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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赵士彬

2025-03-02T13:25:05Z

邬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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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延奇南

2025-02-26T08:56:46Z

邬鉴民：

大沙田之行

2025-02-26T08:53:10Z

邬鉴民：创建页面，内容为“大沙田之行东莞的大沙田，是我做知青插队的第二故乡。虽说离广州不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但总希望有朋友结伴而行才…”

[[大沙田之行]]

东莞的大沙田，是我做知青插队的第二故乡。虽说离广州不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但总希望有朋友结伴而行才热闹。这次趁曲娜从美国回穗省亲，有梁乃昌开车，我们一行七人又回到了数年未见的泗沙村。这次同行的是：梁乃昌、曲娜、曲娃姐妹俩、马树人、我和江蓠姐妹俩、还有原来在麻涌插队的王梅梅。 
虽说是冒着南国盛夏的骄阳，可我们坐着舒适的空调车，行驶在平稳的高速公路上，犹如惬意的旅行一般。车上欢声笑语不断，久别重逢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我把找出来的老照片也带着，好让大家在路上看，我们在沙田时只照过为数不多的三几张照片，忘了是刘平山还是陈志忠的相机了，现在底片没了，小照片也发黄褪色了，越发地显得珍贵。不象他们在海南农场的知青，有那么多的照片记录当年的情形，真是羡煞我等。 
按照事先的约定，顺利地在民田（当年大队部所在地，现在应该叫做“乡”吧！对了，该把全称介绍一下，按照当年的称呼我们村是：东莞县沙田公社民田大队泗沙生产队）见到了早已等候在那里的阿灿（当年负责管理我们的民兵营长，当年他可神气了，掌握着我们知青的“生杀大权”哦！）。本来继续向前走（开车）不多远就是我们阔别已久的泗沙村了。可是阿灿说，由于修路，要绕道才能进村。所谓绕的路，其实就是我们村原先南边的一大片良田。现在早已被建筑装饰豪华的“明珠学校”、“明珠幼儿园”等贵族学校，以及鳞次栉比、混杂交错的饭店和各种厂房所占据了。见不到田地，只是在一些夹缝中依然长着无人要的残蕉野草，还依稀让人感觉到那里曾经是田野。一种不知应该是惆怅还是惋惜的感觉，始终在不断地交织出现在我的心里。乡村城镇化的进程速度之快，实在令人惊异！ 
1968年的泗沙，是个美丽的自然村落，整个村子呈橄榄核的形状南北指向地躺卧在一条位于珠江东面与之平行的大河中间，宛如河心的一个长洲。这河应该算是珠江的一条小小的支流吧！由于它在我们公社（现在叫镇）的所在地拐了个横弯儿然后才又和珠江平行地往南而下，所以我们的镇因而得名为“横流”。虽然大名叫做沙田镇，但老百姓们仍然总是习惯地称它“横流”。我们泗沙村民居住的房子就建在那橄榄核状的长洲中段。大河主流从“横流”方向过来、从村子的东边，贯穿南北地缓缓流过，它北连东江、南接虎门出海口。家家户户在河边修了埠头取水。清早来到埠头，迎着金色的朝阳就能清晰地看见东南方向淡蓝色大岭山的轮廓。当地人习惯将北边称为“上头”，因此靠近村子北边的田地被称作“上中围”，最北面尖端的土地称作“洲头”；南边称为“下边” 靠近村南边的田地被称作“下中围”，最南边尖端的地块称作“洲尾”。从洲头步行到洲尾需要2个多小时！700多亩的肥沃水稻田被这长洲周边人工筑起的土堤团团围绕，土堤上种植着一圈密密的蕉林，如果从空中望下来，那一定会让人感觉那是给这长洲戴着的一条翡翠项链！土堤包围着的农田以典型的珠三角台田的形式，被四周的河沟分割、包围着，那种一望无边的平坦稻田，与山区的小片梯田是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那时的大沙田，没有山（连乔木科的树木都少见）、没有高楼、空气清爽，从我们村的地堂（晒谷场）往西南方向看，就能遥望到那屹立在珠江主干道上的大虎山！有经验的老农，凭着观察大虎山上笼罩的云，就可以判断出那天是否会下雨。洲尾种植的甘蔗和堤坝上的1万多蔸香蕉是我们村的主要经济作物。而那700多亩的水稻田的耕作在当时“以粮为纲”的口号下，简直要把我们村30户人家、100多个劳动力连同15个知青累得趴下！ 
而今的泗沙，已经是170多户人家、一千多人口的大村子，还不包括外来的务工人员。农田几乎没有了！全都被建成了除上述的学校、厂房和酒楼食肆外，还被建成了村民的住房和出租屋！据阿灿说，现在已有规定：不许再随便盖房了，再盖的要报建！真没想到号称地广人稀的大沙田，短短数十年时间已经不但没有田地，连盖房也要报建了！东边那条美丽的大河也风光不再，河面因为交通便利的需要而被拦腰截成好多段，两岸的交通是便利了，但原先上下接通珠江的河流却不那么畅顺了！（虽说每段之间都修了水闸来保持水的流动而不致使其变成死水）原来宽阔的河面也因不断地被需要盖房的土地蚕食，变得越来越窄。而且更令人揪心的是她的被污染程度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看到河面上还有人在打鱼，我心里直嘀咕：“这鱼打上来敢吃吗？”想当年那河水，虽说不是清澈见底，但也是我们随意打上来就可以食用的水啊！特别是到了秋冬季节，珠江咸水返流，河水那叫一个清！只要你把手伸进河水里，便见成群的小鱼来啄碰你的手指，每天晚上我们在河边洗衣服时，那溅起的水花中都带着闪闪烁烁的“小星星 ”！（因为水中含盐和磷的成分高所特有的现象） 
我们一行绕道西太隆回到泗沙，刚到村口的大埠头，大家就迫不及待地下车，寻找当年的旧迹。在村口就碰见了郭九妹，一番激动相见后，接着到我的老友、阿灿的表哥何金有家，金有如今也老了，天气热，他正光着膀子躺在擦干净的地上，不知是在看电视还是在睡觉。屋里的陈设一如既往地象它们的主人一样：不加修饰、质朴和随意。曲娜当年的老三同户福祥、带娣两口子，早已在东莞市工作、落户了。为了和我们见面，也特地从莞城开车回到泗沙与我们会合。8、9个人把金有的小屋挤得满满的。梅梅、江蓠和曲娃自然担当起了“随行摄影记者”的角色。村里认识我们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从金有家出来，见一年轻人驾驶着摩托车回来，看他进的家，我以为他是那家当初小名叫“牛奶”的孩子，遂问他：“你是牛奶吧？”他答：“我是牛奶的弟弟！”然后认出我们是当年的知青赶紧找补一句：“快D返来投资啦！”引起我们一片笑声。（把我们当阔老了！）后来我们又去了马树人当年搭食的三同户黄培、高妹家，他们家的房子在泗沙也算得上数一数二的了，种的芒果、凤眼果树结满了果实（凤眼果现在着实少见了，许多年轻人恐怕都不认得了，上世纪50年代广州市区常常有小贩挑着担子沿街叫卖“萍婆”者，即是指此物，因其果荚成熟时裂开形状如凤眼故名。又名“七姐果”。煮熟后剥壳，里面露出鸡蛋黄般的果肉，落口便觉软、面、而又带微韧，一股特殊香味。而且还具有很好的药用价值哦！也属典型的热带果实吧！）。 
院子里两座三层小楼，外面都贴着喜庆色彩的装饰砖，房里铺着木地板，天气热，一家老小在地上铺了席子纳凉，几个小孙子在席子上嬉戏。当初我们刚下乡时他们才生第一个孩子，如今已是儿孙满堂了。说来有意思，当年他们一连生了5个女儿，不甘心没男孩，又怀上了孩子，那时农村也早就实行计划生育了，高妹可着实当了回“超生游击队”，在甘蔗垅和香蕉林里东躲西藏，直到肚子大得不能再做人流才回家，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都被变卖了交罚款，才终于生下了这个宝贝儿子，好在儿子挺争气，现在大学已毕业，回到家乡找了份好工作。如今他的儿子也已经象当初我们早期回泗沙见到他时一样大了。当年我不解地说过：“干嘛非要生个男孩呢？”村里老人对我说：“延奇南——（当地人说话语气，称呼后面的尾音拖长向高声一拐）我地农村人唔同得你地城市人，生仔生女都没所谓，我地没仔唔得噶！唔通第日老左跟埋D女嫁去亲家屋企住咩？你话系未？”

告别了黄培一家，经过黄金（当年的生产队长）家，也进去和他夫妻合影了几张照片。郭灿已经等得不耐烦，来电话催着到他的豪宅坐坐。其实我们在黄培家时，老远就已经望见阿灿的那五层楼的“大厦”了，梅梅还悄悄问：“那房子不是村民盖的吧？好气派哦！”阿灿的房子在外观和装修上已经脱离了一般村民的房子的那种“土气”，显得有些接近城市的住宅了。 
他家还开着一间豆腐坊，就在他的豪宅后面，据说整个沙田镇范围内都是这豆腐坊的销路。十来个安徽籍的工人承包了这里做豆腐。俨然是“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雇主了！他家的豆腐坊卫生条件可实在不敢恭维，而且可以想见他的排污也必然是损害着村子旁边那条母亲河的！ 
从郭灿家出来，又赶紧到早先村里的地堂去看看，原先的谷仓已经不见了，地堂也改成了篮球场。只剩下地堂边的老榕树还在，带娣说：“我们小时候就是在这棵树上玩大的！” 
时间飞快，差不多中午1点了，郭水早已经在西大坦的雄记酒家开好了台，催我们快去入席了。郭水——我们下乡时，他还是村里天天背着书包上学的孩子。现在已是东莞市口岸局的局长了。过去我们村里没有邮箱，连公社所在地都没有一间邮局！每个大队（就是乡）才有一个邮筒，我们知青的家信除了到大队开社员大会或知青大会时才能自己去投寄，平日里要寄信便全靠郭水每天上学帮我们代劳了。他的哥哥郭满年龄和我们差不多，刚从镇劳动保障局长的位置上退居到二线，今天也来和我们相聚。西大坦——从名字上就知道是沙田最西面珠江边的大片冲积起来的坦地，在过去，那是个（步行离泗沙）好远、好远的地方，走路加过渡得好几个小时，现在不过几分钟的车程就到了！沿着珠江边盖了一溜的酒楼食肆，“雄记”的位置隔江正对着大虎山！无论是当年在地里劳作还是后来坐船经过珠江口，我总是在大虎山的东边遥望着她，她在我心目中永远是那样不变的身影——一个巨大的、倾斜的圆馒头雄踞在珠江主干道的中间，把她的圆头倾向着珠江的出海口方向。每当我如此近距离地观望她，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激动和战粟感，总感觉到一种雄浑的震撼力和历史的沧桑感！她是鸦片战争中华民族抗击外族侵略的见证者啊！也是永远存留在我们沙田知青脑海中的地理座标！ 
酒席上的菜肴都是当年我们熟悉的、现在已经少见的当地海（河）鲜，“麻虾”、“扁蟹羔”和各种小鱼：“白鸽”、“鹌戈”、“蓝魛”，还有一条好几斤重的“盲槽”！别看它个头那么大，肉极细嫩、鲜美。总之是饱尝了一顿珠江三角洲咸、淡水交界地区那特有的河鲜美味。 
既然今天的主题是欢迎曲娜归国省亲，当然是以她为中心罗！梁乃昌在席间给大家谈起一桩往事：曲娜当年娇小玲珑又能干（按当地人说法是“好灵亥！”），是许多男知青心中暗恋的对象，（梁乃昌自认也在其中）但她总是一副凛然不可靠近的样子，让他们无法表达心意。有一次，机会来了——曲娜坐的小船在靠岸时被前面上岸的人无意中蹬开了，岸上的梁乃昌见状便过来拉住了飘开的小船，同时伸手想拉她上岸，没想到曲娜只是伸出一只握着镰刀的手，自己握着木把一边，把镰刀锋利的金属弯头那边递给梁乃昌——意即“你拉着它就行，别拉我的手”。梁乃昌至今耿耿于怀地说：“哇！当时真是自信心大受打击哦！”众人听罢开怀大笑，我赶紧推曲娜一把，说：“还不赶紧道歉？给人家造成了几十年的心理伤害！”二人遂又大笑着举盏碰杯一番。 

饭毕出来，午后7月的骄阳似火一般，但是大家仍然兴致勃勃地在栈桥上以大虎山和虎门大桥为背景合影留念。 
饭后，郭水顶着烈日，把我们带到现在的沙田镇政府、旧水闸、他的旧居、虎门港口岸联检大楼以及建设中的新广深高速公路等地参观（据郭水介绍，由于目前的广深高速已经趋于饱和状态，省政府计划沿珠江岸边再建一条新的广深高速，为了尽量减少对农田的侵占，故大部沿珠江岸建设，这路恰从沙田的西边经过，据说建好后要比旧高速缩短了数十公里，直驳到蛇口至香港的关口，最近胡锦涛主席不是还为这关口剪了彩？她的建成将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我们隔江观望到的是正在水中建设的高速公路的桥墩）。我们在车上沿着开阔的马路行驶，一路只见气派的各种办公大楼、
整治得美观漂亮的沿河大道、还有我们美院前任院长、雕塑家梁铭诚为沙田镇设计的雕塑——一座三个尖连环状的不锈钢镇标。除了旧水闸是当年的建筑物，还能让我们找到一点过去的影子之外，一切都变了！这里只是东莞的一个镇而已，但却比许多内地的县城都不知气派了多少倍！这些看在眼里的变化又使我为我的第二故乡感到喜悦和骄傲。其实，镇政府旁边的这条大河便是直通到我们村的那条河，在靠近镇政府所在地的这端已经是整治得一点都不亚于广州的临江大道了——河面依然宽阔、沿河种植着开满火红色鸡蛋花的树，使人联想到新加坡的某些景致，河岸边砌着石栏杆，隔一定距离便竖立着一盏外观造型美观的路灯。可是一想到刚才在村旁的那段河流被污染的情景，便直想问郭水：“镇这端仅仅是面子工程吧？”问话到了嘴边但终究没说出来。（毕竟他也曾当过十多年的沙田镇委书记，为沙田的建设尽过力。而且作为泗沙人，他的爱乡之心总会比我们更强烈吧！）我心里对自己说：“我是否太性急了，总要给别人一点时间去逐步改变家乡的面貌吧！” 
最后，郭水把我们带到了横流过去旧码头的那棵大榕树旁边，当年我们所有沙田知青往返广州和沙田之间坐“东莞渡”（沙田人对广州开往东莞的轮船的称呼）都必须在外河下船，再坐驳艇（因为轮船吃水深，进不到镇的码头，要靠常年在这里摆渡的船把我们从大船上接住后再摇回码头，这船就叫驳艇）才能上岸的地方。令人惊异的是当年的“海湾”（驳艇所走的水路）已然变成了大片的土地！
而且已经平整了、好象准备要建什么的样子。真是不到40年时间，沧海已然变作了桑田！只剩下孤零零的大榕树，仿佛在向我们叙说：“你们再不来看我，下次没准儿就连我也见不着啦！”当年，这棵榕树旁，搭着一间茅棚，每个从“东莞渡”下来的旅客，必须要在此歇脚，因为从广州开往东莞的船是每晚10：40分从广州大沙头客运站起程，大约清晨5、6点左右到达终点站莞城，而半途到达横流的时间则是凌晨的3、4点钟，如果顺风顺水，有时2点多就到了，天黑、没有路灯、道路既窄而又极不平整，而且更令人担心的是沙田地区盛产毒蛇！眼镜蛇和银环蛇（当地俗称“饭铲头”和“过基峡”）是最常见的！因此，所有刚下船的人都要临时蜷缩在这茅棚里守着一盏孤零零的4号煤油灯、等待天明后才敢继续赶路。所以我说这大榕树见证了当年我们所有沙田知青每次的往返是一点也没有言过其实的！它甚至一直见证到我们离开沙田以后还常常回来的每次历程。直到改革开放后期，公路网已遍布在广州到东莞的各个乡镇，才逐步使这水路客运的历史彻底的结束了。 
我们随着郭水冒着7月流火的天气，听他满头大汗地来回指点、介绍着沙田的每处变化，让我们看到了她更加美好的明天。到后来，就剩我们四个当年的知青还兴致勃勃地在烈日之下各处怀旧，而我们的三名“随行摄影记者”已然被南国的热浪征服，再也不愿从空调车里钻出来为我们拍照了！ 

告别了真诚接待我们的郭水，告别了我们梦魂牵系的大沙田。重回到了来时经过的“进港大道”（此道路从广深高速道窖出口处直通沙田的港口，故名）驶上了返程之路。 
其实我们隔三差五年地，都会回泗沙来看看，每次回来都有不同的新发现。早十几年回来时，看见家家过上相对富裕的生活，干活也不用象以前那么累了，也真心为泗沙的发展高兴过。再后来回来，看见人们基本都不用干活了，农田没有了！不少男男女女都在家闲得赌钱，（那时他们赌钱的工具已经不用麻将和牌类，直接用百元面值的钞票！仅出牌数个回合即把钱归拢到赢者面前，反正我等是看不懂它的游戏规则）又曾为他们担忧过。可是不论担忧也好、喜悦也罢，几十年的风雨就这么地走过来了。我们作为大沙田曾经的儿女，只是期望她的明天会更美好。因为那里的人是我们情感中永远牵系着的一部分，那地方更是无数次出现在我们梦中和脑海里不可磨灭的图画。 
接连两次作为当年的知青身份，回到当年“战天斗地”的故地。感觉却是别样不同。6月份陪同学回海南，是以“捐书支教”（发达地区支援边远地区）为由的知青身份，处处受到当地人满怀着感激之心的热情接待。处处使我们感受到那种对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回到现今正迅猛发展中的广东“四小虎”之一的东莞（到“先富起来”的发达地区去参观他们的发展之路及之速），则完全是怀着追溯、怀旧、观光的感觉和来分享改革开放的喜悦，同时也要去思考一些新的问题——包括乡村城镇化迅猛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人们富裕后怎么办？贫富差距加大了又怎么办？……还有污染、环保……当然，这些都是当地政府（包括郭水们）而不是我等需要考虑的问题了！ 

2007．8．10．初稿

用户:延奇南

2025-02-26T08:29:14Z

邬鉴民：

用户:延奇南

2025-02-26T08:28:20Z

邬鉴民：

2023-03-24T03:20:09Z

邬鉴民：

写在华附老三届毕业55周年——何满洪

2023-03-24T03:19:07Z

2023-03-20T07:59:52Z

邬鉴民：

文件:“停课两年”的照片（12）.png

2023-03-20T07:58:45Z

邬鉴民：

文件:“停课两年”的照片（11）.png

2023-03-20T07:57:15Z

邬鉴民：

文件:“停课两年”的照片（10）.png

2023-03-20T07:55:47Z

邬鉴民：

停课两年

2023-03-20T07:54:48Z

邬鉴民：

停课两年
李穗东

1966年6月初，当我们高一级从花县花山公社开门办学撤回来的时候，华南师院附中校园里已经贴了很多大字报。据说，起因是5月27日高三（2）班李重明同学贴出了一张批判学校一些制度和现象的大字报，引起支持与反对的大字报争论；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使得我校大字报的批判指向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回到学校的。
虽然我看过报纸，知道“北京”已经批判“三家村”，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但是自己从没有经历过眼前的运动，校园里“硝烟弥漫”，大字报“唇枪舌剑”，一片“肃杀”的气氛。
很快，工作组进校，提出要恢复秩序，要“复课”，要求在有秩序的条件下开展文化大革命。记得要回到正轨的时候，我们高一6班也在五山公路对面小农场种上了蔬菜。当时不知道哪个班的地种了南方没有的小麦和棉花，可能做试验田吧。不过，来小农场劳动的同学日渐减少，最后，只有昭武和我（下图：2017年我俩合照）还是天天来提水淋菜。水是从地里一个小水塘提上来的。那段日子，天热得很，好久没有下雨，最后小水塘的水被我俩舀干了，塘底露出青墨色的淤泥。昭武发现好像有鱼，双手插进泥里一抓，抓出一条给我看，说是泥鳅，把它放进水桶里。我第一次认识泥鳅，看着昭武一次又一次“抓活的”。水桶里的捕获物有十几、二十条，怎么处理？考虑到不可能拿回宿舍煮吃，也无法带回家烹饪，最后昭武把泥鳅又倒回塘里。累了，我俩顾不得手脚沾满泥巴坐在水塘边休息，四周没有一个人影。初中的时候，小农场西面山岗有解放军一个探照灯的防空班，探照灯的镜面直径近2米。后来，这个防空班撤走了。

[[文件:“停课两年”的照片（1）.png]]

7月的一天上午，好像是全校吧，在大饭堂召开批判王屏山大会（王屏山，1948年——1951年在岭南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并任助教；1949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广州“地下学联”，195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岭南大学附中副主任；1952年任华南师院附中副校长兼团委书记，1958年起任华南师院附中校长、党支部书记）。当年，附中的大饭堂只摆饭桌，开大会的时候就把饭桌搬旁边集中，学生从课室带凳子来坐。这次批判大会，主席台上方挂着大横额，王校长就站在讲台的右边低头接受批判，会场上口号此起彼伏。我听上台的师生发言，主要是批判 “高考第一”、“白专道路”、“培养‘5分加绵羊’（我记得这时有的同学一改过去的循规蹈矩，进课室都不走门口，而是从窗口跳进来，显示其‘敢作敢为’）”的内容。我只参加过一次批判大会，后来听王校长的儿子王磊讲：父亲在“文革”期间被关进“牛棚”三年多，大小“批斗”100多场。1969年，王屏山校长恢复工作。1978年再次任华南师院附中校长、党支部书记，1979年后先后任华南师院党委常委、副书记和副院长、党委书记。1983年任广东省副省长。1988年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1993年离休后任广东省教育促进会会长。其中，“拨乱反正”后恢复高考，王校长任广州师范学院筹办组组长。1978年，我考上了这所学院（我班同学考上广州师院的还有化学系的友泰、物理系的汉明、政史系的国永、生物系的任致，而1977年考上中文系的秀怡，则成了我的师姐）。
话又回到1966年的附中。自6月份以后，大字报的揭发批判主要对象包括学校贯彻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学校的“当权派”、“有问题”的教职工和进校的工作组（队）。据有关资料统计6月23日至25日三天，附中全校教师108人就有87个被贴了大字报，56个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8月12日学校私设“‘牛鬼蛇神’劳改队”，前后“劳改”了27人）。这个时候，我也写了两张大字报，都是关于我们班主任陈老师的。其中一张批判她的“升学率第一”：我们初三5班正在复习备考升学试，一天，陈老师（时任我班的俄语教师）突然冲进教室，紧紧张张地对我们宣布，教育厅调整了政治课的复习范围，大家赶紧记一记……这就是不相信我们基础和实力，这就是应试导向！我的大字报虽然没有骂人，但是上纲上线，在那“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群众运动中，肯定给陈老师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文革后想起，我深感内疚。当1989年我们与陈老师恢复联系后，我多次登门探望她，表示自己的心意（见下图）。陈老师见到我们总是满心高兴，就像从没有发生过不快的事情一样。当我离婚后情绪低落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得知情况的她又主动为我介绍对象。现在，每当我想到陈老师，总忘不了她对我的热情帮助！

[[文件:“停课两年”的照片（2）.png]]

8月上旬，北京的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和横批“基本如此”传到我校，引起争论。根据共产党以往“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政策，我是不同意这幅对联的。11日，“附中红卫兵”成立（见下图）。12日晚上，一场关于“对联”的大辩论在运动场展开。发言的上主席台，正反两方数百人围在主席台下面。初三有同学回忆当时的情形：大辩论中赞成对联的多，反对的少，更有些激进的同学为了革命，为了进步，对自己已经成为革命对象的父母（走资派、学术权威、反动文人）心生怨恨，跳上台自称混蛋，竟获得全场一片掌声。主席台成了宣传血统论的讲坛。听到“鬼见愁”的发言，望着群情激昂的两派，想起自己父亲此时正被执信女中一些学生贴大字报，我的心情更加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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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统论的盛行，使得原来因为“路线”、“观点”分歧的同学进一步分裂，甚至发生“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子弟批斗出身“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黑帮）同学的现象。我就看见过我们高一某班一些学生强逼方同学站在课桌上接受“批斗”。我也听说过有女生用军用皮带“抽”过某男生。那个时候，出身好的同学往往凭着“自来红”“盛气凌人”，而出身不好的同学在班里一般“抬不起头”。红卫兵的组织发展以“出身划线”，只有“红五类”子弟可以参加。昔日乒乓球友国光加入了“附中红卫兵”，看见我闷闷不乐，就安慰我：“穗东，你先参加红外围（指“红卫星”）吧。”这话虽然没有实现，这话在一些人看来好似笑话，但是，当时却使我在“心灰意冷”时感到一丝温暖。
考虑到自己出身不好，但还是能争取做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就和同班的家健（下图：2013年家健参加中华英豪学校校庆）到学校斜对面的石牌村访贫问苦，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我俩找到一位生产队长，向他说明来意。这位年约四十多岁、强壮的男子汉微笑地对我俩说，可以啊！你们嚟到依度就唔使怕啦（你们来到这里就不用害怕啦）！他让我们天天跟他（有时是一位农民青年）到菜地劳动：淋菜、“车水”（通过水车将低处的水提到高地）、松土、割菜等等。真没有想到，他们对我们这样和蔼，使我在学校原来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要知道，附中有一段时间跟石牌村的关系不好，我们学生路过生产队的菜地时，农民会用泥块砸我们。

[[文件:“停课两年”的照片（4）.png]]

8月下旬开始，广州到处开展“破四旧，立四新”（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见下图）。附中另一个红卫兵组织——“南海红卫兵”（该组织反对血统论，因此吸引很多学生参加）去华侨新村“破四旧”，我也跟着去了。那时的华侨新村只有归国华侨的别墅，旧的、洋的、“封资修”的东西不少。在村里集合时，“南海红卫兵”的头头一再强调我们必须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注意华侨政策，然后解散分组分头到几家“破四旧”。我跟的这个小组去的是时任副省长黄洁的住处。记得我们进屋后先向主人说明来意，说明我们只是清除“四旧”的东西，其它物品一概不动。然后逐个厅房检查有没有“封资修”的东西，搜到的物品就集中，让主人确认后我们登记带走。翻查过的书画报碟叠好，检查过的雕塑瓷具复原，搜查过的衣柜抽屉复位……。我们的行动还是比较讲政策的。当时听说有一个学生偷偷拿走几张邮票被发现，遭到开除。我们结束对黄洁家的“破四旧”后一段日子，报纸刊登了黄洁病故的讣告。看到这消息，我当时惊呆了——难道是被我们“破四旧”吓死的？后来才得知是一天晚上，某中学一帮初中的红卫兵拿着皮带、单车链条敲开黄洁的家门，抬手就抽人，吓得黄洁倒地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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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跟随一些“南海红卫兵”到附中对面暨南大学的男生宿舍“破四旧”，被拒进；又去位于瘦狗岭的华侨补校（即后来的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男生宿舍，依然按照纪律要求地没收“封资修”的东西。我记得自己搜到上交了几个印有裸女的肥皂盒盖子。
在这段时间，离附中不是很远的广东罐头厂因为生产任务太重，派人来学校请求学生支援。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见下图），我也报名参加了这次义务劳动。我们被分成上半夜和下半夜两个班，每天在附中——暨南大学——员村之间上下班。劳动是手工剥橙子皮，据说橙子已被“打腊”，比较容易剥皮。剥皮后的橙子肉制作水果罐头，所以整个车间充满了果香气味。我们的劳动没有定额，上下半夜之间还可享受一份“宵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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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我还参加了另外一次义务劳动。大约9月底，有教师贴出“大字报”，说高鹤县遭遇严重干旱，倡议师生报名前去支援抗旱。我没有犹豫地参加了。这次劳动的地点很远，我们先在大沙头坐船去沙坪，再到目的地雅瑶公社。在抗旱一线，我们的劳动主要是“车水”，分三班，24小时不停地“车水”。就是在这里，我学会了以前在电影里见到的脚踏水车操作。“披星戴月”地干了6天，突然接到通知，立即转移阵地，抗旱改为抗洪！我挺纳闷的：没有下雨怎么要抗洪？原来当地农民为了抗旱，在一处山沟筑坝拦截了小河，意图提高水位。没想到堤坝垒了大半，水位也随着堤坝提高，万一下雨水位迅速涨高，甚至漫过坝顶，水坝可能会崩塌，大水冲到下游就有淹田毁房的危险。这里的农民赶紧向县报告。县水利局一边批评他们擅自筑坝，一边要求马上调动劳动力来加高堤坝。就这样，我们调过来挑土，跟上涨的水位拼时间，抢速度，吃睡都在工地。
回到附中，红卫兵已开始大串联。后来，中央又号召徒步串联。大概是12月的下旬，我这个没有资格上京接受毛主席接见、也没有份到学校开证明乘火车的，加入了班里汉明、维振、“小高佬”等男同学的长征队徒步串联。先前我班已有同学组织了一支长征队在11月14日出发了。我们队的计划是从粤北进入江西，那里有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人民军队的诞生地和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为了路上防身，我到邮电学校的小工厂打磨了一把“匕首”（后来才发现硬度不够）。在这个小工厂里，有很多附中同学“捶捶打打”各种“家伙”。
由于出发得较迟，我们第一天只能在龙洞广东省林业学校对面的小山林露营。正当我们生火做饭的时候，一队当地的民兵赶过来，查问我们是干什么的？制止我们在树林里生火。第二天上路，遇见不少长征队，当然是北上的多。走了近一个小时，汉明说他的风湿病又犯了，一走就痛得厉害，决定退出长征队“打道回府”。在以后约一个月的徒步长征中，还时有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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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般每天步行8小时，时速5公里多。近一个月的总里程有800多公里。现在记得我们这支长征队的大概行程是：1966年12月25日出发——1967年1月1日至3日在博罗县黄山洞——1月4日至15日经过河源、和平县的热水、江西省的会昌——1月16日至23日在江西省的瑞金结束。途中，我们参观了华南地区最大的水电工程——新丰江水电站（见上图），翻越过粤北的近百里无人家的深山老林，欣赏到江西会昌的青山绿水。一路上，我们没有停下来看大字报，也没有进行毛泽东思想宣传，只是重要的地方才停留参观。其中一处就是学毛著名扬全国的石坝公社黄山洞大队（见下图）：没有公路进山，只能沿着羊肠小道步行两天（据说参观的人多时，要走七天七夜）。我们正好在1967年新年除夕到达，然后听党支书田华贵介绍，参观村子和梯田，旁听社员的讲用……。当时我想，这里的“进出”真是“行路难”！平时村里生活的必需用品和产出的粮食全靠肩挑进出，现在这么多人来参观，给农民的运输带来多么沉重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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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红都瑞金住了七天。参观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旧址（见下图）、红军烈士纪念塔、五角亭、苏维埃政府“九部一局”的旧址、红军检阅台、毛泽东旧居等；我听了讲解员讲述毛主席在瑞金和当地老百姓的感人故事后，把近十个故事（《红井》、《红军桥》、《要做人民的主心骨》、《我不能例外》等）全部抄在笔记本里，带回广州。这个时候，传来“井冈山发生脑膜炎”，新闻广播也提出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大中学校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要求串联的师生返回学校参加军训。瑞金的红卫兵接待站开始组织各地来的师生离开。因此，我们决定结束长征，返回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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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24日，我们乘搭接待站安排的卡车经江西赣州来到广东的韶关，领取返广州的火车票。地处京广线的韶关，汇集了各地大量南下北上的串联师生。我见这一情形，就与家在韶关的泽增商量：出来一趟不容易，不如把我们回广州的车票跟北方学生交换，我们去北京（维振几个同学决定去上海）！不仅我俩的意见一拍即合，而且泽增还带上他在韶关工作的姐姐一块上京。我去韶关的党政机关看了一天大字报，泽增姐弟做好出发的准备。28日，我们三人拿着换来的票登上进京的火车。
抵达首都北京的时候，这里刚刚下过一场小雪。红卫兵接待站安排我们住在一间中学的教室。教室中间有个一直烧着取暖的煤炉子，长长的烟筒伸出屋外。公园的湖面结了厚厚的冰，年轻人“全副武装”地正在上面打冰球。这是我第一次目睹冰球比赛。在北京的8天，我去了北大和清华看大字报，去了天安门广场和八宝山瞻仰，也去了故宫、天坛、长城、地下宫殿和颐和园观赏，领略祖国首都的“博大精深”。一天，我们接到通知：中央领导将在先农坛体育场（见下图）接见外地来的师生。第二天上午,十几万上京串联的师生将体育场挤得爆满，口号声、语录声和兴奋的人们形成一片沸腾的海洋。当周恩来总理和一个穿着军装、稍胖的人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人们以为是毛主席来了，发出“毛主席万岁！”的冲天喊声，象重重浪涛一样轰然从周围多层看台上涌出，涌向主席台，致使会场大乱，无法继续开会。为了避免发生拥挤踩踏，总理和那稍胖的人赶紧退场。其实穿着军装、稍胖的人是陈毅外长。这是我唯一一次亲眼看见心目中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刚直不阿的陈毅元帅，这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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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日子，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要求串联红卫兵返回原地“就地闹革命”。2月8日我乘火车回广州。这一天，广州发生“造反派”冲击军区事件。9日，我在火车上度过1967年的春节。
2月19日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供讨论和试行用）》，规定从3月1日起中学师生一律返校，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附中的多数学生是回学校了，但只是“闹革命”，根本无法上课。3月14日军训团进校，也组织不了军训，因为学生要“杀向社会”。我记得自己参加过一次在暨南大学操场的批判赵紫阳大会。当时发言的主要是广州地区大专院校的“造反派”。赵紫阳低着头站在一边，对各种质问都应付式的回答“是”。
这时候，在广州的各行各业的群众组织已成立了几大“总部”；一些中学的红卫兵已将对学校“牛鬼蛇神”的打骂发展到社会上，出现了武斗。“红色恐怖”也使一些学生回家当“逍遥派”去了。
一天傍晚，我与一起从附中步行回家的昭武在区庄刚分手，突然4、5个中学生不知道从哪儿（附近是广东工学院）冲出来，一下把我给围住不让走，其中一人二话没说就夺走我的书包进行翻找。我用普通话喝了几声：“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没有效果，我马上声称自己是华师附中的，追问对方是哪个学校的！我大声地说，我是华师附中范XX班的！我认识吴X！认识华实（华南师院实验学校）的周XX！当时，我搬出了3个当下运动中名声较大的人来“抛浪头”（拿出来吓唬人），尤其是后两人在东山区的中学中多人知晓。在我的书包里找不到任何派别的印刷品，这几个学生就放开我撤走了。真是好险啊！如果被他们抓走，我跟外界失去联系，就会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这以后，未戴过红袖章的我第一次参加所谓的“战斗队”——红旗411。411的成员包括我们高一6班几个同学、4班淳亮4个男生和几个初二级学生。我们的主要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揭发”对立派，写大字报和画宣传画（见下图）贴到广州市区，还半夜到大街上刷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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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江青在对河南省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讲话时，提出“文攻武卫”口号。23日，我听同学讲在中山纪念堂发生武斗。广州充满了火药味。后来，我随附中旗派去了两次“抢枪”，意图加强“武卫”。一次是到动物园正门的对面广州警备司令部，我们进去营房“一无所获”，战士们早把武器藏起来了。另一次是到石井的海军仓库，我们抢到的只有手榴弹，没有枪支。每人扛一箱手榴弹搬到船上后，再乘车离开。当时，自己受“伟大旗手”的蛊惑，错误地参与冲击解放军、抢夺弹药。
那时候，我把父亲的英国“来路”（意为进口）单车骑回学校（父亲被抓进“牛栏”，单车空置在家）。一天，我从外面回来发现自己放在床上（我睡下铺）的单车没了。尽管我与同房的同学已经很久没有对话了，但我这个“黑七类”子弟还是壮着胆发问：谁骑走了我的单车？结果是沉寂。我毫不客气地问我的“上铺”（他正躺着）：“你看见谁拿走我的单车？”因为从床上搬单车下地，他没有可能不觉察的。他仍然一声不吭。平时有同学（包括此时属对立派的国光）借单车，我都会同意。可是这次没有人提出借用，而且车匙在我手上啊。另外，我生怕单车放在宿舍妨碍大家进出，已经搬上床放，应该没有得罪谁呀!直到一年后我上山下乡离开附中，父亲的单车都没有回来；几十年后我继续追问这事，还是没有人回答。同学之间变成这样，可悲啊！
两周后的一天，附中旗派要乘车去东较场参加一个大会。我跟着去，心想散会后可以就近回家（住执信路执信女中）。乘搭的卡车是旗派不知道从哪儿抢回来的，开车的是学校物理实验室的老师（后来听说他只在华师学了几小时驾驶），乘车有近30个学生。卡车飞快地驶到空军医院附近的转弯处，没有减速的急转令整部车倾侧，在同学们的惊叫声中翻到。幸亏被路边的木麻黄挡住，车子只翻了90°。当我在剧痛中睁开眼睛，四周是躺着呀呀叫的同学。幸好前面就是空军医院，受伤的同学被简单上药包扎后就“出院”了。我是左手臂严重擦伤，包扎后不敢回家，于是又返回学校。第四天的上午，我正坐在课室楼前面的台阶晒太阳，惊讶地看见我母亲从校门进来，不知道她怎么会来学校？糟糕！让她看到我左臂受伤……。
就在这段时间，广州先后发生了太古仓事件和攻打省总大楼。后来，中央连续发布有关不准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维护社会治安、按照系统实行大联合等一系列通知和文件。这时旗派总部要411派一个人到中华电影院广播站。于是我去了。一起做宣传的还有我校高三的一位男生和不记得哪间中学的两个女生。中华电影院（下图：拆除前的中华电影院）位于中山七路。我们来到之前，电影院已停业，工作人员都不来了。影院二楼墙外已经安装了一个高音喇叭，“直播间”就在二楼的放映室里。我们睡在电影院，吃饭到外面买；天一亮就广播，直到晚上8点才关机，时而粤语广播，时而播放语录歌和革命歌曲。广播的对象是附近的居民，内容包括批判走资派、促进大联合、“抓革命促生产”等等，稿件都是来自报纸、小报、传单和自己撰写的。后来，我们还在电影院对面街墙壁的宣传栏出了一期墙报。这样投身到社会上的宣传不到一个月就结束，我们撤出锁门后把钥匙交回给电影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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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初，附中革命委员会成立（下图：挂着革委会牌子的校门）。两派的一些红卫兵外出分别参加排练演出《红卫兵组歌》（后来改编为《红卫兵万岁》）和《红卫兵战歌》。这时候我回家当“逍遥派”，直到7月底“工宣队”进校，自己才回附中，参加“斗批改”和“复课闹革命”。我们高一6班开过一次批判会，批判同学Q欣为其“右派”母亲“翻案”。这个批判会对Q欣的心灵造成了难以愈合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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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虽然附中没有发生较大的武斗，但是，它不但在很多学生中造成伤痛，而且在教师与学生之间也制造了撕裂，有的至今难以弥合。我们年级的阮老师的妻子是“香港人”，文革中被抓入“牛栏”，成为非在职的“牛鬼蛇神”。她不堪受辱跳楼不死而跛了脚。自此，阮老师每年回华南师大聚会和捐资，也绝不回一墙之隔的附中。我读新六和新七时，华南师院外语系的蔡老师到我班开展俄语教学改革试验，悉心培养了几个“尖子”。1968年我们“毕业”后，其中一个“尖子”进厂后成为“工宣队员”进驻华南师院，对恩师蔡老师“不礼貌”，令蔡老师耿耿于怀。文革后，我们师生聚会，蔡老师心有怨气地“声明”：她来，我就不参加！
1968年11月，我们“毕业”了。我这个“黑七类”子弟被“放逐”到农村，离开了读书四年、停课两年的华南师院附中。
2018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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