长、民盟马来亚支部常委兼新加坡分部主席。1949年3月到北平，参与筹备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任第一、二、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动要求从事教育工作。先后任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议秘书处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兼北师大附中校长，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兼广州归国华侨、港澳学生补习学校校长，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等职。1990年3月在广州病逝。“你的入学考试算是通过了。作文写得很好，数学不必考了。你当过一年小先生，决定让你插班读初中二年级，相信你会刻苦用功。同意你减免费用的要求，学费减半，寄宿费免收。你要立志读好书，将来做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这是1933年担任马来西亚加影华侨中学校长的胡一声对学生郑展说的话，这些话也让学生重新燃起对未来的希望。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起，胡一声就奔波于东南亚和内地之间，为发展爱国华侨教育，做好海内外统战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远渡南洋创建海外“小延安”北伐战争时期，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背景下，为了在华侨中推动爱国主义运动，国民党在广州成立了华侨运动讲习所，第一期学员共有七十多人，胡一声就是其中之一，并被选为学员班长。当时大批中共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都在华讲所担任教员，学员们除了学习革命理论知识外，还到华侨团体中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华侨教育的种子从此在胡一声的心中埋下。1927年，回到家乡参加革命工作的胡一声创办了梅南中学，得到家乡父老和侨胞的热烈支持。次年，23岁的胡一声受广东东江特委指派，远赴南洋联络海外共产组织关系，在从事革命工作的同时，先后在印尼华文小学、新加坡培华学校任职，这些工作经历对他日后从事教育事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南洋各地社会陷入严重的经济恐慌之中，华侨生活日趋艰苦，致使无数的贫侨子女被摒弃于教育之外，华侨儿童流浪失学的现象十分严重。1932年，胡一声来到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加影，并被聘任为加影华侨中学校长。加影华中的前身是创办于1912年的加影华侨学校。面对不景气的经济环境和困难的办学条件，在办学经费极其有限的条件下，胡一声团结全校师生建设学校，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先后增设初中部、高中部和高级简易师范班；制定了《华侨中等学校教学改革计划》，实行爱国主义教育方针，改革课程，删减与时代与生活需要脱节的部分，增补与当时形势、抗日爱国运动的实践有关的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强调启发学生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提倡集体讨论；加强课外活动，把学和用、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主张学校应向贫苦子女开门，规定优待贫苦子女入学条例。期间，他还积极发动了温士奇、黄德安、李得奇、陈雪、廖经天等一大批学生奔赴陕北参加革命战争，培训了一大批抗日爱国的骨干。此外，他还积极号召广大爱国华侨出钱出力支持祖国人民的抗日救国战争；出版进步刊物，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着重配合华侨抗日后援工作的开展，组织演剧、宣传、募捐等活动，广泛动员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在祖国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广东抗日游击队以及陕北公学和抗日大学。当时加影华中的校歌唱道“我们华侨学生，个个要英勇；用我们的热血，拥护理，用我们的知识，唤起民众。用我们的枪炮，瞄准敌人勇敢向前冲。”从这首校歌中就看出当时华中的办学思想与其他学校不太一样。“胡一声像一块磁铁，使加影华中成为聚集了最多革命同志的大本营。每逢节假日，散布在附近各城镇的革命同志都喜欢到加影华中欢聚，他们叫做‘回家’。”胡一声学生廖经天回忆当年求学经历时说到。胡一声教育思想和改革计划的实施在东南亚侨校中独树一帜，极大地调动了全校师生教与学的积极性，使整个校园充满了朝气蓬勃、努力学习、团结进步的景象。全校师生高度爱国热情的迸发，有力地推动了马来亚华侨抗日爱国运动高潮的兴起。加影华中的声誉弥漫了东南亚社会，从而吸引了各地更多的华侨青年远道来就学。华侨舆论界和各地侨领交相赞誉和支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林伯渠等党中央领导人都曾为加影华中题词。1938年毛主席还为该校题写“加影华侨中学”校牌，放大后的校名牌匾就挂在校外大门上，爱国侨胞和全校师生都深受鼓舞。加影华中实际上已成为东南亚华侨抗日爱国运动培养青年干部的基地，被爱国华侨誉为东南亚的“小延安”。毛泽东为加影华侨中学题字当时前来学校就读的学生除马来西亚各州外，邻近的泰国、北婆罗洲（今沙巴）、苏门答腊的华人子女纷纷前来就读，学生人数上千，成为当时马来西亚华校学生人数最多的学校之一，学校的声誉也大幅提升。此外，为了使加影一带的锡矿工人、橡胶工人、汽车司机、店员、小贩等华侨劳动群众有学习文化知识、提高思想认识水平的机会，胡一声还在学校设立夜学部，让这些华侨晚上下班后得以学习。1940年秋，迫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力，马来西亚当局将胡一声驱逐出境，加影华中师生忍痛惜别。当时，校董事会作出决定，聘请胡一声为永远名誉校长，并登报声明，以表示抗议。在送别胡一声的车站，当天挤满了前来送行的各界华人三千多人。
矢志教育为国家培养复兴人才“若问我个人对工作的意见，我认为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哪个部门都很重要，但是国家建设，根本问题是人才，从立竿见影还是长远之计来看，都要搞好教育这个培养人才的基础。如果教育部要我去，我也乐意去。”这是1949年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闭幕后，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在征询胡一声个人工作意向安排时他的表态。这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是一个“最傻的选择”，因为教育部门无权无钱，十分贫穷，但他从党和国家需要考虑，依然选择了投身教育事业。来到教育部后，为了尽快解决办好中学教育的问题，形成在全国示范的办学经验，胡一声1949年被委任为北京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兼北京师大附中校长、工农速成中学校长等职务。北京解放后，北京师大附中已被接受为教育部直属中学，称为师大附中一部。其时，华北解放区的原育才中学也被合并入附中，称为师大附中二部，另外还并入了一所普通中学和一所工农速成中学，称为师大附中三部、四部，一所学校要同时摸索四种类型的办学经验，难度非同小可。胡一声深感责任重大，广泛调动全校师生的办学热情，同时积极寻求中央的支持，从而促进了教学各方面工作的快速发展。师大附中合并后，导致办学空间极度紧张，为解决办学场地问题，胡一声多次向周恩来总理写信，往返各部门进行沟通协调，最后顺利在圆明园废墟东南角建成了师大附中二部，后改名为一零一中学，并发展为北京市重点中学。重建暨大彰显大公无私品质新中国成立后，海外大批爱国华侨青年纷纷返回祖国，原来直接安排侨生入读现有学校的办法已经无法适应当时的形势，中央决定在广州、厦门各办一所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由于广州毗邻港澳，且归侨人数最多，因此经上级部门批准，特在广州加办一所港澳学生补习学校。由于胡一声有加影华侨中学、北师大附中等办学经验，1955年，中侨委决定调胡一声回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兼广州归国华侨、港澳学生中等补习学校校长。广州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1955年在广州石牌成立。成立之初，补校的办学条件简陋，胡一声来到补校后，带领师生们克服重重困难，积极修建校舍，扩充校园，使之迅速成为海外华侨学子归国求学的重要基地。1956年，港澳学生补校并入，学校更名为广州华侨港澳学生补习学校，当时六千余名学生汇聚在校园内。1958年，中央决定在广州重建暨南大学，并要求年内开学。当时担任筹委会成员的胡一声以大公无私的精神献上良策，主动提出将自己近几年建设起来的华侨港澳学生补习学校校区划出大部分交给暨大，让暨大完成当年招生、上课的任务。在各方的大力支持下，暨南大学于1958年9月得以顺利开学。1958年，受反右斗争扩大化影响，胡一声被划成右派，受到开除党籍和降职降级处理，直到1978年，获得平反，恢复党籍和工资待遇，并安排担任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直至1983年离休。期间，华侨港澳学生补习学校也于1965年迁址广州瘦狗岭，正式更名为“广州华侨学生补习学校”。1993年，华侨补校并入暨南大学，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正式成立。今年正值暨南大学建校115周年，学校自创办以来，始终坚持“宏教泽而系侨情”的办学宗旨，至今已培养了近40余万名校友，遍布世界五大洲，堪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暨南人。在学校办学的各个历史时期，正是因为有一个个像胡一声老前辈这样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的暨南人，学校得以在“三起三落、五度播迁”的历程中走过来，并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用户:胡莉雄

2021-12-04T23:03:09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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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莉雄:我的教师生涯|我的教师生涯]]
*[[胡一声]]
[[陈文杰纪念知青下乡50周年画册]] [https://www.meipian8.cn/1pbcp7k1?share_depth=2&user_id=ohbsluPa7JX5mo2_XCNfvOVZ1pnY&sharer_id=ojq1tt_9srD0rMQo-yTv7AWrapSw&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s_uid=168521283&first_share_uid=50952580&share_user_mpuuid=bd8e6c3560417316260ce05f3245648e&share_source=singlemessage 美篇]
*[[胡莉雄纪念父亲胡一声的文章]]
*[[胡一声纪念馆]]
[[纪念胡一声]]

用户:胡莉雄

2021-12-04T23:02:25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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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在十二集团军

2021-09-05T02:11:52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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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在十二集团军
刘海鸥刘克阳刘源

冲出象牙塔

一九三六年广州女子师范学校邀请妈妈参加中山大学附属实验小学的建校工作。实验小学的教学法十分新潮，教师们自己编写教材，带着学生种试验田，参观军舰、飞机场、自来水厂、水泥厂，以辅助教学，增长知识。学校办得生气勃勃。
妈妈像以往一样不负众望，成为全校公认的模范教师，后来还当上了校长。如果就这样踏踏实实地教下去，她或许会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小学教员或者成绩卓越的小学校长，但是全国正处于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中，这个思想灵敏，热情蓬勃的新青年怎么可能沉稳地站在讲台上呢？

妈妈（中）和实验小学的同事们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山大学的爱国学生十分活跃。大学生里有很多共产党员，经常开会，宣传抗日救亡道理，很多活动都是半公开的。妈妈的妹妹汪绥祚（即苏凝）是中山大学的学生，也是一个爱国青年，只要有活动就拉妈妈一起参加。妈妈的眼界开阔起来。
大学生每天课后都到附近的农村去作抗日宣传。夜晚，他们唱着革命歌曲，结队返回校园。歌声传进妈妈的宿舍：“轰轰轰，哈哈哈哈哈，轰！我们是开路的先锋……”妈妈听着，羡慕、向往和苦恼。这些歌她都会唱，她盼望自己有一天也加入歌唱的人群中。相比外面的抗日浪潮，实验小学如同象牙塔，一潭静水，与世隔绝。妈妈感到窒闷，空虚，她想冲出去，却不知向何处去。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全面开始。日军入侵华北，向南逼近。广州不断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实验小学停课，复课时间遥遥无期。从表面看，广州一片死气沉沉。妈妈热切渴望投入抗日救亡的行列，但是报国无门，更是陷入沮丧和彷徨之中。
十月，妈妈回校打听何时开课，遇到一个中年人。此人身材高挑，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身着一套毛料西服，见到她第一句话说的就是：“密斯汪，你还是回来跟我们一起干吧，这儿的工作需要你参加。”一口标准的“官话”，话说得又有礼貌，又有吸引力。这个人叫尚仲衣。
尚仲衣先生是有名的爱国教授。一九二七年在美国留学期间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回国之后曾在北大任教育系教授。日本侵占东北后，尚教授积极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七年秋，应中山大学之聘，任教育系教授及教育研究所代所长。
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下，国民党广东绥靖公署党政处处长钟天心发起组织了“抗战教育实践社（简称抗教社）”，由尚仲衣教授主持“抗教社”的实际工作。他借中山大学附中的致公堂为教室，开办了一个“抗战教育实践社自修班”，招收进步青年，培训他们成为抗战工作的骨干，以便组成最广大的抗日阵线。
妈妈就是在这时候认识了尚先生。他说的“这儿的工作”就是“抗教社”的工作。妈妈二话没说立即搬来了铺盖卷。
她在革命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抗日“苦行僧”

“抗教社”的经费由政府开支，工作人员都是义务参加。妈妈在自修班里当指导员。课上宣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及战时民众的组织宣传训练。课外慰问伤兵，组织歌咏队，出街头壁报，办妇女识字班，发动抗日示威游行。在石牌乡他们还建立了一个中山大学乡村服务试验区——“贫苦青年教育团”，对家庭经济困难而无法上学的青少年进行教育。
妈妈还参加了演剧队到乡下演出。每到一个村子先敲锣打鼓，村民们以为是走江湖的艺人，争相传告“卖武”的来了，层层围观。他们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到高潮处，观众义愤填膺，有的流下眼泪，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妈妈说，第一次上场演出还出了一点小状况。那位演老汉的拿了一个烟袋锅当道具，烟袋锅十分夸张，杆子有一米多长。点烟时若吸烟嘴，胳臂就够不着烟袋锅，若要点燃烟袋锅，又吸不着烟嘴。演女儿的妈妈在旁边看着他的狼狈像，忍不住笑起来。一笑不得了，收不住了，笑得直不起腰。老汉也笑得忘了台词，观众也跟着笑成一片，只好暂时停演。我喜欢这段故事，那时候这样的“笑场”绝对不会构成政治事件。我好像看见，年轻的妈妈活泼、调皮、爱热闹，也爱革命。不久中山大学迁往云南，妈妈和她妹妹不愿意离开“抗教社”，自愿留下，这样她的工资就没有了，即使如此，她也甘愿义务工作。
一九三八年战事日益严重。“抗教社”在当年春天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是抗战精神的种子如蒲公英那样在农村工厂各行各业中散播。
妈妈与中山大学、广州大学的一些同学又自发开办了几处夜校。白天，敌机在市区上空狂轰滥炸；晚间，民众夜校的灯光似繁星点点。妈妈一行七八个志愿者从城市西区步行到河南区，来回要走四五个钟头，在黄花岗旁的永泰乡、区庄分别给成人班、妇女班、儿童班上课。教工人农民识字，讲抗战道理。深夜工作结束，就像她曾经羡慕和向往的那样，一
群人踏着星光唱着救亡歌曲回家。

妈妈（左）和妹妹汪绥祚（苏凝）

一九三八年春，妈妈和她妹妹秘密参加了中共广东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阅读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基础》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这一类她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书籍。读书会的组织者是广东省地下党支部书记邝启常。
六月，由邝启常和梁威林（一九四九年后曾任广东省政协主席、广东省副省长、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两人作为妈妈和妹妹的介绍人，姐妹俩同时加入共产党。入党仪式就在妈妈的家里举行。她们举手宣誓“坚持执行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从那个时候起妈妈做好了无条件地服从党组织和把一切献给党的准备。
她一辈子遵从誓言，以至完全失去了自己。
也是这年六月，国民党政府在广州设立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任命国民党中将余汉谋为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本人是一个抗日爱国将领，“七七事变”后，他曾发表《告将士书》：

当此民族战争开始发动之时，我们当前的急务惟在如何淬厉奋发，加紧抗战的准备，期以我们的最后一滴血，为国家民族挥洒于战场，收复东北失地，打倒帝国主义，完成国民革命。

他向八路军驻粤办事处主任云广英表示，希望发展一批抗日骨干，“帮助整顿部队、训练干部”。广东地下党决定派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到余汉谋部工作。
第四战区政治部成立。收纳了很多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没有公开身份）到政治部。中共党员左恭任政治部主任秘书，尚仲衣教授任政治部第三组上校组长（那时郭沫若从日本回来，在武汉国民政府组成宣传部第三厅，收揽文人搞抗日宣传，于是各地国民党军政治部都设第三组。工作就是宣传——画宣传画；写宣传材料；组织宣传队），中共党员石辟澜等是这个组的成员。政治部成为既有国民党、共产党，也有第三党的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联合体。
八月。虎门已闻炮响。工农夜校的志愿者逐渐星散，只剩下妈妈一个人苦苦支撑。尚仲衣先生对妈妈说：“你每天在路上走就花去四五个小时，这种苦行僧式的方法并不能解决太多问题。”他叫妈妈参加由政治部第三组主办的“八一三”周年纪念献金运动筹备会。献金运动始于武汉。一九三八年七月，武汉掀起“七·七”一周年纪念献金运动。广州积极响应，第一天献金就达五十万元。运动历时一周，全市共获献金一百万元，群众的爱国热情由此大大激发。
妈妈仍然舍不得丢掉农村那一摊工作。农民太可爱了，他们爱国情绪高涨，甚至要求上面发给他们枪支保卫家园。她白天参加献金工作，夜晚仍旧去当“苦行僧”，直到广州大撤退时，才不得不放弃了农村夜校工作，奔赴粤北，继续战斗。

追赶母亲

“献金运动”之后，尚仲衣教授动员妈妈姐妹俩也参加政治部的工作。经过地下党的批准，她们先后考入第四战区的政治大队（“四政大”）。当时全队共六十人，共产党员就有二十九人。所有的共产党一到政治部就自动地成为国民党员。妈妈一拿到国民党证就撕掉了，她从来不认同国民党的身份。
一九三八年的九月十九日，日军发出了对广东的攻击令。大战在即，人们匆匆逃难，广州城陷入一片混乱。
妈妈的父亲准备带领一家人到澳门五爷爷的家中避难。她母亲连夜收拾全家运往澳门的行李，哪知临上船前父亲拉了脸问母亲：“你做什么去？”母亲说：“不是逃难吗？”父亲说：“逃难是逃小孩，你一个大人逃什么。”母亲只好留了下来，眼巴巴地看着丈夫带着小老婆和孩子乘船远去。
妈妈那时刚刚参加政治大队，正忙于工作，闻听此事大怒。要是知道父亲这样对待母亲，她是决不会让母亲受这等侮辱的。她责怪母亲：“他们害了你一辈子，你怎么还要跟他们一起走？”母亲说：“大难临头，我不走怎么办？”妈妈说：“你就跟我在一起，我一定会保护你的安全。”
战事越来越紧张。十月十二日，日军以七万陆军、五百艘舰船、一百多架战机，在大亚湾一带强行登陆。二十一日凌晨两点，蒋介石命令余汉谋部撤退粤北。
政治部一片忙乱，大家在处理文件，该带走的带走，要销毁的销毁。妈妈也在帮着收拾文件。尚仲衣先生对妈妈说：“你母亲还留在广州，队伍随时都可能离开，你的母亲怎么办？”这的确是个大问题，妈妈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尚先生提议：“这样吧，我的妻子在桂林的中山中学教音乐。你现在赶紧带着你母亲投奔我的妻子。她人很好，一定会帮助你的。你把母亲安置好就立刻回来。”妈妈想想也只有这样了。她匆匆替母亲收拾了一箱衣服，都是她姑婆们逃难时扔下的宽袖口，长过膝，绲云字黑边的半袍子。她自己没有时间去桂林，只能把母亲送到码头。码头在沙面白鹅潭口。逃难的人们如打架，你推我搡，拥着抢着往上船挤。妈妈左推右挡，好不容易把母亲送到了船上，目送船只渐去渐远。

妈妈（右）在广州撤退前与母亲妹妹照相留念

仅仅一两天后，政治大队全部人马得到命令立即撤离。妈妈正准备和队伍撤退，一个同事劝她：“你怎么能丢下母亲不管了？万一她中途出了意外，你会一辈子于心不安。你应该赶快把她追回来，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同事还说：“你快去，即使再危机，我们也会有人留下等你回来一起走。”
妈妈本来就放心不下只身逃难的母亲，一听这话立即请假去寻找。她又到了沙面码头，等船的人更多了，人们像发疯一样不顾一切地逃命，妈妈根本挤不上去。她正在同别人争抢时，碰上了同学钟琼华。钟琼华问：“你也去逃难吗？”妈妈说：“我去追赶母亲。”钟琼华说：“不行呀，你别坐这条船了，船已经超载，危险。你不如先坐广三线（广州——三水）火车到桂墟，再从那里坐船北上。我老家就在桂墟，你找到母亲就住在我家好了。”
妈妈一想，有理，到了桂墟还可以请卢月樵先生帮忙。卢月樵先生是汪家的世交，老家就在桂墟。妈妈立即去赶开往三水的火车。火车早已经挤满了人，根本上不去。妈妈勇猛地抢到了一个站在车门外台阶上的位置，紧紧地拉着扶手。每节车厢门外的台阶上都摽着好几个人。一路上车警不断地朝他们喊：“小心！拉紧！不要摔死！”
火车总算把这个摽在车门外的年轻女子安全送到三水。妈妈直奔桂墟找到了卢月樵。卢月樵在桂墟经营一间西药房，为人十分开明，身在乡间却胸怀天下，熟知苏联、日本和中国的局势，并且热心仗义，他马上替妈妈租了一条船，让船夫开足马力去追赶母亲。
船上只有妈妈一个人，船舱里面非常干净。船板上铺着新的席子，还有矮桌子、小凳子。船夫拜了河神，就启程了。船行一程，果然追上了母亲乘坐的大船。小船接了母亲掉头而行，回去是上水。河滩非常险峻，水也急，几个纤夫在岸边拉纤，步履维艰，船缓缓而行。
回到桂墟，妈妈把母亲安顿在钟琼华的家里住，在卢月樵家搭伙。看到一切都安排好了，她连夜启程回广州。还是坐的广三线火车，来时那么挤，回去时火车上竟然没有一个人，妈妈一人占了一个车厢。
追母亲的故事，妈妈讲得生动入微。在我听来，是她生命中的一个亮点，它展示了妈妈真正的一面——一个为了母亲而不顾一切的女儿。充满人情味，我喜欢。虽说妈妈是共产党员，有重要工作在身，但她还是把母亲的安危放在了第一位，只有如此热爱母亲的人才会热爱自己的祖国。
她母亲得到了卢老先生的细心照料，也投桃报李。卢月樵的儿子卢鑑锟当时在中山大学医学院读书，害了很严重的香港脚，皮肤都烂掉了，回家休养，躺在床上不能下地。母亲天天帮他清洗疮口，敷药，洗绷带。卢鑑锟非常感激，认她为干娘。从此我妈妈多了一位干弟弟，我多了一位舅舅。妈妈与鑑锟舅的关系亲如手足，远远地超过了她那些异母弟妹。

战地姊妹花

妈妈回到广州的这天是十月二十一日，广州失守前夕。城市已经做好了巷战的准备。街头垒着沙包，珠江的铁桥竖立起来，阻止日军渡江。妈妈下了火车直奔政治部。所有的人都已经集中在门口，身上背着背包，准备出发了。见了妈妈，黄新波、梁永泰、郁风等平日和妈妈相处很好的队员大喊：“大汪姐，你怎么才来，简直不能再等了！”
“四政大”队员乘坐木船撤离广州，在三水河口上岸，步行到四会县城。其中二十一人随政治部北上翁源慰问部队，其余三十九人留在西江开展民运工作。妈妈和她妹妹随政治部与大部队行军北上。每天至少走七八十里地。政治部最后设在翁源城外的一座古寺里。队员们分住在老乡家，每天早上到河边掬水洗脸，对影梳妆。
妈妈和妹妹——人称“大汪”和“小汪”——是政治大队里的一对姊妹花。两个人有相似的地方，都是美丽出众。眼睛明亮如水，眉毛细密，鼻子挺拔，小嘴精巧，典型的东方美人。两个人对革命工作的态度也是一样的，热情高涨，忠诚无比。但是她们的性格截然不同，妈妈热烈开朗，直率单纯，姨妈则是温雅含蓄，柔中带刚。如果用花来比喻姐妹俩，芙蓉和白莲再合适不过。
妈妈留了一张当时的照片，姐妹俩身穿戎装。妈妈额前的刘海已经不见，浓密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向后梳去。姨妈则是齐耳短发，两个女子虽是一副巾帼不让须眉的英姿，却难掩天生丽质。
妈妈适合做实际工作，而且完成得很好。她作为一名普通政工队员被派到师团基层单位，踏踏实实地完成着地下党交待的任务。她的职务为教导员，领衔中尉，随着部队在四会、翁源、兴宁、曲江、始兴等地转战。她的工作是给士兵上政治课。国共两党正以最高的宽容度相互接纳，任何一个小县城都可以买到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和毛泽东的著作。妈妈以《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书为课本，深入浅出地给士兵讲解抗战形势，告诉他们如果不当亡国奴，首先要停止打内战。妈妈深信并且告诉士兵，只有共产党才是最坚决抗日的力量（此信念来自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妈妈还教他们唱抗战歌曲，为他们演出抗日话剧。课余时间她和士兵聊天话家常，慰问伤病员，代写家信，缝补衣服，和他们打成一片。
而姨妈则是做领导工作的材料，而且是一个非常得力的领导。她留在政治部工作，军衔上尉，是办公室的政治特派员。她在政治部公开的工作是与各师政工队联系，把他们的工作情况及意见要求反应；调派政治大队队员工作；培训政工总队队员并输送到各师团。同时她秘密地做着党内的工作，是政治部地下党组织的核心成员。与分散到各部队的党小组长实行单线联系，传达党的指示。姨妈工作接触很多，她沉着冷静，细致周到，为共产党作了许多重要贡献。

导师之死

一九三九年春，妈妈随着第四战区司令部司令长官组成的战地视察团去两广前线调查。主要了解战备佈防和军中士气。地下党指示妈妈趁此机会了解各司令长官的政治态度以及前线军队的政治工作状况和需要，以便党组织训练大批政工队员派往各师团。
视察团从广东前线出发到达广西，翻越十万大山，一直到南端的北海，为时两个多月。最后一站在桂林停留，马上就要返回总部了。一天中午，政治部专员叶兆南（即孙大光，一九四九年后曾任交通部长、地质矿产部党组书记、部长等职）来找妈妈。他的神色很坏，把妈妈带到一个没人的地方说：“尚先生不幸覆车死了。”妈妈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哪个尚先生？尚仲衣吗？怎么可能呢？一个活生生的革命斗士，怎么会突然间就没有了呢？叶兆南说：“尚先生到香港去接他的妻子儿女，坐的是长途汽车。车子开到怀集，不知道怎么滚到公路边的水塘里，水灌进车里，夺去了他的生命。”
几天后，政治部的党员和革命同志在曲江召开尚仲衣先生追悼会，请画家给烈士画遗像，发现竟然找不到一张他的照片来临摹。妈妈想起来她存有一张尚先生的照片。那是在广州撤退前几天，她在政治部第三组帮助收拾文件时拣出来的。当时尚先生交给她一大堆旧照片让她处理掉，其中有几张是尚先生本人的。妈妈拣出来说：“这些照片烧掉多可惜呀。”尚先生说：“不要了，你愿意要就留下吧。”妈妈珍藏了起来，现在拿出来让他们拿去画像。
开追悼会那天，妈妈没有去参加。一个党员同志巧姐（何巧生）劝她：“去参加追悼会就是一次和敌人的斗争，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你应该去！”妈妈说：“说什么我都不去。几天前一个生龙活虎的猛士，几天后开他的追悼会，我没办法面对！”气得巧姐骂她：“你比拿破仑还要倔犟！”妈妈心里说，我哪里是什么拿破仑，我脆弱得根本没有勇气目睹那个场面。
妈妈独自在屋里默默地追忆，以自己的方式悼念尚先生。是尚先生引导她走上革命道路，广州抗战教育实践社热火朝天的工作仍然历历在目。尚先生十分欣赏妈妈的工作干劲，有一次对她说：“你工作很积极，但是还需要多读革命理论书籍。”他送给妈妈一本季米特洛夫的《反战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她还记起，有一次尚先生让她代发一封电报给肤施某人。她看这个地名很陌生，问这是什么地方。尚先生答，就是延安。不久延安寄来了一大批学习材料，妈妈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尚先生是在延安的指导下工作的。
等妈妈心情平静下来，她开始为自己拒绝参加追悼会感到后悔，多年以来，她一直在后悔。一九九四年她在为《尚仲衣纪念文集》写的一篇文章中说：“我永远在想，如果我在敌人面前做过错事，使他们得意的话，那就是这件事！”

撤离十二集团军

一九四一年初发生了“皖南事变”。国共两党的合作再次破裂。国民党开始“限制异党活动”，在妈妈的十二集团军里引起了极大震动，开始抓捕共产党人。政工总队地下党组织的工委书记廖锦涛、王珠、邝清辉等人被捕。王珠牺牲，廖锦涛自杀。（后来的纪念文章中都说廖在狱中被迫害致死，回避了“自杀”一事。“自杀”一词，和后来的“自绝于人民”是同义词，遭到鄙弃。难道“宁为玉碎”的自杀不也是一种壮烈吗？）
姨妈此时也得到了党的指示：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立即从十二集撤离和隐蔽。她迅速离开了政治部，并派人通知所有地下党员赶快撤离。
妈妈当时正在基层一五三师兵营的一个团部，给士兵办政治轮训班。还在宣传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统战精神，不知道自己正在老虎嘴上拔毛。好在军事长官从不过问她的工作，爱讲什么讲什么。
那阵妈妈得了疟疾，天天发病。有一天吃完午饭，她还没离开食堂，电话铃响了，是一个叫“张大哥”（张融，政工大队的女队员）的人给她打来的。“张大哥”说：“最近风声紧，戡乱。政工大队的地下党领导人都已经撤走，你妹妹也离开了。你要特别小心，马上找借口撤离，并尽可能通知你见到的人。”妈妈接到指示，立刻向团里告了长病假。可能是因为戡乱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基层，也可能因为她天天打摆子，又是单独一个女子在团里，无人照料，长官没有怀疑，没费口舌就批准了，还很关照地派了一个马车夫赶车送她走。
一路上经过别的师团，见到政工队员，妈妈就通知他们撤离，并叫他们赶快通知别人。很快政工队的地下党员纷纷“请假”，无声无息地脱离了十二集团军。
妈妈撤退后的第一件事情是去接母亲。白天赶路，晚上住在老乡家，一路飞奔。母亲在曲江，身边围绕着一群活泼的年轻人。梁永泰，才华横溢的木刻版画家。他是一个靓仔，大家叫他泰仔。一九五六年他到福建一个海岛为“建军节”的创作采风。在写生时被解放军当做美蒋特务画地图而击毙。四十五岁英年早逝，算误杀，算烈士。得到噩耗，妈妈找不到他的照片，在照相簿里贴了一张从画报上剪下来的他的木刻作品“在动物园里”以志纪念。妈妈读书时的密友余彩秀（后来叫余迪）和她的丈夫陈原（一九四九年后在国家出版局工作）也在此地。他们除了做群众工作，还从事世界语的推广活动。两人没有工资，只有二三十元生活费，生活清苦，可是充满活力。这些年轻人和妈妈的母亲相处得很好，经常结伙到她家吃饭。母亲的烹调手艺非常高明（因为如此，妈妈这一辈子根本不会做饭，倒成就了我们几个孩子的烹调技术）。见母亲生活得很安全，妈妈松了一口气，
年轻人聚在一起，为妈妈接风，少不了又是一顿母亲烹制的丰盛美食。席间余彩秀问妈妈下一步怎么打算。妈妈想得很简单，留下来和母亲在一起，顺便治疗疟疾病。陈原忙说：“大汪，千万不能留下来，这个地方离政治部总部很近，出出进进都会碰到他们的人。你若是被他们抓住，就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何芸（也叫何雪瑜，八十年代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所长）的姐姐何筱静刚刚牺牲，她就是在撤退的路上被宪兵队抓走的，在转押的途中就被枪毙了（何筱静，也叫何雪晴，十七岁入党，一九四一年七月被捕，牺牲时年仅二十岁）。你得马上离开这里。”
妈妈一听，不敢久留。第二天一早就悄悄离开曲江，目标桂林。她先在乐昌停留了一阵。中山大学医学院战后迁到乐昌。她的干弟弟卢鑑锟恰好在此上学，悉心帮她治好了疟疾。
妈妈正准备动身去桂林的时候，一个叫小陈的人（陈能兴，时任中共粤北省委候补执委。一九四九年后，任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港澳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代表地下党组织来找她。妈妈奇怪，党怎么会知道她在这里？原来卢鑑锟也已经是地下党员，他帮助妈妈联系上了党组织。小陈和她谈了当前的形势，告诉她广东地下党省委混进了特务，整个组织遭到破坏，许多党员被捕。中共南方局为了惩戒广东地下党，决定停止党的一切工作，解散组织。党员则暂停组织活动，各自疏散隐蔽，保存实力。
小陈指示妈妈：“中央的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不管到了什么地方，都不要暴露身份，不要与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不要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在这期间党龄照算。”
一九四一年秋天，妈妈到了桂林，在小学教书以隐蔽身份。直至一九四六年随东江纵队北撤（爸爸在东江纵队做宣传工作）。

用户:钟小洛

2021-09-05T02:08:35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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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钟紫]]文章：
**[[回忆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两个训练班]]
*[[下乡前的合照]]
**[[文件：战斗在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内的中共地下党组织.docx]]
**[[文件：广东抗战史上重要篇章曾庆榴.docx]]
*[[钟小洛在北撤公园的照片]]
*[[文件:寻找坪石中大学子赴东纵的足迹.pdf]]
*[[ 奔赴敌后前线 ]]
*[[ 粤北沦陷前后 ]]
*[[ 妈妈在十二集团军 ]]

用户:钟小洛

2021-08-26T08:50:50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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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钟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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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钟小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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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钟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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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赴敌后前线

2021-08-25T13:20:17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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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赴敌后前线
——记中大等校学生参加东纵的历程
钟兵

1944年夏秋，党领导和组织了一次波澜壮阔的行动：在粤北的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广东文理学院、法商学院、广州大学、中大附中、粤秀中学、曲江中学、韶州师范、培正中学、仲元中学、连州中学、阳山中学等大、中学校六百多名青年学生，奔赴敌后东江纵队，参加抗日武装斗争。我们，当年参加这次行动的一小部分同志，共同回忆那激动人心的往事，热血沸腾，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动我们向前、向前。
一、思想的准备
我们这个忆述，主要是中山大学方面的情况。记得当年投身东江纵队的，单是中山大学就有二百人左右。这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有党的领导，在党的教育培养下锻炼成长，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革命决心的结果，是有历史背景和思想准备的。
1944年1月，中共广东省临委派张江明从东江纵队回粤北，为恢复粤北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的作准备，并迎接东纵北上。中大文学院原党支书黄德赐（士）在坪石铁岭村租了一间小屋作宿舍，张江明就在此落脚。他除了向中大各学院党支部负责人传达党中央关于形势与任务的指示等之外，还和黄德士彻夜深谈，向他比较详细地说明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而国民党则节节败退，要依靠党的武装力量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具体地介绍东江纵队的战斗成长、活动地区、在广东抗战中的作用。以及可能向粤北方向发展，必须在思想上组织上作好准备；还和黄德士谈过到东江纵队的路线和联系方法。不久，张江明被捕，后脱身逃出，回到东纵。虽没有完成原定的工作任务，但已使中大原来几个党支部负责人初步了解东纵的成立和发展，明确了今后的工作方向，为后来中大有大批党员和进步青年到东纵作了思想准备。他还把中山大学等的党员名单和联系办法送交省临委，提供了通知党员到东纵的线索。
二、到东纵的决心
1944年5月，日军发动打通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的进攻，国民党当局闻风而逃，粤北局势岌岌可危。中大提前考试，准备疏散。中大原来几个党支部负责同志，都考虑到许多党员和进步分子即将毕业离校，倘若学校疏散，几年来按照党的方针积累起来的力量将分散，更无法参加东纵的抗日武装斗争；眼看敌人将要打通粤汉线，东纵将有部队北上，应该联系毕业班的党员和进步同学隐蔽下来，等待时机去东纵找党组织，参加武装斗争。
6月份，北边的日本侵略军进到衡阳，南边的到了清远，粤北一片惶恐和混乱。东纵北上部队还未到达，联络人员也未前来。严峻的时刻，考验着每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性和坚定性。
文学院黄德士和夏洪分析形势，认为粤北正在疏散，历年来积聚的力量不能分散，等待已久参加武装斗争的时机不能错过。黄德士记得张江明曾经叫他暑假先去东纵参加学习，进入部队的联络办法是到沙鱼涌等地找税站，只要找到惠阳、东莞游击区的税站，就可以和东纵部队联系上。黄德士想到这里，立即找师范学院原支部书记吴显慧（吴健），并通过文学院转到法学院的党员汪应昌（柏森）找关海、欧阳波等商量，大家欣然同意，经过慎重考虑、周密部署以后，决定分头通知党员并串连进步同学到东纵去。
文学院参加东纵的同志名单，是经过原党支部研究决定的，除了党员外，都是党教育下的进步同学，标准是对革命对党有一定的认识，觉悟高，态度坚决。得到通知的党员和进步同学，个个笑容满面，神采焕发，坚决表示：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听从党的召唤，投身到敌后武装斗争中去。
当时，许彦常（许稚人）已经当上文学院的助教，其他同学有的毕业后当了中学校长、教务主任，还有的当了国民党省政府的科长，他们把这些职位弃之不顾，立即行动。四年级的方源湜、陈汉生（陈夏苏）、陈婉芳（陈茵）等已经写好毕业论文，但谁也不计较那学历文凭，满腔热情地一心只想到解放区去参加抗日武装斗争。
也在这个时候，原从国民党十二集团军政工队撤出和到中大读书的陈中夫（政工队党组织负责人之一）、周衍汉（周辉，文学院）、彭展寿（彭丰）、彭厚望（均法学院）、吴岗、张韶、刘渥丹（先修班）、杨士衡（杨重华）等一批党员和进步群众，在陈中夫、周辉住地共同商议，计划利用跟国民党第七战区和第十二集团军政治部的旧关系，组织战时工作队到韶关开展活动；若韶关沦陷，则就地开展游击战争，迎接东纵北上，或伺机到东纵去。这时，彭丰同志到韶关国民党第七战区政治部找到地下党员程琪同志，经他报告政治部主任李煦寰批准，成立“第七战区政治部中大战时工作队”（简称“中大队”），便串连发动中大和其他学校的党员、进步同学参加，共有六十多人。这些同志是想通过“中大队”去东纵的。这是到东纵去的第二批大队伍。
由于去东纵的同学很多，又要通过国民党统治区，有的也要通过敌伪占领的地方，必须分批秘密前往。中大附中同学崔克玲（崔克）1942年入党不久，学校党组织便停止活动，她多么希望能早日到达自己的部队，回到党的怀抱啊，可是她曾经和任中大研究院院长的父亲公开争论，谴责国民党反共，很受注意。为免使大伙到东纵的行动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和破坏，崔克只有推迟了行期，先参加中大队。又如法学院进步同学李士铮（李群）是中大国民党区党部宣传股长，曾在1943年冬要求增加贷金、改善生活的进步学运中主持全校的集会，是出头露面的活跃分子。他找到党员要求去东纵，党员同志劝他稍迟一步。他为了不影响集体的安全。独自一人离开学校，找到关系，辗转到了东纵，后来他参加了党。
同志们就是这样坚决地响应党的号召，义无反顾，满怀豪情壮志，奔赴那向往已久的战火纷飞的抗日战场。
三、艰险的历程
6月13日，第一批队伍开始行动了。中大文、法学院和附中一部分同志到坪石火车站乘车。站合上都是认识的同学，表面上大家佯作不期而遇。到了韶关，大部分同学住在城北比较偏僻的学校里。由于往南直下东莞、宝安的道路被敌人封锁，为了避免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决定绕路前行，并相约分批到始兴集中。这时，文理学院和其他学校也来了一些同学，一共有七十多人住在始兴中学。这么多的青年人来到一个小城是很受注意的，于是由关海和夏洪出面，找到国民党县党部，拿出自己的国民党、三青团证件说：“我们是中山大学的学生，学校要疏散，我们只好找地方投亲靠友，路经这里，请你们关照、关照！”
七十多人在始兴住下，眼前要吃饭，往后要旅费。经过大家讨论，一是各人将身上的钱交公统一开支；二是将带来的行李衣物，除留下应用以外，交公拍卖。于是在始兴城贴出了拍卖衣物的海报，打着逃难学生需款逃难的招牌，借一间大祠堂做拍卖的场所，用几条棕绳绕过几根大柱，上面挂了旗袍、大衣、西装、长衫以及中山装等，进行拍卖，卖了好几万元现款，勉强可充大家的旅费。
正当领队的同志作好了分批启程的计划，选定了东经江西的全南、龙南、定南（简称“三南”），再折返广东和平、河源，下老隆转惠州到东莞的路线时，在韶关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中大工学院孔召棠（孔刚，党员）的父亲是国民党韶关警备区司令，夏洪和孔刚原是仲元中学的同学，曾叫孔刚设法通过他父亲的秘书为始兴的中大同学取一张返乡通行证，被他父亲拒绝了。孔刚和他爱人赖安英（赖清，韶师学生）、中大文学院的谢绍武（谢联，党员）离开韶关赴始兴集中时，一出市区，在检查站，孔刚和赖清就被他父亲派人截住，他俩为了不影响大队的安全，没有多说，只好先回家。错过了这个机会，孔刚心里很难过，但仍千方百计寻找党的武装队伍。不久，他俩即带上两个妹妹一起到始兴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风度大队。而谢绍武在检查站，利用“警备司令公子的朋友”的身份，上了一辆军车，即日到达了始兴。
由于发生了上面那件事，已在始兴的夏洪立即带领一批人员提前于次日清晨离开始兴。这批人员有：柏森、朱绍昆（朱田光）、郑志远（郑重）、刘时熙（王康）、黄宗尧（黄平）、刘滨（刘蓝天）、余启勋（余少石）、陈守均、谢绍武、陈祖燊（陈霖）、沈如琼（沈群华）、沈辉（林岗）、陈海仪（陈嘉）等十多人。他们晓行夜宿，越过大庾岭，进入江西三南，每到一处，都故意公开打出大学生疏散的旗号，通过当地区公所投宿于学校校舍。从江西三南绕回到广东和平县，又走了七十里山路，摸黑到达河源船塘。船塘是中大法学院学生欧阳波的家乡。欧阳波在六月中和大家一起离开学校到韶关，为了准备接待奔赴东纵的同学中途暂时隐蔽，他直接返回河源，和地方党的同志联系，筹粮筹款。这批同学一到，他立即安排在他家乡的小学住下来，等待联络。
七月，最后离开始兴的是中大文学院黄德士带领的一批。其中多是台山、开平侨乡的同学。他们中有中大文学院的何兆麟（何文）、许秀琼（肖敏）、梁汉刚（梁干）、沈如珍、余敏志（余小敏）、董树勋，理学院的马灼晃（雷鸣）、许俊杰（张弓），师范学院的陈燕芳（江哲）、余新琼，法学院的关海、谭东枝、张纯纲、陈隆基（陈克）、张文熙（张莫），工学院的伍子博（伍真），先修斑的李瑞娟（李萃君）；文理学院的朱景超（朱超）、马星锋（马平）及其爱人林彩琴，其兄马荣邦及爱人麦克，其弟马荣铮（马德里），其妹马桂英（马美），岭南大学的伍子高；中大附中的陈大德（沙朗）、赵力田（赵大刚）、张荣祖（江荻）、周建华（周自强）等。他们以华侨子弟的身份出现，离开始兴之前，还特意到国民党县党部辞行，并到县警察局要求派警察“护送”出境，租了汽车开到江西三南，然后转回广东和平。在九连山，汽车发生了故障，需要停车修理，为安全起见，他们轮流放哨，并让伍子博、周建华携带集体的现款，躲入茅草丛中隐蔽。到达和平县，他们又派出伍、周两人到河源船塘和夏洪等人联系。
这一批同学从合水坐船到达老隆，利用其中一位同学的父亲是国民党高级军官的关系，住进“东江剿匪司令部”，使国民当局不致怀疑。到了惠州，一部分同学又利用马荣邦之兄是广东银行高级职员的关系，住进广东银行惠州分行的寓所。他们打听到离惠州几十公里的东莞桥头有东纵的税站，就决定乘船取道东莞，借口经广州回台山、开平，以便和税站取得联系，进入游击区。同时，通过银行请人“护送”。恰好有几个和银行熟悉的商人正要走这条水路到广州去，自愿作这些大学生的“保镖”。适值这天国民党军队进攻桥头，东纵的税站撤走了。他们到了东莞常平，突然发现前面有一面红旗，那几个商人说：“前面有老模”（因为东江纵队前身之一是东莞县模范壮丁队，所以许多人称东纵为“老模”），同学们又高兴又耽心，“如果是自己的税站，我们就到家了；如果是反动派或汉奸，我们就可能被捕。”抵税站时，黄德士见到开的是东纵税站的税单，还未全信，又故意试探说：“我们是中山大学的学生，办点货返乡，想和你们的负责人谈好了再运来。”他和税站负责人面谈，相互了解后商定，为了后面好多批同学经过惠州等地进东纵不受注意，对这些商人不能暴露来找部队之意，只能说税站暂时让这些学生留下来，了解大后方撤退和检查情况，问清楚了再走。于是这三十多位同学终于结束了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到了东江纵队。后来他们还写了信托人带到广州寄给那几个商人，说他们随后到了广州，平安无事，以免引起怀疑，暴露这条交通线。他们离开惠州之前，派年纪最小的周建华再次到河源船塘去和夏洪等联系，带他们到惠州转赴东莞找税站。
夏洪等一批人在船塘停留二十多天，欧阳波和中共河西区委书记欧阻涛以及当地进步青年热情接待，送鸡送菜。同学们不明底细，还以为欧阳波家里万贯家财！殊不知他家竟是贫农。这些在船塘等待联络去东纵的同学，曾被国民党怀疑为“异党分子”。河源政府先后三次密令驱逐和通缉。由于欧阳波的家乡工作基础好，他又通过乡长等统战对象和开明的同族士绅出面，软磨硬顶，大家才免遭毒手。正在这时候，周建华到来联系，同学们喜从天降，立即动身。地下党区委书记组织人力护送，船塘乡支部书记带领几个人，挑起十多人的简单行李，装成挑夫，暗藏两支手枪，通过九十里山路，直送到老隆。
在老隆，会合了从船塘分散去兴宁隐蔽的同学。同时，派刘蓝天去潮汕一带与从始兴分散隐蔽的饶旭坤（饶辉）、池耀华、陈衍之、廖烈南、张开明、潘明忠联系，他们后行。
为了分散目标，又重新分出一组人，由梁干、张莫与经船塘来的黄平、余少石、张显扬等，跟谢绍武到他的家乡东莞进入东纵。他们到了常平，税站的同志又作了巧安排。为了不影响后几批人员的安全，让他们先到东莞望牛墩谢绍武家中暂住。过了几天，才由交通员秘密地接他们到部队。
夏洪这一批经过老隆时，沈如琼把家传的一条项链交公变卖，为大家凑足了旅费。经惠州、常平，到了东纵活动的地区东坑，同这里的负责同志取得联系。
原在潮汕、兴宁、梅县、河源等地负责地下党工作，后来进入中山大学的党员如蔡子培等，也分别到达了东纵。罗湘林、莫福枝分别带领了平时联系的进步同学，经广州、东莞城到达东纵。
以中大战时工作队为主体组成的到东纵去的另一批队伍，也是在1944年6月开始行动，在韶关墨江会馆集中，约有六十多人，一部分是地下党员，一部分是进步同学。其中女同学约有十六、七人。后来，陈中夫、周辉、杨重华和戴敏等由党组织安排留在粤北坚持工作，其余绝大部分都到了东纵。他们中有中大的彭丰、吴健、陈汉生、方源湜、陈婉芳、许彦常、王昌明、刘渥丹、张韶、邓乃炯、彭厚望、谭文芳（林洛）、沈能、周应璠、李敏、李雪英、邓克流、廖行、钟达（钟紫）、杨家杰（杨钊）、陈汉辉、郑鸿俊、包文英（赵林）、陈梓桥、蒋慧仪、劳次英（劳艾）、钱玉芝、何一平、江边、张文光、邝哲民、林敬发（林长风）、黎莱茵、梁耀端（梁天）、吴志通、叶碧星、张永良、杨星光、王坚、宋英、黎绍裘、张善行，广西大学的唐强、李建熹，文理学院的王飞、罗卓匡，中大附中的崔克玲、陈慕静，粤秀中学的王文光、崔爱碧，坪石连胜中学的范家祥、范兰胜，曲江中学的丘其中等等。当时，“中大队”领导在墨江会馆开过几次小会，考虑到还没有取得党组织的联系，准备一旦日军进犯韶关，打通粤汉线后，就坚持在韶关外围地区，依靠当地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迎接东纵北上。
“中大队”集中韶关期间，已经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果然集中不久，发生邓乃炯同志失踪的事件。邓在韶关风度路遇见一位女同学，立即热情地和她打招呼，谁料这位同学已经被捕，国民党有意放她出来引线的，因此把邓也拘捕了。后来，抓不到什么把柄才将他放了出来。通过这事件，队领导要求全体同志重新清理携带的书籍、文稿和笔记；外出要向小组和队请假，而且要有二、三人同行，尽量避免单独外出，若发生事情，应迅速向队里报告。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人员的直接监视，8月上旬，中大队重新编成七个小组，分散到周田、黎市桂头、乌石、白土、樟树、龙归等地。还有一个组留守韶关。中大队分散后，各小组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碰头研究工作。中大队分散到韶关外围各乡期间，对调查当时社会政治情况，宣传坚持抗战，扩大我党抗日救国主张的影响，做了大量工作。如进行文字宣传、口头宣传、社会调查、教壮丁队唱歌、上时事课、演出宣传抗日的文艺节目等，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许多青年学生、工人、农民都开始跟我们接近。同时还考虑到，万一粤北地区沦陷，不能到东纵去，便就地打游击，因此同志们便开始注意观察地形，加强对自卫团工作，提高他们保家卫国抗日救亡的思想觉悟。这时地方上一些国民觉顽固势力和封建势力虽然不敢公开反对我们，却暗中散播种种流言蜚语进行破坏，监视中大队各组的活动。于是部分队员用各种借口，分批离开中大队，分散隐蔽。恰于此时，中大队地下党员与粤北路东特委取得联系，经研究，把中大队的大多数同志安排到翁源第一、二中学、英德英东中学、辉南中学、翁北中学等学校教书，暂时隐蔽起来。在学校中，他们仍然坚持斗争，教育培养了许多进步学生，撒下了革命种子，连翁源一中校长的三个子侄都在他们的引导下参加了革命队伍。
到了是年10月中旬，东江纵队派原中大文学院地下党员赵炳权（曾在国民党一八六师政工队工作）到粤北：通知党员和动员进步青年到东纵去，要求原国民党十二集团军政工队的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尽量参加东纵。于是，中大队的同志便分期分批，以兄妹姑嫂结伴回乡探亲作掩护，奔向东纵。当时大致上分两条路线走：一是经国民党统治区，从韶关到翁源、新丰、惠阳，抵达沙鱼涌东纵联络站；二是经敌伪统治区，从韶关到广州，得到地下交通的帮助，抵达惠阳坪山东纵司令部。
还要一提的是，又有几批去东纵的队伍，即广东文理学院、粤秀中学、连州中学、阳山中学等学校的革命青年和连县地方党的党员。东纵派原粤秀中学支书、后考入中大读书的李树中同志同他们取得联系。通知党员和动员进步青年学生参加东纵，开展抗日武装斗争。这方面情况，请阅林敬文、刘渭章、郑彦文：《峥嵘岁月，坚持斗争——广东省文理学院学生运动史概况》和钟国祥、麦扬、戴江、张文藻：《抗战时期粤秀中学的青年运动》，不赘。
四、火热的斗争
1944年8月初，东纵司令部和政治部在大鹏湾濒海的土洋村大沙滩开了盛大的联欢会，欢迎大批新来的游击战士。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同学们，第一次在抗日游击根据地与部队老同志高唱《国际歌》，激动得热泪盈眶。
会后，因为珠江纵队新建，亟需干部，珠纵政委罗范群同志指名要黄德士、关海、马平、张纯纲、肖敏等同志和他一起到珠纵工作。
东纵政治部为了加强对来自各地青年知识分子的培养教育，使他们较快熟悉和掌握党在根据地、游击区的工作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先后开办了七期青年干部训练班。关于青干班情况，详见《一座培养青年干部的革命熔炉—记东江纵队政治部青年干部训练班》，在此从略。
随着人民部队抗日军事斗争的节节胜利和迅猛发展，革命队伍中的青年知识分子也在火热的斗争中得到锻炼，大显身手。1944年10月。东纵政治部成立了一支较大型的政治工作队，代号“拖拉机”，建队时的成员多数是青干班第一期中爱好艺术的活跃分子，以中大文学院学生最多，夏洪任队长，梁杰任副队长。政工队设党支部，支书梁杰，支委夏洪、陈向明、王奇等。以后各期青干班结业，都有学员补充进去。这支队伍以文艺为武器，为部队战士服务，帮助地方建立政权，开展减租减息，在部队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等，受到干部、战士和群众的欢迎。为了配合盟军反攻，东纵司令部成立了联络处，中山大学文学院郑重、王康、黄平和师范学院廖茅等懂外语的同学，即从第一期青干班调到该处工作。部队急需军工人才，特别需要提高爆破攻坚的技术，唐强同志在广西大学时为准备参加武装斗争，早已选修过“国防化学”的课程，学习时制造过炸弹，他在青干班第四期学习后，调去负责建立小型兵工厂，发挥了作用。青干班的同志们除在东江地区工作外，还遍布粤北、珠江三角洲、粤中等各个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许多同志当了部队的政工人员、文化教员，成为宣传、文化、艺术工作的骨干。也有的从事军事工作、地方政权工作和群众工作，他们在火热的斗争中成长，在各条战线上起着骨干的作用。
五、深切的怀念
我们永远忘不了一起参加东江纵队以后牺牲的同学。他们风华正茂，火一般的革命热情，宛如鲜花初绽的音容笑貌，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深深地铭刻在我们心里。
郑志远（郑重），中山大学文学院哲学系二年级同学，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考入中大。他气宇轩昂，品学兼优，是文学院学生运动的骨干，进步社团“莽原”社的创办人。1944年参加东江纵队后，在司令部联络处、海陆惠紫指挥部任情报科副科长。1946年春，他化装进入紫金城侦察，被反动分子认出不幸被捕。国民党反动派以他家庭富裕、母亲守寡、他是独子等情劝降，志远同志凛然痛斥反动派：“你们没有资格和我说话！”从容就义。残暴而虚弱的敌人竞将他的头颅挂在城门上示众。他牺牲时才二十三岁。
沈如琼（沈群华），中大法学院经济系二年级同学，出身于“书香世家”，端庄文静，同学们都称她“琼姐”。1944年，她不顾自己曾患肺病体质纤弱，坚决要求参军。从粤北步行经赣南转回东江，行程千里，她从不叫苦，经受了考验。在东纵，1945年她从政治部政工队调到第六支队任文化教员，在海陆丰一带活动，参加了共产党。为了做好哉士工作、群众工作，她以惊人的爱力，三个月学会了人称为“学到老”的海陆丰语。在国民党反动派封锁包图之中，她赤脚行军，教战士们学文化，帮战士们洗补衣服，护理伤病员。1946年3月，反动派袭击紫金乌禽嶂如琼同志作哉中壮烈牺牲，时年二十六岁。
刘渥丹（刘滨），中大先修班同学。1938年入党。她出身十分贫苦，当过婢女、童工。她沉着稳重，对同志诚恳，对工作认真负责1944年大批同学参军时，她是“中大队”的组织者之一。在东纵青干班第二期学习后，分配到珠江纵队工作。在一次战斗中，她和部队失去联系，独自一人，身上仅有三个小小的炒米饼，坚持七天七夜，找到了部队，已经奄奄一息。在送往东江治疗途中，遇伪军扫荡，渥丹同志不幸被俘，她虽身患重病而意志坚强如钢，不屈不挠，英勇牺牲。
余敏志（余小敏），中大文学院历史系一年级同学，自小父母双亡，是个沉默的女孩子，革命意志坚定。参军后，在政治部政工队当队员，主动背起药箱兼任卫生员，她变得笑口常开，以自编舞蹈演唱《朱大嫂送鸡蛋》而闻名东纵。干部、战士都亲热地叫她“蚊孜仔”。日本投降后，东纵一部分队伍挺进粤北，她身患重病，隐蔽于始兴奇心洞，被国民党反动派包围逮捕，在始兴监狱中带病坚持斗争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张纯纲，中大法学院同学，在高鹤地区任青干班指导员，战斗中被反动派武装围捕，不屈不挠，英勇牺牲。
谭东枝，中大法学院司法系同学，共产党员，在珠江纵队中山支队任指导员，1945年夏在日伪联合扫荡中负伤，拒绝敌人诱降，在敌人火攻中烧成焦炭，英勇牺牲。
杨星光，中大医学院女同学，1945年在罗浮山根据地工作，在与敌人作战中英勇牺牲，年仅20岁。
江国光，文理学院中心支部书记。他是一个优秀共产党员，才华出众，党性强，作风好，立场坚定，学识渊博，密切联系群众，被尊称为“江大哥”。他到了东纵后，派到广宁支队工作，不顾个人安危，处处关心同志的疾病和安全，在行军中被国民党反动派包围，战斗中牺牲。
唐乔（唐海），粤秀中学同学，东纵政治部政工队副队长，在粤北作战中负伤，被国民党反动派包围杀害。
劳道明（劳火），粤秀中学同学，东纵政治部政工队队员，共产党员，被称誉为“五岭歌手”，解放战争中任大队教导员，在粤北牺性。
冯庆奕，粤秀中学同学，在珠江纵队当机枪射手，英勇作战阵亡。
王同照，粤秀中学同学，在东纵作战身负重伤而牺牲，临终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同志，还有中山大学林康华、李树中、钱玉芝，粤秀中学马文玉（马鲁）、李严、杨惠育、李树民、陈次青（陈清）、卢炽仁、成崇实，以及其他学校林彩琴等同志。
烈士们为了追求真理，保卫祖国，解放人类，不顾安危，不辞艰险，投身到革命的洪炉之中。他们以艰苦奋斗为乐，以改造世界改造自己为幸福。在斗争的严峻关头，他们不惜洒热血抛头颅，为人民利益献出年青的生命，烈士们的光辉业绩万古长青，他们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后来者胜利向前。
（说明：此稿经当年中山大学同学夏洪、黄德士、关海、陈茵、陈向明、欧阳波、朱田光、陈海仪等集体讨论，陈海仪执笔。此次发表，经何文修改）
1984年2月初稿
1990年6月修改

用户:钟点工

2021-08-25T13:17:05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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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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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寻找坪石中大学子赴东纵的足迹.pdf

2021-06-30T07:14:44Z

钟点工：抗战末期，一批在坪石中大学习的青年学生在党的号召下，历尽千辛万险，到达东纵根据地，在斗争中成长。

抗战末期，一批在坪石中大学习的青年学生在党的号召下，历尽千辛万险，到达东纵根据地，在斗争中成长。

用户:钟小洛

2021-06-30T07:10:30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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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国璠

2021-06-12T07:05:32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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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岁月（陶斯亮）2021年6月6日

流年岁月（陶斯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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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汝信

2021-06-10T02:51:40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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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汝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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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胡莉雄

2021-04-24T11:26:13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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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风知劲草亮节感人深

2021-04-24T11:23:42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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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莉雄纪念父亲胡一声的文章

2021-04-24T11:14:51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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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ywiki.com/images/a/a7/%E7%96%BE%E9%A3%8E%E7%9F%A5%E5%8A%B2%E8%8D%89%EF%BC%8C%E4%BA%AE%E8%8A%82%E6%84%9F%E4%BA%BA%E6%B7%B1%EF%BC%88%E8%83%A1%E8%8E%89%E9%9B%84%EF%BC%89.pdf

文件:疾风知劲草，亮节感人深（胡莉雄）.pdf

2021-04-24T11:13:24Z

钟点工：钟点工上传文件:疾风知劲草，亮节感人深（胡莉雄）.pdf的新版本

回忆父亲胡一声

胡莉雄纪念父亲胡一声的文章

2021-04-24T10:44:06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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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莉雄纪念父亲胡一声的文章

2021-04-24T10:42:31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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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user/0/com.microsoft.office.word/app_EmailAttachments34f44c2c-09bf-42f3-a327-dcd67d6483cb/疾风知劲草亮节感人深（新马侨友会稿）（4月20日修改稿）.pdf

胡莉雄纪念父亲胡一声的文章

2021-04-24T10:30:57Z

钟点工：修改

胡莉雄纪念父亲胡一声的文章

2021-04-14T12:05:04Z

钟点工：修改

疾风知劲草，亮节感人深
纪念父亲胡一声（胡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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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疾风知劲草，亮节感人深（胡莉雄）.pdf

2021-04-14T12:00:06Z

钟点工：纪念父亲胡一声

纪念父亲胡一声

文件:疾风知劲草，亮节感人深（胡莉雄）.pdf

2021-04-14T11:51:43Z

钟点工：回忆父亲胡一声

回忆父亲胡一声

胡莉雄纪念父亲胡一声的文章

2021-04-14T11:37:28Z

钟点工：修改

疾风知劲草亮节感人深
——纪念胡一声
胡莉雄

我的父亲胡一声（1905.10-1990.3.19），原名胡水庭，曾化名蔡若愚、何家烈、陈一新、胡春华、细月、古月、高松、高原等，广东梅县梅南罗田上村人。1926 年 6 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 9 月转为中共党员。
1926 年冬，胡一声与郑天保返回家乡，共同筹办梅南中学，建立中共梅南区党支部。1927 年 4.15 广州反革命大屠杀后，在中共东江特委指示下，1927 年 10 月在梅县和丰顺县举行秋收起义，创建九龙嶂革命根据地，成立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团，郑天保任团长，胡一声任党代表。根据地失守后，于 1928 年秋奉东江特委命令，先到新加坡接上共产国际关系，派往印尼、新加坡从事华侨教学和宣传出版工作。曾因“胡春华”（化名），被荷印当局通缉未果。1932 年 2 月创办加影华侨中学，1934 年秋赴日本留学，他以“中华留日同学会”名义，创办《国际教育论坛社》，出版进步刊物，曾因“陈一新”（化名）被日帝通缉未果。1936 年夏毕业后，曾在上海任“引擎出版社”社长，出版《现世界》半月刊。之后，重返马来亚，复任加影华侨中学校长。因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40 年 10 月被马来亚政府驱逐出境，回到香港参加党内学习小组小三查，确认 1926 年以来的党籍。
1941 年 1 月，他与乔冠华创办“香港中国通讯社”（现中国新闻社前身），出任主编。1941 年 12 月香港沦陷。在粤东参与部分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撤离香港的接送工作。1943 年，在韶关参加国民党第七战区编纂委员会工作，出版《新建设》月刊等。1944 年参与创建中国民主同盟南方组织，任民盟南方总支部宣传部长、1946 年 1 月在广州创立民盟广东省委员会任主任委员。解放战争开始后，1946 年 8 月重返新加坡、马来亚。在新、马建立民盟组织，曾任民盟马来亚支部常委兼新加坡分部主席。1948 年 7 月初，重返香港，受周恩来副主席指派负责筹建《南方论坛社》。1949 年 3 月，受周恩来副主席点名随民主人士北上，抵达北平，参加政协筹备工作，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任民盟中央委员，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人大代表，是第二、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常委。曾任北京师大附中校长、北京工农速成学校校长，负责创办一〇一中学。1955 年 7 月，任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兼广州归国华侨补习学校校长、1958 年暨南大学复办筹备领导小组组员。1958 年 6 月被定为“右派分子”，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降薪五级等处理。1959 年调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研室主任。1979 年 4 月 10 日由广东省委发出通知，撤销 1958 年错划为极右派分子的决定和处分，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共产党党籍，恢复原工资待遇。1979 年 6 月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同年 9 月，任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副厅级）。1980 年 1 月被选为民盟广东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等。1982 年 12月 30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文，恢复胡一声 1926 年至 1948 年中国共产党党籍和革命工龄。1983 年，胡一声以大革命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老干部荣誉离休。
胡一声十八岁时曾写下诗句，“安得大同新世界，定将热血洒乾坤。”并以门联写在“安定书室”门上公示于众。诗言志，是心声。
1947 年 9 月，我出生在马来西亚，是 1949 年的归国难侨。
我母亲鈡秀英，曾经参加中共的马共党员。（1928 年在梅县东山中学读书时第一次被捕，押解途中逃脱；第二次被捕坐牢是 1930 年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时，发现学校被軍警包围，她紧急敲响警鐘，通知进步师生及時逃走，自己被军警抓捕入苏州反省院，坐牢 3 个月，由胡一声以侨领代表营救出獄。）1948 年 6 月 21 日，英帝殖民政府颁布紧急法令，大举围捕全马各地的马共和教员学生进步人士达万余人之多。6 月 20 日，颁布紧急法令的前夜，大批军警包围了加影华侨中学，所有暑期留校的师生和董事在睡梦中被捕。当时我才九个月大也不能幸免。先被关警察局，后被押解到半山巴监狱，再后来是关押在居銮集中营。关押母亲的罪名是：加影华侨中学专门宣传民主革命，培养教育青年，回国内参加抗日和参加当地的革命活动。第二，母亲是副校长专门聘用共产党人当教员。第三，在我母亲的床底下搜出了大批的红旗报。关押达 14 个月（母亲第三次被捕坐牢）。
1949 年 8 月，母亲和外婆抱着我，被英国殖民政府军警押送出境，回到香港。（当时我的大姐在国内参加了游击队，我上面还有五个兄姐，都已经不在人世）。广州还没有解放，我的父亲已经在北京参加筹备第一届全国政协成立大会。因此，我们母女三人在地下党的帮助下，辗转回到了北京，结束了颠破流离的生活，亲历了国庆大典盛况。
我成长在红旗下，只能片段的听到父母和亲朋前辈，讲述父亲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的斗争事迹以及幼年丧父、贫苦至极、乡亲资助、帮老师煮饭、改作业免交学费念书的故事，也不乏来自乡间、革命同志长辈间，给与父亲和祖母极高威信的评价。另一方面，却是我懂事以后，才体验到的父亲不得不承受的长期逆境，在曾经的 1948 年，因方方急需派父亲出使马来西亚筹集资金，却找不到丢失的组织档案，无法满足侨党的组织程序，乔冠华和连贯立即介绍父亲重新入党，并承诺以后再恢复父亲 1926 年以来的党龄。果然不出父亲所料，回到新加坡后，英帝颁布紧急法令，父亲无功而返。给父亲的承诺也遭到失信，不幸地开启了他连年不断申诉的漫长征程。更甚者，时间延续到了1958 年反右斗争结束后的反右扩大化，不需要知道自己的“罪行”，不需要签字就被打成极右分子，交党费时，才知道连党籍都被开除了，只有申诉申诉再申诉。在父母身旁的我和弟妹，是在“父亲胡一声是老右派”的骂名声中长大，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更升级为极致。有一张 1978 年 12 月 29 日中共暨南大学核心小组，发布的文革平反的红头文件为证。

父亲对我说过“天塌下来当被盖。”正是这种坚强的好汉气势，他顶过来了，一生可敬的凌然正气，给世人树立了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真正共产党人形象，对父亲的信念我们从没有动摇过。
从发布这份平反文件开始的系列拨乱反正进程加快了。
1979 年 4 月 10 号，中共广东省委的粤摘改（79）08 号文件发布，改
正了 1958 年把父亲胡一声错划极右、开除党籍、撤职、降薪 5 级的冤假错案。
同年，中央组织部指令广东省委组织部联合暨南大学党委组织部，历经
3 年的调查取证，在 1982 年 12 月 30 号发布了组建字 994 号文件，恢复了
我父亲 1926 年至 1948 年的党龄，可以办理老红军离休了。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纪念年。写出我父亲，在党 64 年，从不忘初心的艰难历程，每一步都体现了共产党人爱国爱民爱侨的责任担当；每一步都体现了共产党人开拓未来的预见；每一步都体现着小人物创造和堆积国家发展的丰功伟绩，以表达我最深重的怀念和敬意。
一、为新中国诞生浴血战斗雄鹰高翔九龙嶂
1925 年，父亲胡一声毕业于省立第五中学（梅州中学），就读于国立广东大学（中山大学），1926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参加了中共广东区委主办的党员秘密训练班、参加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他理论学习联系实际，从自我做起，从自己的家乡做起，在同乡同学中物色志同道合的同志，先后发展了中大同学郑天保（郑兴）、廖祝华（廖白）、吴锡粦等人入党。
1926 年冬，父亲和郑天保假期回到家乡梅县，把龙文公学（高小）改办为梅南中学，从广州劝回廖祝华、吴锡粦到梅南中学任教，介绍原龙文公

学教员吕君伟、黎学仁、熊光、古九成、胡志文、郑德云、郑国安等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梅南中学支部，廖祝华任书记。成立了中共梅南区委，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赤卫队，从此梅县党组织逐步向农村发展，梅南也成为大革命时期梅江两岸革命活动中心。
风云突变，1927 年 4 月 15 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实施清党反共大屠杀，父亲胡一声和韩文静（王逸常的爱人）一起成功翻越屋顶逃脱缉捕。血的教训使他认识到必须回家乡农村,组建共产党自己的革命武装队伍，他冲破被通缉抓捕的天罗地网，同年 5 月，冒险从广州走到香港，找到广东省区委领导人之一王逸常献计，王逸常批准了他回到梅县准备武装的主张，他经汕头回到梅县潜回梅县城北门“安定书室”，找到县委书记李桃粦，决定以梅南中学为据点准备武装，举行秋收起义。不久，郑天保同志也回到梅南中学。一方面，他们实行革命教育，收容梅县、兴宁各中学被开除的进步学生前来就读，父亲讲授党员秘密训练班、广州农民讲习所学习的主要内容，郑天保则组织军事训练；另一方面，他们秘密成立别动队，联合各乡村农会骨干，实行“二五减租”，号召农民不交租、不纳税、不还债，打倒土豪劣绅，缴获枪支弹药武装队伍。同年 7 月，中共广东区委派中山大学学生曾品清前来梅县负责共青团恢复工作，他和曾品清一起，与县委书记李桃粦商定恢复团县委计划，把“安定书室”作为团县委筹备机关。后因青年来往较多，保密工作缺失，团县委机关被破获，曾品清、温士奇、陈循昌等被捕，史称 “安定书室事件”。国民党反动派把一切责任归咎于胡一声，认为他是“匪首”，派便衣队前往梅南抓捕，他早有戒备，抓捕未果。
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东江特委批准成立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团，创建九龙嶂革命根据地。历史记载，1927 年 10 月下旬，父亲胡一声和郑天保带领梅南武装数十人，走上九龙嶂九尾岌，联络梅县和丰顺县领导人黎凤翔、张泰元、邹玉成、邓子龙等同志商讨，成立“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团”，推举郑天保、胡一声、黎凤翔、张泰元、邹玉成 5 人组成军事委员会，同时，推举郑天保（化名郑兴）为主席（团长），胡一声（化名蔡若愚）为党代表。后因工农革命军取消党代表的称呼，胡一声（化名何家烈）担任政治部主任（政委）。十团治军严格，施政开明，深得百姓拥护，群众

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从此，九龙嶂逐步成为梅州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1976 年 10 月 1 日，父亲胡一声在悼念毛主席的诗中写道：“井冈山下
举红旗，发动农民百万师，我亦闻风而起舞，九龙嶂顶挹朝晖”。
2005 年 6 月 15 日，我和大姐胡莉娜相约徒步走山路，上九龙嶂瞻仰山上的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团团部旧址。这是我拍的山路崎岖,被山石阻挡的照片，中立者是我大姐。让我们体验了一回走革命道路的艰难险阻。
2013 年由中共中央党史办正式发布文件确立：梅州
全区是当年中央苏区一部分。现在水泥路已经直通山上团部旧址，并在旧址旁修建了纪念碑，纪念亭和纪念馆，九龙嶂系列纪念群已成为党建红色教育基地。团部旧址和纪念馆里面均挂有我父亲的相片。

颠沛海外播火种

1928 年夏，国民党反动当局采取血腥的手段镇压革命。梅县县委被反动派摧毁，悬赏通缉抓捕胡一声。省委急调胡一声离开十团，拟与陈启昌、古柏三人共同组建新县委。2020 年 11 月 15 日梅州日报登载了梅南乡亲胡焕元口述《“水叔”的革命轶事》的文章，讲述了水叔（胡一声）“掩护战友负重伤身体痊愈赴南洋”的故事。
“一天晚上，水叔和古柏烈士（古柏爱人曾碧漪是毛泽东的第一位女秘书）两人计划到梅南中学参加会议。他俩从九龙嶂九里岃下山，准备绕道浪荡石，经过顺里到梅南中学。出发不久便发现身后有人跟踪。水叔是本地人，

熟悉道路，他设计将敌人引开，但因夜晚光线微弱，水叔不慎坠落路旁悬崖，幸好悬崖下面是个浅水潭，崖壁上长满杂草和小树，叔父只是肋骨骨折和皮外伤。天亮时，古柏顺利回到九里岃团部，马上向领导报告了昨晚的情况。而水叔也苏醒过来了，忍痛艰难爬到水潭岸上，后被前来搜寻他的战友和群众发现，先后被护送到附近一农户家中、陂角胡金发家和下村其外婆家治伤。伤势基本好转后，水叔马上向上级报告情况，数日后东江特委命令水叔奔赴南洋，开辟海外华侨支持支援国内革命斗争的新战线。离开下村外婆家时，水叔已三个多月没有理发，遂男扮女装，佯装婆媳同行赴圩，按组织指定路线，到官塘圩码头乘船，由书记廖祝华亲自护送到松口码头，再转乘火轮到汕头，之后由汕头乘船赴南洋。”
1928 年秋，父亲到达新加坡与中共新加坡特委接上关系，不久又由中共新加坡特委派往荷印爪哇泗水市，开展侨党临时委员会的组织工作，创办
《华侨小报》《侨声日报》；他往返奔走于新加坡、马来亚（今马来西亚）、荷印（今印尼）、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深入组织华侨华人及留日学生，开展宣传国内的民主革命和抗日救亡运动，直到 1948 年。
毛泽东亲笔题写校牌的加影华侨中学

马来亚雪兰莪州有个地方叫加影，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被称为“小延安”的加影华侨中学，是追求真理的爱国华侨青年向往的地方。它的前身是创办于 1912 年的加影华侨学校。1932 年，胡一声被加影华侨学校董事部聘为校长后，将小学扩展为中学，除了初中、高中外，还增设简易师范科。前来就读的学生除了马来亚各州的华侨子女外，还有邻近的泰国、北婆罗洲
（今沙巴）、苏门答腊的华侨子女，不少学生家境贫苦。广州新马侨友会天河区二组的李志文侨友亲口对我说：“如果不是加影华侨中学，我这辈子是没有书念的”。
近年来不断有马来西亚华侨，历史学家到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翻找当年报刊登载的消息文章研究，印证加影华侨中学传播了革命思想，培育了革命青年，组织学生宣传抗日救国，得到广大爱国华侨踊跃向国内捐款捐物，并屡次被评为马来西亚华人团体最前列，引起国内外关注。同时，还集结和转

移国内来新马的革命干部，成为中共的海外堡垒，被华侨誉称为“海外小延安”。地下中共支部党员多时达二十多人，前后通过香港八路军办事处派回延安、新四军、东纵工作的学生有几十人，他们成为解放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骨干分子，其中许多人成为担当重任的部、厅级干部。
加影华侨中学获得毛泽东亲笔题写校牌，也获得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和张学良、杨虎城、傅作义等爱国将领以及郭沫若等文化界知名人士题词。父亲著书《各国教育特辑》、《论儿童的养护教育》、《早期华侨艰苦奋斗的历程》等流传甚广。
针对英帝反动当局勒令封闭学校，驱逐父亲胡一声出境，董事会在报纸上登载聘任胡一声为永久名誉校长的告示。
“专门反日”被查缉

1934 年至 1936 年，父亲在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明治大学，和留日爱国进步同志一道，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如新诗歌运动、新戏剧运动，新教育座谈会和邀请郭沫若公开演讲中日文化交流史等；与留日反动派争夺“留东同学会”和“广东留日同乡会”等机构领导权；主持“留日同学教育座谈会”，主编《国际教育月刊》。他用各种笔名（如陈一新）在海外报刊上揭露日本侵略中国和东南亚的阴谋，被日本驻外使馆以“专门反日”的罪名报请日本政府查缉，但终未被查获。
在上海创办“引擎出版社”

1936 年初以宋庆龄为背景的“中华全国救国联合会”秘书长钱俊瑞邀请父亲回到上海，创办“引擎出版社”任社长、发行人，以上海救国会成员及著作人协会会员为撰稿人，组织出版《现世界》半月刊等出版物及多种书刊。《现世界》一共出版了 15 期，发表文章 360 多篇，向华侨筹资。文章切中时弊，战斗力极强，发行数量很广，影响很大。被国民党多次封杀后于1937 年 3 月禁止发行被迫停刊，乃改出多种宣传抗日单行本，直到七七事变爆发，上海沦陷。
此外，“引擎出版社”还出版了不少进步书籍，如：《中国经济的现势及

其动向》（胡一声编译）《中日国力对比》（李凡夫何干之合著）《欧洲问题的关键在哪里》（柳乃夫著）《资本主义文化之没落》（周立波译）《世界和平与中国》（钱俊瑞著）《中国与美国》（章汉夫著）《中国与英国》（钱亦石著）等等。
“香港中国通讯社”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马来亚华侨的抗日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胡一声重新回到马来亚，与侨党领导的“马来亚华侨抗敌后援会” 密切联系，继续发动广大爱国华侨以人力、物力支持国内抗日战争。
1941 年 1 月，廖承志派父亲负责筹办“香港中国通讯社”（今中国新闻社前身）向香港政府正式注册。由乔冠华为主笔，父亲当总编辑及注册人，黄刚为挂名社长（十二集团军驻港办事处主任）以作掩护。出版《每日电讯》
《华南新闻》《海内外航讯》（航空版）《特约专稿》等 4 种新闻资讯，与当时范长江、夏衍同志主持的“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即现在的新华社）并驾齐驱。经过胡一声等人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香港中国通讯社”所发的新闻稿件，甚受海内外，特别是华侨报刊的欢迎，很快做到自给有余（不花党一分钱），成为党的又一支有力的宣传工具。直至香港沦陷才被迫停刊。
奔走护送爱国者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香港集中了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香港沦陷时，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滞留港九，处境万分危急。中共中央极为关注，组织实施香港秘密大营救。胡一声参与了秘密大营救工作，护送邹韬奋就是一个例子。
1941 年 12 月，香港沦陷，父亲接到总理指示后，偷渡九龙，越过日军封锁线到达惠州，与廖承志、连贯等人会合，研究文化界知名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护送工作，指定胡一声负责老隆、兴宁、梅县转大埔、闽西的接送工作。
1942 年 4 月初，中共中央截获国民党密电，“要全国检查站严密侦查邹韬奋行踪，一经发现，就地绑架暗杀”。中共中央要求，务必想尽办法，保

全邹韬奋先生生命。南方局连贯委派郑展从老隆来梅县与胡一声会面，让胡一声在梅县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安置邹韬奋。胡一声认为把邹韬奋送到梅县畲坑江头村陈启昌家里隐蔽最合适。于是，胡一声与郑展、陈启昌从梅县赶到老隆，向连贯作了汇报并商定：邹韬奋改名为李尚清，以陈启昌的同事和韶关侨兴行大股东的身份出现，因患脑病在韶关经不起敌机轰炸的骚扰，到江头村休养。
1942 年 9 月，胡一声突然接到乔冠华从韶关发来的电报，让他立即到韶关“谈生意”。胡一声马上乘车前往韶关，乔冠华对他说：接到上级通知，国民党当局的鹰爪，在沿途各地没能查出邹韬奋的行踪，断定邹韬奋仍在广东，特派特务头子刘麻子坐镇指挥，特别是对兴宁、梅县一带加强侦察，扬言必将邹韬奋抓捕，因此，决定让邹韬奋离开梅县，经上海转移到苏北新四军。
经过一系列精心周密的策划，邹韬奋的转移路线最终确定。离开江头村前，陈卓民在家为邹韬奋设宴，还邀请村中父老乡亲前来喝酒。邹韬奋非常激动，随即提笔为陈卓民父子和胡一声各题字一幅，以感谢陈卓民父子和胡一声近半年的照顾。邹韬奋给胡一声写的是鲁迅的一段话：“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到莓苔上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
在突破国民党道道关卡和封锁线后，胡一声等人把邹韬奋送到韶关，再由其他同志护送到上海，转赴苏北。
忠心耿耿搞统战

1943 年疏散工作结束后，中共又派父亲胡一声到韶关打入国民党第七战区编纂委员会。编纂委员会以许崇清中将为主任，张铁生（党员）少将为副主任，胡一声行政部上校主任。父亲主持、主编，出版发行《新建设》《教育新时代》《阵中文汇》《学园》等刊物。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深得许崇清、张铁生等人夸奖。
1944 年秋，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胡一声向许崇清请假，回到梅县，在当时梅县与上级党组织联系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发挥独立作战精神，联络梅

县地下党组织和党内外同志群策群力，终于在 1944 年冬，在李伯球家乡潮塘，主持召开了中国民主同盟东南干部会议，建立中国民主同盟东南总支部，选举李济深为名誉主席，李章达为代主席，张文、李任仁、何公敌、丘哲为副主席，李伯球为组织部长，胡一声为宣传部长，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争锋相对的斗争，同时仍在梅县主持第七战区编纂委员会的工作。
1945 年初，协助黄秋耘同志进入国民党第七战区梅蕉平埔指挥部，当中校秘书兼翻译官。黄秋耘获取的军事情报，及时转告父亲胡一声，再转告韩江纵队、东江纵队等友邻部队。
1946 年初，受中共广东省委特派，和李章达回到广州，建立中国民主同盟会广东省委员会，被选为第一届主任委员。
1946 年 8 月至 1948 年 6 月，受中共南方分局委派，重返南洋各地建立中国民主同盟支分部，被选为马来亚支部常委兼新加坡分部主席。
1948 年 8 月至 1949 年 2 月任香港南方论坛社主编。
1949 年 3 月初，胡一声奉党中央和周恩来电召，回到刚解放的北平，参加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尔后历任第二、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49 年 10 月 1 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恭听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二、为新中国的发展，努力开拓，艰难担当

历次重大政治运动中担任过以下要职

当选历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1949 年，在参加筹备第一次全国政协大会期间，受中央派遣，参加由董必武副主席挂帅、钱俊瑞主持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任大会秘书处主任，在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0 年中央教育部成立后，委任父亲为北京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

教育系副教授，兼北京师大附中校长、工农速成中学校长等职务； 1950 年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1951 年被选为北京市政协常委；
1952 年担任政务院组织的中央土改工作团第五团副团长（团长李德全、卫生部部长）到广东恩平县参加土改；

1954 年胡一声的北京市人大代表证

1952 年担任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中央总团团员；
1953 年担任中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中央总团团员；
1954 年，北京市人代会召开，被选为人大代表，出任北京市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中学三反五反人民法庭副审判长；
1955 年 7 月，国务院人事局调胡一声任广东省教育厅副厅

长、兼广州华侨归国学生补习学校校长，港澳学生补习学校校长，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常委；
在广东省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广东省教育工会副主席；在民盟广东省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民盟广东省委副主任；
1957 年兼任暨南大学复办筹备委员会委员；
1957 年反右斗争，担任民盟中央反右 5 人领导小组成员、广东省民盟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担任广东省侨委反右领导小组成员、担任广州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及港澳归侨学生补习学校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直到反右运动结束，到北京开总结会。
1958 年 6 月反右斗争扩大化，被打成党内极右，撤职，开除党籍，降
薪 5 级，留原单位，不搬离原住址，可以接待外宾；
1959 年调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研室主任；
1979 年 4 月 10 日由广东省委发出通知，撤销 1958 年错划为极右派分

子的决定和处分，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共产党党籍，恢复原工资待遇； 1979 年 9 月广东省委任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副厅级）；
1979 年 6 月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1980 年 1 月被选为民盟广东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等。
1982 年 12 月 30 日，中央组织部发文，恢复 1926 年至 1948 年中国共产党党籍和革命工龄；
1983 年以大革命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老干部荣誉离休。

向总理表达当人民教师的心愿。

第一届全国政协闭幕后，有一天，周恩来总理派人通知父亲胡一声在指定时间到中南海紫光阁。父亲回来说，到了总理家里已经摆好了一桌饭菜，总理叫我坐下，对我说：“今天请你来吃个家常便饭，是要和你谈谈你的工作安排问题。现在有几个部门都向我申请要求派你到他的部门去工作，有教育部、外交部、统战部等等，我有点为难，因此，今天请你来，想听听你本人意见，再作决定。”父亲首先向总理表明态度：“无论总理安排我做什么工作，我都服从分配，克服一切困难，做好工作。”沉思片刻后继续说：“若问我个人对工作的意见，我认为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哪个部门都很重要，但是国家建设，根本问题是人才，从立竿见影还是长远之计来看，都要搞好教育，这是培养人才的基础。如果教育部要我去，我也乐意去。”总理听了胡一声的表态，非常高兴，拍了拍胡一声的肩膀，说：“你解了我的围了，因为外交部、统战部等部门都是共产党员当家，我可以向他们说不，唯有教育部是马老（叙伦）当家，我向他说不，有点说不出口。那好吧，我考虑你的个人意见，等候分配吧。”
丘克辉先生曾向胡莉娜口述过这段故事，许多知己朋友听了胡一声在总理面前的表态，都感到惋惜。传说当年外交部是要任命父亲当大使的。他竟表示重操穷教师的旧业！这正是父亲人品高尚所在，在重大决定面前，一贯是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很少考虑“权势”和家庭、个人的利益。家人对他的重大决定只有服从、适应、支持。母亲钟秀英感受最多，也以此教育自己的子女。

1949 年冬，父亲接到通知，去中央教育部报到，部长马叙伦、副部长钱俊瑞、办公厅主任兼北京师大附中校长郝人初接见了他。
领导们和胡一声谈的大意是：胡一声在海外主持的加影华侨中学，理论联系实际，引起国内外注意，毛主席为它题写校牌，周总理等许多人都给它题词。新中国如何办好中学教育，需要摸索经验，请你到教育部来，就是想和你一起探讨如何办好中学教育问题。
父亲胡一声选定的中学是北京师大附中，它是一所基础较好，师资力量雄厚的中学。北京解放后，北京师大附中已被接收为教育部直属中学，由教育部与北京市共管，称北师大附中一部。其时，华北解放区迁过来的原育才中学，是招收高干子女的中学，也被合并入附中，称附中二部。另外还再并入了两所中学，一所为普通中学，一所拟办成工农速成中学，称附中三部、四部。一所学校，同时摸索四个类型的办学经验，这种向全国示范的高度、难度，实在空前绝后。
胡一声领命，表示尽力而为，立即由郝人初同志陪同走马上任，胡一声坚持要求郝人初留任师大附中校长，挂个名，便以加强部属关系，自己甘当副校长，主持实际工作。不久，教育部派来苏联专家顾问，配齐了各种教学器材，甚至小汽车等。父亲感到责任重大，
他首先调动全校师生的政治热情和责任心，他写了一封信，向毛主席表示决心，又找到二部一位同学，是一位国家领导人的儿子，请他带这封信恭恭敬敬的送给毛主席。
毛主席看了胡一声来信后，欣然提笔，第二次（第一次为加影华侨中学题写校牌）应胡一声要求，题写校牌“北京师
大附中”六个大字，交给送信学生带回，胡一声把毛主席的墨宝，叫人做成庄重的校牌，在师大附中大门上高高挂起，全校师生热情欢呼，热烈庆祝，精神面貌为之一振，教学各方面工作大大提高。

总理特批圆明园废墟

北京师大附中二部原为华北育才中学，是解放区唯一进入北京的中学，合并在北京师大附中一部内，因太过拥挤，影响青年学子学习，更不利于长远发展。1953 年抗美援朝取得重大胜利后，中央允许兴办少量特别需要的基建项目，胡一声消息灵通，抓住时机，争取到了为北京师大附中二部另找校址新建的立项。
那时节，胡一声跑遍北京城，最后看中圆明园废墟东南角，它毗邻清华、北大，认为在这里建校有特别的教育意义。但是北京市没有一个人敢批出这块不大的废墟一角。胡一声没有放弃，他提笔给周总理写信，阐述他为什么想在这个废墟一角建高干子女中学的想法。他说清朝由盛转衰，最后灭亡，原因之一是晚期王公子弟没有教育好，多是游手好闲、无所用心、心无大志。现在高干子女，虽然都是平民，能否成材中学教育非常重要，如果能在圆明园废墟一角建校，让他们天天看着废墟，不忘国耻，下定决心，复兴中华，有特别的重要意义。
周总理见信后，深表同意，并于 1953 年到圆明园拟建校址亲自视察后，立即批给北京市政府解决。北京市政府遵照周总理的批示，按胡一声的要求，师大附中二部顺利在圆明园废墟东南角建成。后改名为 101 中，意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并由郭沫若题写校牌，后来独立发展为北京市重点中学，扩大招生，容许全市青年报考。
欢送大会

全国解放后，随着土改结束，抗美援朝取得胜利，农业合作化稳步发展，农业连年丰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1955 年是中国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人心最舒畅，治安最好，可算是国泰民安，夜不闭户，人民非常快乐幸福之年；而东南亚几个国家，却掀起反华高潮，海外大批爱国青年纷纷返回祖国。
这样一来，原来直接安插侨生入现有学校的办法，已不能适应突变的形势。中央高屋建瓴，决定在广州、厦门各办一所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广州归侨人数最多，是重点亟需解决学校的侨乡，为此，经得上级批准，特在

广州加办一个港澳归侨学生补习学校。广州两校派谁当校长？因为胡一声有海外办加影华中的经验，解放后又有办北京师大附中的成绩，中侨委会同教育部、北京市，决定调胡一声回广州当两个补校的校长，同时兼任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
消息传到北京师大附中，师生们极不情愿，纷纷到教育部、北京市，请求留住胡一声校长，并陈述种种理由，认为胡一声不能离开北京师大附中。因为是中央侨委决定，教育部、北京市无法改变，只能放行。北京师大附中开了一次热情洋溢，激动人心的欢送胡一声大会，会后拍下合影，这次欢送

会令许多师生几十年后仍然记忆如新。

大姐胡莉娜回忆：“24 年后的 1979 年，我在北京市农业科学院工作，人事室干部杜淑贞是北京师大附中毕业生，因为处理文化大革命那些不实之词的人事材料，她翻阅了人事档案，发现我的父亲原来就是她敬爱的胡一声校长，喜出望外，立即打电话找我莉娜到人事室一谈；两人见面后，杜淑贞干事说，你的父亲就是胡一声校长。胡校长是我们非常尊敬的校长，我们

同学聚会时常常怀念他，他在师大附中的形象一直记在我们心里。今天请你来，主要是想问问胡校长近况如何？杜淑贞干事回忆 1955 年欢送会的情况时说，那次欢送会可以说全校师生几乎都流下了眼泪，“胡校长不能走”“胡校长欢迎您再回来”的喊声响彻校园上空，那种依依惜别难舍难分的场景，令人终生难忘。”
1979 年 4 月，胡一声平反后，补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消息公布在人民日报上。当他来到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他住的房间，成了流水的欢乐会会场。早，午，晚和节假日非开会时间，来访的人总是成群结队，络绎不绝。主要是师大附中，101 中和加影华中的师生，当然还有许多过去的老战友老朋友等等，住在北京的居多，也有从天津，河北，河南，山西，山东，东北坐火车赶来的，其情之深令人非常感动。师生们远道而来，仅仅只为经过反右和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想亲眼见老校长一面，放下心中纠结和思念。
北京师大附中的师生诉说，胡一声校长调走后，附中如日落西山，以前是部属中学，到 1979 年是宣武区的普通中学，毛主席题字的校牌也不见了。胡一声说这不可以，你们去档案室找出我当年给毛主席的信和毛主席的批复，到北京市委找领导，把毛主席题写的北京师大附中校牌重新挂起来，至少要恢复到市属重点中学，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师大附中师生按照胡一声的要求一一落实做了，目的也达到了，北京师大附中重新焕发青春。
101 中学师生来诉说，胡校长调走后，101 中多次遇到逼迁危机，要 101 中搬出圆明园，父亲要他们找出他给周总理写的信和周总理的批示复印件，周总理拍了板的事为什么要改，找北京市领导解决嘛！他们这样做了，到现在 101 中安然巍立在圆明园东南角上。2008 年北京举行国际奥运会，101 中是国际青年联欢会的会场，旁边就是帝国主义毁灭中国文明的罪证，意义深远。
有一位中年的王女士，她原来是解放初期师大附中二部学生，后来在全国总工会工作，在五届政协开会期间也来看望老校长，说她忘不了老校长的恩情。她回忆北京解放那年，她在解放区和一个比她年长 20 岁的老八路结婚，进入北京后，她到师大附中二部上学，不小心怀孕了，她知道中学生有

不许谈恋爱，结婚的校规，为完成学业，她想堕胎，但她爱人怎么也不同意堕胎，因为他年龄较大，好不容易熬到全国解放结婚生子，盼子心切，因此找胡校长问是否一定得退学？胡校长说你的情况和一般中学生不同，校规也可以有特例，你可以保住胎儿，继续学习，到快要生产时休产假，停学半年然后复学。她因此平安生下一个男婴，又完成了中学毕业。她和她的爱人都十分感谢老校长，所以特意来看望；并请老校长周日到她家吃一顿便饭。以后几年的两会期间，他们夫妇都来看望胡校长。
她还回忆了许多胡校长当年在师大附中既讲原则又重实事求是的例子，如现在的知名导演林汝为（导演“四世同堂”等剧目），1950 年原在师大附中二部上高三（春季）未毕业，十分希望投考刚成立的北京电影学院，到处奔走无果后，流着眼泪来找胡校长，希望胡校长能推荐她考电影学院，胡校长看过她几次在全校集会上的表演，觉得她确有一定艺术才能，值得培养，就答应了她的要求，让她提前毕业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成为长影电影演员，著名导演。
还有一位原附中二部的学生，后来是国务院一个部长，五届全国政协会期间，他因出差离京抓紧完成任务后，紧赶着回京，政协会已经结束了，他到政协接待处查询，希望能看望老校长一面，接待处人员说，广东团今天上飞机场了。但胡委员有个女儿在北京农科院，曾派车送他去过，你是否到北京农科院看看，胡委员也许在她女儿家逗留几天，结果，此部长真驱车到北京农科院找，可惜老校长已随团回广东了。
胡一声对职务内学生多厚爱，对非职务的青年学生只要找到他，他同样尽可能帮助。1950 年夏，广东梅县梅州中学高三毕业生，许多人都很憧憬新中国首都的高等院校，有二三十个敢闯的结成团，说走就走坐火车到了北京；首先找到早半年到北京就学的同学胡莉娜帮忙。大姐胡莉娜感到为难，说：“先前一二个人来我能帮忙。现在你们一来一大帮，吃住真有问题；我去找父亲胡一声，好在他当时没有出差”。她要父亲帮忙解决同学们的问题，父亲没有责备他们事前没打招呼，反而称赞他们敢想敢闯，他立即找有关人腾出教室，把闲置的书桌一摆，就是大床铺，领同学们住下，又去食堂安排吃饭问题。过两天他觉得住教室太挤，不便温习功课，他又去找北京嘉应会

馆，那是帝王时代嘉应州人来京考科举住宿的地方。他找到嘉应会馆的管理人员，腾出了几间卧室，又领同学们转移到那里暂住，隔几天还去看望一下。有个周日，父亲约了几位梅州籍著名专家要员，有人民医院院长，热带病专家钟惠兰先生；师大文学系教授黄药眠先生；农工党中央秘书长李伯球先生等，一同到嘉应会馆看望梅州学子，一个一个问，报什么大学？什么专业？一个个鼓励他们，让他们信心百倍。结果他们都如愿以偿，个个都接到了录取通知书。
这段故事许多人记了一辈子。改革开放后，同乡同学聚会较多，原考进北京钢铁学院，后来在武钢某分厂当总工的谢振浩同学，几次打电话给大姐胡莉娜回忆当年这段故事；另外，有一次梅州侨联会组织同乡去北京“十渡” 景区旅游，我姐也参加了，李氏姐妹两人是当年曾住嘉应会馆的梅县学子，旅游闲聊中，她们俩忽然想起什么说：“你姓胡认识胡一声吗？”她们俩高兴地也向大姐倾诉了上述故事，说胡一声真是好人，她们一直记忆犹新。
父亲胡一声主持北京师大附中工作期间，送出了许多学生到苏联留学，唯独要求自己的女儿胡莉娜留在国内，考入北京农业大学就读。
主持华侨补校，复办暨南大学

1955 年，父亲胡一声从北京师大附中校长岗位上调任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兼任广东省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港澳学生补习学校校长。
依依不舍告别工作生活了五年的京都宝地，又风尘仆仆赶回家乡省城，投入他熟悉的华侨教育工作。为尽快建好广东省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广东省港澳学生补习学校，尽早收容学生入学。首先是选好校址，父亲胡一声选校址比一般人深远一层，当前最急迫的是创办两个补校；但补校只是短期的适应性的教育，可作为大学的预科；而发展华侨教育长远的措施是办侨生大学。
早在抗日战争之前，华侨已出资办起了上海暨南大学，1930 年我母亲，一个小小归侨女生考入就读，后因上海沦陷被毁，胡一声觉得现在应该把复办提上议事日程，而且应该办在广州，因为这里离东南亚，港澳最近，侨生最能适应。因此，胡一声在选址时，他胸藏复办暨大的“野心”，选了广州

东郊一块毗邻原中山大学，又是乡土味十足的石牌村旁。这里往东可去黄埔港，往北可进广州市区的文化区。一片荒野山岭，地势有些起伏，座落有次，有岗有湖，远景不错，足够复办暨大。于是起草校址报告，乘当时对华侨工作的重视形势，很快得到批准。父亲从土建开始，担任两个补校的校长。
入住补校，我每天步行穿过公路，沿着旧铁路郊野北行，入读华师附小二年级，亲眼目睹了当年补校旧址(现在的暨南大学)开山劈岭，建成礼堂、教工宿舍、办公楼、教学楼、学生宿舍……。从 1955 年建校，到 1958 初具规模。当年大批华侨青年和港澳青年向往繁荣日上的新中国建设，蜂拥而至归国求学。

1956 年 6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物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侨务工作会议，广东归国华侨补习学校校长胡一声（中）与中侨委副主任廖承志（右）、方方（左）交谈。
1958 年，大跃进时期，中侨委决定在广州复办暨南大学，而且要求当年开学、上课。这可急得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原省委书记陶铸团团转，组员胡一声以他特有的舍小家全大家的大公无私精神，敬献良策,提出以一条
（对着华师附中校门的）马路为界，把自己亲自建设的补校划分成两半的方案得到实施。于是就有了整整七年华侨补校和暨南大学两校没有围墙之隔，只有一条路为界，并存相邻的校史，直到 1965 年华侨补校受命搬迁到瘦狗岭。
从 1955 年算起 40 年后，时间是太长了点，父亲的设想，果然成为历史的必然。可惜父亲已经看不到了。

看看历史是怎么走的？？
1958 年，华侨补校一分为二，复办暨南大学，两校并存整七年。
1965 年 6 月，华侨补校受命搬迁到瘦狗岭。
1970 年 2 月，林彪口头通知“撤销暨南大学”；3 月广东省革委会正式下发“撤销暨南大学”的通知，限三天时间，所有暨大教职员工必须全体撤离，被安顿到其他院校，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搬迁入驻。
1978 年国务院批准复办广州暨南大学，但是军医大仍然占据校址，迟迟不愿搬离。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的七七届大学生，全国各大学统一都在78 年春节后，入学开课了，唯独原暨南大学教师和干部还不能回迁，复办招生工作无法开展。不久，全国政协召开会议，增选父亲胡一声为全国政协委员，他和暨南大学另一位全国政协委员曾昭科联名在会议上提案，提出复办暨南大学迫在眉睫，军医大应尽快撤出暨大校园，《羊城晚报》特予头版刊载此消息。胡一声借在北京开会机会，设法面见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元帅汇报。叶帅当即拍板：当年限你们三天内狼狈撤离暨大，我现在下令

他们两周内腾空校园还给你们，军医大另拨校址新建。暨大得以复办，我们家也从华南师范学院搬回到暨南大学宿舍。
1978 年 3 月 30 日，叶剑英为暨南大学题写校名。
当年 11 月 16 日，暨南大学在校礼堂举行了开学典礼。

90 年代后期，地处瘦狗岭的原广州归国华侨补校更名为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这是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办公大楼
补校的创办和暨南大学两次复办，父亲胡一声功不可没。
请允许我敢问：现在的暨南大学，你从哪里来？你将会到哪里去？

归国华侨经典组织——校友会、侨友会。

归侨们特有的爱国热忱，让许多不了解华侨历史的北方干部很难理解，报以怀疑目光，加上普遍存在的极左思潮，许多单位把华侨等同于“资本家” “里通外国”“危险分子”“特务嫌疑”，给予归侨许多不公正不公平的待遇，使归国华侨受到来自国外反动派和国内极左势力的两面夹攻，进退维谷，处境艰难，因此许多加影华侨中学师生，找老校长胡一声释疑。
1955 年以前，在北京，天天都有几封信或来人需要处理，父亲尽一切可能都给予热情接待。1955 年，他调广州工作后，来信来访的加影华中校友更是络绎不绝，于是父亲提议组织一个校友会，让校友们有个自己解放自己的平台，这个提议得到广州许多校友的热烈支持，由于当时条件，只联系到广州周围以及海南、福建部分地区的校友，约 60 到 70 人，以广州为中心，成立了“广州加影华中校友会”。让归国的校友们得到一次又一次大家庭式的、亲如兄弟姐妹的聚会，校友们身心得到了无限慰藉。这是全国最早的、少有的“校友会”。当时有些校友说，现在大家都不敢和国外的亲人联系，更不敢接受海外亲人的钱物。胡一声向大家说：“不要怕，亲人之间相互联系，是人之常情，自古而然”。又说：“如果有人还是害怕，可以写信告诉你的亲人，信和钱物，可以寄到我这里收转，我将分文无误交给大家；我不怕受连累，因为我额门上早就写着华侨两字。”记得当时有个在华南师院

读书的侨生，叫国外亲人直接寄钱寄物给胡一声收转，藉此他完成了大学学业，后来成为省级领导干部。可惜，没多久就发生反右运动，从此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极左路线，有加无减，胡一声也被打成右派，校友会也因故停止活动 20 多年。
1978 年，胡一声平反后，来看望他的校友络绎不绝，远在山西、海南甚至海外的都有，校友们漂洋过海回广州看望他，胡一声遂又建议恢复“广州加影华中校友会”，得到大家的响应。经校友周力达、黄洁积极热情地寻找联络，联系上国内外校友一百多人，建立了标明有各自住址电话的通讯录，加影华中国内校友会于 1983 年在广州暨大召开了。

1984 年春节，胡一声（二排左四）和夫人钟秀英（二排左二）与加影华侨中学师生欢聚

经过多次政治运动浩劫，有幸活下来的人，再次见面无不激动万分，热泪横流，发言滔滔不绝。会议选举了新校友会领导机构，一致推选老校长为名誉会长。会后，编辑出版了加影华中建校 52 周年特刊。以后还陆续出版
了 17 期会刊，担任会刊编辑出版的校友，既出钱又出力，毫无怨言地把 25
周年、35 周年、52 周年的加影华中纪念特刊和后来的 17 期校友通信，广

泛发送给全国各地和国外的华侨中学校友，这些刊物有许多回忆当年革命的文章，充分证实了加影华中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领导下，在国外特别复杂条件下，成功创办的一所革命学校；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胡一声的办学思想，与后来的延安陕北公学、抗大是一致的。从这里走向社会的师生，大多数都是能文能武钢铁般的战士。他们不论在国内国外，不管是战时还是平时，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坚持爱国、爱乡、爱校、爱集体、爱战友的初心，经得起考验。许多校友把在加影生活学习的那一段经历视作光环，视作前进的动力。“广州加影华中校友会”会刊出版后，许多侨友非常珍爱这些小册

1987 年 10 月，举行广州新马侨友会成立二周年大会，坐排左三钟秀英、左五胡一声

子，有的甚至用这些小册子证明自己清白之身，清洗了那些虚妄强加在自己

身上的不白之词，还原了自己的英雄本色；还有的师生重新为逝去的为革命献身的校友补办烈士证明，为健在的年老体弱的校友们，办了应得的革命工龄，和离退休证明。
黄洁当年的致公党秘书长，是华中的学生后来又成为教师，父亲通过她

大力支持 1986 年成立广州新马侨友会，这是目前广州民政局唯一注册的社团组织。父亲胡一声是第一届新马侨友会的顾问。

高风亮节，努力维护党的政策的正确方向

建国以来，父亲参加过一系列社会活动和的政治运动，如前所述，例如全国政协委员、土改副团长、三反五反法庭审判长、人大代表、统战工作、民盟中央委员、抗美援朝到朝鲜慰问、教育工会副主席、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校长、教授等等。
他从来没有忘记参加共产党的初心，无论何时何地何处，无论职位高低，无论顺势逆势，为国家的发展，为政治运动的健康，他绝不会明哲保身，甚至踩着别人向上攀爬，反而是尽量运用自己少少的权利去努力工作，尽可能保护冤假错案的受害人。结果不是在反右中，而是在反右运动扩大化中被打成党内极右分子。一句话“不会做官。”（在总理面前，他也是这样表态的）
在父亲的档案中有一份 1974 年广东省委组织部报中央组织部的红头红
印文件《关于对右派分子胡一声的复查报告》文号是：“（74）组报 27 号”，文中说明：接到中央组织部批转和叶剑英副主席批示的胡一声的来信，要求对 1958 年被处理的结论进行复查。
这还是父亲从 1959 年开始不断申诉以来，第一次的官方回应文件。这是一份继续执行极左错误路线的文件。署名“胡一声问题调查小组”，经过半年时间，复查确认了 1958 年扑风捉影、上纲上线、颠倒黑白、可气可恨到极致的原处理结论，在文革极左路线升级背景下，“维持原处分不变”。这份没有被烧掉的红头红印文件恰恰证实了父亲在土改运动中，确曾
提出过不能把华侨错划成地主的正确意见；在三反五反中，向广东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卢伟良反映过，我党地下党员，潜伏国民党策反和平解放梅县有功的第一任梅县县长陈伯麟，被错判成“反革命分子”是冤假错案的正确意见；还证实了父亲在反右运动中，“包庇、同情”省民盟右派分子郭翘然、魏均沛、华侨补校右派分子，主张应贯彻执行毛泽东十大关系报告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意见。

我们在家里曾听过父亲说，为了华侨补校教师的“右派言论”，他是专门召开甑别会的，让大家讨论；我们还知道，中共老党员杨凡，潜伏国民党的少将，被判刑 12 年。父亲硬是为他申诉改为无罪释放，出狱后，父亲叫他不要回家住一晚，立即来北京。在我们家足足住了半年之多，在北师大附中任历史教师,后来调到北师大任教。拨乱反正后得到老红军的历史结论。父亲坦荡高尚的人品的确如同民间传颂：疾风知劲草亮节感人深。
为编写党的历史做贡献

父亲的记忆力很好，他义不容辞的拿起笔，写了很多回忆录。例如《回忆九龙嶂革命根据地建立前后》，详细记载了两次东征播下革命火种、革命军的建立,十团的严明军纪、英勇顽强的战斗历程和烈士故事、东江苏维埃政府与红十一军的建立和斗争；又如《华侨运动讲习所》；《怀念肝胆照人的饶彰风》；《瞿秋白和中国革命报刊》………。
1976 年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11 月间，父亲胡一声见人民日报登载胡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复办后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其中提到“有些党史上的问题，需要重新调查，研究修改”很有感触，就写了一篇有关中共党组织早期的党史文章，是现在党史书籍中没有提过的，同时写了一封信，一起寄给胡耀邦同志。
胡耀邦同志收阅后，认为能写出这些事的人，应该不是一般的人。命其秘书梁同志去广东调查。1977 年春，梁秘书到家里来看望父亲，了解了他这几十年被迫害的事实，向胡耀邦汇报。于是有了尽快平反 1958 年错划右派的冤假错案，继而中组部促成了广东省委组织部和暨南大学党委组织部，近三年对父亲 1926 到 1948 年的调查。落实了恢复父亲的 1926 年党籍。
1980 年，父亲已 75 岁高龄，由省党史办和梅县党史办工作人员陪同，披荆斩棘，踏破羊肠小道，重上九龙嶂。在九龙嶂地区参观访问后，由省党史办刘寒同志执笔写了《二上九龙嶂》一文，在梅江日报上发表，第一次在报刊上公开宣传广东粤东梅县九龙嶂的光荣革命史实，打破了广东解放后反“地方主义”的禁忌，激起很大的反响。
父亲身体力行，回忆反思书写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党史资料，因此受到胡

耀邦同志称赞，点名要他参加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至二十日党中央在北京第一次召开的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会后留他在北京军事科学院专心书写党史资料。他写的党史文章多次在党的刊物上发表，对早期粤东革命史有

“纪念东江苏维埃政府暨红十一军成立五十五周年”纪念大会全体人员合影。前排左十：胡一声

极为客观冷静的回忆，对后来党中央把粤东革命根据地列入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要参考作用。
1985 年 5 月 1 日，父亲参加了在丰顺县汤坑召开的“纪念东江苏维埃政府暨红十一军成立五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他的发言再次阐明了粤东人民的历史贡献。会后，因为天气原因，他未能再上九龙嶂顶，在山脚下的九龙

村小学住了一晚。他对随行人员，关于如何纪念九龙嶂的革命精神做了嘱托，中心意思是把九龙嶂地区建设成为红色+绿色旅游教育基地。
1990 年 3 月 19 日，父亲终因久病不治与世长辞。
父亲的一生也正如暨南大学的悼词中所说：“在 64 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为人正直，光明磊落，作风正派。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解放后他身居要职，但他始终严于律己，严以治家，丝毫没有以其优越的社会地位和广泛的社会关系，为自己和家人谋私利，保持克己清廉，艰苦朴素的高风亮节。直到逝世前两天，他仍不忘交纳党费，表现了对党无限忠诚。胡一声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他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我党的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由于篇幅的原因，还有许多父亲高风亮节的故事未能一一表述。

（2021 年 4 月 5 日完稿于广州）

胡莉雄纪念父亲胡一声的文章

2021-04-14T11:33:22Z

钟点工：修改

疾风知劲草亮节感人深
——纪念胡一声
胡莉雄

我的父亲胡一声（1905.10-1990.3.19），原名胡水庭，曾化名蔡若愚、何家烈、陈一新、胡春华、细月、古月、高松、高原等，广东梅县梅南罗田上村人。1926 年 6 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 9 月转为中共党员。
1926 年冬，胡一声与郑天保返回家乡，共同筹办梅南中学，建立中共梅南区党支部。1927 年 4.15 广州反革命大屠杀后，在中共东江特委指示下，1927 年 10 月在梅县和丰顺县举行秋收起义，创建九龙嶂革命根据地，成立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团，郑天保任团长，胡一声任党代表。根据地失守后，于 1928 年秋奉东江特委命令，先到新加坡接上共产国际关系，派往印尼、新加坡从事华侨教学和宣传出版工作。曾因“胡春华”（化名），被荷印当局通缉未果。1932 年 2 月创办加影华侨中学，1934 年秋赴日本留学，他以“中华留日同学会”名义，创办《国际教育论坛社》，出版进步刊物，曾因“陈一新”（化名）被日帝通缉未果。1936 年夏毕业后，曾在上海任“引擎出版社”社长，出版《现世界》半月刊。之后，重返马来亚，复任加影华侨中学校长。因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40 年 10 月被马来亚政府驱逐出境，回到香港参加党内学习小组小三查，确认 1926 年以来的党籍。
1941 年 1 月，他与乔冠华创办“香港中国通讯社”（现中国新闻社前身），出任主编。1941 年 12 月香港沦陷。在粤东参与部分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撤离香港的接送工作。1943 年，在韶关参加国民党第七战区编纂委员会工作，出版《新建设》月刊等。1944 年参与创建中国民主同盟南方组织，任民盟南方总支部宣传部长、1946 年 1 月在广州创立民盟广东省委员会任主任委员。解放战争开始后，1946 年 8 月重返新加坡、马来亚。在新、马建立民盟组织，曾任民盟马来亚支部常委兼新加坡分部主席。1948 年 7 月初，重返香港，受周恩来副主席指派负责筹建《南方论坛社》。1949 年 3 月，受周恩来副主席点名随民主人士北上，抵达北平，参加政协筹备工作，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任民盟中央委员，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人大代表，是第二、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常委。曾任北京师大附中校长、北京工农速成学校校长，负责创办一〇一中学。1955 年 7 月，任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兼广州归国华侨补习学校校长、1958 年暨南大学复办筹备领导小组组员。1958 年 6 月被定为“右派分子”，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降薪五级等处理。1959 年调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研室主任。1979 年 4 月 10 日由广东省委发出通知，撤销 1958 年错划为极右派分子的决定和处分，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共产党党籍，恢复原工资待遇。1979 年 6 月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同年 9 月，任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副厅级）。1980 年 1 月被选为民盟广东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等。1982 年 12月 30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文，恢复胡一声 1926 年至 1948 年中国共产党党籍和革命工龄。1983 年，胡一声以大革命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老干部荣誉离休。
胡一声十八岁时曾写下诗句，“安得大同新世界，定将热血洒乾坤。”并以门联写在“安定书室”门上公示于众。诗言志，是心声。
1947 年 9 月，我出生在马来西亚，是 1949 年的归国难侨。
我母亲鈡秀英，曾经参加中共的马共党员。（1928 年在梅县东山中学读书时第一次被捕，押解途中逃脱；第二次被捕坐牢是 1930 年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时，发现学校被軍警包围，她紧急敲响警鐘，通知进步师生及時逃走，自己被军警抓捕入苏州反省院，坐牢 3 个月，由胡一声以侨领代表营救出獄。）1948 年 6 月 21 日，英帝殖民政府颁布紧急法令，大举围捕全马各地的马共和教员学生进步人士达万余人之多。6 月 20 日，颁布紧急法令的前夜，大批军警包围了加影华侨中学，所有暑期留校的师生和董事在睡梦中被捕。当时我才九个月大也不能幸免。先被关警察局，后被押解到半山巴监狱，再后来是关押在居銮集中营。关押母亲的罪名是：加影华侨中学专门宣传民主革命，培养教育青年，回国内参加抗日和参加当地的革命活动。第二，母亲是副校长专门聘用共产党人当教员。第三，在我母亲的床底下搜出了大批的红旗报。关押达 14 个月（母亲第三次被捕坐牢）。
1949 年 8 月，母亲和外婆抱着我，被英国殖民政府军警押送出境，回到香港。（当时我的大姐在国内参加了游击队，我上面还有五个兄姐，都已经不在人世）。广州还没有解放，我的父亲已经在北京参加筹备第一届全国政协成立大会。因此，我们母女三人在地下党的帮助下，辗转回到了北京，结束了颠破流离的生活，亲历了国庆大典盛况。
我成长在红旗下，只能片段的听到父母和亲朋前辈，讲述父亲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的斗争事迹以及幼年丧父、贫苦至极、乡亲资助、帮老师煮饭、改作业免交学费念书的故事，也不乏来自乡间、革命同志长辈间，给与父亲和祖母极高威信的评价。另一方面，却是我懂事以后，才体验到的父亲不得不承受的长期逆境，在曾经的 1948 年，因方方急需派父亲出使马来西亚筹集资金，却找不到丢失的组织档案，无法满足侨党的组织程序，乔冠华和连贯立即介绍父亲重新入党，并承诺以后再恢复父亲 1926 年以来的党龄。果然不出父亲所料，回到新加坡后，英帝颁布紧急法令，父亲无功而返。给父亲的承诺也遭到失信，不幸地开启了他连年不断申诉的漫长征程。更甚者，时间延续到了1958 年反右斗争结束后的反右扩大化，不需要知道自己的“罪行”，不需要签字就被打成极右分子，交党费时，才知道连党籍都被开除了，只有申诉申诉再申诉。在父母身旁的我和弟妹，是在“父亲胡一声是老右派”的骂名声中长大，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更升级为极致。有一张 1978 年 12 月 29 日中共暨南大学核心小组，发布的文革平反的红头文件为证。
父亲对我说过“天塌下来当被盖。”正是这种坚强的好汉气势，他顶过来了，一生可敬的凌然正气，给世人树立了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真正共产党人形象，对父亲的信念我们从没有动摇过。
从发布这份平反文件开始的系列拨乱反正进程加快了。
1979 年 4 月 10 号，中共广东省委的粤摘改（79）08 号文件发布，改
正了 1958 年把父亲胡一声错划极右、开除党籍、撤职、降薪 5 级的冤假错案。
同年，中央组织部指令广东省委组织部联合暨南大学党委组织部，历经
3 年的调查取证，在 1982 年 12 月 30 号发布了组建字 994 号文件，恢复了
我父亲 1926 年至 1948 年的党龄，可以办理老红军离休了。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纪念年。写出我父亲，在党 64 年，从不忘初心的艰难历程，每一步都体现了共产党人爱国爱民爱侨的责任担当；每一步都体现了共产党人开拓未来的预见；每一步都体现着小人物创造和堆积国家发展的丰功伟绩，以表达我最深重的怀念和敬意。
一、为新中国诞生浴血战斗雄鹰高翔九龙嶂
1925 年，父亲胡一声毕业于省立第五中学（梅州中学），就读于国立广东大学（中山大学），1926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参加了中共广东区委主办的党员秘密训练班、参加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他理论学习联系实际，从自我做起，从自己的家乡做起，在同乡同学中物色志同道合的同志，先后发展了中大同学郑天保（郑兴）、廖祝华（廖白）、吴锡粦等人入党。
1926 年冬，父亲和郑天保假期回到家乡梅县，把龙文公学（高小）改办为梅南中学，从广州劝回廖祝华、吴锡粦到梅南中学任教，介绍原龙文公

学教员吕君伟、黎学仁、熊光、古九成、胡志文、郑德云、郑国安等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梅南中学支部，廖祝华任书记。成立了中共梅南区委，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赤卫队，从此梅县党组织逐步向农村发展，梅南也成为大革命时期梅江两岸革命活动中心。
风云突变，1927 年 4 月 15 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实施清党反共大屠杀，父亲胡一声和韩文静（王逸常的爱人）一起成功翻越屋顶逃脱缉捕。血的教训使他认识到必须回家乡农村,组建共产党自己的革命武装队伍，他冲破被通缉抓捕的天罗地网，同年 5 月，冒险从广州走到香港，找到广东省区委领导人之一王逸常献计，王逸常批准了他回到梅县准备武装的主张，他经汕头回到梅县潜回梅县城北门“安定书室”，找到县委书记李桃粦，决定以梅南中学为据点准备武装，举行秋收起义。不久，郑天保同志也回到梅南中学。一方面，他们实行革命教育，收容梅县、兴宁各中学被开除的进步学生前来就读，父亲讲授党员秘密训练班、广州农民讲习所学习的主要内容，郑天保则组织军事训练；另一方面，他们秘密成立别动队，联合各乡村农会骨干，实行“二五减租”，号召农民不交租、不纳税、不还债，打倒土豪劣绅，缴获枪支弹药武装队伍。同年 7 月，中共广东区委派中山大学学生曾品清前来梅县负责共青团恢复工作，他和曾品清一起，与县委书记李桃粦商定恢复团县委计划，把“安定书室”作为团县委筹备机关。后因青年来往较多，保密工作缺失，团县委机关被破获，曾品清、温士奇、陈循昌等被捕，史称 “安定书室事件”。国民党反动派把一切责任归咎于胡一声，认为他是“匪首”，派便衣队前往梅南抓捕，他早有戒备，抓捕未果。
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东江特委批准成立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团，创建九龙嶂革命根据地。历史记载，1927 年 10 月下旬，父亲胡一声和郑天保带领梅南武装数十人，走上九龙嶂九尾岌，联络梅县和丰顺县领导人黎凤翔、张泰元、邹玉成、邓子龙等同志商讨，成立“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团”，推举郑天保、胡一声、黎凤翔、张泰元、邹玉成 5 人组成军事委员会，同时，推举郑天保（化名郑兴）为主席（团长），胡一声（化名蔡若愚）为党代表。后因工农革命军取消党代表的称呼，胡一声（化名何家烈）担任政治部主任（政委）。十团治军严格，施政开明，深得百姓拥护，群众

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从此，九龙嶂逐步成为梅州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1976 年 10 月 1 日，父亲胡一声在悼念毛主席的诗中写道：“井冈山下
举红旗，发动农民百万师，我亦闻风而起舞，九龙嶂顶挹朝晖”。
2005 年 6 月 15 日，我和大姐胡莉娜相约徒步走山路，上九龙嶂瞻仰山上的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团团部旧址。这是我拍的山路崎岖,被山石阻挡的照片，中立者是我大姐。让我们体验了一回走革命道路的艰难险阻。
2013 年由中共中央党史办正式发布文件确立：梅州
全区是当年中央苏区一部分。现在水泥路已经直通山上团部旧址，并在旧址旁修建了纪念碑，纪念亭和纪念馆，九龙嶂系列纪念群已成为党建红色教育基地。团部旧址和纪念馆里面均挂有我父亲的相片。

颠沛海外播火种

1928 年夏，国民党反动当局采取血腥的手段镇压革命。梅县县委被反动派摧毁，悬赏通缉抓捕胡一声。省委急调胡一声离开十团，拟与陈启昌、古柏三人共同组建新县委。2020 年 11 月 15 日梅州日报登载了梅南乡亲胡焕元口述《“水叔”的革命轶事》的文章，讲述了水叔（胡一声）“掩护战友负重伤身体痊愈赴南洋”的故事。
“一天晚上，水叔和古柏烈士（古柏爱人曾碧漪是毛泽东的第一位女秘书）两人计划到梅南中学参加会议。他俩从九龙嶂九里岃下山，准备绕道浪荡石，经过顺里到梅南中学。出发不久便发现身后有人跟踪。水叔是本地人，

熟悉道路，他设计将敌人引开，但因夜晚光线微弱，水叔不慎坠落路旁悬崖，幸好悬崖下面是个浅水潭，崖壁上长满杂草和小树，叔父只是肋骨骨折和皮外伤。天亮时，古柏顺利回到九里岃团部，马上向领导报告了昨晚的情况。而水叔也苏醒过来了，忍痛艰难爬到水潭岸上，后被前来搜寻他的战友和群众发现，先后被护送到附近一农户家中、陂角胡金发家和下村其外婆家治伤。伤势基本好转后，水叔马上向上级报告情况，数日后东江特委命令水叔奔赴南洋，开辟海外华侨支持支援国内革命斗争的新战线。离开下村外婆家时，水叔已三个多月没有理发，遂男扮女装，佯装婆媳同行赴圩，按组织指定路线，到官塘圩码头乘船，由书记廖祝华亲自护送到松口码头，再转乘火轮到汕头，之后由汕头乘船赴南洋。”
1928 年秋，父亲到达新加坡与中共新加坡特委接上关系，不久又由中共新加坡特委派往荷印爪哇泗水市，开展侨党临时委员会的组织工作，创办
《华侨小报》《侨声日报》；他往返奔走于新加坡、马来亚（今马来西亚）、荷印（今印尼）、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深入组织华侨华人及留日学生，开展宣传国内的民主革命和抗日救亡运动，直到 1948 年。
毛泽东亲笔题写校牌的加影华侨中学

马来亚雪兰莪州有个地方叫加影，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被称为“小延安”的加影华侨中学，是追求真理的爱国华侨青年向往的地方。它的前身是创办于 1912 年的加影华侨学校。1932 年，胡一声被加影华侨学校董事部聘为校长后，将小学扩展为中学，除了初中、高中外，还增设简易师范科。前来就读的学生除了马来亚各州的华侨子女外，还有邻近的泰国、北婆罗洲
（今沙巴）、苏门答腊的华侨子女，不少学生家境贫苦。广州新马侨友会天河区二组的李志文侨友亲口对我说：“如果不是加影华侨中学，我这辈子是没有书念的”。
近年来不断有马来西亚华侨，历史学家到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翻找当年报刊登载的消息文章研究，印证加影华侨中学传播了革命思想，培育了革命青年，组织学生宣传抗日救国，得到广大爱国华侨踊跃向国内捐款捐物，并屡次被评为马来西亚华人团体最前列，引起国内外关注。同时，还集结和转

移国内来新马的革命干部，成为中共的海外堡垒，被华侨誉称为“海外小延安”。地下中共支部党员多时达二十多人，前后通过香港八路军办事处派回延安、新四军、东纵工作的学生有几十人，他们成为解放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骨干分子，其中许多人成为担当重任的部、厅级干部。
加影华侨中学获得毛泽东亲笔题写校牌，也获得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和张学良、杨虎城、傅作义等爱国将领以及郭沫若等文化界知名人士题词。父亲著书《各国教育特辑》、《论儿童的养护教育》、《早期华侨艰苦奋斗的历程》等流传甚广。
针对英帝反动当局勒令封闭学校，驱逐父亲胡一声出境，董事会在报纸上登载聘任胡一声为永久名誉校长的告示。
“专门反日”被查缉

1934 年至 1936 年，父亲在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明治大学，和留日爱国进步同志一道，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如新诗歌运动、新戏剧运动，新教育座谈会和邀请郭沫若公开演讲中日文化交流史等；与留日反动派争夺“留东同学会”和“广东留日同乡会”等机构领导权；主持“留日同学教育座谈会”，主编《国际教育月刊》。他用各种笔名（如陈一新）在海外报刊上揭露日本侵略中国和东南亚的阴谋，被日本驻外使馆以“专门反日”的罪名报请日本政府查缉，但终未被查获。
在上海创办“引擎出版社”

1936 年初以宋庆龄为背景的“中华全国救国联合会”秘书长钱俊瑞邀请父亲回到上海，创办“引擎出版社”任社长、发行人，以上海救国会成员及著作人协会会员为撰稿人，组织出版《现世界》半月刊等出版物及多种书刊。《现世界》一共出版了 15 期，发表文章 360 多篇，向华侨筹资。文章切中时弊，战斗力极强，发行数量很广，影响很大。被国民党多次封杀后于1937 年 3 月禁止发行被迫停刊，乃改出多种宣传抗日单行本，直到七七事变爆发，上海沦陷。
此外，“引擎出版社”还出版了不少进步书籍，如：《中国经济的现势及

其动向》（胡一声编译）《中日国力对比》（李凡夫何干之合著）《欧洲问题的关键在哪里》（柳乃夫著）《资本主义文化之没落》（周立波译）《世界和平与中国》（钱俊瑞著）《中国与美国》（章汉夫著）《中国与英国》（钱亦石著）等等。
“香港中国通讯社”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马来亚华侨的抗日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胡一声重新回到马来亚，与侨党领导的“马来亚华侨抗敌后援会” 密切联系，继续发动广大爱国华侨以人力、物力支持国内抗日战争。
1941 年 1 月，廖承志派父亲负责筹办“香港中国通讯社”（今中国新闻社前身）向香港政府正式注册。由乔冠华为主笔，父亲当总编辑及注册人，黄刚为挂名社长（十二集团军驻港办事处主任）以作掩护。出版《每日电讯》
《华南新闻》《海内外航讯》（航空版）《特约专稿》等 4 种新闻资讯，与当时范长江、夏衍同志主持的“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即现在的新华社）并驾齐驱。经过胡一声等人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香港中国通讯社”所发的新闻稿件，甚受海内外，特别是华侨报刊的欢迎，很快做到自给有余（不花党一分钱），成为党的又一支有力的宣传工具。直至香港沦陷才被迫停刊。
奔走护送爱国者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香港集中了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香港沦陷时，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滞留港九，处境万分危急。中共中央极为关注，组织实施香港秘密大营救。胡一声参与了秘密大营救工作，护送邹韬奋就是一个例子。
1941 年 12 月，香港沦陷，父亲接到总理指示后，偷渡九龙，越过日军封锁线到达惠州，与廖承志、连贯等人会合，研究文化界知名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护送工作，指定胡一声负责老隆、兴宁、梅县转大埔、闽西的接送工作。
1942 年 4 月初，中共中央截获国民党密电，“要全国检查站严密侦查邹韬奋行踪，一经发现，就地绑架暗杀”。中共中央要求，务必想尽办法，保

全邹韬奋先生生命。南方局连贯委派郑展从老隆来梅县与胡一声会面，让胡一声在梅县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安置邹韬奋。胡一声认为把邹韬奋送到梅县畲坑江头村陈启昌家里隐蔽最合适。于是，胡一声与郑展、陈启昌从梅县赶到老隆，向连贯作了汇报并商定：邹韬奋改名为李尚清，以陈启昌的同事和韶关侨兴行大股东的身份出现，因患脑病在韶关经不起敌机轰炸的骚扰，到江头村休养。
1942 年 9 月，胡一声突然接到乔冠华从韶关发来的电报，让他立即到韶关“谈生意”。胡一声马上乘车前往韶关，乔冠华对他说：接到上级通知，国民党当局的鹰爪，在沿途各地没能查出邹韬奋的行踪，断定邹韬奋仍在广东，特派特务头子刘麻子坐镇指挥，特别是对兴宁、梅县一带加强侦察，扬言必将邹韬奋抓捕，因此，决定让邹韬奋离开梅县，经上海转移到苏北新四军。
经过一系列精心周密的策划，邹韬奋的转移路线最终确定。离开江头村前，陈卓民在家为邹韬奋设宴，还邀请村中父老乡亲前来喝酒。邹韬奋非常激动，随即提笔为陈卓民父子和胡一声各题字一幅，以感谢陈卓民父子和胡一声近半年的照顾。邹韬奋给胡一声写的是鲁迅的一段话：“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到莓苔上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
在突破国民党道道关卡和封锁线后，胡一声等人把邹韬奋送到韶关，再由其他同志护送到上海，转赴苏北。
忠心耿耿搞统战

1943 年疏散工作结束后，中共又派父亲胡一声到韶关打入国民党第七战区编纂委员会。编纂委员会以许崇清中将为主任，张铁生（党员）少将为副主任，胡一声行政部上校主任。父亲主持、主编，出版发行《新建设》《教育新时代》《阵中文汇》《学园》等刊物。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深得许崇清、张铁生等人夸奖。
1944 年秋，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胡一声向许崇清请假，回到梅县，在当时梅县与上级党组织联系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发挥独立作战精神，联络梅

县地下党组织和党内外同志群策群力，终于在 1944 年冬，在李伯球家乡潮塘，主持召开了中国民主同盟东南干部会议，建立中国民主同盟东南总支部，选举李济深为名誉主席，李章达为代主席，张文、李任仁、何公敌、丘哲为副主席，李伯球为组织部长，胡一声为宣传部长，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争锋相对的斗争，同时仍在梅县主持第七战区编纂委员会的工作。
1945 年初，协助黄秋耘同志进入国民党第七战区梅蕉平埔指挥部，当中校秘书兼翻译官。黄秋耘获取的军事情报，及时转告父亲胡一声，再转告韩江纵队、东江纵队等友邻部队。
1946 年初，受中共广东省委特派，和李章达回到广州，建立中国民主同盟会广东省委员会，被选为第一届主任委员。
1946 年 8 月至 1948 年 6 月，受中共南方分局委派，重返南洋各地建立中国民主同盟支分部，被选为马来亚支部常委兼新加坡分部主席。
1948 年 8 月至 1949 年 2 月任香港南方论坛社主编。
1949 年 3 月初，胡一声奉党中央和周恩来电召，回到刚解放的北平，参加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尔后历任第二、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49 年 10 月 1 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恭听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二、为新中国的发展，努力开拓，艰难担当

历次重大政治运动中担任过以下要职

当选历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1949 年，在参加筹备第一次全国政协大会期间，受中央派遣，参加由董必武副主席挂帅、钱俊瑞主持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任大会秘书处主任，在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0 年中央教育部成立后，委任父亲为北京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

教育系副教授，兼北京师大附中校长、工农速成中学校长等职务； 1950 年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1951 年被选为北京市政协常委；
1952 年担任政务院组织的中央土改工作团第五团副团长（团长李德全、卫生部部长）到广东恩平县参加土改；

1954 年胡一声的北京市人大代表证

1952 年担任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中央总团团员；
1953 年担任中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中央总团团员；
1954 年，北京市人代会召开，被选为人大代表，出任北京市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中学三反五反人民法庭副审判长；
1955 年 7 月，国务院人事局调胡一声任广东省教育厅副厅

长、兼广州华侨归国学生补习学校校长，港澳学生补习学校校长，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常委；
在广东省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广东省教育工会副主席；在民盟广东省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民盟广东省委副主任；
1957 年兼任暨南大学复办筹备委员会委员；
1957 年反右斗争，担任民盟中央反右 5 人领导小组成员、广东省民盟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担任广东省侨委反右领导小组成员、担任广州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及港澳归侨学生补习学校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直到反右运动结束，到北京开总结会。
1958 年 6 月反右斗争扩大化，被打成党内极右，撤职，开除党籍，降
薪 5 级，留原单位，不搬离原住址，可以接待外宾；
1959 年调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研室主任；
1979 年 4 月 10 日由广东省委发出通知，撤销 1958 年错划为极右派分

子的决定和处分，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共产党党籍，恢复原工资待遇； 1979 年 9 月广东省委任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副厅级）；
1979 年 6 月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1980 年 1 月被选为民盟广东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等。
1982 年 12 月 30 日，中央组织部发文，恢复 1926 年至 1948 年中国共产党党籍和革命工龄；
1983 年以大革命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老干部荣誉离休。

向总理表达当人民教师的心愿。

第一届全国政协闭幕后，有一天，周恩来总理派人通知父亲胡一声在指定时间到中南海紫光阁。父亲回来说，到了总理家里已经摆好了一桌饭菜，总理叫我坐下，对我说：“今天请你来吃个家常便饭，是要和你谈谈你的工作安排问题。现在有几个部门都向我申请要求派你到他的部门去工作，有教育部、外交部、统战部等等，我有点为难，因此，今天请你来，想听听你本人意见，再作决定。”父亲首先向总理表明态度：“无论总理安排我做什么工作，我都服从分配，克服一切困难，做好工作。”沉思片刻后继续说：“若问我个人对工作的意见，我认为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哪个部门都很重要，但是国家建设，根本问题是人才，从立竿见影还是长远之计来看，都要搞好教育，这是培养人才的基础。如果教育部要我去，我也乐意去。”总理听了胡一声的表态，非常高兴，拍了拍胡一声的肩膀，说：“你解了我的围了，因为外交部、统战部等部门都是共产党员当家，我可以向他们说不，唯有教育部是马老（叙伦）当家，我向他说不，有点说不出口。那好吧，我考虑你的个人意见，等候分配吧。”
丘克辉先生曾向胡莉娜口述过这段故事，许多知己朋友听了胡一声在总理面前的表态，都感到惋惜。传说当年外交部是要任命父亲当大使的。他竟表示重操穷教师的旧业！这正是父亲人品高尚所在，在重大决定面前，一贯是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很少考虑“权势”和家庭、个人的利益。家人对他的重大决定只有服从、适应、支持。母亲钟秀英感受最多，也以此教育自己的子女。

1949 年冬，父亲接到通知，去中央教育部报到，部长马叙伦、副部长钱俊瑞、办公厅主任兼北京师大附中校长郝人初接见了他。
领导们和胡一声谈的大意是：胡一声在海外主持的加影华侨中学，理论联系实际，引起国内外注意，毛主席为它题写校牌，周总理等许多人都给它题词。新中国如何办好中学教育，需要摸索经验，请你到教育部来，就是想和你一起探讨如何办好中学教育问题。
父亲胡一声选定的中学是北京师大附中，它是一所基础较好，师资力量雄厚的中学。北京解放后，北京师大附中已被接收为教育部直属中学，由教育部与北京市共管，称北师大附中一部。其时，华北解放区迁过来的原育才中学，是招收高干子女的中学，也被合并入附中，称附中二部。另外还再并入了两所中学，一所为普通中学，一所拟办成工农速成中学，称附中三部、四部。一所学校，同时摸索四个类型的办学经验，这种向全国示范的高度、难度，实在空前绝后。
胡一声领命，表示尽力而为，立即由郝人初同志陪同走马上任，胡一声坚持要求郝人初留任师大附中校长，挂个名，便以加强部属关系，自己甘当副校长，主持实际工作。不久，教育部派来苏联专家顾问，配齐了各种教学器材，甚至小汽车等。父亲感到责任重大，
他首先调动全校师生的政治热情和责任心，他写了一封信，向毛主席表示决心，又找到二部一位同学，是一位国家领导人的儿子，请他带这封信恭恭敬敬的送给毛主席。
毛主席看了胡一声来信后，欣然提笔，第二次（第一次为加影华侨中学题写校牌）应胡一声要求，题写校牌“北京师
大附中”六个大字，交给送信学生带回，胡一声把毛主席的墨宝，叫人做成庄重的校牌，在师大附中大门上高高挂起，全校师生热情欢呼，热烈庆祝，精神面貌为之一振，教学各方面工作大大提高。

总理特批圆明园废墟

北京师大附中二部原为华北育才中学，是解放区唯一进入北京的中学，合并在北京师大附中一部内，因太过拥挤，影响青年学子学习，更不利于长远发展。1953 年抗美援朝取得重大胜利后，中央允许兴办少量特别需要的基建项目，胡一声消息灵通，抓住时机，争取到了为北京师大附中二部另找校址新建的立项。
那时节，胡一声跑遍北京城，最后看中圆明园废墟东南角，它毗邻清华、北大，认为在这里建校有特别的教育意义。但是北京市没有一个人敢批出这块不大的废墟一角。胡一声没有放弃，他提笔给周总理写信，阐述他为什么想在这个废墟一角建高干子女中学的想法。他说清朝由盛转衰，最后灭亡，原因之一是晚期王公子弟没有教育好，多是游手好闲、无所用心、心无大志。现在高干子女，虽然都是平民，能否成材中学教育非常重要，如果能在圆明园废墟一角建校，让他们天天看着废墟，不忘国耻，下定决心，复兴中华，有特别的重要意义。
周总理见信后，深表同意，并于 1953 年到圆明园拟建校址亲自视察后，立即批给北京市政府解决。北京市政府遵照周总理的批示，按胡一声的要求，师大附中二部顺利在圆明园废墟东南角建成。后改名为 101 中，意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并由郭沫若题写校牌，后来独立发展为北京市重点中学，扩大招生，容许全市青年报考。
欢送大会

全国解放后，随着土改结束，抗美援朝取得胜利，农业合作化稳步发展，农业连年丰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1955 年是中国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人心最舒畅，治安最好，可算是国泰民安，夜不闭户，人民非常快乐幸福之年；而东南亚几个国家，却掀起反华高潮，海外大批爱国青年纷纷返回祖国。
这样一来，原来直接安插侨生入现有学校的办法，已不能适应突变的形势。中央高屋建瓴，决定在广州、厦门各办一所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广州归侨人数最多，是重点亟需解决学校的侨乡，为此，经得上级批准，特在

广州加办一个港澳归侨学生补习学校。广州两校派谁当校长？因为胡一声有海外办加影华中的经验，解放后又有办北京师大附中的成绩，中侨委会同教育部、北京市，决定调胡一声回广州当两个补校的校长，同时兼任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
消息传到北京师大附中，师生们极不情愿，纷纷到教育部、北京市，请求留住胡一声校长，并陈述种种理由，认为胡一声不能离开北京师大附中。因为是中央侨委决定，教育部、北京市无法改变，只能放行。北京师大附中开了一次热情洋溢，激动人心的欢送胡一声大会，会后拍下合影，这次欢送

会令许多师生几十年后仍然记忆如新。

大姐胡莉娜回忆：“24 年后的 1979 年，我在北京市农业科学院工作，人事室干部杜淑贞是北京师大附中毕业生，因为处理文化大革命那些不实之词的人事材料，她翻阅了人事档案，发现我的父亲原来就是她敬爱的胡一声校长，喜出望外，立即打电话找我莉娜到人事室一谈；两人见面后，杜淑贞干事说，你的父亲就是胡一声校长。胡校长是我们非常尊敬的校长，我们

同学聚会时常常怀念他，他在师大附中的形象一直记在我们心里。今天请你来，主要是想问问胡校长近况如何？杜淑贞干事回忆 1955 年欢送会的情况时说，那次欢送会可以说全校师生几乎都流下了眼泪，“胡校长不能走”“胡校长欢迎您再回来”的喊声响彻校园上空，那种依依惜别难舍难分的场景，令人终生难忘。”
1979 年 4 月，胡一声平反后，补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消息公布在人民日报上。当他来到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他住的房间，成了流水的欢乐会会场。早，午，晚和节假日非开会时间，来访的人总是成群结队，络绎不绝。主要是师大附中，101 中和加影华中的师生，当然还有许多过去的老战友老朋友等等，住在北京的居多，也有从天津，河北，河南，山西，山东，东北坐火车赶来的，其情之深令人非常感动。师生们远道而来，仅仅只为经过反右和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想亲眼见老校长一面，放下心中纠结和思念。
北京师大附中的师生诉说，胡一声校长调走后，附中如日落西山，以前是部属中学，到 1979 年是宣武区的普通中学，毛主席题字的校牌也不见了。胡一声说这不可以，你们去档案室找出我当年给毛主席的信和毛主席的批复，到北京市委找领导，把毛主席题写的北京师大附中校牌重新挂起来，至少要恢复到市属重点中学，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师大附中师生按照胡一声的要求一一落实做了，目的也达到了，北京师大附中重新焕发青春。
101 中学师生来诉说，胡校长调走后，101 中多次遇到逼迁危机，要 101 中搬出圆明园，父亲要他们找出他给周总理写的信和周总理的批示复印件，周总理拍了板的事为什么要改，找北京市领导解决嘛！他们这样做了，到现在 101 中安然巍立在圆明园东南角上。2008 年北京举行国际奥运会，101 中是国际青年联欢会的会场，旁边就是帝国主义毁灭中国文明的罪证，意义深远。
有一位中年的王女士，她原来是解放初期师大附中二部学生，后来在全国总工会工作，在五届政协开会期间也来看望老校长，说她忘不了老校长的恩情。她回忆北京解放那年，她在解放区和一个比她年长 20 岁的老八路结婚，进入北京后，她到师大附中二部上学，不小心怀孕了，她知道中学生有

不许谈恋爱，结婚的校规，为完成学业，她想堕胎，但她爱人怎么也不同意堕胎，因为他年龄较大，好不容易熬到全国解放结婚生子，盼子心切，因此找胡校长问是否一定得退学？胡校长说你的情况和一般中学生不同，校规也可以有特例，你可以保住胎儿，继续学习，到快要生产时休产假，停学半年然后复学。她因此平安生下一个男婴，又完成了中学毕业。她和她的爱人都十分感谢老校长，所以特意来看望；并请老校长周日到她家吃一顿便饭。以后几年的两会期间，他们夫妇都来看望胡校长。
她还回忆了许多胡校长当年在师大附中既讲原则又重实事求是的例子，如现在的知名导演林汝为（导演“四世同堂”等剧目），1950 年原在师大附中二部上高三（春季）未毕业，十分希望投考刚成立的北京电影学院，到处奔走无果后，流着眼泪来找胡校长，希望胡校长能推荐她考电影学院，胡校长看过她几次在全校集会上的表演，觉得她确有一定艺术才能，值得培养，就答应了她的要求，让她提前毕业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成为长影电影演员，著名导演。
还有一位原附中二部的学生，后来是国务院一个部长，五届全国政协会期间，他因出差离京抓紧完成任务后，紧赶着回京，政协会已经结束了，他到政协接待处查询，希望能看望老校长一面，接待处人员说，广东团今天上飞机场了。但胡委员有个女儿在北京农科院，曾派车送他去过，你是否到北京农科院看看，胡委员也许在她女儿家逗留几天，结果，此部长真驱车到北京农科院找，可惜老校长已随团回广东了。
胡一声对职务内学生多厚爱，对非职务的青年学生只要找到他，他同样尽可能帮助。1950 年夏，广东梅县梅州中学高三毕业生，许多人都很憧憬新中国首都的高等院校，有二三十个敢闯的结成团，说走就走坐火车到了北京；首先找到早半年到北京就学的同学胡莉娜帮忙。大姐胡莉娜感到为难，说：“先前一二个人来我能帮忙。现在你们一来一大帮，吃住真有问题；我去找父亲胡一声，好在他当时没有出差”。她要父亲帮忙解决同学们的问题，父亲没有责备他们事前没打招呼，反而称赞他们敢想敢闯，他立即找有关人腾出教室，把闲置的书桌一摆，就是大床铺，领同学们住下，又去食堂安排吃饭问题。过两天他觉得住教室太挤，不便温习功课，他又去找北京嘉应会

馆，那是帝王时代嘉应州人来京考科举住宿的地方。他找到嘉应会馆的管理人员，腾出了几间卧室，又领同学们转移到那里暂住，隔几天还去看望一下。有个周日，父亲约了几位梅州籍著名专家要员，有人民医院院长，热带病专家钟惠兰先生；师大文学系教授黄药眠先生；农工党中央秘书长李伯球先生等，一同到嘉应会馆看望梅州学子，一个一个问，报什么大学？什么专业？一个个鼓励他们，让他们信心百倍。结果他们都如愿以偿，个个都接到了录取通知书。
这段故事许多人记了一辈子。改革开放后，同乡同学聚会较多，原考进北京钢铁学院，后来在武钢某分厂当总工的谢振浩同学，几次打电话给大姐胡莉娜回忆当年这段故事；另外，有一次梅州侨联会组织同乡去北京“十渡” 景区旅游，我姐也参加了，李氏姐妹两人是当年曾住嘉应会馆的梅县学子，旅游闲聊中，她们俩忽然想起什么说：“你姓胡认识胡一声吗？”她们俩高兴地也向大姐倾诉了上述故事，说胡一声真是好人，她们一直记忆犹新。
父亲胡一声主持北京师大附中工作期间，送出了许多学生到苏联留学，唯独要求自己的女儿胡莉娜留在国内，考入北京农业大学就读。
主持华侨补校，复办暨南大学

1955 年，父亲胡一声从北京师大附中校长岗位上调任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兼任广东省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港澳学生补习学校校长。
依依不舍告别工作生活了五年的京都宝地，又风尘仆仆赶回家乡省城，投入他熟悉的华侨教育工作。为尽快建好广东省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广东省港澳学生补习学校，尽早收容学生入学。首先是选好校址，父亲胡一声选校址比一般人深远一层，当前最急迫的是创办两个补校；但补校只是短期的适应性的教育，可作为大学的预科；而发展华侨教育长远的措施是办侨生大学。
早在抗日战争之前，华侨已出资办起了上海暨南大学，1930 年我母亲，一个小小归侨女生考入就读，后因上海沦陷被毁，胡一声觉得现在应该把复办提上议事日程，而且应该办在广州，因为这里离东南亚，港澳最近，侨生最能适应。因此，胡一声在选址时，他胸藏复办暨大的“野心”，选了广州

东郊一块毗邻原中山大学，又是乡土味十足的石牌村旁。这里往东可去黄埔港，往北可进广州市区的文化区。一片荒野山岭，地势有些起伏，座落有次，有岗有湖，远景不错，足够复办暨大。于是起草校址报告，乘当时对华侨工作的重视形势，很快得到批准。父亲从土建开始，担任两个补校的校长。
入住补校，我每天步行穿过公路，沿着旧铁路郊野北行，入读华师附小二年级，亲眼目睹了当年补校旧址(现在的暨南大学)开山劈岭，建成礼堂、教工宿舍、办公楼、教学楼、学生宿舍……。从 1955 年建校，到 1958 初具规模。当年大批华侨青年和港澳青年向往繁荣日上的新中国建设，蜂拥而至归国求学。

1956 年 6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物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侨务工作会议，广东归国华侨补习学校校长胡一声（中）与中侨委副主任廖承志（右）、方方（左）交谈。
1958 年，大跃进时期，中侨委决定在广州复办暨南大学，而且要求当年开学、上课。这可急得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原省委书记陶铸团团转，组员胡一声以他特有的舍小家全大家的大公无私精神，敬献良策,提出以一条
（对着华师附中校门的）马路为界，把自己亲自建设的补校划分成两半的方案得到实施。于是就有了整整七年华侨补校和暨南大学两校没有围墙之隔，只有一条路为界，并存相邻的校史，直到 1965 年华侨补校受命搬迁到瘦狗岭。
从 1955 年算起 40 年后，时间是太长了点，父亲的设想，果然成为历史的必然。可惜父亲已经看不到了。

看看历史是怎么走的？？
1958 年，华侨补校一分为二，复办暨南大学，两校并存整七年。
1965 年 6 月，华侨补校受命搬迁到瘦狗岭。
1970 年 2 月，林彪口头通知“撤销暨南大学”；3 月广东省革委会正式下发“撤销暨南大学”的通知，限三天时间，所有暨大教职员工必须全体撤离，被安顿到其他院校，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搬迁入驻。
1978 年国务院批准复办广州暨南大学，但是军医大仍然占据校址，迟迟不愿搬离。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的七七届大学生，全国各大学统一都在78 年春节后，入学开课了，唯独原暨南大学教师和干部还不能回迁，复办招生工作无法开展。不久，全国政协召开会议，增选父亲胡一声为全国政协委员，他和暨南大学另一位全国政协委员曾昭科联名在会议上提案，提出复办暨南大学迫在眉睫，军医大应尽快撤出暨大校园，《羊城晚报》特予头版刊载此消息。胡一声借在北京开会机会，设法面见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元帅汇报。叶帅当即拍板：当年限你们三天内狼狈撤离暨大，我现在下令

他们两周内腾空校园还给你们，军医大另拨校址新建。暨大得以复办，我们家也从华南师范学院搬回到暨南大学宿舍。
1978 年 3 月 30 日，叶剑英为暨南大学题写校名。
当年 11 月 16 日，暨南大学在校礼堂举行了开学典礼。

90 年代后期，地处瘦狗岭的原广州归国华侨补校更名为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这是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办公大楼
补校的创办和暨南大学两次复办，父亲胡一声功不可没。
请允许我敢问：现在的暨南大学，你从哪里来？你将会到哪里去？

归国华侨经典组织——校友会、侨友会。

归侨们特有的爱国热忱，让许多不了解华侨历史的北方干部很难理解，报以怀疑目光，加上普遍存在的极左思潮，许多单位把华侨等同于“资本家” “里通外国”“危险分子”“特务嫌疑”，给予归侨许多不公正不公平的待遇，使归国华侨受到来自国外反动派和国内极左势力的两面夹攻，进退维谷，处境艰难，因此许多加影华侨中学师生，找老校长胡一声释疑。
1955 年以前，在北京，天天都有几封信或来人需要处理，父亲尽一切可能都给予热情接待。1955 年，他调广州工作后，来信来访的加影华中校友更是络绎不绝，于是父亲提议组织一个校友会，让校友们有个自己解放自己的平台，这个提议得到广州许多校友的热烈支持，由于当时条件，只联系到广州周围以及海南、福建部分地区的校友，约 60 到 70 人，以广州为中心，成立了“广州加影华中校友会”。让归国的校友们得到一次又一次大家庭式的、亲如兄弟姐妹的聚会，校友们身心得到了无限慰藉。这是全国最早的、少有的“校友会”。当时有些校友说，现在大家都不敢和国外的亲人联系，更不敢接受海外亲人的钱物。胡一声向大家说：“不要怕，亲人之间相互联系，是人之常情，自古而然”。又说：“如果有人还是害怕，可以写信告诉你的亲人，信和钱物，可以寄到我这里收转，我将分文无误交给大家；我不怕受连累，因为我额门上早就写着华侨两字。”记得当时有个在华南师院

读书的侨生，叫国外亲人直接寄钱寄物给胡一声收转，藉此他完成了大学学业，后来成为省级领导干部。可惜，没多久就发生反右运动，从此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极左路线，有加无减，胡一声也被打成右派，校友会也因故停止活动 20 多年。
1978 年，胡一声平反后，来看望他的校友络绎不绝，远在山西、海南甚至海外的都有，校友们漂洋过海回广州看望他，胡一声遂又建议恢复“广州加影华中校友会”，得到大家的响应。经校友周力达、黄洁积极热情地寻找联络，联系上国内外校友一百多人，建立了标明有各自住址电话的通讯录，加影华中国内校友会于 1983 年在广州暨大召开了。

1984 年春节，胡一声（二排左四）和夫人钟秀英（二排左二）与加影华侨中学师生欢聚

经过多次政治运动浩劫，有幸活下来的人，再次见面无不激动万分，热泪横流，发言滔滔不绝。会议选举了新校友会领导机构，一致推选老校长为名誉会长。会后，编辑出版了加影华中建校 52 周年特刊。以后还陆续出版
了 17 期会刊，担任会刊编辑出版的校友，既出钱又出力，毫无怨言地把 25
周年、35 周年、52 周年的加影华中纪念特刊和后来的 17 期校友通信，广

泛发送给全国各地和国外的华侨中学校友，这些刊物有许多回忆当年革命的文章，充分证实了加影华中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领导下，在国外特别复杂条件下，成功创办的一所革命学校；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胡一声的办学思想，与后来的延安陕北公学、抗大是一致的。从这里走向社会的师生，大多数都是能文能武钢铁般的战士。他们不论在国内国外，不管是战时还是平时，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坚持爱国、爱乡、爱校、爱集体、爱战友的初心，经得起考验。许多校友把在加影生活学习的那一段经历视作光环，视作前进的动力。“广州加影华中校友会”会刊出版后，许多侨友非常珍爱这些小册

1987 年 10 月，举行广州新马侨友会成立二周年大会，坐排左三钟秀英、左五胡一声

子，有的甚至用这些小册子证明自己清白之身，清洗了那些虚妄强加在自己

身上的不白之词，还原了自己的英雄本色；还有的师生重新为逝去的为革命献身的校友补办烈士证明，为健在的年老体弱的校友们，办了应得的革命工龄，和离退休证明。
黄洁当年的致公党秘书长，是华中的学生后来又成为教师，父亲通过她

大力支持 1986 年成立广州新马侨友会，这是目前广州民政局唯一注册的社团组织。父亲胡一声是第一届新马侨友会的顾问。

高风亮节，努力维护党的政策的正确方向

建国以来，父亲参加过一系列社会活动和的政治运动，如前所述，例如全国政协委员、土改副团长、三反五反法庭审判长、人大代表、统战工作、民盟中央委员、抗美援朝到朝鲜慰问、教育工会副主席、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校长、教授等等。
他从来没有忘记参加共产党的初心，无论何时何地何处，无论职位高低，无论顺势逆势，为国家的发展，为政治运动的健康，他绝不会明哲保身，甚至踩着别人向上攀爬，反而是尽量运用自己少少的权利去努力工作，尽可能保护冤假错案的受害人。结果不是在反右中，而是在反右运动扩大化中被打成党内极右分子。一句话“不会做官。”（在总理面前，他也是这样表态的）
在父亲的档案中有一份 1974 年广东省委组织部报中央组织部的红头红
印文件《关于对右派分子胡一声的复查报告》文号是：“（74）组报 27 号”，文中说明：接到中央组织部批转和叶剑英副主席批示的胡一声的来信，要求对 1958 年被处理的结论进行复查。
这还是父亲从 1959 年开始不断申诉以来，第一次的官方回应文件。这是一份继续执行极左错误路线的文件。署名“胡一声问题调查小组”，经过半年时间，复查确认了 1958 年扑风捉影、上纲上线、颠倒黑白、可气可恨到极致的原处理结论，在文革极左路线升级背景下，“维持原处分不变”。这份没有被烧掉的红头红印文件恰恰证实了父亲在土改运动中，确曾
提出过不能把华侨错划成地主的正确意见；在三反五反中，向广东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卢伟良反映过，我党地下党员，潜伏国民党策反和平解放梅县有功的第一任梅县县长陈伯麟，被错判成“反革命分子”是冤假错案的正确意见；还证实了父亲在反右运动中，“包庇、同情”省民盟右派分子郭翘然、魏均沛、华侨补校右派分子，主张应贯彻执行毛泽东十大关系报告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意见。

我们在家里曾听过父亲说，为了华侨补校教师的“右派言论”，他是专门召开甑别会的，让大家讨论；我们还知道，中共老党员杨凡，潜伏国民党的少将，被判刑 12 年。父亲硬是为他申诉改为无罪释放，出狱后，父亲叫他不要回家住一晚，立即来北京。在我们家足足住了半年之多，在北师大附中任历史教师,后来调到北师大任教。拨乱反正后得到老红军的历史结论。父亲坦荡高尚的人品的确如同民间传颂：疾风知劲草亮节感人深。
为编写党的历史做贡献

父亲的记忆力很好，他义不容辞的拿起笔，写了很多回忆录。例如《回忆九龙嶂革命根据地建立前后》，详细记载了两次东征播下革命火种、革命军的建立,十团的严明军纪、英勇顽强的战斗历程和烈士故事、东江苏维埃政府与红十一军的建立和斗争；又如《华侨运动讲习所》；《怀念肝胆照人的饶彰风》；《瞿秋白和中国革命报刊》………。
1976 年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11 月间，父亲胡一声见人民日报登载胡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复办后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其中提到“有些党史上的问题，需要重新调查，研究修改”很有感触，就写了一篇有关中共党组织早期的党史文章，是现在党史书籍中没有提过的，同时写了一封信，一起寄给胡耀邦同志。
胡耀邦同志收阅后，认为能写出这些事的人，应该不是一般的人。命其秘书梁同志去广东调查。1977 年春，梁秘书到家里来看望父亲，了解了他这几十年被迫害的事实，向胡耀邦汇报。于是有了尽快平反 1958 年错划右派的冤假错案，继而中组部促成了广东省委组织部和暨南大学党委组织部，近三年对父亲 1926 到 1948 年的调查。落实了恢复父亲的 1926 年党籍。
1980 年，父亲已 75 岁高龄，由省党史办和梅县党史办工作人员陪同，披荆斩棘，踏破羊肠小道，重上九龙嶂。在九龙嶂地区参观访问后，由省党史办刘寒同志执笔写了《二上九龙嶂》一文，在梅江日报上发表，第一次在报刊上公开宣传广东粤东梅县九龙嶂的光荣革命史实，打破了广东解放后反“地方主义”的禁忌，激起很大的反响。
父亲身体力行，回忆反思书写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党史资料，因此受到胡

耀邦同志称赞，点名要他参加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至二十日党中央在北京第一次召开的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会后留他在北京军事科学院专心书写党史资料。他写的党史文章多次在党的刊物上发表，对早期粤东革命史有

“纪念东江苏维埃政府暨红十一军成立五十五周年”纪念大会全体人员合影。前排左十：胡一声

极为客观冷静的回忆，对后来党中央把粤东革命根据地列入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要参考作用。
1985 年 5 月 1 日，父亲参加了在丰顺县汤坑召开的“纪念东江苏维埃政府暨红十一军成立五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他的发言再次阐明了粤东人民的历史贡献。会后，因为天气原因，他未能再上九龙嶂顶，在山脚下的九龙

村小学住了一晚。他对随行人员，关于如何纪念九龙嶂的革命精神做了嘱托，中心意思是把九龙嶂地区建设成为红色+绿色旅游教育基地。
1990 年 3 月 19 日，父亲终因久病不治与世长辞。
父亲的一生也正如暨南大学的悼词中所说：“在 64 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为人正直，光明磊落，作风正派。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解放后他身居要职，但他始终严于律己，严以治家，丝毫没有以其优越的社会地位和广泛的社会关系，为自己和家人谋私利，保持克己清廉，艰苦朴素的高风亮节。直到逝世前两天，他仍不忘交纳党费，表现了对党无限忠诚。胡一声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他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我党的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由于篇幅的原因，还有许多父亲高风亮节的故事未能一一表述。

（2021 年 4 月 5 日完稿于广州）

用户:胡莉雄

2021-04-12T22:25:14Z

钟点工：添加

疾风知劲草亮节感人深

2021-04-12T14:02:32Z

钟点工：修改

疾风知劲草亮节感人深
——纪念胡一声
胡莉雄¬¬¬¬¬

我的父亲胡一声（1905.10-1990.3.19），原名胡水庭，曾化名蔡若愚、何家烈、陈一新、胡春华、细月、古月、高松、高原等，广东梅县梅南罗田上村人。1926年6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9月转为中共党员。
1926年冬，胡一声与郑天保返回家乡，共同筹办梅南中学，建立中共梅南区党支部。1927年4.15广州反革命大屠杀后，在中共东江特委指示下，1927年10月在梅县和丰顺县举行秋收起义，创建九龙嶂革命根据地，成立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团，郑天保任团长，胡一声任党代表。根据地失守后，于1928年秋奉东江特委命令，先到新加坡接上共产国际关系，派往印尼、新加坡从事华侨教学和宣传出版工作。曾因“胡春华”（化名），被荷印当局通缉未果。1932年2月创办加影华侨中学，1934年秋赴日本留学，他以“中华留日同学会”名义，创办《国际教育论坛社》，出版进步刊物，曾因“陈一新”（化名）被日帝通缉未果。1936年夏毕业后，曾在上海任“引擎出版社”社长，出版《现世界》半月刊。之后，重返马来亚，复任加影华侨中学校长。因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10月被马来亚政府驱逐出境，回到香港参加党内学习小组小三查，确认1926年以来的党籍。1941年1月，他与乔冠华创办“香港中国通讯社”（现中国新闻社前身），出任主编。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在粤东参与部分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撤离香港的接送工作。1943年，在韶关参加国民党第七战区编纂委员会工作，出版《新建设》月刊等。1944年参与创建中国民主同盟南方组织，任民盟南方总支部宣传部长、1946年1月在广州创立民盟广东省委员会任主任委员。解放战争开始后，1946年8月重返新加坡、马来亚。在新、马建立民盟组织，曾任民盟马来亚支部常委兼新加坡分部主席。1948年7月初，重返香港，受周恩来副主席指派负责筹建《南方论坛社》。1949年3月，受周恩来副主席点名随民主人士北上，抵达北平，参加政协筹备工作，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任民盟中央委员，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人大代表，是第二、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常委。曾任北京师大附中校长、北京工农速成学校校长，负责创办一〇一中学。1955年7月，任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兼广州归国华侨补习学校校长、1958年暨南大学复办筹备领导小组组员。1958年6月被定为“右派分子”，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降薪五级等处理。1959年调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研室主任。1979年4月10日由广东省委发出通知，撤销1958年错划为极右派分子的决定和处分，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共产党党籍，恢复原工资待遇。1979年6月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同年9月，任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副厅级）。1980年1月被选为民盟广东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等。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文，恢复胡一声1926年至1948年中国共产党党籍和革命工龄。1983年，胡一声以大革命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老干部荣誉离休。
胡一声十八岁时曾写下诗句，“安得大同新世界，定将热血洒乾坤。”并以门联写在“安定书室”门上公示于众。诗言志，是心声。
1947年9月，我出生在马来西亚，是1949年的归国难侨。
我母亲鈡秀英，曾经参加中共的马共党员。（1928年在梅县东山中学读书时第一次被捕，押解途中逃脱；第二次被捕坐牢是1930年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时，发现学校被軍警包围，她紧急敲响警鐘，通知进步师生及時逃走，自己被军警抓捕入苏州反省院，坐牢3个月，由胡一声以侨领代表营救出獄。）1948年6月21日，英帝殖民政府颁布紧急法令，大举围捕全马各地的马共和教员学生进步人士达万余人之多。6月20日，颁布紧急法令的前夜，大批军警包围了加影华侨中学，所有暑期留校的师生和董事在睡梦中被捕。当时我才九个月大也不能幸免。先被关警察局，后被押解到半山巴监狱，再后来是关押在居銮集中营。关押母亲的罪名是：加影华侨中学专门宣传民主革命，培养教育青年，回国内参加抗日和参加当地的革命活动。第二，母亲是副校长专门聘用共产党人当教员。第三，在我母亲的床底下搜出了大批的红旗报。关押达14个月（母亲第三次被捕坐牢）。
1949年8月，母亲和外婆抱着我，被英国殖民政府军警押送出境，回到香港。（当时我的大姐在国内参加了游击队，我上面还有五个兄姐，都已经不在人世）。广州还没有解放，我的父亲已经在北京参加筹备第一届全国政协成立大会。因此，我们母女三人在地下党的帮助下，辗转回到了北京，结束了颠破流离的生活，亲历了国庆大典盛况。
我成长在红旗下，只能片段的听到父母和亲朋前辈，讲述父亲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的斗争事迹以及幼年丧父、贫苦至极、乡亲资助、帮老师煮饭、改作业免交学费念书的故事，也不乏来自乡间、革命同志长辈间，给与父亲和祖母极高威信的评价。另一方面，却是我懂事以后，才体验到的父亲不得不承受的长期逆境，在曾经的1948年，因方方急需派父亲出使马来西亚筹集资金，却找不到丢失的组织档案，无法满足侨党的组织程序，乔冠华和连贯立即介绍父亲重新入党，并承诺以后再恢复父亲1926年以来的党龄。果然不出父亲所料，回到新加坡后，英帝颁布紧急法令，父亲无功而返。给父亲的承诺也遭到失信，不幸地开启了他连年不断申诉的漫长征程。更甚者，时间延续到了1958年反右斗争结束后的反右扩大化，不需要知道自己的“罪行”，不需要签字就被打成极右分子，交党费时，才知道连党籍都被开除了，只有申诉申诉再申诉。在父母身旁的我和弟妹，是在“父亲胡一声是老右派”的骂名声中长大，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更升级为极致。有一张1978年12月29日中共暨南大学核心小组，发布的文革平反的红头文件为证。
父亲对我说过“天塌下来当被盖。”正是这种坚强的好汉气势，他顶过来了，一生可敬的凌然正气，给世人树立了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真正共产党人形象，对父亲的信念我们从没有动摇过。
从发布这份平反文件开始的系列拨乱反正进程加快了。
1979年4月10号，中共广东省委的粤摘改（79）08号文件发布，改正了1958年把父亲胡一声错划极右、开除党籍、撤职、降薪5级的冤假错案。
同年，中央组织部指令广东省委组织部联合暨南大学党委组织部，历经3年的调查取证，在1982年12月30号发布了组建字994号文件，恢复了我父亲1926年至1948年的党龄，可以办理老红军离休了。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纪念年。写出我父亲，在党64年，从不忘初心的艰难历程，每一步都体现了共产党人爱国爱民爱侨的责任担当；每一步都体现了共产党人开拓未来的预见；每一步都体现着小人物创造和堆积国家发展的丰功伟绩，以表达我最深重的怀念和敬意。

一、为新中国诞生浴血战斗

雄鹰高翔九龙嶂
1925年，父亲胡一声毕业于省立第五中学（梅州中学），就读于国立广东大学（中山大学），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参加了中共广东区委主办的党员秘密训练班、参加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他理论学习联系实际，从自我做起，从自己的家乡做起，在同乡同学中物色志同道合的同志，先后发展了中大同学郑天保（郑兴）、廖祝华（廖白）、吴锡粦等人入党。
1926年冬，父亲和郑天保假期回到家乡梅县，把龙文公学（高小）改办为梅南中学，从广州劝回廖祝华、吴锡粦到梅南中学任教，介绍原龙文公学教员吕君伟、黎学仁、熊光、古九成、胡志文、郑德云、郑国安等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梅南中学支部，廖祝华任书记。成立了中共梅南区委，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赤卫队，从此梅县党组织逐步向农村发展，梅南也成为大革命时期梅江两岸革命活动中心。
风云突变，1927年4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实施清党反共大屠杀，父亲胡一声和韩文静（王逸常的爱人）一起成功翻越屋顶逃脱缉捕。血的教训使他认识到必须回家乡农村,组建共产党自己的革命武装队伍，他冲破被通缉抓捕的天罗地网，同年5月，冒险从广州走到香港，找到广东省区委领导人之一王逸常献计，王逸常批准了他回到梅县准备武装的主张，他经汕头回到梅县潜回梅县城北门“安定书室”，找到县委书记李桃粦，决定以梅南中学为据点准备武装，举行秋收起义。不久，郑天保同志也回到梅南中学。一方面，他们实行革命教育，收容梅县、兴宁各中学被开除的进步学生前来就读，父亲讲授党员秘密训练班、广州农民讲习所学习的主要内容，郑天保则组织军事训练；另一方面，他们秘密成立别动队，联合各乡村农会骨干，实行“二五减租”，号召农民不交租、不纳税、不还债，打倒土豪劣绅，缴获枪支弹药武装队伍。同年7月，中共广东区委派中山大学学生曾品清前来梅县负责共青团恢复工作，他和曾品清一起，与县委书记李桃粦商定恢复团县委计划，把“安定书室”作为团县委筹备机关。后因青年来往较多，保密工作缺失，团县委机关被破获，曾品清、温士奇、陈循昌等被捕，史称“安定书室事件”。国民党反动派把一切责任归咎于胡一声，认为他是“匪首”，派便衣队前往梅南抓捕，他早有戒备，抓捕未果。
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东江特委批准成立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团，创建九龙嶂革命根据地。历史记载，1927年10月下旬，父亲胡一声和郑天保带领梅南武装数十人，走上九龙嶂九尾岌，联络梅县和丰顺县领导人黎凤翔、张泰元、邹玉成、邓子龙等同志商讨，成立“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团”，推举郑天保、胡一声、黎凤翔、张泰元、邹玉成5人组成军事委员会，同时，推举郑天保（化名郑兴）为主席（团长），胡一声（化名蔡若愚）为党代表。后因工农革命军取消党代表的称呼，胡一声（化名何家烈）担任政治部主任（政委）。十团治军严格，施政开明，深得百姓拥护，群众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从此，九龙嶂逐步成为梅州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
1976年10月1日，父亲胡一声在悼念毛主席的诗中写道：“井冈山下举红旗，发动农民百万师，我亦闻风而起舞，九龙嶂顶挹朝晖”。
2005年6月15日，我和大姐胡莉娜相约徒步走山路，上九龙嶂瞻仰山上的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团团部旧址。这是我拍的山路崎岖,被山石阻挡的照片，中立者是我大姐。让我们体验了一回走革命道路的艰难险阻。
2013年由中共中央党史办正式发布文件确立：梅州全区是当年中央苏区一部分。现在水泥路已经直通山上团部旧址，并在旧址旁修建了纪念碑，纪念亭和纪念馆，九龙嶂系列纪念群已成为党建红色教育基地。团部旧址和纪念馆里面均挂有我父亲的相片。

颠沛海外播火种
1928年夏，国民党反动当局采取血腥的手段镇压革命。梅县县委被反动派摧毁，悬赏通缉抓捕胡一声。省委急调胡一声离开十团，拟与陈启昌、古柏三人共同组建新县委。2020年11月15日梅州日报登载了梅南乡亲胡焕元口述《“水叔”的革命轶事》的文章，讲述了水叔（胡一声）“掩护战友负重伤身体痊愈赴南洋”的故事。
“一天晚上，水叔和古柏烈士（古柏爱人曾碧漪是毛泽东的第一位女秘书）两人计划到梅南中学参加会议。他俩从九龙嶂九里岃下山，准备绕道浪荡石，经过顺里到梅南中学。出发不久便发现身后有人跟踪。水叔是本地人，熟悉道路，他设计将敌人引开，但因夜晚光线微弱，水叔不慎坠落路旁悬崖，幸好悬崖下面是个浅水潭，崖壁上长满杂草和小树，叔父只是肋骨骨折和皮外伤。天亮时，古柏顺利回到九里岃团部，马上向领导报告了昨晚的情况。而水叔也苏醒过来了，忍痛艰难爬到水潭岸上，后被前来搜寻他的战友和群众发现，先后被护送到附近一农户家中、陂角胡金发家和下村其外婆家治伤。伤势基本好转后，水叔马上向上级报告情况，数日后东江特委命令水叔奔赴南洋，开辟海外华侨支持支援国内革命斗争的新战线。离开下村外婆家时，水叔已三个多月没有理发，遂男扮女装，佯装婆媳同行赴圩，按组织指定路线，到官塘圩码头乘船，由书记廖祝华亲自护送到松口码头，再转乘火轮到汕头，之后由汕头乘船赴南洋。”
1928年秋，父亲到达新加坡与中共新加坡特委接上关系，不久又由中共新加坡特委派往荷印爪哇泗水市，开展侨党临时委员会的组织工作，创办《华侨小报》《侨声日报》；他往返奔走于新加坡、马来亚（今马来西亚）、荷印（今印尼）、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深入组织华侨华人及留日学生，开展宣传国内的民主革命和抗日救亡运动，直到1948年。
毛泽东亲笔题写校牌的加影华侨中学
马来亚雪兰莪州有个地方叫加影，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被称为“小延安”的加影华侨中学，是追求真理的爱国华侨青年向往的地方。它的前身是创办于1912年的加影华侨学校。1932年，胡一声被加影华侨学校董事部聘为校长后，将小学扩展为中学，除了初中、高中外，还增设简易师范科。前来就读的学生除了马来亚各州的华侨子女外，还有邻近的泰国、北婆罗洲（今沙巴）、苏门答腊的华侨子女，不少学生家境贫苦。广州新马侨友会天河区二组的李志文侨友亲口对我说：“如果不是加影华侨中学，我这辈子是没有书念的”。
近年来不断有马来西亚华侨，历史学家到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翻找当年报刊登载的消息文章研究，印证加影华侨中学传播了革命思想，培育了革命青年，组织学生宣传抗日救国，得到广大爱国华侨踊跃向国内捐款捐物，并屡次被评为马来西亚华人团体最前列，引起国内外关注。同时，还集结和转移国内来新马的革命干部，成为中共的海外堡垒，被华侨誉称为“海外小延安”。地下中共支部党员多时达二十多人，前后通过香港八路军办事处派回延安、新四军、东纵工作的学生有几十人，他们成为解放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骨干分子，其中许多人成为担当重任的部、厅级干部。
加影华侨中学获得毛泽东亲笔题写校牌，也获得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和张学良、杨虎城、傅作义等爱国将领以及郭沫若等文化界知名人士题词。父亲著书《各国教育特辑》、《论儿童的养护教育》、《早期华侨艰苦奋斗的历程》等流传甚广。
针对英帝反动当局勒令封闭学校，驱逐父亲胡一声出境，董事会在报纸上登载聘任胡一声为永久名誉校长的告示。
“专门反日”被查缉
1934年至1936年，父亲在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明治大学，和留日爱国进步同志一道，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如新诗歌运动、新戏剧运动，新教育座谈会和邀请郭沫若公开演讲中日文化交流史等；与留日反动派争夺“留东同学会”和“广东留日同乡会”等机构领导权；主持“留日同学教育座谈会”，主编《国际教育月刊》。他用各种笔名（如陈一新）在海外报刊上揭露日本侵略中国和东南亚的阴谋，被日本驻外使馆以“专门反日”的罪名报请日本政府查缉，但终未被查获。
在上海创办“引擎出版社”
1936年初以宋庆龄为背景的“中华全国救国联合会”秘书长钱俊瑞邀请父亲回到上海，创办“引擎出版社”任社长、发行人，以上海救国会成员及著作人协会会员为撰稿人，组织出版《现世界》半月刊等出版物及多种书刊。《现世界》一共出版了15期，发表文章360多篇，向华侨筹资。文章切中时弊，战斗力极强，发行数量很广，影响很大。被国民党多次封杀后于1937年3月禁止发行被迫停刊，乃改出多种宣传抗日单行本，直到七七事变爆发，上海沦陷。
此外，“引擎出版社”还出版了不少进步书籍，如：《中国经济的现势及其动向》（胡一声编译）《中日国力对比》（李凡夫何干之合著）《欧洲问题的关键在哪里》（柳乃夫著）《资本主义文化之没落》（周立波译）《世界和平与中国》（钱俊瑞著）《中国与美国》（章汉夫著）《中国与英国》（钱亦石著）等等。
“香港中国通讯社”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马来亚华侨的抗日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胡一声重新回到马来亚，与侨党领导的“马来亚华侨抗敌后援会”密切联系，继续发动广大爱国华侨以人力、物力支持国内抗日战争。
1941年1月，廖承志派父亲负责筹办“香港中国通讯社”（今中国新闻社前身）向香港政府正式注册。由乔冠华为主笔，父亲当总编辑及注册人，黄刚为挂名社长（十二集团军驻港办事处主任）以作掩护。出版《每日电讯》《华南新闻》《海内外航讯》（航空版）《特约专稿》等4种新闻资讯，与当时范长江、夏衍同志主持的“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即现在的新华社）并驾齐驱。经过胡一声等人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香港中国通讯社”所发的新闻稿件，甚受海内外，特别是华侨报刊的欢迎，很快做到自给有余（不花党一分钱），成为党的又一支有力的宣传工具。直至香港沦陷才被迫停刊。
奔走护送爱国者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香港集中了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香港沦陷时，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滞留港九，处境万分危急。中共中央极为关注，组织实施香港秘密大营救。胡一声参与了秘密大营救工作，护送邹韬奋就是一个例子。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父亲接到总理指示后，偷渡九龙，越过日军封锁线到达惠州，与廖承志、连贯等人会合，研究文化界知名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护送工作，指定胡一声负责老隆、兴宁、梅县转大埔、闽西的接送工作。
1942年4月初，中共中央截获国民党密电，“要全国检查站严密侦查邹韬奋行踪，一经发现，就地绑架暗杀”。中共中央要求，务必想尽办法，保全邹韬奋先生生命。南方局连贯委派郑展从老隆来梅县与胡一声会面，让胡一声在梅县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安置邹韬奋。胡一声认为把邹韬奋送到梅县畲坑江头村陈启昌家里隐蔽最合适。于是，胡一声与郑展、陈启昌从梅县赶到老隆，向连贯作了汇报并商定：邹韬奋改名为李尚清，以陈启昌的同事和韶关侨兴行大股东的身份出现，因患脑病在韶关经不起敌机轰炸的骚扰，到江头村休养。
1942年9月，胡一声突然接到乔冠华从韶关发来的电报，让他立即到韶关“谈生意”。胡一声马上乘车前往韶关，乔冠华对他说：接到上级通知，国民党当局的鹰爪，在沿途各地没能查出邹韬奋的行踪，断定邹韬奋仍在广东，特派特务头子刘麻子坐镇指挥，特别是对兴宁、梅县一带加强侦察，扬言必将邹韬奋抓捕，因此，决定让邹韬奋离开梅县，经上海转移到苏北新四军。
经过一系列精心周密的策划，邹韬奋的转移路线最终确定。离开江头村前，陈卓民在家为邹韬奋设宴，还邀请村中父老乡亲前来喝酒。邹韬奋非常激动，随即提笔为陈卓民父子和胡一声各题字一幅，以感谢陈卓民父子和胡一声近半年的照顾。邹韬奋给胡一声写的是鲁迅的一段话：“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到莓苔上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
在突破国民党道道关卡和封锁线后，胡一声等人把邹韬奋送到韶关，再由其他同志护送到上海，转赴苏北。
忠心耿耿搞统战
1943年疏散工作结束后，中共又派父亲胡一声到韶关打入国民党第七战区编纂委员会。编纂委员会以许崇清中将为主任，张铁生（党员）少将为副主任，胡一声行政部上校主任。父亲主持、主编，出版发行《新建设》《教育新时代》《阵中文汇》《学园》等刊物。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深得许崇清、张铁生等人夸奖。
1944年秋，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胡一声向许崇清请假，回到梅县，在当时梅县与上级党组织联系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发挥独立作战精神，联络梅县地下党组织和党内外同志群策群力，终于在1944年冬，在李伯球家乡潮塘，主持召开了中国民主同盟东南干部会议，建立中国民主同盟东南总支部，选举李济深为名誉主席，李章达为代主席，张文、李任仁、何公敌、丘哲为副主席，李伯球为组织部长，胡一声为宣传部长，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争锋相对的斗争，同时仍在梅县主持第七战区编纂委员会的工作。
1945年初，协助黄秋耘同志进入国民党第七战区梅蕉平埔指挥部，当中校秘书兼翻译官。黄秋耘获取的军事情报，及时转告父亲胡一声，再转告韩江纵队、东江纵队等友邻部队。
1946年初，受中共广东省委特派，和李章达回到广州，建立中国民主同盟会广东省委员会，被选为第一届主任委员。
1946年8月至1948年6月，受中共南方分局委派，重返南洋各地建立中国民主同盟支分部，被选为马来亚支部常委兼新加坡分部主席。
1948年8月至1949年2月任香港南方论坛社主编。
1949年3月初，胡一声奉党中央和周恩来电召，回到刚解放的北平，参加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尔后历任第二、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49年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恭听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二、为新中国的发展，努力开拓，艰难担当

历次重大政治运动中担任过以下要职
当选历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1949年，在参加筹备第一次全国政协大会期间，受中央派遣，参加由董必武副主席挂帅、钱俊瑞主持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任大会秘书处主任，在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0年中央教育部成立后，委任父亲为北京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教育系副教授，兼北京师大附中校长、工农速成中学校长等职务；
1950年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1951年被选为北京市政协常委；
1952年担任政务院组织的中央土改工作团第五团副团长（团长李德全、卫生部部长）到广东恩平县参加土改；
1952年担任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中央总团团员；
1953年担任中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中央总团团员；
1954年，北京市人代会召开，被选为人大代表，出任北京市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中学三反五反人民法庭副审判长；
1955年7月，国务院人事局调胡一声任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兼广州华侨归国学生补习学校校长，港澳学生补习学校校长，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常委；
在广东省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广东省教育工会副主席；
在民盟广东省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民盟广东省委副主任；
1957年兼任暨南大学复办筹备委员会委员；
1957年反右斗争，担任民盟中央反右5人领导小组成员、广东省民盟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担任广东省侨委反右领导小组成员、担任广州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及港澳归侨学生补习学校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直到反右运动结束，到北京开总结会。
1958年6月反右斗争扩大化，被打成党内极右，撤职，开除党籍，降薪5级，留原单位，不搬离原住址，可以接待外宾；
1959年调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研室主任；
1979年4月10日由广东省委发出通知，撤销1958年错划为极右派分子的决定和处分，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共产党党籍，恢复原工资待遇；
1979年9月广东省委任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副厅级）；
1979年6月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1980年1月被选为民盟广东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等。
1982年12月30日，中央组织部发文，恢复1926年至1948年中国共产党党籍和革命工龄；
1983年以大革命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老干部荣誉离休。
向总理表达当人民教师的心愿。
第一届全国政协闭幕后，有一天，周恩来总理派人通知父亲胡一声在指定时间到中南海紫光阁。父亲回来说，到了总理家里已经摆好了一桌饭菜，总理叫我坐下，对我说：“今天请你来吃个家常便饭，是要和你谈谈你的工作安排问题。现在有几个部门都向我申请要求派你到他的部门去工作，有教育部、外交部、统战部等等，我有点为难，因此，今天请你来，想听听你本人意见，再作决定。”父亲首先向总理表明态度：“无论总理安排我做什么工作，我都服从分配，克服一切困难，做好工作。”沉思片刻后继续说：“若问我个人对工作的意见，我认为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哪个部门都很重要，但是国家建设，根本问题是人才，从立竿见影还是长远之计来看，都要搞好教育，这是培养人才的基础。如果教育部要我去，我也乐意去。”总理听了胡一声的表态，非常高兴，拍了拍胡一声的肩膀，说：“你解了我的围了，因为外交部、统战部等部门都是共产党员当家，我可以向他们说不，唯有教育部是马老（叙伦）当家，我向他说不，有点说不出口。那好吧，我考虑你的个人意见，等候分配吧。”
丘克辉先生曾向胡莉娜口述过这段故事，许多知己朋友听了胡一声在总理面前的表态，都感到惋惜。传说当年外交部是要任命父亲当大使的。他竟表示重操穷教师的旧业！这正是父亲人品高尚所在，在重大决定面前，一贯是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很少考虑“权势”和家庭、个人的利益。家人对他的重大决定只有服从、适应、支持。母亲钟秀英感受最多，也以此教育自己的子女。
1949年冬，父亲接到通知，去中央教育部报到，部长马叙伦、副部长钱俊瑞、办公厅主任兼北京师大附中校长郝人初接见了他。
领导们和胡一声谈的大意是：胡一声在海外主持的加影华侨中学，理论联系实际，引起国内外注意，毛主席为它题写校牌，周总理等许多人都给它题词。新中国如何办好中学教育，需要摸索经验，请你到教育部来，就是想和你一起探讨如何办好中学教育问题。
父亲胡一声选定的中学是北京师大附中，它是一所基础较好，师资力量雄厚的中学。北京解放后，北京师大附中已被接收为教育部直属中学，由教育部与北京市共管，称北师大附中一部。其时，华北解放区迁过来的原育才中学，是招收高干子女的中学，也被合并入附中，称附中二部。另外还再并入了两所中学，一所为普通中学，一所拟办成工农速成中学，称附中三部、四部。一所学校，同时摸索四个类型的办学经验，这种向全国示范的高度、难度，实在空前绝后。
胡一声领命，表示尽力而为，立即由郝人初同志陪同走马上任，胡一声坚持要求郝人初留任师大附中校长，挂个名，便以加强部属关系，自己甘当副校长，主持实际工作。不久，教育部派来苏联专家顾问，配齐了各种教学器材，甚至小汽车等。父亲感到责任重大，他首先调动全校师生的政治热情和责任心，他写了一封信，向毛主席表示决心，又找到二部一位同学，是一位国家领导人的儿子，请他带这封信恭恭敬敬的送给毛主席。
毛主席看了胡一声来信后，欣然提笔，第二次（第一次为加影华侨中学题写校牌）应胡一声要求，题写校牌“北京师大附中”六个大字，交给送信学生带回，胡一声把毛主席的墨宝，叫人做成庄重的校牌，在师大附中大门上高高挂起，全校师生热情欢呼，热烈庆祝，精神面貌为之一振，教学各方面工作大大提高。
总理特批圆明园废墟
北京师大附中二部原为华北育才中学，是解放区唯一进入北京的中学，合并在北京师大附中一部内，因太过拥挤，影响青年学子学习，更不利于长远发展。1953年抗美援朝取得重大胜利后，中央允许兴办少量特别需要的基建项目，胡一声消息灵通，抓住时机，争取到了为北京师大附中二部另找校址新建的立项。
那时节，胡一声跑遍北京城，最后看中圆明园废墟东南角，它毗邻清华、北大，认为在这里建校有特别的教育意义。但是北京市没有一个人敢批出这块不大的废墟一角。胡一声没有放弃，他提笔给周总理写信，阐述他为什么想在这个废墟一角建高干子女中学的想法。他说清朝由盛转衰，最后灭亡，原因之一是晚期王公子弟没有教育好，多是游手好闲、无所用心、心无大志。现在高干子女，虽然都是平民，能否成材中学教育非常重要，如果能在圆明园废墟一角建校，让他们天天看着废墟，不忘国耻，下定决心，复兴中华，有特别的重要意义。
周总理见信后，深表同意，并于1953年到圆明园拟建校址亲自视察后，立即批给北京市政府解决。北京市政府遵照周总理的批示，按胡一声的要求，师大附中二部顺利在圆明园废墟东南角建成。后改名为101中，意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并由郭沫若题写校牌，后来独立发展为北京市重点中学，扩大招生，容许全市青年报考。
欢送大会
全国解放后，随着土改结束，抗美援朝取得胜利，农业合作化稳步发展，农业连年丰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1955年是中国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人心最舒畅，治安最好，可算是国泰民安，夜不闭户，人民非常快乐幸福之年；而东南亚几个国家，却掀起反华高潮，海外大批爱国青年纷纷返回祖国。
这样一来，原来直接安插侨生入现有学校的办法，已不能适应突变的形势。中央高屋建瓴，决定在广州、厦门各办一所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广州归侨人数最多，是重点亟需解决学校的侨乡，为此，经得上级批准，特在广州加办一个港澳归侨学生补习学校。广州两校派谁当校长？因为胡一声有海外办加影华中的经验，解放后又有办北京师大附中的成绩，中侨委会同教育部、北京市，决定调胡一声回广州当两个补校的校长，同时兼任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
消息传到北京师大附中，师生们极不情愿，纷纷到教育部、北京市，请求留住胡一声校长，并陈述种种理由，认为胡一声不能离开北京师大附中。因为是中央侨委决定，教育部、北京市无法改变，只能放行。北京师大附中开了一次热情洋溢，激动人心的欢送胡一声大会，会后拍下合影，这次欢送会令许多师生几十年后仍然记忆如新。

大姐胡莉娜回忆：“24年后的1979年，我在北京市农业科学院工作，人事室干部杜淑贞是北京师大附中毕业生，因为处理文化大革命那些不实之词的人事材料，她翻阅了人事档案，发现我的父亲原来就是她敬爱的胡一声校长，喜出望外，立即打电话找我莉娜到人事室一谈；两人见面后，杜淑贞干事说，你的父亲就是胡一声校长。胡校长是我们非常尊敬的校长，我们同学聚会时常常怀念他，他在师大附中的形象一直记在我们心里。今天请你来，主要是想问问胡校长近况如何？杜淑贞干事回忆1955年欢送会的情况时说，那次欢送会可以说全校师生几乎都流下了眼泪，“胡校长不能走”“胡校长欢迎您再回来”的喊声响彻校园上空，那种依依惜别难舍难分的场景，令人终生难忘。”
1979年4月，胡一声平反后，补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消息公布在人民日报上。当他来到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他住的房间，成了流水的欢乐会会场。早，午，晚和节假日非开会时间，来访的人总是成群结队，络绎不绝。主要是师大附中，101中和加影华中的师生，当然还有许多过去的老战友老朋友等等，住在北京的居多，也有从天津，河北，河南，山西，山东，东北坐火车赶来的，其情之深令人非常感动。师生们远道而来，仅仅只为经过反右和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想亲眼见老校长一面，放下心中纠结和思念。
北京师大附中的师生诉说，胡一声校长调走后，附中如日落西山，以前是部属中学，到1979年是宣武区的普通中学，毛主席题字的校牌也不见了。胡一声说这不可以，你们去档案室找出我当年给毛主席的信和毛主席的批复，到北京市委找领导，把毛主席题写的北京师大附中校牌重新挂起来，至少要恢复到市属重点中学，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师大附中师生按照胡一声的要求一一落实做了，目的也达到了，北京师大附中重新焕发青春。
101中学师生来诉说，胡校长调走后，101中多次遇到逼迁危机，要101中搬出圆明园，父亲要他们找出他给周总理写的信和周总理的批示复印件，周总理拍了板的事为什么要改，找北京市领导解决嘛！他们这样做了，到现在101中安然巍立在圆明园东南角上。2008年北京举行国际奥运会，101中是国际青年联欢会的会场，旁边就是帝国主义毁灭中国文明的罪证，意义深远。
有一位中年的王女士，她原来是解放初期师大附中二部学生，后来在全国总工会工作，在五届政协开会期间也来看望老校长，说她忘不了老校长的恩情。她回忆北京解放那年，她在解放区和一个比她年长20岁的老八路结婚，进入北京后，她到师大附中二部上学，不小心怀孕了，她知道中学生有不许谈恋爱，结婚的校规，为完成学业，她想堕胎，但她爱人怎么也不同意堕胎，因为他年龄较大，好不容易熬到全国解放结婚生子，盼子心切，因此找胡校长问是否一定得退学？胡校长说你的情况和一般中学生不同，校规也可以有特例，你可以保住胎儿，继续学习，到快要生产时休产假，停学半年然后复学。她因此平安生下一个男婴，又完成了中学毕业。她和她的爱人都十分感谢老校长，所以特意来看望；并请老校长周日到她家吃一顿便饭。以后几年的两会期间，他们夫妇都来看望胡校长。
她还回忆了许多胡校长当年在师大附中既讲原则又重实事求是的例子，如现在的知名导演林汝为（导演“四世同堂”等剧目），1950年原在师大附中二部上高三（春季）未毕业，十分希望投考刚成立的北京电影学院，到处奔走无果后，流着眼泪来找胡校长，希望胡校长能推荐她考电影学院，胡校长看过她几次在全校集会上的表演，觉得她确有一定艺术才能，值得培养，就答应了她的要求，让她提前毕业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成为长影电影演员，著名导演。
还有一位原附中二部的学生，后来是国务院一个部长，五届全国政协会期间，他因出差离京抓紧完成任务后，紧赶着回京，政协会已经结束了，他到政协接待处查询，希望能看望老校长一面，接待处人员说，广东团今天上飞机场了。但胡委员有个女儿在北京农科院，曾派车送他去过，你是否到北京农科院看看，胡委员也许在她女儿家逗留几天，结果，此部长真驱车到北京农科院找，可惜老校长已随团回广东了。
胡一声对职务内学生多厚爱，对非职务的青年学生只要找到他，他同样尽可能帮助。1950年夏，广东梅县梅州中学高三毕业生，许多人都很憧憬新中国首都的高等院校，有二三十个敢闯的结成团，说走就走坐火车到了北京；首先找到早半年到北京就学的同学胡莉娜帮忙。大姐胡莉娜感到为难，说：“先前一二个人来我能帮忙。现在你们一来一大帮，吃住真有问题；我去找父亲胡一声，好在他当时没有出差”。她要父亲帮忙解决同学们的问题，父亲没有责备他们事前没打招呼，反而称赞他们敢想敢闯，他立即找有关人腾出教室，把闲置的书桌一摆，就是大床铺，领同学们住下，又去食堂安排吃饭问题。过两天他觉得住教室太挤，不便温习功课，他又去找北京嘉应会馆，那是帝王时代嘉应州人来京考科举住宿的地方。他找到嘉应会馆的管理人员，腾出了几间卧室，又领同学们转移到那里暂住，隔几天还去看望一下。有个周日，父亲约了几位梅州籍著名专家要员，有人民医院院长，热带病专家钟惠兰先生；师大文学系教授黄药眠先生；农工党中央秘书长李伯球先生等，一同到嘉应会馆看望梅州学子，一个一个问，报什么大学？什么专业？一个个鼓励他们，让他们信心百倍。结果他们都如愿以偿，个个都接到了录取通知书。
这段故事许多人记了一辈子。改革开放后，同乡同学聚会较多，原考进北京钢铁学院，后来在武钢某分厂当总工的谢振浩同学，几次打电话给大姐胡莉娜回忆当年这段故事；另外，有一次梅州侨联会组织同乡去北京“十渡”景区旅游，我姐也参加了，李氏姐妹两人是当年曾住嘉应会馆的梅县学子，旅游闲聊中，她们俩忽然想起什么说：“你姓胡认识胡一声吗？”她们俩高兴地也向大姐倾诉了上述故事，说胡一声真是好人，她们一直记忆犹新。
父亲胡一声主持北京师大附中工作期间，送出了许多学生到苏联留学，唯独要求自己的女儿胡莉娜留在国内，考入北京农业大学就读。
主持华侨补校，复办暨南大学
1955年，父亲胡一声从北京师大附中校长岗位上调任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兼任广东省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港澳学生补习学校校长。
依依不舍告别工作生活了五年的京都宝地，又风尘仆仆赶回家乡省城，投入他熟悉的华侨教育工作。为尽快建好广东省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广东省港澳学生补习学校，尽早收容学生入学。首先是选好校址，父亲胡一声选校址比一般人深远一层，当前最急迫的是创办两个补校；但补校只是短期的适应性的教育，可作为大学的预科；而发展华侨教育长远的措施是办侨生大学。
早在抗日战争之前，华侨已出资办起了上海暨南大学，1930年我母亲，一个小小归侨女生考入就读，后因上海沦陷被毁，胡一声觉得现在应该把复办提上议事日程，而且应该办在广州，因为这里离东南亚，港澳最近，侨生最能适应。因此，胡一声在选址时，他胸藏复办暨大的“野心”，选了广州东郊一块毗邻原中山大学，又是乡土味十足的石牌村旁。这里往东可去黄埔港，往北可进广州市区的文化区。一片荒野山岭，地势有些起伏，座落有次，有岗有湖，远景不错，足够复办暨大。于是起草校址报告，乘当时对华侨工作的重视形势，很快得到批准。父亲从土建开始，担任两个补校的校长。
入住补校，我每天步行穿过公路，沿着旧铁路郊野北行，入读华师附小二年级，亲眼目睹了当年补校旧址(现在的暨南大学)开山劈岭，建成礼堂、教工宿舍、办公楼、教学楼、学生宿舍……。从1955年建校，到1958初具规模。当年大批华侨青年和港澳青年向往繁荣日上的新中国建设，蜂拥而至归国求学。
1958年，大跃进时期，中侨委决定在广州复办暨南大学，而且要求当年开学、上课。这可急得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原省委书记陶铸团团转，组员胡一声以他特有的舍小家全大家的大公无私精神，敬献良策,提出以一条（对着华师附中校门的）马路为界，把自己亲自建设的补校划分成两半的方案得到实施。于是就有了整整七年华侨补校和暨南大学两校没有围墙之隔，只有一条路为界，并存相邻的校史，直到1965年华侨补校受命搬迁到瘦狗岭。
从1955年算起40年后，时间是太长了点，父亲的设想，果然成为历史的必然。可惜父亲已经看不到了。
看看历史是怎么走的？？
1958年，华侨补校一分为二，复办暨南大学，两校并存整七年。
1965年6月，华侨补校受命搬迁到瘦狗岭。
1970年2月，林彪口头通知“撤销暨南大学”；3月广东省革委会正式下发“撤销暨南大学”的通知，限三天时间，所有暨大教职员工必须全体撤离，被安顿到其他院校，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搬迁入驻。
1978年国务院批准复办广州暨南大学，但是军医大仍然占据校址，迟迟不愿搬离。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的七七届大学生，全国各大学统一都在78年春节后，入学开课了，唯独原暨南大学教师和干部还不能回迁，复办招生工作无法开展。不久，全国政协召开会议，增选父亲胡一声为全国政协委员，他和暨南大学另一位全国政协委员曾昭科联名在会议上提案，提出复办暨南大学迫在眉睫，军医大应尽快撤出暨大校园，《羊城晚报》特予头版刊载此消息。胡一声借在北京开会机会，设法面见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元帅汇报。叶帅当即拍板：当年限你们三天内狼狈撤离暨大，我现在下令他们两周内腾空校园还给你们，军医大另拨校址新建。暨大得以复办，我们家也从华南师范学院搬回到暨南大学宿舍。
1978年3月30日，叶剑英为暨南大学题写校名。
当年11月16日，暨南大学在校礼堂举行了开学典礼。

90年代后期，地处瘦狗岭的原广州归国华侨补校更名为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补校的创办和暨南大学两次复办，父亲胡一声功不可没。
请允许我敢问：现在的暨南大学，你从哪里来？你将会到哪里去？
归国华侨经典组织——校友会、侨友会。
归侨们特有的爱国热忱，让许多不了解华侨历史的北方干部很难理解，报以怀疑目光，加上普遍存在的极左思潮，许多单位把华侨等同于“资本家”“里通外国”“危险分子”“特务嫌疑”，给予归侨许多不公正不公平的待遇，使归国华侨受到来自国外反动派和国内极左势力的两面夹攻，进退维谷，处境艰难，因此许多加影华侨中学师生，找老校长胡一声释疑。
1955年以前，在北京，天天都有几封信或来人需要处理，父亲尽一切可能都给予热情接待。1955年，他调广州工作后，来信来访的加影华中校友更是络绎不绝，于是父亲提议组织一个校友会，让校友们有个自己解放自己的平台，这个提议得到广州许多校友的热烈支持，由于当时条件，只联系到广州周围以及海南、福建部分地区的校友，约60到70人，以广州为中心，成立了“广州加影华中校友会”。让归国的校友们得到一次又一次大家庭式的、亲如兄弟姐妹的聚会，校友们身心得到了无限慰藉。这是全国最早的、少有的“校友会”。当时有些校友说，现在大家都不敢和国外的亲人联系，更不敢接受海外亲人的钱物。胡一声向大家说：“不要怕，亲人之间相互联系，是人之常情，自古而然”。又说：“如果有人还是害怕，可以写信告诉你的亲人，信和钱物，可以寄到我这里收转，我将分文无误交给大家；我不怕受连累，因为我额门上早就写着华侨两字。”记得当时有个在华南师院读书的侨生，叫国外亲人直接寄钱寄物给胡一声收转，藉此他完成了大学学业，后来成为省级领导干部。可惜，没多久就发生反右运动，从此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极左路线，有加无减，胡一声也被打成右派，校友会也因故停止活动20多年。
1978年，胡一声平反后，来看望他的校友络绎不绝，远在山西、海南甚至海外的都有，校友们漂洋过海回广州看望他，胡一声遂又建议恢复“广州加影华中校友会”，得到大家的响应。经校友周力达、黄洁积极热情地寻找联络，联系上国内外校友一百多人，建立了标明有各自住址电话的通讯录，加影华中国内校友会于1983年在广州暨大召开了。
经过多次政治运动浩劫，有幸活下来的人，再次见面无不激动万分，热泪横流，发言滔滔不绝。会议选举了新校友会领导机构，一致推选老校长为名誉会长。会后，编辑出版了加影华中建校52周年特刊。以后还陆续出版了17期会刊，担任会刊编辑出版的校友，既出钱又出力，毫无怨言地把25周年、35周年、52周年的加影华中纪念特刊和后来的17期校友通信，广泛发送给全国各地和国外的华侨中学校友，这些刊物有许多回忆当年革命的文章，充分证实了加影华中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领导下，在国外特别复杂条件下，成功创办的一所革命学校；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胡一声的办学思想，与后来的延安陕北公学、抗大是一致的。从这里走向社会的师生，大多数都是能文能武钢铁般的战士。他们不论在国内国外，不管是战时还是平时，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坚持爱国、爱乡、爱校、爱集体、爱战友的初心，经得起考验。许多校友把在加影生活学习的那一段经历视作光环，视作前进的动力。“广州加影华中校友会”会刊出版后，许多侨友非常珍爱这些小册子，有的甚至用这些小册子证明自己清白之身，清洗了那些虚妄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不白之词，还原了自己的英雄本色；还有的师生重新为逝去的为革命献身的校友补办烈士证明，为健在的年老体弱的校友们，办了应得的革命工龄，和离退休证明。
黄洁当年的致公党秘书长，是华中的学生后来又成为教师，父亲通过她大力支持1986年成立广州新马侨友会，这是目前广州民政局唯一注册的社团组织。父亲胡一声是第一届新马侨友会的顾问。

高风亮节，努力维护党的政策的正确方向
建国以来，父亲参加过一系列社会活动和的政治运动，如前所述，例如全国政协委员、土改副团长、三反五反法庭审判长、人大代表、统战工作、民盟中央委员、抗美援朝到朝鲜慰问、教育工会副主席、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校长、教授等等。
他从来没有忘记参加共产党的初心，无论何时何地何处，无论职位高低，无论顺势逆势，为国家的发展，为政治运动的健康，他绝不会明哲保身，甚至踩着别人向上攀爬，反而是尽量运用自己少少的权利去努力工作，尽可能保护冤假错案的受害人。结果不是在反右中，而是在反右运动扩大化中被打成党内极右分子。一句话“不会做官。”（在总理面前，他也是这样表态的）
在父亲的档案中有一份1974年广东省委组织部报中央组织部的红头红印文件《关于对右派分子胡一声的复查报告》文号是：“（74）组报27号”，文中说明：接到中央组织部批转和叶剑英副主席批示的胡一声的来信，要求对1958年被处理的结论进行复查。
这还是父亲从1959年开始不断申诉以来，第一次的官方回应文件。这是一份继续执行极左错误路线的文件。署名“胡一声问题调查小组”，经过半年时间，复查确认了1958年扑风捉影、上纲上线、颠倒黑白、可气可恨到极致的原处理结论，在文革极左路线升级背景下，“维持原处分不变”。
这份没有被烧掉的红头红印文件恰恰证实了父亲在土改运动中，确曾提出过不能把华侨错划成地主的正确意见；在三反五反中，向广东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卢伟良反映过，我党地下党员，潜伏国民党策反和平解放梅县有功的第一任梅县县长陈伯麟，被错判成“反革命分子”是冤假错案的正确意见；还证实了父亲在反右运动中，“包庇、同情”省民盟右派分子郭翘然、魏均沛、华侨补校右派分子，主张应贯彻执行毛泽东十大关系报告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意见。
我们在家里曾听过父亲说，为了华侨补校教师的“右派言论”，他是专门召开甑别会的，让大家讨论；我们还知道，中共老党员杨凡，潜伏国民党的少将，被判刑12年。父亲硬是为他申诉改为无罪释放，出狱后，父亲叫他不要回家住一晚，立即来北京。在我们家足足住了半年之多，在北师大附中任历史教师,后来调到北师大任教。拨乱反正后得到老红军的历史结论。父亲坦荡高尚的人品的确如同民间传颂：疾风知劲草亮节感人深。
为编写党的历史做贡献
父亲的记忆力很好，他义不容辞的拿起笔，写了很多回忆录。例如《回忆九龙嶂革命根据地建立前后》，详细记载了两次东征播下革命火种、革命军的建立,十团的严明军纪、英勇顽强的战斗历程和烈士故事、东江苏维埃政府与红十一军的建立和斗争；又如《华侨运动讲习所》；《怀念肝胆照人的饶彰风》；《瞿秋白和中国革命报刊》………。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11月间，父亲胡一声见人民日报登载胡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复办后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其中提到“有些党史上的问题，需要重新调查，研究修改”很有感触，就写了一篇有关中共党组织早期的党史文章，是现在党史书籍中没有提过的，同时写了一封信，一起寄给胡耀邦同志。
胡耀邦同志收阅后，认为能写出这些事的人，应该不是一般的人。命其秘书梁同志去广东调查。1977年春，梁秘书到家里来看望父亲，了解了他这几十年被迫害的事实，向胡耀邦汇报。于是有了尽快平反1958年错划右派的冤假错案，继而中组部促成了广东省委组织部和暨南大学党委组织部，近三年对父亲1926到1948年的调查。落实了恢复父亲的1926年党籍。
1980年，父亲已75岁高龄，由省党史办和梅县党史办工作人员陪同，披荆斩棘，踏破羊肠小道，重上九龙嶂。在九龙嶂地区参观访问后，由省党史办刘寒同志执笔写了《二上九龙嶂》一文，在梅江日报上发表，第一次在报刊上公开宣传广东粤东梅县九龙嶂的光荣革命史实，打破了广东解放后反“地方主义”的禁忌，激起很大的反响。
父亲身体力行，回忆反思书写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党史资料，因此受到胡耀邦同志称赞，点名要他参加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至二十日党中央在北京第一次召开的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会后留他在北京军事科学院专心书写党史资料。他写的党史文章多次在党的刊物上发表，对早期粤东革命史有极为客观冷静的回忆，对后来党中央把粤东革命根据地列入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要参考作用。
1985年5月1日，父亲参加了在丰顺县汤坑召开的“纪念东江苏维埃政府暨红十一军成立五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他的发言再次阐明了粤东人民的历史贡献。会后，因为天气原因，他未能再上九龙嶂顶，在山脚下的九龙村小学住了一晚。他对随行人员，关于如何纪念九龙嶂的革命精神做了嘱托，中心意思是把九龙嶂地区建设成为红色+绿色旅游教育基地。
1990年3月19日，父亲终因久病不治与世长辞。
父亲的一生也正如暨南大学的悼词中所说：“在64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为人正直，光明磊落，作风正派。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解放后他身居要职，但他始终严于律己，严以治家，丝毫没有以其优越的社会地位和广泛的社会关系，为自己和家人谋私利，保持克己清廉，艰苦朴素的高风亮节。直到逝世前两天，他仍不忘交纳党费，表现了对党无限忠诚。胡一声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他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我党的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由于篇幅的原因，还有许多父亲高风亮节的故事未能一一表述。

（2021年4月5日完稿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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