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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岁”与“战歌”

2018-09-30T09:15:04Z

叶曙明：创建页面，内容为“{{4}}　　1967年初夏，一股红卫兵排演大型合唱、歌舞的浪潮，从北京、上海席卷南下，《井冈山之路》《毛主席的红卫兵》《...”

{{4}}　　1967年初夏，一股红卫兵排演大型合唱、歌舞的浪潮，从北京、上海席卷南下，《井冈山之路》《毛主席的红卫兵》《红卫兵组歌》《英雄的红卫兵万岁》《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等，纷纷登上舞台。一位华附主义兵得到了一套从北京传来的《红卫兵组歌》曲词资料，这是模仿《长征组歌》，用《长征组歌》的旋律配上歌词演唱的，抒发了文革初期北京老红卫兵的情怀，这位主义兵同学建议广州主义兵也组织排演。

　　主义兵马上给予全力支持，从华附主义兵里选了一批文艺积极分子，再从各校抽调一些人，组成了一支合唱队，对外称“组歌连”。进行《红卫兵组歌》的排演。组歌连最初集中在华附排练，后来移师到八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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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组歌

　　附中本身有一支乐队，但为这样庞大的合唱队伴奏，稍嫌单薄。而七中的乐队在广州市中学里，颇有名气，当时正在东莞参加劳动，华附便去邀请七中乐队参加组歌的伴奏，又从省实、二中、广州音专等学校的乐队里，找了一些擅长吹拉弹奏的同学加盟。附中的军训团派了一名文化干事到组歌连，自始至终进行“艺术指导”，还借了一些旧军装给他们。主义兵得到北京中学红卫兵的《红卫兵组歌》是10首歌：《造反》《诞生》《见毛主席》《八月风雷》《串联》《长征》《爬起来再前进》《灭刘邓》《迎亲人》《看未来》。歌词大多是“战鼓响，烈火熊，杀声起，军旗红”一类杀气腾腾的呐喊，广州主义兵自己加了一首《反工作队》，插在《造反》和《诞生》之间，一共是11首歌。这首《反工作队》唱道：雄关险，豺狼凶，恶风起，黑浪涌。白色恐怖遮目，刘邓扼杀大革命。日夜想念毛主席，威武不屈骨头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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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万岁演出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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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每个演出者都怀着庄严、悲壮的感情，放开喉咙，震天动地，仿佛全身每个细胞都在燃烧。《红卫兵组歌》的主要演出场地是在市一宫，但也有到工厂、农村、学校演出，至1967年7月23日前，演出近五十场。在组歌的演出中，最令他们印象深刻的，是1967年7月23日，主义兵总部在中山纪念堂召开成立大会，当天在纪念堂发生大型武斗，双方都有不少人受伤。晚上，武斗稍歇，主义兵组歌连在纪念堂内登台表演《红卫兵组歌》，其中有些演员因为受伤，头上裹着纱布，在视觉上，营造了一种“英雄主义“效果，悲壮的气氛感染了全场的观众。主义兵在排演“组歌”的同时，也在筹备一场大型歌舞《红卫兵赞歌》，以音乐歌舞史诗《东方红》为样板，采用歌舞形式，表现主义兵参加文革的历程。由于需要大量的艺术创作，直到1968年3月前后才正式公演，改名为《红卫兵万岁》。“万岁”的演出团队，仍然以“组歌”人马为主。“万岁”断断续续演了一百场，到1968年8月前后谢幕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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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万岁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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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岁”剧照

　　主义兵的“组歌”面世后，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满城争说，轰动一时，不少歌曲在街头巷尾广泛流传，学生们纷纷传抄歌词曲谱。旗派也招兵买马，集合了一批文艺精英，在沙河顶的广州京剧团里，埋头磨剑，1967年秋天，创作了一台大型歌舞《红卫兵战歌》，与主义兵唱对台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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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战歌剧照

　　《红卫兵战歌》的起点，比“万岁”要高，从音乐到舞蹈，都是自己编创的，内容虽然与主义兵的“万岁”差不多，都是反映红卫兵投身文革的历史过程，但由于得到珠江电影制片厂、军区战士歌舞团、省艺术专科学校、省粤剧学校等专业团体的帮助，其中有些人参加过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广东演出团，有近两百场演出的丰富经验，所以整台歌舞具有不俗的艺术水准。从“战歌”的组建规模，可见其阵容的鼎盛。乐团由管弦乐队和民乐队两大部分组成，人数超过一百。管弦乐器的演奏者，大多来自原广州市中学生管乐队，也有从各个学校乐团遴选出来的；民族乐器的演奏者，则大多是省粤剧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据说，光是主要的乐器就值十几万元，在当时是个吓人的天文数字。打天幕的幻灯设备，十分先进，连国外都还没有，“‘战歌’领导还要求大家要注意保密，千万不能让港澳来的人员看到，以免被帝修反把这么高级的技术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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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歌的庞大乐队

　　1968年2月，《红卫兵战歌》文化公园劳动剧场正式公演，反响之热烈，丝毫不逊于主义兵的“组歌”和“万岁”。经常出现这样的场面：台上在唱，台下观众跟着唱；台上呐喊，台下观众跟着呐喊；台上哭，台下也哭；台上笑，台下也笑。演员与观众已无清楚的界线，感情相激相荡，融为一体。 “战歌”的整个演出团队，从市京剧团搬到了文化公园。它所创下最骄人的纪录，是在中山纪念堂连演四场，场场爆满。还到肇庆演出了两场，在当地造成极大轰动。演员们的生活虽然简单，但大家意兴勃发飞扬。演出门票收入，除了交场租费、水电费之外，余下的钱用于购买道具和演出的化妆品。而演员们每人晚场结束后，可有一碗红豆粥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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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歌”的部分演员

　　五个月后，由《红卫兵战歌》演出团再次创作排演大型组歌《门合颂》。但那时全国的文革形势，已节变岁移，旗派气数将尽，不复半年前的盛况。《门合颂》的公演，在社会上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涟漪。1968年8月，《红卫兵战歌》演出团便宣告解散，各自回校“复课闹革命”去了。一位“战歌”成员在几十年后，感慨地留言：“躲在战歌里的日子，无疑像一束透过密林照射到地面上的晨光，尽管稍纵即逝，但仍然给那个年代小草一般暗淡无光的生命罩上一丝光彩，仍不失为人生经历的一种微弱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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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岁”与“战歌”几乎同时诞生，也几乎同时解散。两者都是同一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代表着那个年代的极权主义艺术审美标准，强调政治工具化作用，情感的表达，愈是简单粗暴，愈容易引起共鸣。最典型的舞台造型，就是让敌人匍伏在强壮的革命者脚下，簌簌发抖，任由群众羞辱和蹂躏。从歌词、曲调到舞蹈的编排，一举手一投足，一字一句，乃至每个音符，都充满着对领袖的崇拜，对暴力的歌颂，对死亡的美化。

　　以今天的目光来看，两台歌舞有如孪生兄弟，无论宗旨、内容，还是结构、概念、词句、表演风格，同出一辙，所传达虔诚、迷乱、狂热的红色宗教情绪，也毫无二致，根本看不出这是对立两派的作品。几十年后，如果人们还有机会重看这两台歌舞，大概会奇怪地问：他们之间打来打去，究竟所为何事？

　　请当年看过组歌、万岁和战歌表演的朋友，来报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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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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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曙明：

叶曙明：三元里武斗，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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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曙明：创建页面，内容为“{{4}}8月20日，广州又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武斗事件。武斗的起因，旗派方面说：8月20日上午，工联、广铁二司、中大红旗、十一...”

{{4}}8月20日，广州又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武斗事件。
武斗的起因，旗派方面说：8月20日上午，工联、广铁二司、中大红旗、十一中红旗、铁中红旗等组织的几百名群众，分乘17辆汽车，先后两批到石井。早上7时左右，在三元里到石井的公路上，遭遇地总、春雷、主义兵、大联总、郊贫联等组织的伏击。
当时的小报，把这次武斗描述得非常惨烈，“机枪不停地向这几辆车扫来，在周围不时有手榴弹爆炸”，“公路两旁遍是尸体”，光是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就有十多人，受伤住院的50多人。有的文章甚至声称，死亡人数达150人，轻重伤无法统计。
这次武斗旗派吃了大亏，伤亡惨重。可以说是广州“文革”以来武斗伤亡最严重的一次，但准确的伤亡数字，众说纷纭，已很难考证。当年郊区军管会有一份报告，讲述武斗经过，是这样写的：
早上旗派（红司、新一司、三司、工联）一车队共八台武装车前往石井方向……
先头车于8∶30在红旗大队与汽车三厂的一部车（地总司机，车上坐的是郊贫联的三人，正在掉头）相遇，发生摩擦，旗派车旋即向之开枪并投手榴弹，炸伤郊贫联二人（还有些过路的亦有被炸伤的），此车至龙归被郊贫联截住，旗派的第二辆车在新市被截住，第三、四辆车未到新市就下车，散开向郊贫联开火。第五辆在园景大队与郊贫联交火被坏（毁），第六、七、八辆一路走一路打枪，亦在新市附近被截住。武斗从上午8∶30起，11∶30左右停止。
伤亡：据初步了解，旗派二人，重伤二人（有死的可能），轻伤不清。郊贫联死一人，伤七八人。
旗派被抓75人。
8月21日上午9时，由北京、武汉等地的造反派组成的“战广州兵团”，在广东省军区门前聚集，要求会见军区领导。温玉成副司令和孔石泉政委接见他们时，出示了一份省军区作战处处理事件报告，并解释已经用电话报送北京转周总理处。这份报告所反映的事情经过，与郊区军管会最初的电话报告，略有不同：
8月20日上午7时许，旗派（红司、新一司、三司、工联）有八台汽车，据说是开往石井海军仓库搞枪的，途经三元里附近（棠溪村）郊贫联岗哨要停车检查，旗派的车不停，并边走边打枪，郊贫联岗哨也对空鸣枪。车到新市时，因郊贫联与新市车站、机电公司仓库有联防关系，该联防组织不让旗派的车通过，旗派的战士则打枪并投掷手榴弹，双方即对打起来，至11时停火。旗派死4人，伤17人；主义兵死一人（是在农村劳动的），郊贫联伤九人；另一过路者受伤。旗派被抓135人，其中在新市被抓100人，分四批释放……
处置经过：
上午8时30分，警司接到群众报告，三元里一带有发生武斗的可能。10时10分，接三元里301工厂军代表报告，三元里郊贫联与旗派已发生武斗，警司当即布置：
一、郊区军管会由负责干部带领工作组前往了解情况，并对郊贫联进行劝说工作。去了一副部长和两名干事。
二、警司派出一宣传组到现场。
三、通告总医院和各门诊部组织救护车前往抢救。共派出一大卡车和三部救护车12时左右到达现场。
警司14时25分报告省军区，要求派出部队；15时26分，由警司王副司令和371团团长率领两个连从警司出发到白云机场北面，遇到红农友拦阻，经反复进行工作，无法通过。当即由警司作战处张处长带一工作组绕道到新市开设指挥部，了解现场情况，组织抢救。
21时35分，组织两个排，并派三台空车到龙归市，护送旗派33位同学直达中山医学院。
省军区作战处的这份报告，马上招致旗派的猛烈抨击，指它是“恶人先告状”。红旗工人总部提出七项要求：“一、要求严惩地总、红总、主义兵一小撮杀人凶手。二、要求军管会对八·二○事件表态。三、要求军管会抚恤死难烈士的家属。四、要求保持现场。五、要求将全部伤员抢救出来。六、要求保证被地总等抓去的人员生命安全并无条件释放出来。七、八·二○事件的责任应由省军管会负责。”红旗工人声称：“我们红旗工人十多万人是不好惹的，如果胆敢和我们对抗，我们就要和你们拼到底。”
造反派对广州军区发动一轮更猛烈的攻势。广州兵团叫喊着：“刺刀，刺刀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关键的时刻到了！”《广州兵变的序曲》、《坚决打倒广州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抓紧战机，向广谭发动总攻》、《夺枪以后》、《发动群众反兵变》、《广州告急！广州告急！广州十万火急！！！》一类的标语、传单、大字报和小报文章，宛如惊涛裂堤，铺天盖地，转瞬间淹没了广州。
8月20日，也就是三元里武斗当天，广州军区党委在造反派的猛烈攻击下，被迫作出《关于在广州地区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承认军区在介入地方“文革”以后，“没有首先肯定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的斗争大方向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功绩……打击和压制了某些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
武斗在广州地区凶猛蔓延，未有平息迹象。地总宣称他们有36个分部被砸，三个区的总部被毁，30％的牌子被破坏。而旗派则指责8月20日武斗的同时，地总还袭击了渔轮厂的旗派汽车，打死一人，打伤十几人；在黄埔打伤省实红旗、十五中红旗多人。
8月21日上午，由新华社记者、清华井冈山、批陶联委、省军管会等30多人组成的“八·二○血案”调查组到现场调查时，又被主义兵伏击，打死一人，打伤司机一人。8月22日，地总打死在员村百货商店贴大字报的四十四中红旗一人，打伤七人。许多指控，真假难辨，唯一可以说明的是，双方的气焰，都没有因为北京谈判而有所收敛，反而愈加高涨
1967年8月14日凌晨3时30分至6时40分，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广州各群众组织驻京代表，其中包括工联、红旗工人、广铁总司、八一战斗兵团、省直红旗、新一司、三司、红警司等。他批评广铁总司8月12日冲击机场，强占超远导航台、抢夺民兵枪支的行动。他说：“哪一派都不能动武器，都不应该去抢枪。要有敌情观念。现在公安部门瘫痪了，香港特务进来怎么办？外流逃窜犯交给谁？抢光公安局的枪，我不能原谅。”周恩来一再强调，“我们首先要解决广州的治安问题”。
8月16日凌晨4时10分至6时40分，周恩来第二次接见上述几个组织的驻京代表，他仍然强调：“广州一定要马上恢复革命秩序。”省军管会随即发出《告广州人民书》，要求各群众组织迅速交还抢夺解放军的武器，不准冲击军事机关，不准抢夺解放军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坚守岗位，抓革命，促生产。根据中央指示，军管会要求红旗、东风两派，再派出主要负责人上京谈判。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场更大规模的武斗却突然爆发了。
8月16日下午7时左右，一辆中卡从海珠桥方向，驶往省总工会。卡车上是工联和八一战斗兵团的人。在驶近总工会时，向天开了一枪。总工会大楼内是地总的一个分部。枪声一响，里面马上开枪迎击。双方对射了几分钟。
这是红警司成立后策划的第一次武斗，具体部署是，八一兵团从二轻大楼方向进攻，一批大、中学生从工人医院方向进攻，三司红旗兵团从海珠桥长堤方向进攻，海员总司负责封锁江面。旗派包围了省总工会，并全部控制了四周的制高点和附近的交通要道。枪战持续不断，警司多次派部队、联络员和救护车，都无法接近。
由于武斗发生在广州两派代表赴京谈判前夕，军区非常重视。陈德政委作出三点指示：一、警司立即派员去，弄清火力点在何处？有几处？火力点系何组织的？要与他们保持联系，做好工作。二、警司派员抢救该区的伤员。三、警司对上述执行情况，属实汇报。陈青山副主任也指示：请各组速通知各线宣传员、联络员，找各个组织的头头，做好工作，好好谈一谈，要把总工会这个点的武斗制止下来。
18日晚上9时，省军管会向北京告急——
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并转黄永胜同志：
近三日来，广州市“工联”和住省总工会的“地总”发生枪战，双方都有伤亡。“工联”已占据总工会附近的几处制高点，并控制了周围的要道，今晚工联已紧缩了包围圈，通过广播要地总人员全部撤出，交出武器。“地总”的六十余人，表示与大楼共存亡，警司派人调解无效。为了避免继续流血，立即制止事态的扩大，我们除继续做工作外，特建议，中央文革给有关方面来电话指示，或转告双方在京的负责人紧急处理。当否，请示。
广东省军管会
1967年8月18日21时
总工会内的地总频频用电话求援。19日零时5分的电话称：“我们可能最后一次打电话，旗派打炮，电灯全部熄灭。情况紧急，要求派部队求（救）援。”另外有一个没有记录人姓名、时间、事由的电话记录，用红笔龙飞凤舞地写下：
部队派出否？
军管会采取什么措施？
王：部队派不出，接近不了，这里无办法。向北京报告，未表态，首长已走。
到处戒严，根本进不去。
这是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19日零时以后，一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二轻局方向首先打了三枪，各火力点一齐开火。省军管会一份综合材料记载：“到19日零时20分，工联发起总攻。使用了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手榴弹和炸药包。打讯号调增援队伍，据查还有中大红旗、三司、华工红旗等组织也参加了，约千余人。到1点30分左右，工联等组织已冲上四楼，地总已退到五楼（最后一层），现正通过广播做瓦解工作??地总分部人也表示要与大楼共存亡，该总部也要采取行动，现事态正在发展中。”
凌晨1时05分，陈德亲自给警司打电话，要他们立即派出部队。1时15分，总工会方向突然响起了隆隆的爆炸声，一股浓烟翻滚着升上天空。一共是六个炸药包爆炸。
3时15分总工会内的地总打电话给工交组，问军管会究竟是什么态度，再不采取措施，他们就要与大楼共存亡，用炸药炸毁大楼。工联已经攻入大楼了，并在楼下纵火，想把楼上的人逼出来。
据当事人回忆：攻打省总工会的人，很有作战经验，这批人打，掩护另一批人冲上前；这批人上去了，再掩护后面的人冲上前，这样作梯级前进，一排排地打枪，一队队地逼过来，是有作战指挥的，不是乱哄哄地嚷着“打总工会”就乱冲乱打的。
19日凌晨，周恩来从北京打来长途电话，命令立即停止武斗，撤走攻打总工会的队伍。广州军区派了大批解放军到总工会解围。中午11时，地总、春雷开来了三车援兵，冲进总工会内，登上顶楼，架起两挺机关枪，瞄准工人医院方向。11时33分，双方各种轻重火力一齐射击，枪声震耳，弹雨横飞。地总有几千人从河南经海珠桥，向海珠广场集结，举行游抗议。队伍走到靖海路，遇上旗派的人，双方又打了起来，群众争相走避，互相践踏，一片混乱。
下午4时8分，部队突入总工会，把地总人员全部接出送走。当夕阳在珠江泛起粼粼波光时，省总工会大楼余烟缭绕，人去楼空。事件至此，暂告一段落。
7月23日，东风派的主义兵在中山纪念堂举行总部成立纪念大会，而红旗派则在越秀山体育场召开追悼糖厂武斗死难者的大会。时间、地点都十分接近，危机再次逼近了。
当时，两派要召开大型群众集会，均须事先向军管会申报，最初主义兵的成立大会是在军区后勤礼堂（即陵园西路），旗派是在东较场，但最后却改为两个十分接近的地点，这是为什么？事后没人说得清楚。
这天下午，从中山纪念堂到越秀山体育场一带，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群众，有旗派的，也有东风派的。一些本来准备摆放在追悼会上的花圈，索性摆到中山纪念堂门口，以示抗议。午饭之后，一批旗派群众抬着花圈，分乘两辆汽车前往越秀山开追悼会。12时半左右，车在纪念堂东侧停下，准备集队前往越秀山。广钢、广船的旗派工人到得比较早，天气很热，大家熙熙攘攘地在纪念堂旁边的树阴底下休息。纪念堂内的主义兵十分紧张，一直用望远镜监视着。
忽然之间，有几十个身份不明的人冲进那班乘凉的工人中，挥刀把广船的一个人捅死了。然后这帮人就爬栏杆跑进纪念堂，混入了主义兵的人群当中。这个突发事件，把所有人都惊呆了，当时主义兵也纷纷追问，这是不是他们的人，都说不认识。但再去追查时，已经找不到这些人了。
这时，在纪念堂另一边，纺织学校的主义兵在进入中山纪念堂时，与堵在外面的旗派组织发生冲突，于是大规模的武斗就开始了。
也许，在事隔多年以后，再追查当时武斗的起因，已不重要。不管是谁先动手，不管是谁有备而来，蓄意制造事端，挑起武斗，对于事情的结果，都没有什么影响。很可能，双方都是有备而来的，双方都打算与对方大拼一场。但也有可能，他们都跳进了一个预先挖好的陷阱之中。
军管会的值班人员对事件起因也不清楚。值班日记这么记录：“今日下午，红旗工人、工联、三司在越秀山体育场开追悼大会，主义兵在中山纪念堂开总部成立大会。于3时发生武斗（事因不详），至5时左右，旗派在外面包围主义兵，约有一万多人，主义兵在纪念堂内约有二千多人，在外面也有部分。事情发生后，警司杨（阳）司令员和省军区黄司令员均到现场制止武斗，被旗派围攻，被部队救出。武斗初，警司派去二个连，后增派六个连、二个营，后增至二个团的兵力，下午6时40分所有大门被部队占领，部队并把双方隔开，方制止武斗。”
武斗最后停火的时间是晚上8时左右。在此期间，省军管会频频接到各方的告急电话：“地总在海珠广场集结了一千多人向北走；西村地总有二三百人向中山纪念堂移动，打伤了旗派三个人；地总总部有十多辆卡车准备拉人，还准备有十多辆汽车石灰，封锁了北京路；郊贫（联）在新村和沙河集中，人数不详。”入夜，地总把纪念堂内的主义兵接走。
解放军从混乱的武斗现场，抢救出89名伤员，其中五人送往医院后死亡。实际伤亡人数，无从统计。当时旗派声称他们最少有33人死亡，400多人受伤。主义兵则称他们有九人死亡，100多人重伤。市军管会一名参谋承认：“武斗中，双方伤很多，无法统计。”文革后，两派组织头头都否认这次武斗有死亡。也许，实际伤亡人数，永远无法大白于天下了。
七·二三武斗”之后，广州成了一座恐怖之城。据7月24日省军管会总值班室，记录了街头动态：
△中山纪念堂今上午有一千余学生（新组织的）冲进场内，打乱设备，已派二个连队制止。
△中大红旗在校开会，有的准备武斗凶器，要求不准单独外出。
△广医红旗上午将水、粮食搬上大楼，并用石头修工事。
△17时反春雷派在南站集结队伍，并派30人手持凶器到办公室将门封锁。
△据红司、三司反映，明、后天有大型武斗，十六中旗派已全部转移到七中。
△广州体院造反派（三司）今下午带行李和体育器材（手榴弹和标枪）离校，声言要干到底。
△市一中七一造反派（旗）将可作凶器的东西都搬上三楼。
…………
“血洗广州”的叫嚣声，喧腾一时。铁路南站从7月24日起，全部瘫痪，货物不能装卸；工业用煤来源断绝。两派都在酝酿新的武斗。7月22日，南站武装部民兵的枪支，被造反派夺走重机枪二支、轻机枪二支、冲锋枪14支、步枪45支，他们扬言要“砸烂南站家属宿舍”、“血洗西村”。两派的列车，机车乘务员因互相对抗，都没有上车，在家准备武斗。列车无法开出，广深线的火车也停了，不少外宾上车后也被迫返回。市内公共交通大部分停顿。
7月25日，旗派在省体育场召开“‘七·二一’、‘七·二三’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军管会正担心广州会步武汉后尘，偏偏武汉钢二司赴穗调查组、首都红代会北航红旗八三一支队、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九四三支队等17个组织，在7月25日联合发表声明，声称“七·二三事件是大规模武斗的讯号”。武汉三司硬革联亦于7月29日发表《严正声明》，显示出北方的造反派正积极介入广州地区的文革。
广州形势危疑震惧，已到全面溃决的边缘。
　1967年底，广州的武斗高潮，似乎已经过去。在中央的要求下，两派开始大联合。但到了1968年的元旦以后，社会上突然刮起一股“三封风”（封档案室、武装部、政治部），以广州财贸系统为例，局以上被封超过七成，公司被封超过一半。都是被群众组织贴了封条，不让办公。有些组织还一边封，一边抢。封的理由：一、砸烂公检法；二、政治部长期执行反动路线；三、这些部门和地方都藏有黑材料；四、这些部门是封锁中央消息，如中央九大征求意见文件，没有给他们传达；五、武装部是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产物。
这股封办公室的风潮，也引起了连串武斗。1968年1月8日，广州医药公司的工革联和工革会，就是因封办公室问题，争吵不休，最后以棍棒相见，三十六中、三十五中、二十三中的大批学生也加入了武斗，你抓我的人，我也抓你的人，使事态进一步恶化。
1月上、中旬，广州市各种小型武斗，仍然频频发生，电灯泡厂、珠影制片厂、果品公司等单位，不断有小冲突，起因都是些小事，这方要贴大字报，那方不让贴之类。但1月22日，是一个凶险的日子，因为这是省革联夺权一周年的纪念日。造反派已经大造舆论，准备在这一天隆重庆祝。
广州的任何风吹草动，北京都一清二楚。1月21日中午，周恩来与红司负责人通电话。周恩来劝说，广州形势很好，大联合形势不错，不要开派性会议，如果开派性会议，矛盾扩大了，就会发生挫折。周恩来说，你们带了头高姿态，联合起来了，不要再落后了，如果再出现曲折就不好。你们要赶快开一次紧急会议，庆祝一·二二的会议不要开。
但是，两派群众都不肯就此罢休。广东省一月革命周年纪念筹备小组还是坚持要在次日召开“隆重纪念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一月革命一周年，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并准备在会上斗争原省委领导人，要求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省革筹）派战士与首长参加，派部队维持秩序。估计有12万群众参加大会，散会后将举行行。
经过军管会、省革筹的一再劝说，到1月22日凌晨3时30分，旗派才答应不开会了。陈德指示，要各个战线做东风派的工作，凡是在街上吊有草人的，要在天亮前撤掉。
天亮以后，东较场还是聚集了许多群众，而且愈来愈多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清晨8时许，省革筹首先接到市电讯局军管小组的电话报告，会场内外的群众愈聚愈多，大约有两至三万人左右。
当时会场内吵翻了天，有人声称周总理的指示是假的，或者周总理不是这个意思，主张按计划开会，继续涌入会场；另有一些人则宣讲周恩来的电话指示，主张对周总理指示要执行，不执行不好。当时有人挤进会场，有人退出会场，有人围观，乱成一片。
到了上午9时左右，双方的辩论，渐渐带有很浓的火药味。八一战斗兵团、工联、广州兵团突然广播，要求广州兵团马上集中。不久，广州兵团和“秋收起义”（一个群众组织）就打起来了。最初大家是用石块互相攻击，后来，广州兵团向体院大楼发起冲击。军管会的电话报告称：
这时10点半左右，对方便（把）桌子板凳、柴火、黑板往一楼搬，这时11点左右，开了五台车来，有八一警卫团、红司警卫团、铁锤兵团，后来不断往里面搬汽油，结果把火点着烧起来了。去了两辆救火车不准进，部队也不给进。刚进了一个连队结果给围了起来，把武器抢了（后来做工作退了回来）。当时他们就把部队战士的帽抢去多顶，领章多副，语录抢去拆碎，到处乱扔，并骂战士是支保兵，派了十多个连队不能进。中央调查组、监督小组做工作无效，有的拿着大铁锤往大楼砸，并扬言把大楼炸了。这时从外面来了一千多主义兵，拿着木棒，扛着大旗，往大楼里冲，结果把旗派所有在体院里的旗派全部赶走，直退到电讯局大楼，当他们进入时，部队也趁机往里面进。结果武斗持续到7点多钟，武斗基本上停止下来，部队重伤16人，秋收起义轻伤三人，旗派的无数，不敢告诉我们，他们自己送医院（据说伤是比较多的）。
下午4时，周恩来对东较场武斗事件，作了指示：“继续做政治宣传，说明广大群众是好的，是愿意革命的，但是他们受了骗，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采取这样做法。敌人就在我们身边，这样做法是错误的。应当由群众自己把坏头头交出来，这样破坏国家财产是绝对不允许的。”广州警司也发表声明，要求全市革命群众起来立即制止武斗。当晚，东风派实行全市戒严。但这种做法，受到省革筹小组和军管会的批评。
中山纪念堂的武斗之后，各派组织都在磨刀霍霍，准备更大规模的武斗。1967年7月23日晚上，华南农学院东方红公社把学院的几大箱硫酸、硝酸和盐酸取走，宣称作自卫之用。24日下午，中大红旗强占了学院的化学大楼，里面贮藏了大量的硫酸、硝酸和盐酸。中山医东方红也打烂了学院仓库大门，抢走了500多公斤硫酸、硝酸和盐酸。广州农药厂加紧生产刀叉等武器。同一天，工联接管了广州灯泡厂全部消防设备，并运了几麻袋匕首进厂。中大红旗、湘江风雷、八一战斗兵团等组织，在八中开会，研究包围广钢大楼的行动。
7月31日，中大红旗在康乐园新化学楼召开会议讨论武斗问题，留下一段会议记录稿：“他（指广州军区——引注）如果今夜打，我们有无准备？现我们提出打倒军区内一小撮走资派，这是短兵相接，对反动派，对走资派决不能施以善良。我们不希望用这些东西，但用与否不决定于我们。不但要试验，而且要正式生产。生产一批，等到要用时，我们也就（有）准备了。现在搞易的，以后慢慢搞难的，将来逐步升级，能做多大效力就做多大。”
会议记录中的“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
据事后公布的材料称，是一种“化学弹”。8月1日，中大红旗正式试验了化学弹，并印发了公告：“我们欣喜地向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向全广州人民庄严宣布：今天，1967年8月1日23时正，中山大学红旗公社第一颗化学弹在中山大学东南地区爆炸成功了。我们欢呼，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听起来像当年中国试爆原子弹成功的公告。
当事人事后交代，8月27日，在研制炸药和化学弹过程中，有人违反操作规程，引起爆炸，造成一死一伤。死者是中大学生陈秋泉，伤者叫高生亮。
当时制造化学弹的，不仅有中大化学系，还有中科院中南分院的化学研究所。有一份材料称，中南分院造反派制造大刀长矛、雷管、化学弹等，并在实验大楼构筑武斗工事。同时，向外单位提供化学药品制造弹药，为分院各所制造武斗器械。后来，中大红旗把数量不等的自制化学弹送给了广重、广钢、鱼轮厂、文冲造船厂、二十二中东方红等单位的造反组织。
从四面八方传来的消息都表明，广州武斗规模将愈来愈大，动用的武器将愈来愈先进，杀伤力也将愈来愈大。据公安厅二办的情报称：
明天（7月28日）武装暴动，全市夺权。
明天火烧越秀山会场。
华工红旗出海报，明天8时在中山纪念堂开会，每人带武器。
在市委党校（沙河），旗派开保姆会，动员明天带好小孩，不要怕。
明天冲击陆军医院。
明、后天对市一宫总攻击（据说市一宫也作了准备）。
对主义兵逐个抄家，干掉。
武汉来三人，能制炸弹，对付市一宫。
与此同时，从其他地方，也传来类似的消息。有人说，广州氮肥厂开始疏散家属，准备武斗凶器；华师的小工厂正在加班加点，制造武器；还有人说，省技工学校这几天都在赶制长矛、大刀；重型机器厂宣传组的一名军代表打电话给军管会报告：
他们的口号是：
红旗战士随时准备上山打游击。
红旗战士一定要走武汉造反派的路。
红旗战士这次参加武斗是真假革命的考验。
如果广州地区的武斗，和武汉地区南北呼应，推波助澜，甚至在广州重演武汉事件的一幕，大局将不堪设想。
武汉事件以后，北京举行了百万军民支持武汉革命派的集会，中央要求军队支持左派，迫使广州军区不得不改变口风，不敢再公开支持保守派（东风派）了，但他们也不愿意公开支持造反派（旗派）。于是，便以要一碗水端平为由，抗拒支持左派的指示。
7月26日，省军管会起草了一份《广州地区革命群众组织关于制止武斗的协议书》，向工厂、学校、机关各群众组织征求意见。协议书内容大致如下：一、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二、如有武斗事件发生时，各革命群众组织应以大局为重，约束自己一方的群众，绝不能调队伍增援。在解放军进行劝阻和调解时，各方都应予以支持和尊重。三、农民在任何时候都坚决不要进城参加武斗。四、任何群众组织都不得自由抓人，已经抓去的人，应立即释放。五、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不准使用民兵武器、小口径步枪、猎枪、毒品等进行武斗。六、工人、农民、干部必须坚守生产（工作）岗位。学生必须积极投入复课闹革命。七、各革命群众组织和部队支左人员，应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发动群众制止武斗，坚决揭露一小撮挑动武斗的人，粉碎他们的阴谋诡计。但这份协议草案没有得到正准备大干一场的造反派积极回应，局势在继续恶化。
7月28日，东风派13万人召开“支持湖南、武汉造反派的革命大会暨坚持文斗，反对武斗誓师大会”，会后举行了全市大行。这天从广州开往北方的50次列车，因沿途发生武斗，被迫停开，列车退回到中山一路铁路大厦前，无数标语、大字报立即贴满了车厢，甚至贴满全市。车上的乘客发生鼓噪，在广铁总司的鼓动下，围攻军管值班人员，冲击了军管会。
气氛更加紧张，一股蓄势待发的杀气，飒飒逼来，令人心胆俱寒。各群众组织纷纷制造长矛、大刀等武器，如果再爆发武斗，那就不再是用棍棒石头的打群架了，而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了

5月8日，经务院批准，安徽省淮南市正式实行军事管制，并同时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方仲林任军管会主任。
此时，淮南“两大总部”：淮南“总司”和淮南“炮总”两派的对立情绪己经面临失控，而“426事件”更使淮南两大派产生了彻底的决裂。
5月17日、18日、19日，淮南矿务局连续进行了3天武斗，淮南矿务局的“支派”组织“局直联络部”所在地----矿务局大楼，遭到“炮派”从全市调来的万余人围攻，相持了两天没有结果。市军管会作了大量工作未能平息这场攻守武斗。楼里的水电饮食己被切断，仍在坚守不作妥协。淮南的“两大总部”，淮南“总司”和淮南“炮总”的代表尚在与军管会共同举行三方谈判，“炮派”的西部地区谢一矿“云水怒公社”，在未请示总部同意的情况下发动了新的攻势，一位姓刘的武林高手徒手攀爬到苏式大楼三层的顶部房脊，接应后续队员登上到顶部，掀开脊瓦，用瓦片向下砸，后边被拉上去的人越来越多，揭去楼瓦，如天兵神降，终于攻破对方最后的防线，占领了矿务局大楼。
3天的武斗告一段落，伤者有百来人住进了九龙岗矿工医院。一周后，“总司”组织的慰问团去医院探望伤员时，伤者均头裹臂缠地躺卧接受治疗，伤员们阵阵痛苦的呻吟与号叫直穿耳膜，令人震撼不已。
于此同时在8月18日的深夜，驻于田家庵淮南师范学校内的“淮南红司”指挥部也遭到对方“淮南搬司”、“淮南贫司”、“电厂125”等组织的围剿冲砸。深夜中，“红司”指挥部的人员被迫撤到小礼堂顶层坚守。“炮轰派”各组织使用了种种攻势手段，终于打了进去。驻守人员几乎全被打伤。淮南“红司”的总指挥、医学专科学校的李运亭身受重伤入院。而前来抄砸“红司”的这些组织，均是当年最早起来与“红司”并肩战斗，最先起来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的亲密战友，如今却反目成仇视为大敌，观点的不同而导致最后的决裂。
5月20日　煤矿因武斗全部停产。中中央、国院、中委、中央“大革命”领导小组给淮南市军管会并淮南煤矿全体职工一封指示信，要求立即恢复“抓革命、促生产”的秩序。
《中中心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下达后，四川的“二月镇反”被全盘否定，“8.26”派翻过身来，随处都可见到这样醒目的大标语：
“坚决拥护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红十条》！”
“谁反对《红十条》，谁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整个形势形成了有利于造反组织的局面，成都的造反派迅速在市区取得优势，“产业军”及其相同观点的组织派别，“三军一旗”，普遍受到打压和围剿，在成都市区再无立足之地，先后退至成都郊区或其他县区活动。在郊县占绝对优势的“贫下中农战斗军”支持下，他们试图走当年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将根据地建在广大农村，与占据城市的造反派抗衡，再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为从政治上彻底孤立和组织上瓦解” 保守派组织，四川大学“东方红826战斗团”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等组织，提出要“吸取”巴黎公社的教训，趁热打铁，“向凡尔赛进攻。”川大“8·26”的学袖们决定在5月19日这天组织全校师生到成都市郊帮助贫下中农夏收，同时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宣传《红十条》，让逃到市郊的成都“产业军”的群众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
5月19日这天一大早，四川大学和成都19中“826” 近2000师生，打着红旗，带着干粮，背着水壶，在川大操场集合后，便在他们的团长游寿星率领下，在校旗和“826”战旗的引导下，以宣传《红十条》为名，向被称为保守派组织的根据地----成都郊区琉璃场和双流县中和场出发了。也有些男生携带着木棍，说是做万一情况下防身之用。队伍浩浩荡荡拉了几里长。
刚下过雨，空气清新，路边野花小草鲜艳碧绿，地里成熟的小麦一片金黄。好久没有参加这种全校性的活动了，大家兴致很高，一路上有说有笑，不知一场巨大的灾难正等待着他们。
走了十几里路，天上下起了小雨，细雨霏霏，一会儿头发就淋湿了。他们决定不再往前走，就到附近一个叫中和场的乡镇进行宣传。中和场狭窄的街道两边是低矮的木板房，也有少数砖房。队伍一进场口，街道两边的店铺就关了门，并且有人出来骂他们，说他们是来搞武斗，要血洗中和场。学生们排好队，对居民进行宣传解释工作，然后继续前进。
快走出场口时，一大群戴着红袖套的农民手持钢钎、钉耙、锄头、棍棒拦住了他们的去路。队伍中不知谁在喊：“同学们排好队，手挽手，不要乱……”此话还未说完，只见空中飞来密集的石块，立即有人被击中而头破血流。顿时队伍大乱，学生们慌乱的向后退，向两边退。不少人被打得头破血流。只听见周围的农民在喊：“缴枪！只要交出武器就放你们出场。”
不少手中有棍棒的同学纷纷将手中的棍棒交给这些农民。这时农民们让出一条路，让他们走。
谁知没走多远，突然响起一阵锣声，从四面八方又涌出无数手持钉耙、锄头、棍棒的农民，将学生们一下子赶进了水田，农民们围住水田，开始捉人，把学生们一个个都捆了起来，还用一根绳子把几个人串在一起，以防逃跑。农民们得意洋洋地押着这群俘虏沿乡间小路向前走。其中包括四川大学“东方红826战斗团”团长游寿星。
他们走到一个院坝，很多人围在那里。坝子中间的一辆板车上躺着一个人，浑身血迹，肚子上有一个大的伤口，肠子都露在外面，显然已经死了。农民们让学生们挨个过去参观，说这是造反派杀死贫下中农的罪证。每个经过死尸的俘虏都被抽了一记耳光，女同学也不例外。
午饭后，四川大学的广播忽然响起，要求全体在校同学到大礼堂紧急集合，听取“826”政委江海云的重要讲话。
此刻，江海云正站在台上，有力地挥动着胳膊，一边讲一边往上绾袖子，颇像《列宁在十月》中的列宁。她说：“几百名8.26战士，我们的战友，在中和场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时，被‘产业军’残余分子煽动不明真相的农民包围起来拳打脚踢，全部抓起来。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动员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全体8.26战士，去解救他们。”她讲了一些注意事项，领着大家喊了几句口号，一挥手，宣布出发。江海云是个很好的演说家，同时还是杰出的组织者。当热血沸腾的人群涌出川大校门跑过九眼桥的时候，锦江两岸已有上万人向着去中和场的方向移动，包括大量的中学“826”和市民。这时又开来不少大卡车，让川大学生上车去中和场。据说这些司机都是自愿来的。车在人流中艰难前行。离中和场不远，前面的车停住，无法再走；公路上全是人，车也无法倒回。大家下了车。

这时的公路上全是“826”的人，两边竹丛和村庄里躲着农民。有人说右边那村里关有“826”，大家一起朝村里涌去，忽然从村里飞出密集的石头，大家隔着河沟对阵，双方互相投掷石块相持不下。但熟悉地形的农民们很快迂回包抄，从后面偷袭，使他们腹背受敌，阵脚大乱，很快就兵败如山倒，落荒而逃。他们去的时候走的是田埂，往回跑时急不择路。刚收割后的稻田，很多地方还是稀泥，一脚踩下去，拔出来就不见了鞋；逃命要紧，不要鞋了。类似这样的事公路两边不断发生。据说第二天农民捡的鞋可以堆成小山，第二年农民犁地还能犁出鞋。
在一大片收割了的稻田上，城里来的“826”群众和农民，双方各排开一字长蛇阵。“826”这边闪出一人手持大刀，似《水浒》中杨志卖的或武松带的，农民那边闪出一壮汉，手持长约一丈的木棍，战约七八回合，木棍扫过，露出破绽，“武松”前跃一步挥刀划去，当时大概所有人心都提到嗓门眼上了！所幸壮汉机灵，侧腰一弯让过，不敢恋战，转身就跑。“826”们欢呼呐喊着向前冲去，乱石如雨向农民飞去。农民阵脚大乱，溃退了几十米。由于“826”追击不及时，农民才得以稳住阵脚，于是双方再次对峙。“武松”再次闪出叫阵，对方无人敢应，“826”这次有了经验，呐喊而上猛追不舍，直追到中和场场口。
地形变了，两边是店铺。“长蛇”缩回公路，成了“长龙”；龙头伸进村内，试图寻找关押“826”的仓库。敌我相距约20米互相“射击”，“子弹”就是对方扔过来的河卵石。“826”一鼓作气推进了数十米，很快就将对方压进窄窄的街巷；“阵地战”变成了“巷战”。就在这时，后面传来“命令”，说被俘的“826”早已向仁寿方向转移，前面街口可能有机关枪，立即后撤。
没想到撤退比进攻艰难。你退敌进，“子弹”飞来打在背上不好受且不说，后队人马众多，想撤撤不动，只好边攻边退，进进退退，波浪式后撤。快要退到场口，他们惊喜地发现出现一队解放军，每人手中一本《毛主席语录》，不带武器，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隔到了城里来的“826”和农民“老产”之间。
这时已近黄昏，前来制止武斗的军队将电台设在村头打谷场上，周围围了很多看热闹的群众，一些战士在周围维持秩序，中间立一根天线，高约两丈。一名北京来的学生心想：“凭着这天线可以跟中央、中革联系上了，川大同学们有救了！”他掏出怀中带的《毛主席语录》，撕下后面的空白页，写上“情势紧急，希望首长立即把这里的情况报告北京，报告毛主席”，请前边的人传递到了那个军队干部手里。
由于解放军及时赶到加以制止，事态很快得到了控制。
当天晚上，被俘的学生们被关进了一个粮仓，没有窗户，里面漆黑一团。几十个人关在一起，只有人挤人在地板上躺下，身上的湿衣服经过一段时间也被体温烘干了，衣服上的稀泥也成了干泥巴壳壳。以前他们常在书里读到“腥风血雨”这几个字，现在终于体验到了。
事件发生后，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都军区即向“产业军”和“贫下中农战斗军”施加压力。第二天，天空传来嗡嗡的飞机声，一架双翼飞机在低空飞行，接着撒下传单，在空中如雪片般飞舞，纷纷扬扬飘落在田野上。原来是成都军区出动的飞机来营救学生。传单中警告“产业工人战斗军”和“贫下中农战斗军”两个群众组织不准伤害学生，立即释放被俘学生。接着，这些学生的待遇有了改善，洗了脸，吃了饭。然后由投靠“产业军”的学生来指认：哪些学生是“826”战斗团的，哪些不是。没有参加“826”的学生被分批释放。在来自“省革筹”和成都军区的压力下，5月21日，被捉的中小学生首批被释放。而“826”的同学都被转移到成都附近的双流，眉山，新津等县的农村，分散在农民家中，正好农忙，由农民们监督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直到一个多月后，6月7日，最后200余名被捉人员才陆续释放。
此时，成都市内谣言四起：有传闻中和场的小河里飘着36具川大学生尸体。相当一段时间内，成都各街巷、茶馆酒肆，都流传着关于“产业军在××地方操练人马，耀武扬威，叫嚣要杀回成都”、“产业军月底要血洗成都”、“产业军从132厂撤走时，带走各种枪支2000多支，子弹50万发，最近要杀回来，血洗黄田坝”、“产业军核心已转入地下活动，扬言进成都易如反掌”等等。于是有人提出“保卫成都”的口号，各单位纷纷准备武器，构建工事，一时人心惶惶，一片恐怖。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有传言说，“老产在城郊蠢蠢欲动，妄图血洗川医，劫走伤员。”对此，军区领导和省革筹小组负责人都不敢大意，当即派出野战军部队，全副武装进驻川医及其附属医院。在医院所有大门及通道均布置了岗哨，并派出巡逻队，在川医各要道，日夜巡逻，以防意外。
成都各造反组织，如“兵团”、“红卫东”、“硬骨头战斗团”等，亦有战士，手持木棒，自动前来川医协助守卫受治伤员。就连街道居民也组织起来，从10来岁的“红小兵”、“小闯将”到白发苍苍的老大爷、老太婆，也日夜站岗放哨，把守要道，设置路障，严防“老产偷袭”。
这种戒备森严，草木皆兵，日夜提防，“大打人民战争”的做法，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直到6月中旬，川医及其附院的一些要害地方也仍由野战军部队驻守

1967年7月20日湖北省会武汉爆发了震惊全国的7.20事件，同一天湖北邻省安徽省的省会合肥市，也发生了影响安徽文革历史进程的合肥7.20事件（又称火烧工三司事件），它可以称为合肥文革的高潮一幕。
1967年初安徽在上海一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了1.26夺权。革命造反派成立了新的权力机构“安徽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夺权后的安徽群众组织内部围绕着对1.26夺权的态度迅速分化为G、P两派（即一.二六夺权好极了与一.二六夺权好个屁），两派进行了激烈的较量，当时各个单位及部门都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个派别。随后3月27日中中央发出1967年117号文件，即《中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共九条。所以当时通常人们都简称为红九条。文件否定了一.二六夺权，决定成立了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为首的临时权力机构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这样掌权为时六十天的“安徽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的历史使命终结了（1967.1.26—1967.3.27）。安徽的文革进入了军管会时期，一时P派好似略占上风了，但人多势众的G派岂肯善罢干休，新一轮斗争随之展开，进入6、7月安徽武斗不断升级，越演越烈，军管会指挥失灵，在合肥等城市两派正酝酿一场大规模的武斗。
1967年7月20日合肥的G派抢先对P派下手，G派组织安徽省合肥市工人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合肥工联会）下属的飞虎队、青职司、职工红卫军等千余人，分乘卡车，手执铁叉、木棍闯进安徽大学，安徽医学院，合肥师范学院等高校，驻扎下来，为了避免武斗，上述学校P派学生撤了出来，同一天夜里，G派又调动数千人，在合肥市区戒严，封锁城市道路，同时攻打位于长江路上的安徽省合肥市工人第三造反司令部（简称工三司）等P派组织办公处，攻进工三司时大打出手，打伤多人，逮捕20多人，并火烧办公楼（时称火烧工三司事件），第二天天一亮，G派组织合肥工联会和安徽八.二七的人员，在合肥主干道长江路上进行武装行，狂呼“P派造反假的，假的！”“一.二六万岁”等口号。一时间形势混乱，当天合肥有多处发生打砸抢事件，G派组织在市内外主要道口，设下路障，盘查行人，一时间大小商店关闭，工厂停产，市民则扶老携幼，成群结队向农村跑反，合肥进入文革以来最混乱的一个时期，7月24日夜里，G派又在合肥工业大学校内试验爆炸烈性化学装置，震动全城。同一天合肥市人武部
被造反组织抄抢，抢走各种武器1000余件，弹药3万余发，省体委训练用的武器也被抢。P派组织纷纷撤向合肥西郊的安徽农学院，准备反击，一场大规模武斗一触即发。
安徽的局面引起中央的关注，为了稳定安徽的势，1967年7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紧急召见12军军长李德生，传达决定让12军到安徽支“左”的指示，当时12军驻守在苏北淮阴地区，命令一下，部队于8月6日出发，先头部队8月7日进入安徽省会合肥，为时四个半月的安徽老军管会时期结束了（后来改组成立了以12军为的新的军），安徽革的历史进入了12军时代，12军驻扎安徽直到结束后的1978年才移师江苏徐州。12军进入合肥的第二天，1967年8月8日傍晚一场大规模武斗在合肥市六安路小学和安徽工学院附近终于爆发了，在枪炮声中，12军调动3个连队赶到武斗现场，广大官兵冒着生命危险在两派成人墙，用高音喇叭宣传政策，劝阻参加武斗的人员，停止斗殴和开
随后12军展开艰苦工作，在安徽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合肥及安徽各地的武斗逐渐平息，1967年9月5日中央文革负责人江青、康生接见安徽各方代表讲话（即九五指示）后，安徽两派对立气氛已大为缓和，以李德生为首的支左部队，趁势做好两派思想工作，实施解决安徽问题的第二步，促成两派联合，9月20日，合肥两派各组织10万人，共20万人，在合肥的安徽省体育场，召开了“拥军爱民”群众大会，会后两派并肩在市内，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随后安徽掀起一个“围剿派性”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高潮，12军在安徽的“三支二军”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高度评价，12军负责人李德生也在1968年4月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并在1969年4月的中九大上成为中中央政局候补委员。

叶曙明:文集

2018-09-30T08:37:21Z

叶曙明：创建页面，内容为“{{4}} #叶曙明：三元里武斗，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广州破四旧狂潮（上） #广州破四旧狂潮（下） #“万岁”与“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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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曙明：三元里武斗，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广州破四旧狂潮（上）]]
#[[广州破四旧狂潮（下）]]
#[[“万岁”与“战歌”]]

用户:叶曙明

2018-09-30T08:26:31Z

叶曙明：

{{4}}叶曙明，广东作家，近代史研究者。1980年起开始写作，并从事图书编辑出版工作，曾任职于花城出版社、广东省出版总公司、广东潇洒杂志社、广东教育出版社。

== 个人作品 ==

创作以历史、散文、小说为主，出版了“[[近代史三部曲]]”——《[[大变局：191]]1》、《[[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中国1927·谁主沉浮]]》，《[[大国的迷失]]》、《[[军阀]]》、《[[草莽中国]]》、《[[共和将军]]》、《[[百年激荡：20世纪广东实录]]》（三卷）、《[[广州辛亥年]]》、《[[广州旧事]]》、《[[其实你不懂广东人]]》、《[[万花之城：广州的2000年与30年]]》、《[[最是梦萦家国：霍英东与改革开放]]》、《[[雕刻美色：广东玉雕]]》、《[[大都市综合症]]》、《[[女巫之歌]]》等十几部著作。

== 个人成就 ==

曾经的先锋小说作家

著名作家叶曙明先生，早年以写小说著称，是八十年代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叶曙明一度与莫言、马原、洪峰、孙甘露、苏童、潘军、余华、格非、北村、叶兆言等当代著名作家齐名，他曾被文艺评论家、台湾大学蔡源煌教授称为“当今华文世界最具潜力的作家之一”。其小说代表作有《环食·空城》。

图书界的资深出版人

叶曙明从1980年起开始在国内著名的花城出版社任职，此后三十年来一直从事编辑出版工作。2008年4月29日柏杨逝世，这位八十年代在大陆几乎妇孺皆知的台湾作家，因他去世而再一次引起公众的关注，他的著作再次走俏。国内读者最熟悉的柏杨著作，无疑是《丑陋的中国人》。国内第一本《丑陋的中国人》于1986年12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初版创造了销售210万册的纪录。2008年5月8日《南方日报》发表整版长文《<丑陋的中国人>大陆出版内幕》，文章披露，《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当年的责任编辑就是叶曙明。

成就斐然的近代史学者

1990年代，叶曙明的《草莽中国》出版，首次从地域文化视角审视中国近代史，引起读书界的巨大反响，曾经风靡一时，以至于坊间出现盗版。著名作家余杰撰文，把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和叶曙明的《草莽中国》放在一起评论，认为“这三本书巧妙地形成了一个系列：它们分别勾勒出明、清和民国三个时代中国的混乱景象，以及分别属于这三个时代的关键人物们的悲喜剧。”2007年初，叶曙明的《大国的迷失》一书出版，又一次受到读书界的好评。2009年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出版，凤凰卫视、广西电视台、新京报、光明日报、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南方日报、中华读书报等上百家媒体竞相报道。叶曙明还是最早研究并替陈炯明翻案的学者之一，代表作《共和将军》。有人说叶曙明比历史学家茅海建更有才气，其才华直追海外的黄仁宇、唐德刚等历史学家。

广东文化的代言人

叶曙明对广东地方史料极为熟悉，关于广东的著作有《百年激荡：20世纪广东实录》（三卷计150万字）、《其实你不懂广东人》、《广州旧事》、《万花之城：广州的2000年与30年》、《广州往事》、《水城记忆：广州河涌史》、《雕刻美色：广东玉雕》、《最是梦萦家国：霍英东与改革开放》等多部。《其实你不懂广东人》一书曾经引起国内关于广东人现象的讨论，叶曙明被誉为广东文化的代言人。

[[叶曙明:文集]]

用户:叶曙明

2018-09-30T08:25:18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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